张君卓

    □在读博士生，北京

    马克斯·韦伯一个多世纪前提出了“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及科学”的命题，这一命题成为后来美国、港台及大陆学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及中国传统文明现代命运的学术起点和思想资源。其中美国学者、“哈佛学派”代表人物、以研究中国思想史闻名国际学界的约瑟夫·列文森无疑是延续“韦伯命题”研究的佼佼者，其代表著作就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近代以来，中国儒家文明的现代命运是最重要和最具吸引力的问题之一。列文森在韦伯思想的影响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有洞见的分析，完成了这本影响深远同时也长期受到批评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由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以“韦伯命题”为研究起点，因此中国—西方、传统—现代是这本书预设的前提，本书的研究主题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关系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西方发起并完成，因此西方文明代表的就是现代文明，专业化、理性、科学是其主要特点。列文森认为以儒教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的就是科学精神、专业化、职业化的特质，这主要是由儒教建立的思想世界和思维特质决定的。因此列文森在本书的第一卷直接研究的就是儒教的思想继承性问题，这也反映了列文森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所具备的敏锐思维。

    列文森分析近代早期儒学与近代早期以前传统思想的继承性问题，就是想看中国儒学思想本身的继承和演进，是否能生发出西方式的现代文明。虽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批评宋代的唯心主义，并形成与科学精神差相吻合的经验论，但这些思想“只是一束闪光的科学火花，而不是汇入世界潮流并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因为这些科学火花被另外的强大文化传统所遮蔽，即知识阶层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理想，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本不愿意去发展科学传统，从而也就无法生发出现代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科学、进步、商业和功利主义的主题。

    列文森敏锐地发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局限在明末清初的绘画阶层中进一步体现，这一研究充分体现了列文森天才式的研究设想和领悟能力。根据他的研究，明朝末年，画界已形成一种风尚：即官僚本人就是画家，并受到大众的欢迎，而那些专业画家却备受冷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列文森认为，原因很简单，儒家官僚“轻视职业化”，因为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对于思想表达和获得社会权力毫无助益，而相反的是，非单一专业化的儒家人文精神和知识传统则是获取荣誉和进身庙堂的必备训练。儒家官僚在获取权力之后，进一步利用手中权力加大了这种观念的普及和在知识分子中的深化，因此儒家所代表的人格形态是人文学的充分体现。一个人可以是诗人、画家，同时还可做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是全能的。列文森的这一分析抓住了儒家人格形态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专家之间的实质性差异。

    明清时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大发现的时期，不同文明之间的联接与碰撞变得频繁与剧烈。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的所有派别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需认真对待的西方对手”，其有用性在西方知识的冲击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后来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关于国家道路的选择，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纠缠，儒教与基督教，体用论，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中国人通向权力的新路逐渐由西方知识来铺就。

    列文森用了“词汇”和“语言”的比喻来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语言”变化是质的变化，“词汇”变化是量的变化，所以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是“词汇”的变化，而是“语言”的变化，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语言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是涉及社会本质的、刻骨铭心的变化，是外国入侵、非单一思想冲击背景下的变化，中国儒教在面对“语言变化”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命运，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思想之争、主义之争都是在西方冲击的前提下展开的。“西方的冲击”造成了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儒教不可避免地成了“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儒学成了“并不是某些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我们知道已经消失但愿意保存对它的记忆的东西”。儒教之路的断裂，使中国面临选择新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真正是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的救命之物”。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即被宣判，列文森解释模式也宣告完成。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与“(西方)价值”这一在国内外学界非常著名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演变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分析工具，《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也是在这种对立的二分法解释框架下展开的，“传统—现代”、“历史—价值”、“理智—情感”、“地方主义—世界主义”、“主观—客观”。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而言，现代化意味着一种与过去的断裂，与自身的断裂，因此必须在这些二分的价值观面前进行选择。

    其实列文森这种主客两分、非此即彼的分析框架是西方思想素所具备的，但是这种绝对化的二分法在分析中国近代人物的思想世界和文明生长演化时常有简单化和削足适履的感觉。因为中国传统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其自身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仍是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而且其内在的复杂性也远远超出了任何简单的二元对立。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看，中国思想中是缺乏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的，相反它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即在自身之外不存在绝对不可兼容的他者，不同文明即使存在冲突，也是可以整合的。因此中国传统文明的思想是一种天下意识，根据这种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文明乃是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所以对于中国近代人物来说，中国文明的命运并不是在“(中国)历史”与“(西方)价值”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结合，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从曾国藩、倭仁、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袁世凯、蔡元培、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毛泽东这些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道路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特质，他们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调和中西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把中国儒教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所以列文森“冲击—反应”、“传统—现代”的解释模式虽然具有其自身的洞察力，而且他提出的问题也一直是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潜心研究的问题，但这种框架为了分析的便利，也造成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了，所以他在把这个框架的解释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把它的弱点暴露到了极致。北大已故教授罗荣渠曾说过，“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明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简单而武断地宣判其命运的终结，必然忽略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列文森

    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他在1969年去世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他而设立“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从1987年开始颁发，每年颁发给两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