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南先生在《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的文章《〈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谜仍未破》，对《新华文摘》收录我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的《〈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一文的观点摘要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刘先生探源逆流，引经据典，对《正气歌》的创作方式、技巧、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刘先生细致入微的 分析，使我对《正气歌》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世南先生对拙文的批评，我尚有不能接受之处。现作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是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中为何不选《正气歌》，并不是研究《正气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问题。王水照先生曾提出，我们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应分为两步，首先是“照着讲”，了解钱锺书先生都说了些什么；其次才是“接着讲”，在尽可能认识钱先生的基础上，再试图进行对话。尽管我在文中提到诗歌的继承和创新，但主要还是试图以钱先生的判断为前提，进行一些“照着讲”的工作。所以，商榷的关键不在于“我”或者刘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或者《正气歌》本身艺术价值的高低有无，而是钱锺书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的，为什么诗选没有录取这一首诗。因为《宋诗选注》显示的是钱先生的艺术眼光和审美价值，不选《正气歌》，说明钱先生对它有不认可的地方。尽管我很赞同刘先生所说的“《宋诗选注》不选它，丝毫无损于它的神圣与光辉”，但我同样认为，无论《正气歌》“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宋诗选注》未选它，也无损于《宋诗选注》的价值。

　　另外关于《宋诗选注》的“选”诗，历来评论颇多，这里我不想再做大段的引论，刘永翔先生的《读〈宋诗选注〉》（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120—1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一文分析透彻，评论尤精，足资借鉴。

　　其次，关于刘世南先生引经据典所批驳的“《正气歌》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一段文字，并得出结论说《正气歌》的这些特别并非“弥、侯两先生认为是《歌》的缺点”。问题在于这并非弥松颐先生和在下的意见，而是钱锺书先生的原文。弥松颐先生是《宋诗选注》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宋诗选注》的成书过程中与钱先生就有关问题曾多次商讨，他于《“钱学”谈助》（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18日，第235期）一文中提到有关《正气歌》的问题，并在报上附了钱锺书先生通信的影印原件。所以弥先生文中的“……《正气歌》一起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早”、“亦”二字为报纸遗漏原信文字）一段话为钱先生的信件原文，并非弥先生的评论，更不是我在“白天说梦话”。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有多处谈到诗歌的用典，他欣赏的用典是“如盐入水”，反对的是“眼里金屑”，如果可以把用典与诗歌的借鉴看作同类的技巧的话，我想钱先生所说的“全本”或“全取”是有他的用意的。也许我们试图对钱先生的结论所做的一些解释说明有不到位之处，或者有曲解了钱先生原意的地方，那是我们与钱先生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的缘故，但我们不会妄替钱先生下结论。

　　第三，刘世南先生又指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弥先生所谓‘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侯先生猜测是：‘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这里“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是钱先生原话，是弥先生所引，不是弥先生所言。但后面猜测“为颜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确是我冒昩的假设，同时我还引用了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的一段话作为例证：“知作诗之人，论作诗之人之世者，十不得一焉。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命，姬昌为臣罪当诉，颜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第3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之所以取这个例证，是因为陈衍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是一位诗坛耆宿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忘年交，《石遗室诗话》的大加揄扬，对青年钱先生是很大的激励。从《石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钱先生对陈衍的诗作及诗话都非常熟悉，所以我做了大胆的假设，以《石遗室诗话》的这段文字做了辅助证明。

　　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我与刘世南先生都引用了《三国志》中下面这段文字：

　　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三国时期的“引为宾客”的“宾客”身份该如何界定，但是张飞释放了严颜，史书中也未见有严颜重返刘璋帐下效劳的记载，所以我也就假设严颜此后在张飞幕下听命，也就自以为是地认为“严颜口称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最终却还是投降了”。（《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4页）而刘世南先生以为“严颜不过由于他的视死如归感动了张飞，没有被杀，还被引为宾客。全部《三国志》并未记他投降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怎么扣得上‘贰臣降将’的帽子?”

　　如果张飞义释严颜并“引为宾客”，严颜还不算投降蜀汉，一定要为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才算投降的话，那么文天祥对待忽必烈的亲自劝降，似乎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只要被忽必烈 “引为宾客”然后学《三国演义》里面那位进曹营的徐庶，就不会被算作“贰臣降将”了。

　　然而我们看到，文天祥被俘后，忽必烈也是恩威并重，一再试图感化文天祥，文天祥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宋史》卷四一八载：

　　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文天祥的选择并不是《正气歌》那位断头将军的行事方式。事实上，对严颜这位“断头将军”的投降，晋代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时已表明他是不可取的人物：“常氏标榜人物，偏重忠节孝义。故《巴郡士女》不收赵韪。而此疏证亦不举严颜。”可见严颜并不是一个真正可以用来标榜气节的历史人物。所以，文天祥用“严将军头”这个典故表明心志，确实与自己心志以及诗歌中罗列的其他事例不符，显然这是有逻辑问题的。

　　我在《〈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开始即说，按照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六不选”原则，对于未选入的诗歌存在的原因分析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此前，陶文鹏等先生也对《正气歌》未能入选《宋诗选注》提出过很有见解的看法，虽然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以为，无论我们进行怎样深入的探讨分析，得出怎样合理的推论，终归是一种假设。只有钱锺书先生本人才可能真正揭示这个谜。囿于见闻，我一直未见到钱先生明确说明《正气歌》的文字，直到一览弥松颐先生的文章和他提供的钱先生亲笔书信，我想这应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刘世南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曾经拜读过他的《清诗流派史》，受益良多，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认真也让我佩服。这次刘先生撰文亦有疏忽，他坦言因未见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所收拙文，很可能也未见到《人民政协报》所载弥松颐先生的文章，仅据《新华文摘》的观点摘要提出了批评意见，所以才有此误解。但不论怎样，刘先生始终是我敬重的学人。

文章来源： 博览群书　日期： 2008年1月7日

《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谜仍未破

刘世南

《新华文摘》2007年第13期，“论点摘编”栏(第163页)有一题为《〈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作者侯长先生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撰文指出，根据《宋诗选注》责编弥松颐先生的《“钱学”谈助》，钱锺书先生“坚持不肯选入”的原因，是认为“《正气歌》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 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中间逻辑亦有问题。”侯先生引用了弥先生的话后，指出：“《正气歌》内容大体就是苏东坡、石介文章的合成，而文字也几乎一致。”还说：“《正气歌》在继承方面显然太多，袭用成句，沿用原意，在原作基础上并无新的意境、意象出现。至于逻辑问题则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 　　我因为找不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这一期，没能看到侯先生的原文，更不知弥先生的《“钱学”谈助》发表在何处，所以只能根据《新华文摘》摘要的文字来讨论。 　　《正气歌》，大家很熟悉。《韩文公庙碑》在《古文观止》上就有。《击蛇笏铭》较生僻，要找石介的《徂徕集》，收在“四库全书”第1090册。侯先生所谓“《正气歌》内容大体就是苏东坡、石介文章的合成”，是指“正气”部分同于苏文，而有关“正气”及所举仁人志士则同于石文。 　　我们现在把苏文有关句子列出来，和《歌》的句子对照一下： 苏文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 　　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 《歌》 　　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苏文共146句，844字；《歌》共60句，300字。对照之后，类似者，苏文7句，38字；《歌》5句，25字。所谓“《正气歌》全取《韩文公庙碑》”，这一结论能成立么？ 　　再看所谓“《正气歌》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的有关句子。 　　石序 　　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在晋为董狐良史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时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尉击朱泚笏，今为公击蛇笏。 《歌》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对照之后，相同者，只有“董狐笔”、“击贼笏”两处。石序所重在物，他列举“草”、“(刀)”、“笔”、“戟”、“剑”、“轮”、“表”、“文”、“笏”、“笏”，共十件；而《歌》所重在人，共十二人。这是因为石介为“笏”作铭，而文天祥是以历史上这些充满正气的志士仁人激励自己，使自己能以正气敌彼七气(囚室的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如此，能说《正气歌》“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么？ 　　所谓“全取”、“全本”，弥、侯两先生认为是《歌》的缺点，别说据上所分析的，不合事实，就是真的“取”了“本”了，也未必是缺点。如果看了《昭明文选》，通过李善等人的注，你就可以看出，这样直用古人的话，叫做“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随便举个例子，如《文选》卷六十任彦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1)“忠为令德”。注：“左氏传，君子曰：忠为令德。”(2)“方任虽重，比此为轻。”注：“山涛《君事》曰：‘方任虽重，比此为轻。’”(3)“百揆时序。”注：“《尚书》曰：‘百揆时序。’”(4)“谋猷宏远矣。”注：“《晋中兴书》：‘谋猷宏远。’”(5)“坐而论道。”注：“《周礼》曰：‘坐而论道。’”(6)“亲贤莫贰。”注：“《晋中兴书》：‘恭帝诏曰：亲贤莫贰。’”(7)“身殁让存。”注：“王隐《晋书》曰：武帝赠羊祜诏曰：身殁让存。”(8)“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注：“《尚书》，穆公曰：人之有伎，若己有之。”(9)“方于事上，好下规己。”注：“《魏志》，刘寔曰：王肃方于事上，而好下接己。”(10)“令行禁止。”注：“《文子》曰：令行禁止。”(11)“人有不及，内恕诸己。非意相干，每为理屈。”注：“《晋中兴书》曰：卫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12)“从谏如顺流。”注：“《王命论》曰：从谏如顺流。”(13)“悬诸日月。”注：“扬雄《方言》曰：伯松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单是这一篇，就可看出古人为文，全用前人成句，乃是常事。不但此也，诸葛亮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即出于《淮南子·主术》：“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本自江为的咏桂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杜甫、王维，都用古人成句，这是古人诗话中多次说到的。钱锺书先生博极群书，决不会以此而不选《正气歌》。《谈艺录》补订本352页补订26页，指出王国维诗“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出于晚唐诗人韩偓《三月》颈联：“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钱先生谓“静安此联似之，而‘一事能狂便少年，意更深永。’”可见他并不以仿古为非，则《正气歌》之仿苏、石，青胜于蓝，钱先生必不斥之。 　　弥先生不是说“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么？那就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董氏的话，见于《吹景集》卷十四《文人相祖》：“张平子《七辨》云：‘形似削成，腰如束素。’边文礼《章华赋》云：‘体迅轻鸿，荣曜春华。’今学士家但啧啧东阿语耳。石徂徕《击蛇笏铭》云：‘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史笔。’乐天《泠泉亭》、吕温《虢州三堂》二记，都以四时写景物。希文状岳阳，文山歌正气，一撷其菁，争光日月。文之显晦有数哉!” 　　这是说，曹植的《洛神赋》，“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其“体迅飞凫”、“翩若惊鸿”，“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则出自边让《章华台赋》的“体迅轻鸿，荣曜春华。”张、边都早于曹植，而现在(指明代)一般文人学士只称赞《洛神赋》写得好。又如石介的《击蛇笏铭》那两句，文天祥作《正气歌》，一摘取它(指石《铭》)的美丽的花朵(指石《铭》那两句)，立刻使《正气歌》与日月争光。这也像白居易的《泠泉亭记》(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三)、吕温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卷十)，都按四季描写景物(吕记为“及春之日”如何，“夏之日”、“秋之日”、“冬之日”又如何；白记只写“春之日”、“夏之夜”如何)，范仲淹模仿二记也分四季描写岳阳楼所见洞庭湖的景色，也是“一撷其菁，争光日月。”董斯张根本不是弥、侯两先生所说的鄙薄《正气歌》“袭用成句，沿用原意，在原作基础上并无新的意境、意象出现。” 　　其实董斯张虽然称赞范记和文歌“争光日月”，却并没说到点子上。范记的压倒白、吕两记，哪里是由于“以四时写景物”，正是因为有了末段，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再加上范文正公平生的立朝大节，才使《岳阳楼记》永垂不朽。而《正气歌》的胜过《击蛇笏铭》又何尝只是移用了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这两句，正是因为《歌》的后一部分，从“嗟予遘阳九”直到“古道照颜色”这26句(全篇60句，这部分将近一半。这可看出侯先生的“《正气歌》内容大体就是苏东坡、石介文章的合成，而文字也几乎一致”，是多么荒谬的结论)，加上文信国公成仁取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节，才使《正气歌》争光日月!谁要是读了这26句，还要说“在原作(指《韩文公庙碑》与《击蛇笏铭》)基础上并无新的意境、意象出现”，那只能说他是在白天说梦话。首先，这26句的内容是苏、石二文能有的么？其次，这26句的意境、意象侯先生还希望它怎样“新”？ 　　现在再看看俞樾是怎样说的。俞氏的话，见于《茶香室丛钞》卷八《文文山〈正气歌〉有所本》。现转录如下：“宋人《儒林公议》(无作者姓名)云：孔道辅为宁州军事推官。州天庆观有蛇妖，郎将而下日两往拜焉。道辅以笏击蛇首毙之。郓人石介作《击蛇笏铭》，有云：‘夫天地有纯正至刚之气，(前已引，此从略)今为公击蛇笏’云云，文信国《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以下一段全本此意。” 　　俞氏只指出“语有所本”这一事实，究竟是褒还是贬呢，看不出。恰好同卷另有一条《杜牧之阿房赋有所本》，转录如下：“宋廖莹中《江行杂录》云：杜牧之《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参作《长城赋》云：‘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侪辈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祖《长城》句法矣。牧之‘明星荧荧，开妆镜也’诸句，杨敬之《华山赋》有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小星荧荧，焚咸阳矣。’《华山赋》，杜司徒佑称之，牧之乃佑之孙，亦是仿杨作也。按：《华山赋》以小形大，《阿房赋》以大形小，意似有别，可云异曲同工也。” 　　不论祖句法，还是仿作，杜牧之的《阿房宫赋》是“工”的。 　　古人本来是主张“有所本”的，包括“祖句法”和“仿作”在内。“四库全书”的《徂徕集》“提要”就指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弥先生所谓“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侯先生猜测是：“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 　　所谓“贰臣降将”是指严颜。《三国志·蜀书·张飞传》：“(飞)至江州，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这是责怪刘璋不该邀请刘备来成都，后来果如料，刘备取代了刘璋。——从上引资料看，严颜不过由于他的视死如归感动了张飞，没有被杀，还被引为宾客。全部《三国志》并未记他投降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怎么扣得上“贰臣降将”的帽子？ 　　最后，谈谈侯先生所说“《正气歌》在继承方面显然太多”的问题。《歌》所继承的无非“正气”和历史人物两点。“正气”方面，苏轼并非首创，他是对孟子“浩然之气”的继承。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和前引苏轼的“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有何不同？侯先生为什么不说苏文对孟语“继承方面显然太多”？至于对石序的“继承”，那九人十物中只用了“董狐笔”、“击贼笏”两人两物，而文的《歌》另列举了十人，这种“继承”显然太少。所以，侯先生这句结论是不合事实的。 　　《正气歌》自传世以来，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不知道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宋诗选注》不选它，丝毫无损于它的神圣与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