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革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微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都应看作是文人画的滥觞。到了唐代，王维隐居辋川以后，体现着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水墨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又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到了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目，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但文人画的鼎盛期是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和逃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赵孟頫、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更多的画家则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史称“四君子”）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延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篱绊，开创了新局面。文人画又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特征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来讲题材是比较狭窄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具有不同含意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创作用心和艺术追求。
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菜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南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大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他们在王维的文人画派基础上，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在以后的发展上启到了深远的影响。此时，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
进入到元代，文人画进入兴盛时期。元统治者重武轻文，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最著名的文人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即后世所说的“元四家”。他们的画多表现“隐居”“高隐”“小隐”“渔隐”，以“出世成仙”的态度表达一种士大夫阶层的孤傲、空虚的情感。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始成一体，诗画相联，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情贯注于画意之中相辅相成，这也标志这文人画形式的完善。
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直到明代中后期身为理论家、画家的董其昌根据苏轼的“士人画”理论进一步提出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理论，文人画的名字也正式被提出和使用。同时，作为南宗的文人画地位得到确立乃至成为中国绘画观念的最高认识。
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画派”、“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籍，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这些在绘画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强烈的主观意识，都是文人画的精髓。
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注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
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是显然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
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
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米芾绘画上的成就主要还是在山水画上。他不喜欢作危峰峻岭的北方山水，却情有独钟地作江南的山山水水。虽然他的画作已经看不到，但我们可以从其子米友仁的传世作品中领略到米氏云山独特的神韵。米氏云山的画法是用大小错落的横点点饰出山的形状，上密下疏，上浓下淡，点与点之间自然随意地留出空隙，笔笔可见，云气以淡墨空勾并渲染，树枝多用浓墨简洁勾出，以大浑点作叶，山脚坡岸以淡墨卧笔横扫，此画法乃米老前无古人的独创。
连《宋史》也称“米芾在艺术上独具慧眼，有着超凡的感悟力。”米芾在山水画上之所以能自出机枢，一方面得力于其丰富的收藏，因而眼界甚高，下笔不凡；另一方面，其酷爱自然，深入生活，仔细观察，寄情山水。《洞天清录》记云：“米南宫多游江浙间，每卜居必择山明水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模仿之，遂得天趣。”米芾山水画之中“山水”，影响最大的是镇江的山山水水。其中年定居镇江，海岳庵就在北固山甘露寺下，北固山陡入江中，三面临水，金山、焦山遥相互映，向南远眺，则“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现”，俨然一幅天然图画，故而产生了米老画笔下的《海岳庵图》和《金山图》，描绘出了动人的图画，也体现了米老的绘画功力和对镇江山水的热爱之情。
米芾的山水画另辟蹊径，不是正宗传脉，孤清人王世贞谓之“不过一端之学，半日之功耳”，但“米氏云山”确是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语言方式，在山水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明董其昌《容台别集》云：“唐人绘画，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董其昌对米芾这样推崇有佳，其著名的“南北宗论”也是以米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事实上，米芾提出的“寄兴游心”和“墨戏”的绘画美学思想，崇尚天真平淡的画风，对宋代以后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大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他们在王维的文人画派基础上，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在以后的发展上启到了深远的影响。此时，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双桧平远图》在巨大的画幅上画两株老桧并立于平坡上，顶天立地，占据整个画幅。造型盘曲遒劲，气势雄秀挺拔，使远处山峦、林木、村居蹊径，尽在其俯视之下。画中描绘秀丽的低峦平冈，丰茂的杂木丛林，满布湖泊溪涧略起丘陵的平原，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图中桧树用勾勒染墨法，描绘精工，表现出桧树枝干的挺秀刚硬。树冠高高耸立，姿态虬曲若苍龙在天。远树简略双钩树干，枝叶用淡墨草草点成，旷远幽深。远山用淡墨轻染，若隐若现。下坡上多矾石，水墨密点小石的阴凹处，再用淡墨晕染，使山坡湿润融合。其带湿点苔，五墨齐备，天机一片。统观全图，笔墨圆润，多渲染，少皴擦，凹凸分明，层次细腻，可见吴镇湿笔重墨，大气磅礴的画风。
他工书法，尤擅画山水，以董、巨为宗，而自成面目，亦兼画人物。与倪云林、黄公望、吴镇齐名并有交往，后人称“元四家”。他创造的“水晕墨章”，丰富了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他的独特风格，表现在“元气磅礴”、用笔熟练、“纵横离奇，莫辨端倪”。《画史绘要》中说：“王蒙山水师巨然，甚得用墨法”。而恽南田更说他“远宗摩诘（王维）”。常用皴法，有解索皴和牛毛皴两种，其特征，一是好用蜷曲如蚯蚓的皴笔，以用笔揿变和“繁”著称；另一是用“淡墨钩石骨，纯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绝无余地，再加以破点，望之郁然深秀”。倪云林曾在他的作品中题道：“叔明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其作品有：《林泉清集图》、《松山书屋》、《湘江风雨图》、《溪山逸趣图》以及《雪霁图》，信笔挥洒而天趣横溢、意致超绝。留传至今的还有：《青卞隐居图》、《谷口春耕图》、《花溪渔隐图》、《秋山草堂图》、《夏日山居图》等。
《秋山草堂图》画高山崇岭，茂树清淡，山脚草堂临水，水际荻花萧瑟，堂内隐者怡然自得。表现出江南自然山川的湿润，创造出蓊郁深秀、浑厚华润的境界。画上自题小篆书“秋山草堂”四字，
这幅画是他五十五岁时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典型画风。画卷描绘江南渔村秋景及平远山水，以其独特的构图显露个人特色，即所谓的“三段式”。画面以上、中、下分为三段,上段为远景，三五座山峦平缓地展开；中段为中景，不着一笔，以虚为实，权作渺阔平静的湖面；下段为近景，坡丘上数棵高树，参差错落，枝叶疏朗，风姿绰约。整幅画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一片空旷孤寂之境。中国画极为讲究笔法。倪瓒在前人所创“披麻皴”的基础上，再创“折带皴”，以此表现太湖一带的山石，如画远山坡石，用硬毫侧笔横擦，浓淡相错，颇有韵味。其画中之树也用枯笔，结体有力，树头枝桠用雀爪之笔型点划，带有书法意味。画的中右方以小楷长题连接上下景物，使全图浑然一体，达到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倪瓒平实简约的构图、剔透松灵的笔墨、幽淡荒寒的意境，对明以后的文入画家产生很大。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大痴道人，江苏常熟人，中年为吏，后因事入狱，获释后活动于杭州、富春、松江、常熟一带，为全真教道士。黄曾得到赵孟頫的指点，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山水主要表现常熟的虞山、浙江富春山一带景致，多以披麻皴画法，传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卷、《九峰雪霁图》、《快雪时晴图》等。
《富春山居图》卷，全长636.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摹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摹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
沈周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书法师黄庭坚，绘画造诣尤深，兼工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以山水和花鸟成就突出。所作山水画，有的是描写高山大川，表现传统山水画的三远之景。而大多数作品则是描写南方山水及园林景物，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意趣。在绘画方法上，沈周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来博取众长，出入于宋元各家，主要继承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又参以南宋李、刘、马、夏劲健的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家。沈周早年多作小幅，40岁以后始拓大幅，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岁笔墨粗简豪放，气势雄强。
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功力浑朴，在师法宋元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的代表作品现在多藏于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有精美作品，重要的有《仿董巨山水图》轴（作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沧州趣图》卷、《卒夷图》、《墨菜图》（这两幅原为册页，后合装成卷）、《卧游图》等。南京博物院也藏有几幅沈周精品，其中有《东庄图》、《牡丹》轴，此画作于1506年，当时沈周已81岁。辽宁博物馆藏有两幅沈周的杰作，一幅是《盆菊幽赏图》卷，画面中树石茅亭，亭中饮酒赏菊者三人，意态优闲，布势疏朗，景物宜人。另一幅是《烟江叠嶂图》卷，作于正德二年（1507年），笔墨之运用，随心所欲，满纸烟恋，诚属沈周82岁晚年杰作。
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沈周极有名的《庐山高图》轴。如能亲眼观赏到这些作品，既可得到极佳的艺术享受，又能了解沈周的作画特点，有助于分辨真伪。
文征明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也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不合时好而未被录取。54岁时由贡生被荐为翰林待诏。居官四年辞归。自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力避与权贵交往，专力于诗文书画艺术30余年。享年90岁，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晚年声望极高。
文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山水画题材大多描写江南景物，而山水中人物形象与风度，完全摹仿赵孟俯。人物画师李公麟，远承古代传统，笔法工细流畅。文征明到晚年具有粗细两种风格，愈晚愈工。文征明一生穷究画理，用力实践，声誉卓著，与乃师沈周并驾齐驱，继沈周之后成为吴门派领袖，长达50年之久。
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
李鳝(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被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清
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
李鳝(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被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他画的鸳鸯，虽艳如桃李，但其特质却冷若冰霜。他画鱼、八哥、鸭子、猫等，都很倔强，都是昂着头，特别是眼睛更是夸张奇特，右方形的，眼珠点得又大又黑，往往顶在眼眶的近上角，显出白眼看天下的神情。他未给清朝统治者画过一张画，人的品格很坚贞，富于反抗性。他的造型十分简单，如《鱼压图》中只有几条小鱼，却使人感到其活泼而富生气。他的《孔雀图》，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南巡时，意境很凄凉，具有强烈讽刺性。
清“四僧”之一——石涛
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父亨嘉因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后为僧。凡山水、人物、花果、兰竹、梅花，无不精妙。且能熔铸千古，独出手眼。其构图之奇妙，笔墨之神化，题诗之超逸，都表现了他的风骨，早脱前人窠臼。他轻视泥古不化之风，是明末清初画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强调“画家要面向现实，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搜尽奇峰打草稿”，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要“借古以开今”，从实际生活中获得感受。其创造性，就表现在他个人心情与自然的交流，达到从古人入、从造化出的艺术境界。他的皴法是为山川“开生面”，用得很灵活。他分析画中的“点”说：点有雨雪风睛，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恶化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缨络连牵；点有空空洞洞，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似焦似漆，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直到年老力衰病重时，仍作设色山水册书画各十二帧。作品有：《松鹤图》、《十六阿罗应真图卷》、《疏竹幽兰图》、《枯墨赭色山水》、《云山图》、《兰竹图》、《乔松图》以及《山水册》。
早年学于孙无修，中年师事萧云从。其本色画则多取法倪瓒，构图洗炼简逸，笔墨苍劲整洁，善用折带皴和干笔渴墨。因作品多师法自然，而多清新之意，能传达山川之美。故宫博物院藏有其《黄山天都峰图》轴，即是此类代表。此外，同藏于一处的《西岩松雪图》轴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疏泉洗砚图》轴、《雨余柳色图》轴等均笔法尖峭简洁，意境伟峻秀逸，反映了他的自身风貌。他以画黄山著名，“得黄山之真性情”，与石涛、梅清同为“黄山画派”之代表人物。在安徽，则形成了“新安派”，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海阳四家”。
弘仁除精山水，还兼写梅花和双钩竹，工诗。著有《画偈》，并曾写《黄山真景册》五十幅。
髡残（1612—1673），字介邱，号石谿，又号白秃、电住道人、壤残道者，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俗姓刘，自幼喜画，明亡后抗清失败，落发为僧，云游各地。43岁定居南京，卒于南京。为人刚直不阿，颇受当时名士钦佩，多与之交谊。工人物、花卉，尤精山水，宗法黄公望、王蒙。其绘画章法繁复，笔法浑厚、凝重，善用雄健的秃笔和渴墨，层层皴擦勾染，达到笔墨交融，厚重不滞的效果。山石多用解索皴和披麻皴，并以浓墨点苔，显得山深林密，草木华滋。髡残存世作品较少，代表作有故宫博物院藏《层岩叠壑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绿树听鹂图》轴等，皆景致繁复，用笔沉着厚重，气势雄阔，反映了他的典型面貌。此外，还有南京博物院藏《苍翠凌天图》轴、上海博物馆藏《苍山结茅图》轴、故宫博物院藏《雨洗山根图》轴等传世。髡残在清初画坛，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并称“二谿”。
文人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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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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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画家陈师曾在《论文人画之价值》一文说：“文人画由来久矣，自汉时蔡邕、张衡辈，皆以画名。虽未睹其画之如何，固已载诸史籍。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脱离物质之束缚，发挥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头角，表示其思想与人格，故两家皆有画论。东坡有题宗炳画之诗，足见其文人思想之契合矣。王虞，王羲之、献之一家，则皆旗帜鲜明。渐渐发展，至唐之王维、张洽、王宰、郑虔辈，更蔚然成一代之风，而唐王维又推为南宗之祖。当时诗歌论说，皆与画有密切之关系。流风所被，历宋元明清，绵绵不绝，其苦心孤诣盖可从想矣。” 在唐代，人物绘画与书法艺术一同站在了各自的峰顶。 把写字发展成了艺术的书法大家们多为文人、高官，地位高贵，而画画的人多为工匠，则地位卑微，两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历经宋、元、明、清，由于社会的变革，朝代的变更，政治的原因，那些汉人高官文人的地位沦为社会的下层，甚至，排在妓女和乞丐之后，高官的人格尊严受损和羞辱不敢想象！科举的废除对文人更是致命的打击。这时，文人要把“归隐”这一文人们心理家园变成了归隐山林的现实。生活和尊严一落千丈，由入世转为出世，作诗作画成了“苦读”后无所事事的文人消磨时间、忘记痛苦的良方，诗意画境、画境诗意，应运而生。由于，文人用以抒发情感的需要，书法与绘画结了缘。于是，造就了文人画的加速发展与完善的环境。 文人们的画不再是画匠们幼稚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表现生命的图像，以及消化着由西域传入的新技法与宗教和教化互为表里的内容，画风大有变异，具备了强烈的时代特征；重视文化修养，重视笔墨语言，重视人品道德，此成为了文人画三大基本特征。而恰恰此三点正是中国画与中华艺术精神的核心。正是在这三大基本理论指导下使得文人画在绘画观念上强调“文”（修养）、“人”（人品）、“画”（笔墨等）的和谐统一，也使得绘画的“文化”特征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恒久地保持了绘画的“文化”内涵，同时，突出了绘画对人生的造就和涵养的锤炼。此三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绘画观念的最高认识，也是人类对绘画语言探索的最广泛深层开拓。 “文人画”绘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中国绘画的发展史。纯绘画与书法的结缘，绘画为文人所利用却重视主观的表达，使之形成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文人画”的高雅艺术形式。 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谓感情移入，近世美学家所推论，视为重要者，盖此之谓也欤？” 看起来，继承“文人画”不是容易的是，要从广识博学、品德修养、书法功力、绘画技能、以及诗文篆刻诸方面下功夫，才可能创作出高水平的高雅的“文人画”作品。
中国画的典雅画种-------【文人画】 文人画（Southern School），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参见“南北宗”）。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它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 “ 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 。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 。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 “ 雅 ” 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历史发展 宋代以前 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 宋代 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 王维吴道子画）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 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董其昌还强调文人画的“士气”。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四王借鉴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南宗运动推行、绍述，他们以仿古为名，对南宗画的创作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清代 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第一次论争中，康有为、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从创作实践来看，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林风眠。 基本特征 从文人画的历史沿革来看，文人画要必备几个特点。 一、学养深厚。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不叫“文人画”也会文气十足。 二、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不是忙三火四画出来立马就要卖钱的，而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 三、格调高雅。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雅”人之“好”的标尺，就是格调。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语所说“好画还需识者看”。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艺术风格 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文人画重书，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编辑本段]当代画家 我国当代有众多从事文人画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的画家，如：边平山、朱新建、王和平、赵蓓欣、北鱼、一然、汪为新等。 作者霍春阳，1946年出生于河北，196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天津美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系主任、教授，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画院院外画师，天津青年美协顾问，《人民日报》神州书画院特聘画家，新华社新华书画院特聘画家，中央电视台书画院特聘画家，硕士研究生导师。霍春阳倾心元、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领悟及对自然之美的悉心体味，潜心追求虚静空灵的艺术境界，以“净化人的心灵”为创作宗旨，是我国传统写意花鸟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 边平山，一九五八年生于北京市，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名家研修班。曾任荣宝斋出版社编辑，编辑美术书籍百余种，并获全国优秀编辑一等奖。现客居上海为职业画家，出版有《边平山画集》三种，出版合集二十余种。 1958年 生于北京市。 1987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南京、福州展。 1988年组织发起中国新文人画及其学术活动。同年参加由四川美院举办的“十人画展”及天津美院举办的“九人画展”。 1989年参加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朵云轩》杂志举办的“纪念柳宗元全国书画展”，并获二等奖。 1989年参加北京中国美术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及研讨会。 1990年参加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及研讨活动。同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九○春季画展”。 1991年参加中国新文人画山东展及研讨活动，并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参加“青年五人展”。同年参加在台北举办的“边平山画展”，并出版《边平山画集》。 1992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甘肃展。同年出版《中国青年画家五人集》。 1993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福州展及研讨活动。 1994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南京展。同年为《中国十大诗人》（精）一书作插图。 1995年参加中国新文人画上海展、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学术展”并获精诚奖、“第九届全国花鸟画展”及由哈尔滨美院举办的“全国山水画邀请展”、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北京四人画展”、河北师大举办的教学展。同年出版精装画集《二十世纪末中国水墨画家——边平山画集》。 1996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杭州展。同年辞去编辑职务，客居上海，并与台湾山美术馆签约。 1997年参加新文人画北京展、文化部举办的“本世纪中国水墨画大展”、广州举办的“全国中青年水墨画展”及上海举办的“九七迎香港回归画展”。同年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边平山画集》，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大雅之人——画家边平山》。 1998年组织发起“中国当代艺术家联展（第一回）”及研讨会。同年参加由《江苏画刊》与加拿大举办的国际联展、在苏州举办的“江南四人展”及上海艺术博览会。 1999年 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出版个人专辑《垂髫图》。 2000年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同年参加在杭州举办的“金色池塘——边平山作品系列展”及在石家庄举办的“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并出版个人画集《金色的池塘》《边平山小品集》。 2001年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同年参加由浙江美协举办的“浦江国际水墨学术邀请展”、浙江台州举办的“边平山作品观摩展”、广州东莞一泉社主办的“边平山作品展”以及浙江湖州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第十一回展”。 2002年 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及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国际水墨邀请展”。同年参加“上海中日书法联展”。 2003年参加台湾观想艺术主办的“今之昔——新文人意境展”、上海抽象艺术油画展、上海春季艺术沙龙、杭州“尖锋水墨”画展及湖南画院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同年参加香港举办的边平山“金色池塘”系列展、美国佛罗里达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邀请展。 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赵蓓欣，女，中国民建北京委员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丰台区美协常务理事，北京市丰台区美协花鸟画创作室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会员.《中国画家》、《中国画研究》编委，《华夏名流》书画院一级美术师，《艺缘虹》书画院副院长。 朱新建，1953年生于南京。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协会员，职业画家。1987年为上海美术电影厂、中央电视台设计动画片《老鼠嫁女》、《金元国历险记》、《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人物造型。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展，参加重要展览。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 出版有《笔墨随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水墨小品》、《戏曲人物》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版等多种画集。 一然本名崔建立，1974年生于山东淄博，现居北京，职业画家。著名画家边平山先生入室弟子，大型美术文献《中国美术30年》责任编辑、《艺术在中国》画刊责任编辑。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北京荣宝斋画院首届中国书画家高级研修班，师从边平山、半村、史国良、王和平等先生。2001年在山东举办首届个人书画作品展，2005年参加“2005海峡两岸美术交流展”、“中国当代中青年画家学术交流展”、2006年参加“画风·市场——当代中国画家邀请展”、“零点水墨——齐鲁邀请展”等重要学术展览。国画作品及专题介绍刊登于多家专业报刊，出版《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名家系列·一然作品》等。 汪为新，1995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工艺美术系，199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汪为新书画艺术展。作品参加北京青年美术作品展．验证实力·中国画家五人展，当代水墨探索展、四人画展、名家画荷展。作品在《美术》、《国画家》、《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中央电视台书坛画苑等媒体中专题介绍。1999年出版《汪为新画集》。 沐斋，1976年生于辽宁海城，现居北京，学者型作家、书画家。“新士人画”号召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现为中央电视台电视文化中心平媒部内容总监。在国内各著名报刊《三联生活周刊》、《财经时报》、《美术观察》、《书法报》、《读库》、《读者》等发表数十万字文章及书画作品。作品集收入《书法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论坛2006年度文集》、《2004年传播与社会国际论文集》等。新出版专著个人图文作品集《温文尔雅》。 说说新文人画 不喜欢新文人画,不是反对他的存在,而是反对他的越轨,现在的新文人画已不是画家们的业余消谴，而是形成了一个专业群体,上个世纪，在南京、北京、天津等地刮起了一股新文人画的风，新文人画是现代水墨新的表达形式，少不了一群新锐画家， 回溯上世纪乃至古代画家，凡创新并赋予其时代特质的画家亦可称之那个时期的新文人画，但是，古今有别。 九十年代，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动以及各种新探索、创造性仿佛一时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这些建立于西方艺术精神上的新探索造成了对中国文人画缺乏深入认识，以及极不公平的态度。同时，也就产生了当今美术界出现的要么只重现实功利性，要么只重以西方标准的写实性（重视光影明暗等），要么只重工具材料性，要么只重技巧形式性为终极目标的现象，也正是这些新国画思潮的影响，使得许多画家、教授们舍弃了对精练的、具有个性化的绘画艰辛创造，而选择可操作性较强的制作程式，以这些类型样式创造出的作品与中国画所追求的审美格调和文化功能是格格不入的。 何为现代新文画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新文人画的兴起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专业绘画的发展,是中国画的大不幸,术业有专攻,好好的教授不好好当,还画些画来赚钱就是大错特错,写文章的人就是做写文章的事,画画的人就做画画的事,新文人教授们对中国画的本身缺乏深层的认识，,笔墨功夫一点都不到位,画技根本算不上专业领域的高水平,还冠以美其名曰"计白当墨",几笔粗陋的傻人、怪鸟、歪树美其名曰"水墨、空灵……“尽是盗用专业领域里的一些名词美化作品，这是无法再深入画下去的幌子,总得来说,新文人画是非常肤浅的、不严谨的。新文人画的存在是对的,但如果新文人画充斥画坛,把专业绘画挤开,将会是中国美术发展的悲哀，专业绘画才是正宗的美术，才是历史主流，画坛中坚，我相信不让新文人画进入绘画的官方专业领域是非常正确的！是明智之举！篆刻|字画交易|收藏|图片|展览|美术z;aU#fX [Y m} 绘画是门独立的学科，独立的学科就有其专业性，跟体育、音乐、舞蹈一样，任何业余的人去玩体育、玩音乐、玩舞蹈都不能称之为正宗，而中国的绘画却出现了怪圈，在某个时代， 新文人画却充斥画坛，很多人却认为新文人画的精髓才是中国绘画的精髓，简直是笑话！ 黄邨夫09年春日於听草庐
文人画的“罪与罚” 孙文韬 文人画这个词汇很有意思。一边是文字，一边是图画，中间是一个人。这个人在翻阅书籍。中国有一个遥远的传统，叫做“左图右史”。绘画有着自身的维度。再加上文字的时间之维。就像我们在梦中的景象，再搭配上我们的呓语。梦中的思索，不知是怀念还是希望。 早期的卷轴绘画，大多是书籍的一部分，起着解释文字的作用。如,《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王维的时代很宽容也很富庶。平民吴道子能和贵族李将军共同画壁。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也做了诸如某某画马歌，某某画山水歌等诗歌。言辞多有吹捧之嫌，画者或文或武多是官僚。文字与画面无涉，但意趣、神韵等评价标准互通互融了。到了苏东坡的时代，也只是在画面的前后题字。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提出标志着文字与图像，情感与景物之间浑然一体了。 文字是文人的工具。中国的文字又独具形、音、义一体的特征。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象形文字，早已消亡。唯独汉字将人类孩童期观察世界的方式，潜藏于文字之中。我认为在卷轴画勃兴之前，已然存在了一个文字审美系统。而且此系统异常发达。体会横划情势让人想到“千里阵云”玩味竖划苍劲使人念及“万岁枯藤”。代代相传，使这种文、图、情、景的“链接”约定俗成，异常牢固。这大概就是一种半抽象半具象的意象吧。 文人画的重要历史价值在于将意象审美价值观成功在绘画领域里展现。文人是无暇精描细绘的。文人画展示出一种概念化图式化的绘画表现方式。这种图式是在千百年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其具备写实性、装饰性、象征性三位一体的特点。以画松为例。树分四枝，对树的前后左右都有描绘要求，无疑是写实性的体现。松树干的圈鳞与松针被总结成半圆形，则是装饰性的体现。而松树露根意味君子在野，杂树丛生譬喻小人得志，便是象征性的极好体现。陈衡恪的文人画之要素则是把象征意味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说：“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真酣畅语也。 文人画也有其本身的“罪与罚”。“君形者神亡”是自古至今的金科玉律。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分的轻视绘画因素也造成大量的画中“野狐禅”。 至于文人画的现实意义。我还是从图式说起。成熟的绘画图式给了忙碌的现代人从容应对复杂生活的工具。我们不可能从空间上全方位的表现现代生活。没有那个必要。不过说实话更没有那个能力。文人画的那种表达方式，模糊而又全面，精微而又广远。其中蕴含着高明的表达方式。正待我们以各自的生命体验去开掘。不但是国画领域，可以扩展到其他艺术门类。从文人画中汲取营养。 记忆是美好的，但是在梦中我仍要将其变化，以适应更加美好的明天。
文人画的基本特征和艺术风格 文人画要必备几个特点。 一、学养深厚。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不叫“文人画”也会文气十足。 二、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不是忙三火四画出来立马就要卖钱的，而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 三、格调高雅。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雅”人之“好”的标尺，就是格调。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语所说“好画还需识者看”。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 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 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 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 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 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 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艺术风格 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 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 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 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 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 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人画重书，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 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 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 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 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 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