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2009香港书展讲座的题目。陈教授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实验场，有两千万的在校大学生，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中国的大学成为了社会的热点，可“何为大学”却是众说纷纭的，为此，陈教授搬出来一本经典著作《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用蔡元培先生的办学体会说明“何为大学”。
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十年
陈教授开篇就阐明大学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会湮灭、企业会垮台，但大学这种最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至今尚未看到衰落的迹象，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人类文明过程，大学也会继续存在。
而中国大学的历史，尽管有学者追溯到汉代太学的历史，说中国的大学有上千年的历史，不过陈平原教授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说如今的“University”的各种特色，跟中国的太学、书院都没有什么联系，中国的现代大学就是模仿西方的，就是100年的历史，没必要硬去改写历史。
尽管历史并不长，但中国的大学也不必妄自菲薄，陈平原教授说起自己的一句有名的大话，他在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上说，就教学和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但若论北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是千载难逢的。
而北大在中国大学中地位的奠定，新文化运动是第一个重要转折，而这个时段，正是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的时候，蔡先生主持北大十年（1917年—1927年），实际工作是4年多，其余很多时间是出国考察、抗议政府离职，就是这并不长的时间里，蔡元培先生使得北大奠定了自己的精神气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大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大学，蔡先生也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校长。
大学是做学问而非当官发财
看看蔡元培先生的经历，他年轻时曾为满清进士，后参加革命，曾为光复会暗杀团团长，又曾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西方教育制度。陈教授认为，蔡元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教育思想，跟他丰富的个人经历和国际化视野有关，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评价说，康梁的失败在于没有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去救中国，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个别政治人物身上。蔡先生认为，要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先办好大学，教育好一代中国人，这样中国才有改革的可能。
陈教授说，“何为大学”，蔡元培先生说得很清楚，他在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讲”中开门见山：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果学生抱着升官发财的思想，那不需要到大学里来，想升官的可以去法政学校，想发财的可以去商业学校。从来不以出了多少官员和富翁为自己的骄傲，陈平原认为这是北大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是蔡先生奠定的。
蔡先生认为，从前中国的读书人都以读书为做官的阶梯，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有一批不以做官为目标的学者。陈教授说，对比今日，读书做官的思想仍然很严重，很多学者没有去做官，是因为没有机会。蔡先生的思想是，有那么一批学者，即使有机会做官，我也不去，我只做纯粹的学问。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理念还有注重文理，注重基础学科。他认为大学应以学为主，不以术为主，所以他上任后把工学院割掉了，北大奠定以文理为主的学科传统，蔡先生认为大学就应该做基础性的学问，技能性的可以独立出来作专门学校。他认为大学并不是职业学校，大学是知识探寻的地方，而不是为未来工作探寻的地方。
陈教授说，蔡先生还有两个教育思想很重要，一是有教无类。当年，北大教授免费为校园的校工、杂役开办夜校，开中国大学的风气，这个传统如今已经在北大恢复。二是美育。蔡先生有句著名的话就是“以美育代替宗教”，尽管这句话在学理上不太成立，但这个教育方向是对的。讲远就是恢复中国的礼乐传统，说近就是素质教育。蔡先生当年在北大开办了各式的研究会，书法、绘画、音乐、戏剧，作为校长，他居然亲自为音乐研究会写章程，他的目标不是想培养的专家，而是想培养一个有趣味的人，他认为审美教育是培养一个人基本的修养。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为校训
陈平原教授在国外大学访学的时候，当外国学者知道北大并没有校歌和校训的时候都很惊讶，陈平原说这可能也是北大特色，太多元反而难以统一，不过如果真有校训的话，他觉得应该是蔡元培先生的那句著名的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句话一听就知道是说大学，一听就知道在说北大。
陈教授把两句话拆开解释一下，他说前一句代表着“积极的自由”，后一句代表着“消极的自由”，他更看重后一句，这是制度性的设计，允许所有人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大，各种学说并存于校园之内，北大聘请教授，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授。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只要你课上得好，管你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辜鸿铭可以拖着辫子在校园里散步，痛骂革命党，只要你的英国诗歌课讲得好就行。蔡先生认为不同的学说应该允许在校园里并存、竞争，他相信学生有选择的眼光和权利。
一流学者不应做校长
陈平原教授说，最近频频爆出大学校长抄袭论文的丑闻，他认为，学术研究本来就不应该衡量一个校长是否优秀的标准，一位大学校长能够把学校管理好已经很了不起了，还能把学术也做好，那就是胡扯，除非他的学术是别人做的。
“一流学者不应做校长”，这是陈平原教授几年前的论点，当时也引起一阵争论，陈教授始终认为：“大学校长最好是通才，而非专家。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而非自己去做千里马。”他说，一般把一门学问做到顶尖的学者，都会有自己的学科盲点和偏见。蔡元培先生不是哪一个学术领域的一流专家，但他是拥有高等知识的通才，他对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和教育都有洞见，对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有兴趣，这样的人最适合做校长。
事实上，蔡先生在做北大校长期间，没有出过一本学术著作，他的著作都是在国外访学和考察的时候写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蔡先生全心全意做校长，他做校长的时候除了行政工作外，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演说，蔡先生认为，演说才是校长的文体。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实际大部分是蔡元培先生的演说，蔡先生的演说稿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写的，据陈教授考证，最多听众的一场演说居然有5000人，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蔡先生的演说影响了一代青年才俊，陈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他查证了蔡先生在湖南的一场题为《美术的起源》的演说，笔录者是毛泽东，后来这份由毛泽东整理的演说稿刊登在《大公报》上，而蔡先生在南开中学的一场演说，笔录者是当时南开中学学生周恩来。
蔡先生不仅自己演说，他还发动北大的教授们去给各界人士演说，蔡先生联合北京其他高校，举办北京暑期学术演讲会，让大教授们去给普通北京市民讲文学、历史、防止病虫害、相对论。
陈教授说，蔡先生的演说落为文字仍然非常精彩，可惜的是，至今仍没有找到他演说的现场录音。
大学校长最好是通才，而非专家。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而非自己去做千里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