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阅读史”系列之五
六十年语文课改与国家变迁
一、“以苏为师”的革命教育
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 语文课取代了国语课
1949初，人民共和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在一个崭新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以苏为师”的新中国语文教学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新中国百废待兴，尽管有了临时的语文教材，但尚来不及制订教学大纲，只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发布了编辑大意，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朱德)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红领巾教学法”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
1953年5月，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通过对北京女六中的一堂观摩教学课《红领巾》的评议，尖锐地批评了我国长期流行的“先生讲，学生听”的语文教学方法，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具有全国影响的语文教学改革。这场改革推动了各地教师学习苏联的热潮，一时之间“红领巾”教学法风靡全国，几乎成了语文教学的唯一方法。但是，后来的语文教学理论基本上都对“红领巾”教学法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现在仔细梳理一下这段历史，了解其间的前因后果和是是非非，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评价“红领巾教学法”，而且也可以为我们当前的语文新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红领巾教学法”的由来
195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在教育实习中举行了一次语文教学观摩课，当时在该校指导工作的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教授也应邀参加。教学内容是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小说《红领巾》的一段，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述法，也兼用了讲解法。这节课的结构是由组织教学、检查作业、进行新教材、巩固新教材、布置作业五个环节组成的。
在课后的评议会上，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这节课的一些优点，随后就提出了几点意见：
首先，普希金不满7页的一篇课文，用了4个小时尚未教完，估计还要讲两小时。“这样不合理地使用时间，是把宝贵的光阴浪费了。而且，这样分段讲解，把课文逐字逐句地咀嚼得像粥一样烂，然后喂入学生嘴里，不可能让学生对整篇作品获得完整的印象。”
其次，每课时45分钟，教师的讲述都在40分钟以上，学生的活动不足5分钟。
另外，普希金提出，组成语文课的因素是朗读、复述、分析课文。分析课文“也应该让学生做，让学生形象地描述人物的性格，教师予以启发、引导、补充和提高。”但是，我国语文教学中，这些工作都由教师来做了，“教师过高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思维处在睡眠状态中。”
最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普希金提出，语文课变成政治课，妨碍了语文的发展，而且“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当形式地要求每堂课都是一样的。必须记住：在某些课里进行的多在某些课里进行的少，有的甚至没有，这也是正常现象。”
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依据普希金的意见对《红领巾》重新进行了教学设计，5月27日在北师大女附中再次试教。试教共用了四节课，第一节介绍课文来源，学生讲述故事，教师补充；第二节范读全文，分析课文，学生划出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的句子，教师在课堂上列出人物性格表；第三节划分段落，写段落大意；第四节讲写作技巧，文体特点，学生朗读。四节课每节都是由学生先讲，再由教师引导、启发，最后概括总结，获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同年7月，《人民教育》发表了叶苍岑教授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文中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的意见和中文系学生试教的经过和体会。该刊同时发表题为《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指出：“普希金给我们指出了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已经打响了‘第一炮’，希望全国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师能从此把改进语文教学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推向新的发展方向上去。” 在这以后，全国语文教育界开展了对“《红领巾》教学法”的学习，许多学校都组织了学习讨论和观摩教学，进行教改实验，全国都掀起了学习“《红领巾》教学法”的热潮。
“红领巾教学法”的影响
由《红领巾》观摩教学而引发的这场语文教学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教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所形成的“红领巾教学法”，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有着长时间的比较大的影响，在我国20世纪后半期的语文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红领巾教学法” 对我国的语文教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红领巾教学法”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红领巾教学法”注意了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改革了不问学生实际一律逐句讲解的“串讲法”；注意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运用启发式教学；注意了从课文本身的分析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对语文教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由“红领巾教学法”引发的讨论、学习热潮比较彻底的改变了由文言文教学法沿袭而来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僵化局面，使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二，有关“红领巾教学法”的讨论还建立了现代文教学模式。在“五个环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的基本模式：（1）题解，作者介绍、时代背景等。（2）范读，讲解生字生词、学生质疑问难等。（3）分析课文，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分析、重点难点分析等。（4）总结主题思想。（5）研究写作特点。这种方法不仅使语文回到了语文本身而不是落在空洞的政治解读上，而且对普通教师特别是经验较少的教师掌握教学常规、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由“红领巾教学法”引发的学习浪潮，也对语文教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后来对“红领巾教学法”的指责主要集中在“谈话法”的滥用和“鉴赏法”、“分析法”的滥用以及五环节课堂结构的形式主义倾向等方面。
“红领巾教学法”的是是非非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谈话法”和“鉴赏法”、“分析法”都在《红领巾》的试教中有所体现，但是，事实上，这些在关于“红领巾教学法”的讨论中倍受关注，在当时的教学改革中被大力推广的东西，并非在普希金提出的意见指导下试教的《红领巾》所真正倡导的教学方法。普希金在谈到克服教学中的缺点时，要求我们教师做到：精通本门业务；掌握本门学科的教学法；重视教学中的教育性；提高自己学科的马列主义教育学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部分教师还应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其核心则是要求教师们发挥创造精神，寻求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正确方法。这才是“红领巾教学法”所真正倡导的语文教学的内涵。
但是，由于当时对“红领巾教学法”的宣传和对专家意见的介绍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这种真正要学习的东西没有很好传播开去，以至于人们对“红领巾教学法”的认识产生了一些误差。比如，《人民教育》继叶苍岑教授的文章后发表了《我们试教〈红领巾〉的经过和体会》，此文是针对《红领巾》一课而设计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文章对第2课时做了重点介绍，并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谈话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以提问的形式体现）。第二，分析人物时“为了引导学生有系统地有根据地把能够代表艾戈尔卡的高贵品质的行动、想法和说话的句子找出来”，准备了一个较详细的人物性格分析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缺点就是对的“谈话法”和人物形象的所谓“表解分析”倍加关注，以为找到了“《红领巾》教学法”的精髓。事实上，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将“红领巾教学法”等同于“谈话法”。对“鉴赏法”、“分析法”的认识，基本上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红领巾教学法”的传播走上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对语文教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导致“红领巾教学法”倍受指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红领巾》教学过程的机械模仿。从开始学习苏联的教育教学经验起，舆论就注意引导批判地吸收学习，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往往事与愿违，走向极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有些教师把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生教《红领巾》的过程、方法“认为是教任何年级、任何一课而皆准的公式，因而照样搬用。”“大多数教师都是搬用了这样的一套方法的，时间也分四节，每节重点也同样，第三节的分析也画一个表。北京的某些中学如此，广东的某中学也如此；东北的如此，西南的也如此。”这就完全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造成了阅读教学的公式化和形式主义。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红领巾教学法”推广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章炼峰先生就针对当时的情况发表文章，批评了学习意见和改革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盲目照搬的做法，并较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学习意见和经验的情况，提醒教师应在教学中明确语文教学的任务：“一是通过系统的语文教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说话和写作的能力，首先要求说话清楚，写作通顺，并逐渐要求达到富于表达力和艺术性。三是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阅读各种科学书籍和文学作品的能力。”叶苍岑教授也在后来的文章里这样总结了普希金的意见：“第一是了解学生的实际程度；第二是给学生新鲜的、充分的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第三是使学生获得完整的印象；第四是启发学生多想、多说，积极活动起来；第五是正确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语文课里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应该说,这一总结是比较全面、切实的。可惜的是，它不是在介绍专家意见的开始出现，而是为了纠正大家认识上出现的偏差，“红领巾教学法”也未能因此而走上良好的发展道路。
二、大跃进，改革夭折，作文放卫星
在大跃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部分教育界人士已经意识到政治教育不能取代语文教育，没有基本的读写听说训练，思想教育无从谈起。于是，他们开展了语文课是“载文”还是“载道”、“语”和“文”是否应该分开等诸多有意义的争论，但都因大跃进以及文革无疾而终。
语言和文学“分家” 大跃进中夭折的教改新尝试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当时的语文教学，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研究者认为，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
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在这份大纲里，文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的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大纲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当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次大纲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较大影响。
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爆发文化大革命，新教材尽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作文放卫星 经典被批判
大跃进时期，很多之前出版的语文课本，受到了批判。
1958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课本中，古典文学作品明显减少，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除鲁迅之外基本上都被排除。而即使有漏网之鱼，也迅速被人们抓住，进行猛烈批判。
譬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一文，很多地方教材编写小组的人便认为：“不但对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毫无帮助，而且还会在部分学生中间产生向往剥削阶级享乐生活等严重偏差。”
更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人都熟知的“卖炭翁”、“石壕吏”、“捕蛇者说”等看似政治绝对正确的课文，也被批判。
这些人批判的理由有，一、读这样的文章，还不如上几篇反映总路线精神、工农业大跃进的现代文学作品来得直接，教育作用更大。二、《捕蛇者说》所鼓吹的思想，无非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忘记了根本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其方法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地位，是封建毒瘤。
而为了要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给学生头脑“插上红旗”，很多地方要求在学《给特立同志的一封信》、《母亲的回忆》等课文时，要“引导学生大胆地暴露并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蔑视纪律、追求享受等思想行为”。把政治课和语文基础课高度结合起来，使得语文基础教育无法进行，学生读写能力下降。
更夸张的是，作文浮夸风也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
然而有教育者指出，当时进行的这种创作，很多学生并不真正理解自己所写的内容。模仿、因袭乃至剽窃等情况非常普遍。新民歌中的“孙悟空”、“穆桂英”等形象，更是在诗歌里被用滥了。所谓一晚上创造几万首诗，不过是通篇豪言壮语的堆砌，毫无意义。
“大跃进”运动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这之后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文革中，语文课成政治课
文革时期，语文课也成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几乎每一篇语文课文的开篇，都写着最高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种极左做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民语文素质大大下降。
文革十年浩劫中的语文课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毛主席语录》选摘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
不打无准备之战。 ——毛泽东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
不到长城非好汉 ——毛泽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 ——毛泽东
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 ——毛泽东
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毛泽东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
戴高乐上台也有好处，他喜欢跟英美闹别扭 ——毛泽东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毛泽东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毛泽东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最谦虚的一句话 ——毛泽东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毛泽东
二十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 ——毛泽东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泽东
妇女要顶半边天 ——毛泽东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毛泽东
高峡出平湖 ——毛泽东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毛泽东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泽东
国共和谈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 ——毛泽东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泽东
核战争打不起来 ——毛泽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毛泽东
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 ——毛泽东
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毛泽东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 ——毛泽东
老人知事百事通 ——毛泽东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毛泽东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
罗斯福将会使美国参加二战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毛泽东
没有资产,就是最大的资产。 ——毛泽东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
美帝国主义想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 ——毛泽东
美国可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 ——毛泽东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 ——毛泽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毛泽东
你办事，我放心。 ————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 ——毛泽东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毛泽东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毛泽东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泽东
人活着总需要一点精神! ——毛泽东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最正气澶然的一句话 ——毛泽东
人民万岁！！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毛泽东
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 ——毛泽东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毛泽东
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毛泽东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
三十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三十年后的今天,您仍然是我的老师 ——毛泽东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毛泽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泽东
首先，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其次，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最后，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泽东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 ——毛泽东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
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毛泽东
我们会失去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毛泽东
我们不能去湘西钻口袋 ——毛泽东
我们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毛泽东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
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 ！ ————令贪官们最为警醒的一句话 ——毛泽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毛泽东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 ——毛泽东
形式主义害死人。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 ——毛泽东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
希特勒将在欧洲发动侵略 ——毛泽东
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毛泽东
消灭了敌人的同时,也就等于消灭了自己。 ——毛泽东
用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有了第二战场，就能够在一年之内打败德国 ——毛泽东
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毛泽东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泽东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 ——毛泽东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故名学霸王 ——毛泽东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他也是纸老虎...... ——毛泽东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
愚公移山,人定胜天 ——毛泽东
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毛泽东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震憾人心，最震憾世界的一句话 ——毛泽东
中国的秘密在于农村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中国应当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
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泽东
中国永远不称霸 ——毛泽东
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 ——毛泽东
中国的抗战要打七八年 ——毛泽东
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100多年时间 ——毛泽东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最有志气的一句话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
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毛泽东
做一次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毛泽东
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 ——毛泽东
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毛泽东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
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区分敌友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
张伯伦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泽东
一九七八年人教版语文课文 《你办事，我放心》等
文革结束后，教育系统开始拨乱反正。不过，在文革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极左以及个人崇拜的内容依然充斥于语文课本之中，最典型的便是歌颂华国锋的小学语文文章《你办事，我放心》，全文如下：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全国人民热爱华主席，热爱共产党”
吃水不忘挖井人：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你办事，我放心》原文：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四、改革初：工具性和政治性并重
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中，“政治标准第一”仍是原则。不过，在4年后的修订版大纲中，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在1990年，国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文革结束后 语文教育的“拨乱反正”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代变迁作出迅速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语文课本。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比如，在小学课本中，《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有关华国锋的内容突增。
1978年3月16日，吕淑湘曾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年”。
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
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不过，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有专家举例说，1982年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中，古文占1/3，“这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
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也逐步增加。比如，有环境学者指出，原来小学课文《海底世界》一文结尾处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到了80年代后已变成：“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
基础教育工具性与政治教育功能性并重的年代
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的大纲。该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并在教学目的中还增加了“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的要求。
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爱美的情趣”。
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除了继续降低难度减轻学生负担外，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国家有关方面于1991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1995年，国家再次颁布了针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仍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教学要求，但把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重视语感和语境意识的培养，并对思路分析和表达方式作了强调。此后，语文作为重要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强调，能力、思维、个性越来越受到鼓励。
1986版小学课本10册教材中，共有外国文化选文31篇，其中绝大部分仍是苏联作家或反映苏联生活的作品。同时，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等也入选。
上个世纪末，蕴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二册阅读课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就通过课文传递了爱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
1995年，有学者对农村小学作文的调查表明，同一作文题目，65%的学生习作题材相同，21%的习作内容与已出版的优秀作文基本无异。
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都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反思。这些意见，应该说对后来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藏在作家记忆深处的语文课文
语文教材向来是根据教育部教学大纲来改革的。“文革”前，1963年时，中学语文注重培养学生的“双基”（即语文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知识）；“文革”后，1978年，中学语文除培养学生的“双基”外强调语文课的思想性；到80年代中期，又强调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现在教育部重新修订了语文教学大纲，又颁布了义务教育的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研究员顾振彪认为，目前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是从三个方面强调语文教学目标，一是价值观，二是方法，三是知识能力。语文教学目标首先是作为灵魂的个性、人格，其次才是作为核心的语文能力和知识。从教材内容上看，近年来文学在课本中所占比例日趋增大，目前初中课文中文学部分占到40－50％，高中占60％以上。
无论语文教材怎样变化，它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大概很少有人没有受到过语文教材中丰厚的精神滋养。多少年过去，我们可能对其中的某一段话、某一首诗还记忆犹新，甚至这段话、这首诗会对我们产生悠远的影响。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读着语文教材长大，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作品又被充实到语文教材中去。哪些作品深藏在记忆中，又有哪些对自己产生过影响，听他们娓娓道来，我们或许能从中体会到课文以外的东西……
80年代初，冯骥才的《挑山工》被选入语文教材，直到现在也仍是教材中的典范。据有关调查，很多青年人知道泰山正是由《挑山工》而来。正因为这篇课文，泰山市政府还授予冯骥才“荣誉市民”的称号，送给他一把“金钥匙”。作为回报，冯骥才画了一幅《挑山工》送给泰山市政府。另外，还有一些省的语文教材选入了冯骥才的《珍珠鸟》。《捅马蜂窝》、《珍珠鸟》、《巨笼》则分别被马来西亚中学、新加坡中学的二、三年级选入语文教材，还有一些国家的大学将他的文章选作大学必读课文，比如英国、美国都选了《神鞭》。冯骥才的作品作为课文广为流传，那么他自己又喜欢什么样的课文呢？冯骥才喜欢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叶圣陶的文章也有印象，但是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古代的诗歌。这些阅读时就能产生画面感的古诗对冯骥才的影响特别大。“不是说某首诗对我立即发生作用，关键是引导。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能逐步把自己引入唐诗的境界，使我一下子爱上唐诗，爱上古典文学。”
冯骥才一向比较关注教育。他曾收到过来自马来西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教材选用了他的文章，但稿费很低。冯骥才谢绝了稿费，他说:“作为作家，自己的作品能用于教育后代，应该是分文不取。”冯骥才认为现在的教材选得非常好，中国是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国，有众多经验丰富的教师，语文教材的编写很有眼光。他认为对孩子教育的第一方式是在学校的课堂里，课本又是教育的中心，应该给孩子挑选最好的精神食粮，使他们一下子能看到最好的东西，这对于孩子们一开始就进入文化的中心和深层非常重要。现在他们的视野非常开阔，信息交流的渠道也多，如果选择不好很容易进入误区。作为教育者来说，包括出版社、家长都应选择精品放在孩子周围，不论是课本还是其他方面的知识。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文字是关于名曰“怪哉”的虫，“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张炜对这段文字至今记忆犹新:“‘怪哉’，多么强烈的个性，体现了儿童之间共同的、不可理解的神秘性。个性的魅力在鲁迅所有的文章中弥漫着。还有《纪念刘和珍君》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当初读的时候吸引我，现在回忆起来也同样吸引我。这两篇文章都存在强烈的个性，有作为生命的、不可取代的非常强烈的人性在里面。”张炜认为现在的好多课文回避了这些，这样不利于启迪学生的智力。培养下一代重要的一面就是激发创造力，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科普还是文学的文章，都要强调个性，而不是达成了共识的、温吞的、四平八稳的一切方面都正确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结构、观点、语言都挑不出毛病，但是丢掉了一点，就是文字的、作者的魅力，这是在字里行间都能感知到的，让人一辈子都能记住的东西。我们应该选择饱具个人情感的文字，真正的好文章是应该让任何一个有素养的人看了都觉得好读的文章。不能以为给孩子看的书都是浅薄的，给孩子的书也应该是非常迷人的东西。好的语文课文一定是好的读物，最有魅力的读物不仅能让人读文字和故事，它首先在文字上打动你，而不是强化给学生思想主题和文章的作法。真正的好文章没什么作法。
刘震云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教材最大的问题是课文的选择上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所选的内容依据的是成年人的思维，跟中小学生没什么关系，就得死记硬背。刘震云认为课文中选择跟孩子年龄段相关的更能产生共鸣。鲁迅的《社戏》并不能称为鲁迅的代表作，但是跟少年的情感比较贴近，所以印象很深刻。选《阿Q正传》、《狂人日记》孩子未必能理解得了。另外小学课本中有一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是写一个苦孩子读书非常不容易，终于有一天，老师说可以不收学费了，他当天晚上睡不着，一会儿爬起来问一次时间，这种心情跟孩子也很贴切。
莫言最近应聘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谦虚地说，不是讲课，我也讲不出什么，就是跟学校里有文学爱好的学生做一些交流和切磋。猛然间一问他学过的课文哪篇记忆深刻，他首先想到的是《乌鸦与狐狸》，还有《小马过河》。“我记忆深刻的就这两篇，那时还带拼音，有插图……”童年时期受过的教育对自己的影响也许不那么直接，但却是潜移默化的。
郑渊洁的创作速度是比较快的，他以平均二、三个月的速度不断推出新作:《金拇指》、《鬼车》，再写完《愁象》，郑渊洁今年的写作计划就完成了。但是，他给儿子编写“家庭教材”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数理化到历史、哲学、工商经营、法律……编出的书像个大杂烩，同时又是一部童话，通过主人公皮皮鲁贯穿起所有的知识，非常好看。郑渊洁说:“我完全假设自己是个孩子，怎么有用就怎么编。当然也参考别的书，包括一战二战的历史，比我写作费劲可大了。”谈到语文教材改革时，郑渊洁联想到高考改革。听说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龄放开，郑渊洁的兴致很高。他初步准备明年参加高考，检测一下自己的语文水平。因为恢复高考时他没报名，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作为一次人生体验，不参加高考是一种缺憾。所以郑渊洁想补上这一课。去年他曾经根据报纸上刊登的高考语文试题做过自我测试，由儿子打分，结果很“惨”。郑渊洁说那些题目跟写作还是有些距离。但他仍想参加高考，他开玩笑说:“考上考不上都没关系，考不上我也不会轻生，当然万一来个破格录取也说不定——我估计没准真能上成，他们会不会照顾我呀？……”如果真能上大学，郑渊洁希望去西部或比较偏远的大学，但是被褥一定要自己带。
因为他听说有些学校的被褥是一些破旧的材料做成的，他特别希望学校能照顾他允许自己带——说着时，感觉像明天就要上大学的样子，郑渊洁特别兴奋，“这个机会如果真有，我一定抓住，一定要跟别的学生住一个屋子——住8个人一间的宿舍，想想和那里的人一起生活4年，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和莫言一样，郑渊洁在读书时也经历了“文革”。原以为“童话大王”印象最深刻的课文应该是童话，没想到郑渊洁提到了《刘胡兰》。他觉得15岁的女孩就能为了信念或者信仰献身，真是很了不起。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为了信仰献身呢？所以这种教育还是必要的，课文中有必要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方方刚参加完“中日女性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会议，正在写一部女性的小说。另外她又有两部作品出版，一是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到庐山看老别墅》，用她的话说是“很好玩的一本书”，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读者会在《收获》上看到，单行本也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谈到自己印象深刻的作品时，方方说自己上学时正好经历“文革”，根本没有好好上课。她只记得小学时学过的一首诗《夏天过去了》，因为特别喜欢，印象一直非常深刻，诗很美，读起来很舒服，就始终印在脑海里。方方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写诗了，到现在也还喜欢读诗。另外还有《寒号鸟》，她边说边背诵起来:“寒风冻死我，明天要垒窝……”方方觉得课文还是纯文学、纯美一些好，给孩子灌输唯美的东西，他们长大后自然会爱憎分明。“我的女儿刚上初一，她们的课文已经很不错了，我能感觉到教材的改革。”
迟子建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关于这次获奖，她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赶路，不知怎么刮来一朵鲜花，拿在手里非常高兴，但是过两三天以后这鲜花也就枯萎了——获奖只是意外的喜悦，过两天也就平息了。非常巧合的是，迟子建最喜欢的作者就是鲁迅。她对中学课文中鲁迅的《故乡》、《孔乙己》印象最为深刻，她甚至还背诵过《野草》。其他的课文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也还有一定的印象，但远不如鲁迅的深刻。“鲁迅的作品读起来语言感觉非常奇妙，文字表现力非常强，有音乐感。为什么背诵《野草》，就是因为读起来朗朗上口。当时只是高中生，读作品能读出某种意味来，适合我的口味，就是我的选择，这些作品直到现在我也仍然喜欢。”迟子建几乎没写过童话作品。这使她想到教材中也应该加入一些童话，像格林、安徒生等等，不应只是一个面孔。一些即使是很有名气的人读起童话来也是兴味盎然，这是锻炼想象力的好办法。现在的课文好是好，就是过于深刻，对中学生来说读起来未免有些吃力，真正的教育应该充分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兼收并蓄很多后，学生的很多情感自然能培养出来，而不必刻意强化。
五、新时代，语文教育逐渐回归人性
九十年代末，部分专家开始对语文教学进行新一轮的反思。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的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
关于人性、心灵的课文不断增加
在外国作品的选编方面，新世纪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视野更加开阔、包容。有关学者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表现西方国家阴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篇目，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凡卡》《月光曲》等，在教学参考书中也给出了新的解读。有研究者指出，新教材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注重呈现人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
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研究者注意到，小学课本中外国选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成长励志或人格塑造类文章，比如人教社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给予树》《她是我的朋友》《妈妈的账单》《一件运动衫》，北师大版《特蕾丝的冷饮店》《不愿长大的小姑娘》《马莎长大了》，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本中的《轮椅上的霍金》《诺贝尔》，等等。
此外，选文中写外国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国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和人文景观的文章也有不少，如苏教版有10篇，人教版有18篇。
在最近几年的语文课改风潮中，各地的语文课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个性特点的篇目，比如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而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则被节选收入辽宁省2006年秋季开始的普通高中新语文教材中。同时，一些广具影响的通俗作品也进入语文教科书，比较典型的是人教社2005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和《天龙八部》的节选。
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新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就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一些学者认为，爱情题材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
“这些年的语文教学不断改革，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中南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语文高级教师陈军对媒体表示。他举例说，新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增选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段落节选)，以前人们认为文中山歌等表达一些男女爱慕之情，不利于学生成长，而现在入选，则表明有关方面认可该文对民俗、情感教育有一定的启迪与帮助。
“语文不只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爱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陈军说。
在新篇目不断被收入的同时，一些老的篇目也相继退出一些地方的语文课本，比如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等。“一进一出”之间，各地日渐纷杂的语文课本也不断传出争议之声。比如，在一些地方被挤出语文课本的朱自清的《背影》与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
新世纪新教改 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再“一统天下”
新世纪之初，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以人为本”精神下，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强调，注重听说读写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语文课本选材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
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
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与此同时，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不过，在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版教材中，尤其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量较大。
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等思想在语文课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一册中，就有《桂林山水》《林海》《只有一个地球》《宇宙生命之谜》《鸟的天堂》《第一场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等多篇涉及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新增加的诸如《爷爷和小树》《小熊住山洞》《两只鸟蛋》《松鼠和松果》《美丽的小路》《清澈的湖水》《浅水洼里的小鱼》《父亲和鸟》《燕子专列》《路边的橡树》等多篇文章也都属于环境教育范文。
北师大版的小学课本也突出了资源、环境、生态等内容，比如2004年6月第一版的五年级上册中，第十单元“家园的呼唤”中就有《只有一个地球》《鸟儿的侦查报告》《绿色千岛湖》以及拓展阅读《楼兰之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范文。
新的教材也更加贴近生活。比如，《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生命的药方》《中彩那天》，等等，范文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令孩子们读来感到亲切。
鲁迅作品减少金庸作品入选 新语文教材惹争议
刚刚拿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录取通知书的小杨即将开始他的高一生活。
与学长们不同的是,他拿到的不再是传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而是更加新颖的北京版教材。两种教材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为人所熟知的一些名篇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出现在课本中,而金庸的《雪山飞狐》则被编列在教学参考书单里。
与此同时,新教材的部分内容也广为社会各界所知。其中,"《雪山飞狐》替《阿Q正传》"、"金庸替鲁迅"的说法在网上迅速流传,激起网民热议。来自网上的调查显示,对金庸作品入选中学课本,有23.6%的网民认为"绝对是好事",同时也有16.38%的人认为是"坏事,会教坏下一代的",而将近49%的网民则表示"很难说,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讲"。
《雪山飞狐》与《阿Q正传》
"根据教育部推进课程改革的统一部署,今年北京市教委根据一定的地方特色,在多家出版社提供的教材中选择了最符合教育部课程标准的教材。"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北京市地理特级教师李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等九个区县将要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替换原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新教材中有一半左右的课文与以前的人教版不同。
据了解,北京版语文课本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增加了很多中外当代文学的新内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秦腔》等文学作品被选入教材。不少脍炙人口的外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也进入了教材。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完整的古文名篇被撤下。
新版教材中令人关注的是《雪山飞狐》进入教学参考书部分,容易使人联想到作为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就是一位知名的"金庸迷",他开设的选修课《金庸研究》在北大堂堂爆满。但是,此次《雪山飞狐》入选,其原因还不是孔庆东的力荐,而是主编的拍板。北京四中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主编顾德希推荐了《雪山飞狐》作为学生拓展阅读的书目,最后被确定下来。
不过,《雪山飞狐》入教参,其原因是否真的是编委中的"金迷"们个人喜好的结果?北京版语文编写组成员、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特级教师薛川东介绍说,选择《雪山飞狐》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参考书目的多样性,引导学生在课下积极阅读。"这也是为了贯彻教育部新课程改革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促进教材内容的多样化,以供学生进行选择。"一些编委还认为,金庸作品贴近学生,在中学生中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因此,这样的改变也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改理念。
孔庆东坚决否认了"金庸取代鲁迅"之说:"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薛川东老师介绍,《阿Q正传》落选的真正原因是其篇幅过长,进入课本只能节选,而删节则会破坏原文的整体性。另外一个原因是与学生的接受程度有关。编写小组特地对鲁迅的几篇文章作了调研,进入中学课堂听课,看到底好教不好教。最后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虽然经典、但同时也"不好消化"的名篇,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学生们的感受。
在采访中,编委们一再强调,"鲁迅被取代"的说法并不真实,在北京版语文教材中,仍然保留了鲁迅的六篇作品。"因此,即使《雪山飞狐》取代《阿Q正传》的说法勉强成立,也不能说金庸取代了鲁迅。"
课程改革以人为本
"教材变动的趋势或者说指导思想是使教材具有时代性,更贴近学生自己的生活,同时抓住前沿的东西。而且更加具有选择性,目的是培养多元化人才,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李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时代性和选择性是这次课改的核心目标与指导方针。"北京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语文教材样本,都比较好地契合了这一目标,因此最后建议市教委,9个区县采用北京版,9个区县继续采用人教版。"
据北京出版社介绍,北京版高中语文课本全套分为五本必修和四本选修,还有自由选修。参加高考想读大学的学生必须要学完四本选修。在这套教材的推荐选修课部分,收入了一篇《新鲜的网络语言》。这篇文章的入选,可以说是新课程改革"时代性"的集中体现。这篇文章的入选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一些编写人员看来,网络语言的确有自己的缺点,不严密,缺少高雅的色彩。"但是,这种新鲜事物谁也阻挡不了,它随时在产生和更新之中,我们选入这篇《新鲜的网络语言》,也是表一个态——时代在发展,新的语文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必然要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雪山飞狐》替下《阿Q正传》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命题。事实上,更多人看到的是这一事件传递出来的信息。
"选金庸还是选鲁迅,很大程度上是个表面的问题",一位教育专家在采访中指出,"甚至选北京版还是选人教版作教材,也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因为所有版本的课本都是同一个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大厦,这个基础就是教育部审定的新课程标准。因此,这次课程改革最重要的不是课文的变化,也不是出版社的变化,而是课程标准的变化,是整个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时代性的课文,时代性的课后作业,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新课程标准中渗透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根本理念。"
新课标之"新",最突出体现在课堂要求上。原教学大纲中,侧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硬性要求。根据对某一知识点的重要程度,将所有知识点分为"了解"、"掌握"、"应用"三个级别。新课程标准废除了原有大纲中硬性要求的方式,代之以"认知目标"、"技能目标"、"情感目标"三个层次。以新入选的《许三观卖血记》为例,如果按旧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将是"了解余华作品"、"掌握小说中的叙事文体"、"应用某具体写作方法"。但在北京版教材中,按照新课程标准,这篇文章的教学目标是"感知小说内容"、"领悟作者对生命循环的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和"体验文章流露出来的人情美"。行文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思路跃然纸上。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新课程标准与旧课程大纲对比非常明显。原有的"教学大纲"只重视知识方面的教育与灌输,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而且内容多年不变,难以与时代接轨;容易鼓励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难以令学生喜欢。相比之下,新课程标准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即通过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从而达到教学目标;重视与时代接轨;重视提供多样性的教学,满足不同禀赋的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新课程标准内在地要求教师灵活掌握,实施生动的、多样的教学,改善教学关系,使课堂变得更加吸引学生。
教育部启动课程改革
"北京市的课程改革,是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多方协调参与的一次重大改革。"李奕介绍说,北京的课改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受访的专家称,陈旧的课文内容、过于硬性的课程要求和死板的教学方法,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三大因素,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我国基础教育本来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强的,但是教材和课程安排过于死板,成为基础教育的瓶颈。比如教学中更强调对知识的传授,很多老师都是照本宣科,导致学生死读书,在增加学生负担的同时并没有提升综合素质。这些弊病越来越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不相吻合。"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一位资深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由教育部提供给本刊的这份《纲要》指出,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是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在《纲要》的基础上,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出台了新课程标准。根据新课程标准,由各家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教育部采取"一纲多本"的政策,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一以教育部新课程标准为基础,自行选择课本。2007年1月,北京市启动课程改革。经市教委组织专家组审议,认为北京版课本富有时代性、创造性、灵活性,基本上体现了教育部《纲要》和新课标的内涵。北京版课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今年新学期的高中课堂。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教材选用的权力完全下放?"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教育部采取了若干措施,规范各地高中课本的审定。比如,建立教材编写的核准制度,教材编写者应根据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向教育部申报,经资格核准通过后,方可编写。除经教育部授权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外,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及跨省使用的地方课程的教材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地方教材须经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教材审查实行编审分离。这些措施保证了国家对教材编写、审查和流通的监管力度。
语文课本被删除原文里的“秘密”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1980年代，那过亿青少年集体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年代，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如果没有网络……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下文简称“洞庭”）、1245名跟帖者以及近36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818（网络用语，扒一扒的意思）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这篇由“洞庭”发起的帖子，迅猛成为5月份天涯社区灌水量最多的热帖。“洞庭”发现，当年初一语文课本的文言文《口技》删除了“少儿不宜”的片段。
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之后，“既而儿醒，大啼”之前，小两口其实还“嘿咻”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众网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制级镜头”，初三课本节选自《红楼梦》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高一课本里，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被删的并非全都“很黄很暴力”。初二课本中，闻一多做《最后的演讲》时，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的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隐藏的秘密，来源于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年代接受教育的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第一代‘绿坝-花季护航’啊！”
第一部分
与意识形态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这些文章早在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钦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说，“思想内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
按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庄文中解释，叶老不是过于保守，而是“原则问题”，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当时入选课本的外国作品多选自苏联与欧美，与原文亦有很大出入。庄文中回忆，叶圣陶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国作品，都会请一名翻译家，一名语言学家到人教社开小会，桌上摆着原文、译文，念一句，改一句。与意识形态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难怪这让半世纪后的网友们考据《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无比迷茫，尤其是前者，连叙述形式都由原来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了。
因为标准的严苛，当时大动干戈的删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还都是当年中国文艺界的大腕——更确切的说——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改完后，叶圣陶逐一寄给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复，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儿的处女作都是经叶老之手发表的。”庄文中说。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并不是每次请示都能通过。编辑部曾删节过胡耀邦一篇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为原文实在太长。上交审查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最终没有进入课本。
鲁迅的文章最让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时其实没那么神，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现在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寸发不动，总之，80后们使用的中学语文课本就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对当年语文课本缺的这点东西开始耿耿于怀，他们发觉当年作文的品质与思想升华的方向竟然如此雷人。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票房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今天是教师节，老师们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语文课本——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坐落于沙滩地区，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教育部副部长还坐镇人教社躬身指导工作。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还在，但当年的中学生们的语文课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
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20多篇，和毛泽东文选差不多，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第二部分
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有时，课本的滞后效应赶不及政治的风云变幻，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在文革结束后就看不到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教科工作，当时，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起起伏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可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1978年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知识已然生疏了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
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改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文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中学语文课本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下架，在语文课本上露面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一些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60年代语文课本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干预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但一些必要的删节仍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叶圣陶的权威已然不可复制，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八十年后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中学语文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其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我们一直在考虑增加课本的时代感，时代毕竟变化太大了。”但令时任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权威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1993年，多样化的九义教材在全国使用，直到2004年高中教材试用，这套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N年后才被共同发现的“秘密”。
张之路至今还珍藏着《羚羊木雕》的原型作品，虽然他的原作在入选中学课本时已被删改 图/张涛
第三部分
“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818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跟帖中，终于有网友搜刮出迄今唯一一篇公开的课文作者与人教社的“笔墨官司”。
张之路，作品《羚羊木雕》入选九义初中教材第一册。1984年在《东方少年》上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张之路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五六年后，张突然接到一个当初中老师的朋友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就心里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结尾加了几句话，“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发表于《语文学习》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张之路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但按照常规我们不会这样接待作者的……”
其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课本内容的文质兼美，更新与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王本华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大面积撒网，报纸、杂志、年度获奖作品选集……发现好文章复印出来传阅；此外，人教社还会邀请高校学者和中学老师推荐备选作品，“学者的视角比我们更丰富，有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会更多了解是否适合教学。”
半个多世纪前叶圣陶主导的一半以上的经典文章仍然保留，只是继续悄然恢复一些“敏感细节”。《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美人”几经坎坷，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现在已经在北京某家新闻杂志工作的刘倩回忆，当年同学们朗诵抿嘴偷笑时，还专门对这句话做过“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会有裸体美女的线条呢？还不如比喻成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王本华告诉记者，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如‘七窍迸出血来，……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都太血腥了。”
一些片段的恢复还需要讨论、权衡。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中国大部分中学生是在农村地区……
更多的屏蔽话题正在以课本新秀的身份登场，比较一下80后和90后的语文课本，已然大不相同。90后们不再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先进典型的裹挟陪伴下成长，他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毕竟能看到了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5、60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N年后，90后如果再发起一场类似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他们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1993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人教版的教材不再一统天下，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教材，目前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多元化成长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即将奔三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时代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我”，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世上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的，……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用的”（莫泊桑《项链》）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向孩子嘴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语文课为何成了“鸡肋”？
语文课现在成了鸡肋——这是许多中学语文教师无奈和不甘的感慨。在一些学生心目中，语文课甚至连鸡肋都不如，只是为应付高考而不得不握在手里的讨人厌的敲门砖。(文汇报)
语文地位的弱化并非一日，而让语文从“国语”变为学生眼中的“鸡肋”的无疑是英语地位的提高。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考英语，而且过不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虽然大学里语文也算必修课，但学生还是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英语上，哪怕是中文系的学生也不例外。毕竟语文很少有不及格的，但英语考不好不仅影响到毕业和学位，还可能影响到今后的工作和升学。又有谁敢不拿英语当回事呢？而语文考不好只影响总分，并不会对学生的前途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虽然语文被列为主课，但这门课在学校里的地位明显不能与其他主课相比。毕竟汉语是学生的母语，小学、初中十多年学下来，高中再学也不见得会有多大长进。而且真正要学好语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象数理化或英语那样只要短时间“突击”一下就能提高成绩。语文学习见效慢、效率不高是急于求成的学生和家长将语文视为“鸡肋”的重要原因。
语文教学上存在的问题也是学生不喜欢语文课的重要原因。现在的考试很少考查学生运用语文的实际能力，而是和英语考试一样设定了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教学中一味要求死记硬背，甚至把押作文题和背诵几十篇范文作为应付高考的经验来传授。难怪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英语不错，语文却是一塌糊涂，连封信都写不好。
要学好语文需要大量的阅读，但现在的高考考得更多的却是“分析”(“阅读理解”)。难怪有人说语文早已被异化，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语文教学侧重于讲解而非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去理解，考试成绩也许是提高了，但真实的语文水平却未见长进。
语文课要免成“鸡肋”，除了要提高其地位外，语文考试也应该尽量避免英语化，否则不利于全民族语文水平的提高，更无法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教科书改革被媒体过度诠释
“金庸代替鲁迅”是个假命题
“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新的当代作品大量入选，而不少传统经典篇目则淡出了视野。其中，金庸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换下鲁迅的《阿Q正传》最为引人注目。”今年8月，多家媒体的报道，让人们将注意力从新版教科书本身，转向了“金庸是否要替代鲁迅”的争论。人们不再理会书上是否真的存在《雪山飞狐》，网络上《“金庸取代鲁迅”有点可怕》、《可怕的是“粉丝”编委会》之类的文章，引发激辩。
9月12日，新版教科书的主编顾德希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展示了这套语文教材。
经记者查证，鲁迅的《祝福》、《范爱农》、《自嘲》都是作为精读课文选入教材的必修课本的，而《雪山飞狐》则出现在教师参考书中的推荐篇目中，具体文字仅“金庸《雪山飞狐》（节选第四节、第五节）”一行。而此篇文章，则出现在与这套书配备的光盘资源库中。
“我认为金庸的文字驾驭能力很强，在中国作家中，都算得上一流。”顾德希解释说：“但读武侠与提高写作并无直接联系，而且我不提倡学生读武侠小说，主要是太耽误时间，一旦拿起来，就很难放下。”
媒体炒作教科书话题
记者发现，当代作家也有不少进入了这套教科书。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秦腔》、阿城的《棋王》都榜上有名。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强调，这次教科书的编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至于《六国论》、《过秦论》等古文，则放入了课后的文学积累模块。古文学习一直侧重于语法学习，顾德希则认为，“不要把文言文当成古汉语来学，把文言文也当成现代文来学。”
但是，当教科书话题炒热“金庸与鲁迅之争”后，编委之一的薛川东特意嘱咐同事，他不再接受任何采访。而在记者初次联系顾德希主编时，他在电话中一再表示：“这只是一套语文教材，还是低调处理吧。现在教材刚使用，还是等试验结束后，看效果吧。”
“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删掉《阿Q正传》，你是不是增加了《雪山飞狐》？”顾德希无奈地说，“编写新教材不是在哪套教材的基础上删减或增加的，是全新的，正确地说法是我选了哪些文章，我只是没有选《阿Q正传》。”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在其《中国为何频发“教科书事件”》一文中说，“此次语文教材调整并非单单拿下一篇《阿Q正传》、换上《雪山飞狐》选段，而是作了大量更换。不妨假设一下，新闻以‘《史记》替掉《阿Q正传》’或者‘《许三观卖血记》替掉《陈焕生进城》’为题，产生的效果将与‘《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完全不同。”
不是焦点的焦点
其实顾德希主编的这套新版语文教科书，真正的焦点在于“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上。
顾德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就是‘精读包打天下’。这套教材则是把泛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学生广泛的课外阅读。语文教学一定要把精读和泛读并重，把阅读当成是一件平常的事，把阅读回归到自然。”
为了配合泛读的需要，本套语文教科书，除了纸质的教材外，还配备了“资源库”和“个性化班级教育平台”，三者一起构成了这套新教科书的多维度体系。在编写时，编委会成员每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每个单元首先选出二十篇文章，再从这些文章中选出四篇作为课文，其余的文章则被选入“资源库”，供学生拓展阅读。“个性化班级教育平台”，则是在传统教室外开辟的虚拟教室。
“同学们也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作品，同学之间也会有一个竞争的意识，带动学习的气氛。这就叫资源共享。这样的互动，让老师从一个权威者变成组织者。”顾德希解释道。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这个茶楼里，谈他的“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理念。他把这个理念灌输到了他的新版语文教科书中，但这个，却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的焦点大都被媒体放到了“金庸与鲁迅之争”上面。
教科书改革被过度诠释
其实，回顾建国以来语文教科书的改革之路，不可不谓曲折。
55年前，中国专门成立“中小学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特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做兼职副总编辑，主管汉语教材的编写。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解散，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暂时告一段落。这时候各省、市开始自编教材，全国的语文教科书都陷入一片混乱。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决定编一套全国通用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开始“一统天下”。
此后，中国的中学生们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一统天下”的语文教育。尽管2003年开始的高中课程改革中，教育部鼓励各出版机构都可以参与到中小学教材建设里来，各个省也都先后开始编写语文教材了，但30年时间打造成的教科书的特殊地位，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编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行为。教材的任何一次调整，都会被媒体过度诠释为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更高机构的意图，以至多方揣测。
这，正是本不存在的“金庸与鲁迅之争”，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源头所在。
阅读与生存：看美国语文教育追求的阅读境界
我国语文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走过8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历程，“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成为语文教育的目标。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其语文教育有着怎样的追求？美国语文课堂在做些什么？他们又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语文教育目标？笔者在完成新世纪首批初高中语文课改实践工作之后，有幸赴美参观考察了美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并把考察所得写成《美国语文教育》一书，希望通过美国语文的课程标准、阅读和写作教学等诸多方面，与读者一同探讨美国语文教育的追求。
重视标准 反对平庸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界始终没有停止探索改革的脚步。当我们走进美国中小学课堂，聆听美国校长与教师的汇报时，“标准”一词成为我们了解美国语文教育的第一个关键词。我们很快发现，课程标准的制订与实施是美国学校教育改革的首要工作。
早在1983年，伴随着《国家处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发表，美国政府开始新一轮的教育改革行动。报告指出:
我们社会教育的基础目前正被一股日益增长的“平庸潮流”所蚕食，这股“平庸潮流”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事实上，我们已经陷入一种不加思考的、单方面从教育上解除武装的行动。
很显然，美国对这场改革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原因在于没有重视严格的学术标准。教育改革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但教师对学生实际上“需要知道什么”和“能够知道什么”缺乏全面、明确的了解。于是，以“标准运动”为标志，美国教育开始追求卓越、反对平庸，具体行动表现为各个州开始研究与制订课程标准。到目前为止，美国50个州都有自己的课程标准。这场运动为美国语文教育制订了具体明确的目标，解决了学生“需要知道哪些语言知识”和“能够用语言做什么”的难题。
在美国，语文课程标准有国家标准与各州标准之分。国家标准全称为《英语语言艺术标准》，由国际阅读协会和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共同制订，并于1996年出版。国家标准对各州和地方教育机构或教育实体没有法律约束力，也不强制遵守执行，各州自愿采用。但国家标准在观念与理论方面影响着各州的标准。
国家标准规定语文教育目标是:
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语言学习的机会并得到鼓励，使他们形成为追求个人生活目标，包括丰富个人生活而发展语言技巧的观念，作为有教养的、有生产力的成员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相比之下，各州标准规定的目标要具体得多，例如加州规定的语文教育目标是培养“流利的阅读者和熟练的写作者”、“自信的演讲者和积极思考的听众”；纽约州则规定语文教育目标是“为获得信息和理解能力而学习语言”、“为进行文学反映和表达而学习语言”、“为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评价而学习语言”和“为进行社会交流而学习语言”。各年级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已经写进美国语文教材，作为教学目标融入到课堂教学行为中，标准内容也是各州标准考试的评价目标。“标准”已经成为约束自由美国的学校教育准绳。
“阅读第一”行动项目
美国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具体做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早期阅读能力评价，把好阅读入门关；二是重视阅读实践，强调通过阅读学会阅读；三是遇到阅读难题，采取措施，及时补救。
美国学校的早期阅读训练开始于幼儿园阶段。在小学，阅读几乎成为数学和艺术之外的主要课程。他们如此强调阅读，是因为孩子的阅读出了问题。据美国相关机构统计，从1992年至2000年，全国四年级学生只有30%左右的人达到阅读熟练程度，近70%的学生挣扎在阅读贫困线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里这样写道:
我们国家正在逐渐地被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没有理想。
这样把阅读能力与“心怀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见美国教育对阅读能力重视程度之高。如何解决阅读难题？美国政府承诺，要保证每个孩子在三年级时能够学会阅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实施“阅读第一”的行动项目，为各州提供消除阅读障碍所需要的经费与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国家读写能力研究会阅读小组制订的《把阅读放在第一位》手册。这本手册规定早期阅读教学的5个领域:音位意识、读音法、流利、词汇和课文理解，从对最基本的术语定义开始，为教师提供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步骤，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等等，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这项《把阅读放在第一位》的研究成果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并且成为美国各州对小学二三年级以前的儿童早期阅读评价的统一标准及其理论依据。
克服阅读失败的最好方法是培养良好的阅读入门技巧，从教会孩子熟练地识字、拼写开始。在小学，美国教师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来加强识字训练，对那些落后的孩子给予个别指导。在加州的一所小学一年级课堂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
教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位老师带着五六个孩子围坐在圆桌边摆弄各种颜色的小木块，每个木块上写着不同的字母，老师念一个词“rag”，让学生按照读音寻找相应的字母:橙色的r，红色的a和蓝色的g，然后把字母连起来拼读。老师反复读这个词，学生也跟着念“rag”。学会该词后，再学下一个词语。
这位老师就是按照《把阅读放在第一位》的要求，对孩子进行音位意识训练。教室外面的走廊里也摆着一张大圆桌，一位家长志愿者带着4个孩子在练习拼写。这些孩子比教室里的那几个孩子的识字水平要稍微高一些，他们所用的教具不再是小木块那样的一个个字母，而是印在卡纸上的一个个词语，这些词语缺少一个或两个字母，老师让学生找到正确的字母填空，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词语。比如，指导教师念“look”，学生手里的卡纸上印着“_ook”，这个词缺少第一个字母“l”，学生听着读音便去小纸片上找到正确的字母，把它放到词语的正确位置，使之成为完整的“look”。在这里，学生因识字水平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个别指导。尽管这些孩子学习陌生字母与词语还存在不少困难，但他们却学得很快乐。
在美国小学里，像这样家长与老师共同帮助孩子度过阅读难关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个班的教室里贴着一张家长志愿者来校服务计划表，每天都有家长来学校帮助孩子。他们把这种家长与学校合作、共同帮助孩子成长的机构称为PTA（家长—教师联合会）。当然，家长给予学生的帮助毕竟有限，要真正彻底解决孩子的阅读难题，这项任务必须由政府来承担。一个由政府提供资金、委托Scholastic公司建立“阅读180”（Reading 180）项目已经启动，并在全美实施。“阅读180”的意思是通过阅读指导，让学生的阅读水平获得180度的大转变。这个项目从小学、初中直至高中，甚至特殊教育和第二语言学习者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资助。
度过识字难关之后，就该关注语段与篇章阅读了。他们相信，“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学会阅读”，让阅读成为最广泛的学习实践。在加州的一所小学里，我们看到该校校长办公室的门上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让你的学生看见你阅读，阅读，阅读；
★每天读给你的学生听；
★让阅读成为生活中愉快的一部分；
★每天读给你的学生听；
★在你的办公室里翻看书；
★每天读给你的学生听；
★将书本讲解到最低程度；
★每天读给你的学生听；
★在整个校园里宣传各类书；
★每天读给你的学生听。
这张校长的告示里，“每天读给你的学生听”被重复了5次，意味着老师和校长要带头阅读。校长读给学生听，老师读给学生听，把阅读时间还给孩子，要求教师把讲解书本降到最低限度，即让孩子们通过阅读实践来学会阅读，并且要求在整个校园里宣传各种书籍。这些要求都落实得很具体，并且用数量要求来控制和衡量阅读标准。
我们看到，在校长室通往图书馆的过道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保持阅读”的黄色图标，画面上的立柱旁边标着阅读的数量:25000，50000，100000，300000……1500000。阅读150万字是他们要达到的阅读目标。该校校长告诉我们，加州尔湾学区将对达到阅读数量的学校给予奖励。在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宣传栏里，张贴着各个班级学生最喜欢的书名及作者，以及老师喜欢并向学生推荐的好书。为了提高阅读兴趣，图书馆的书架上摆着各种毛绒动物玩具，孩子们坐在这里可以大声地对着这些小动物读书，给它们讲故事。在图书馆里，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幅标语:
你读得越多，知道得就越多；
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变得越聪明；
你变得越聪明，当你表达思想或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越有力量。
像这样重视阅读的情况不仅仅是在加州，其他州都有类似的要求，例如纽约州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学生每年将至少阅读25本书或相当于这些分量的作品。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阅读数目。
美国小学如此强调阅读，是为了把好“阅读入门”这道难关，而中学生遇到阅读障碍怎么办？我们参观了一所初中学校，该校学生在2004年的加州阅读标准考试中成绩很不理想，六至八年级学生的阅读考试达标率只有24%、23%和21%。不过，这所学校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有73%的学生为西班牙裔，而真正的本地美国人只占1%，白人占11%。为此，学校必须对这些阅读不过关的学生进行“阅读180”训练，课内教师指导阅读，课外加强阅读监控。
负责八年级阅读补习班的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他为每个学生发放一份“图书馆通行证”，学生出发去图书馆读书前，从老师手里领取“通行证”，老师签名并注明时间，从图书馆出来时则由管理员签名并注明时间，以此保证学生在图书馆的阅读时间。老师还要求学生每天回家必须读20分钟的书。怎么控制与把握学生是否阅读了呢？老师做了一份“阅读日志”，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份，用表格的形式要求他们填写自己阅读过的书本的标题和类型、阅读日期及阅读页数等，最后要求家长签字。老师在“阅读日志”的开头处赫然印着: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
作文是可以教会的
除了重视口语交际表达能力之外，美国十分重视书面表达能力训练。他们相信作文是可以教会的，通过提高教师的写作教学水平，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具体可体现在以下方面:
重视对学生写作过程与方法策略的指导
在加州中小学语文教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我们能够看到“构思—打草稿—修改—编辑—发表（递交）—反馈”的字样。美国几家大出版社的语文教材里，几乎所有的写作指导都是按照这样的思维程序进行的。从小学开始，他们就把这种写作过程训练当作可操作的方法教给学生，通过严格程式化训练，对学生进行一步一步填鸭式的训练。
例如八年级老师在教学生写作“有决定意义的旅游”这篇文章时，要求他们按照以下6个步骤进行:
构思 在构思环节中，学生需要完成4项任务:
1．探究文学作品中不同人物的旅游
2．把作者自己喜欢的旅游串连起来，进行简单的归纳
3．计划自己的旅游见闻
4．问自己一些问题
打草稿 在这个环节里，学生还需要注意两点:写作之前，从构思阶段和“作者的蓝图”中概括写作步骤，然后开始写作；记住在作文中使用主动语态的动词，它会使自己的作文更加生动活泼；提前阅读“修改策略”中关于使用主动语态的要点。写作之时，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到文章里去。
修改 要求学生在修改自己的作文之前，请同伴对他的作文进行评论。
编辑 编辑之前，要求同伴评论自己修改的稿子。编辑的时候，注意检查语法、惯用法、拼写和语言技巧方面的错误，特别要注意正确地使用形容词和动词的比较级。
递交 作文完成之后，用什么样的文本格式上交也是有要求的。
反馈 这是写作的最后评价阶段，要求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反思。
再比如劝说类文章的写作，几乎都要求学生按照“开头提出观点—中间用论据证明观点—结尾重申观点”的三段论模式进行。在美国，从小学开始的作文练习都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写作训练被称作“写作研讨”，把作文当作项目来完成。在他们看来，通过写作训练，每个学生都必须而且能够学会写作。
教给学生各种类型文章的特征及其写作方法策略
让学生辨别各类文章的结构特征，教给他们不同类型文章的写作方法，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比如，在加州，四和七年级学生每年要该州标准考试的写作项目测试，八年级必须接受“加州评价项目”的写作评价。这些写作评价都有规定的文章类型，教师按照文章类别进行写作教学。
重视思维训练
美国教师要求学生养成积极的思考态度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美国作文不强调字数多少，对文章长短没有特别要求，但要求熟练运用写作技巧，“有效而富有洞察力地形成作者自己的观点，表现出突出的批判性思考，清晰地使用恰当的事例、推理以及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立场”（最新SAT写作要求）。
“批判性思维”一词在美国教育中有特定的内涵，它不是专指挑毛病、批评别人，也不是同意或不同意的简单线性思维，而是要求在掌握充分论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尽可能使结论或作出的判断客观公正。这是美国语文教育对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要求。
美国老师不怕学生文章格式的千篇一律，只怕文章没有独特的思想，不能表达作者的批判性思考。美国教育促进会主席欧内斯特·波伊尔认为，“清楚的写作导致清晰的思维，清晰的思维又是清楚的写作的基础。也许，与任何其他交际形式相比，写作使我们为自己的语言负责任，最终使我们成为更加积极思考的人。”
香港的语文教科书自由化尝试
香港是从2002年开始语文教科书自由化尝试的。其选材自由度颇高，其中最具官方规范意味的，只有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一份教学“指引”。
根据课程发展议会建议，从2002至2003学年开始，《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由中一起按年逐级实施。新修订课程不设指定课文，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需要，设计学习重点，编选各色各样的学习材料，包括古今经典、实用文字、科普读物、报章杂志以至音像材料。
此前，为配合课程改革，当时的教育署（后并入教育统筹局，现更名为教育局）于1998年9月开始汇集可作学习材料的文章，除了邀请第一线教师、知名学者以个人身份推荐之外，还汇集了香港历届教材的文章，以及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教材，最终再统一进行筛选。
最终，参考文章名单出炉，包括初中阶段600篇，高中阶段321篇。此外，根据“指引”，一批参考阅读书籍也因此被筛选出来供师生参考选择，截至2002年2月，为初中阶段选定825本书；截至2005年7月，为高中阶段选定306本书。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府花大力气整理出来的两份参考名单，只具参考性，并无约束力。
不再一味“照本宣科”
卓一卿表示，教材的编纂目前已经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某一个学术机构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加入商业行为的元素，通过自由竞争来达到优化。出版商为了教材对学校的吸引力会聘请专家来编写，之后再送交教育局评审，看能否满足相应标准。如果通过评审，就被列入网上公布的教科书名单。
据她介绍，香港目前主要由学校自主决定教材，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荐的文章或书目，也不一定要选择某个出版商的教材，完全可以自己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不过，大多数学校目前采取的做法是，选择一本出版的教材，然后根据课程设计需要增删，并辅助以本校设计的教材。
其实，香港语文教学现状中对自由的强调，来自对其之前多年课程设置的一种反思。
从1990年到2000年，香港语文教学基本用的是同一课程标准。结果坊间会流传一种辅导教材，将教材上的规定课文从中心思想、修辞方式到人物性格等一一给出“标准答案式”的总结，学生只要努力背下来就可以应对考试。
而根据新“指引”的界定，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应配合整体教育方向，“为学生终身学习、生活和日后工作打好基础”。而在教学目标中，突出以学生的“乐趣”为主，强调“乐于阅读、乐于聆听、乐于写作、乐于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