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日，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了俄罗斯别斯兰第一学校的上千名师生，和警察对峙3天，制造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有333人在此次人质事件中死亡，其中超过半数是儿童。5年后的今天，新的学校早已建成，别斯兰也从新闻中消失。但是这座城市的伤口并没有因时间而愈合……
在别斯兰，毕业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全俄罗斯学童庆祝这个他们人生中的里程碑的时候，别斯兰的学生在毕业时一定会去城市的另一头———墓地。
这片墓地又叫天使城，埋葬着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的333名受害者。其中超过半数是儿童，许多墓地上都放着玩具。
毕业班的学生们默默站在他们从前同学的墓前，把手里的气球释放到天上，一个白色气球代表一个死去的同学。去年，16名死在校园屠杀中的学生本该毕业。今年墓地上空漂浮着13个白色气球。
即使在夜晚，墓地里仍然有访客。像米拉娜·安迪尔卡耶娃一样，多数来这里和他们死去的亲人说话。9岁的米拉娜和她的姐姐艾米莉雅在别斯兰恐怖袭击中幸存下来。她们的母亲，27岁的艾琳娜死于枪伤。当时米拉娜只有4岁，但她一直清楚地记得，在最危险的时候，母亲用手抚摸她的头安慰她。
“想到妈妈，我就忍不住要哭，我太想念她了，”米拉娜说，“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去墓地和她说话，我在纸条上写上‘妈妈我爱你，永远不会忘记你’，把纸条系在气球上，放上天，希望母亲能够收到。”
9月1日将是别斯兰恐怖袭击5周年的日子。共有186名儿童在5年前的袭击中死去，17名儿童失去了双亲，72人受重伤。有一个靠近学校的街区一下子失去了34个孩子。
2004年，震惊中的世界向别斯兰伸出了援手，为死难者基金捐献了超过2000万英镑，但许多人仍然无法理解是什么样的人会残忍地屠杀无辜的孩子。
别斯兰是个人口不足3.5万的小镇，当地居民除了要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还得应对接踵而至的一大堆新问题：死难者基金要如何花；对失职政府的不信任；对幸存者前途的担忧，等等。5年后，别斯兰是否已经从伤痛的打击中恢复？罪魁祸首和责任人是否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在校园屠杀发生两天后第一次来到别斯兰。整个城市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到处都在举行葬礼。在学校和墓地，放眼望去都是令人心碎的画面，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痛哭到昏倒。
今天，别斯兰看上去就像一座典型的北奥塞梯城市———位于高加索北部一个极其保守的地区，居民大多信奉东正教。乍看上去，5年前的恐怖袭击似乎并未留下深刻伤疤。但到了别斯兰第一学校，你会发现平静只是表象。
学校大楼依然保持着恐怖袭击后的样子，一座千疮百孔，断壁残垣的废墟。它是对死难者的悼念，是这座城市分裂的刺眼标记。曾经被扣押的人质和死者的亲属对于应该如何处理学校大楼依然存在分歧。许多人觉得它碍眼，应该拆掉，让它永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也有人为了保护这座废墟不惜跳到推土机前。
学校体育馆是承载了最多恐怖记忆的地方。36名手持AK-47、榴弹发射器和炸药的恐怖分子把超过1100名人质(包括750名儿童)关进面积不足一个篮球场大的体育馆，要求立刻结束车臣战争。
恐怖分子属于一个叫里亚杜斯-萨利欣车臣烈士侦察破坏营的组织，手段残忍。他们在整个体育馆里装满了炸药，把它变成一个大火药库。第一天，他们当众枪决了一名男子，人质中还包括这名男子的两个孩子，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杀害。然后，恐怖分子把几名男子押到一楼的一间教室，用机关枪将他们处决，再把血淋淋的尸体扔出窗户。
人质在狭窄的空间中被扣押了3天，没有水和食物，气候炎热。9月3日中午，体育馆内发生多次爆炸。多数受害者死于爆炸。据推测，第一次爆炸是意外事故。另外两次是恐怖分子引爆。最后一次爆炸也最剧烈，导致体育馆着火，房顶坍塌，将人质压在燃烧的废墟中。受伤的人质开始四散逃跑，恐怖分子开始疯狂扫射，又一批人质中弹身亡。
体育馆木地板上仍然能看见大片黑色烧焦的痕迹，许多人质就在这里被烧死。周围密布弹痕和炮灰的墙壁上挂着死者的照片、花环和毛绒玩具。还有人在地板上点上蜡烛，留下了罐头和矿泉水。墙壁上还有手写的留言、悼念死者的诗句。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竖立在体育馆中央。这是一个充满悲伤回忆，令人动容的地方。
学校其它地方则处处让人觉得怪异、可怕。墙壁上有数不清的弹孔。两名女恐怖分子身上的炸弹在最后时刻被引爆，她们的脑浆和头发飞溅到墙壁和天花板上。5年后的今天，墙壁上的脑浆和头发依然如故，仿佛时间凝固在了5年前的那一刻。据说，两人身上的炸弹是被她们的头头引爆的，因为她们开始对扣押儿童为人质的做法产生质疑。
墙壁上留言有悼念在人质事件中牺牲的强力部队官兵的，还有斥责侮辱恐怖分子和学校校长的语句。虽然老校长丽迪亚·特萨里耶娃也被劫持扣押并受伤，依然有阴谋论说她和恐怖分子勾结。5年后的今天，她好歹不再收到恐吓信。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死者的家属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到那些幸存的学校教师身上，指责他们只顾自己，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孩子。列娜·卡苏莫娃说，“袭击1年后，我去墓地看望一位死去的学生。她的祖母一看见我就开始侮辱责骂。”卡苏莫娃和她8岁的儿子在那场危机中幸存。
“人们指控我是谋杀犯，说我有瑞士银行的账户，里面装满了本该补偿给受害者的钱。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不止一次想过，与其承受这样的无端责难，还不如那时就死了好。我觉得似乎该为自己活下来而道歉。感谢上帝，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无端的侮辱终于渐渐停止了。”
现在，由于随时有坍塌危险，学校主楼最近被封闭。许多别斯兰人希望把体育馆保留下来，改成礼拜堂，将学校其它地方推倒重建。但也有一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其中包括苏珊娜·杜迪耶娃。她是别斯兰母亲委员会主席。这是个死难者亲属成立的组织，目的是督促政府认真调查此次恐怖事件。杜迪耶娃在袭击中失去了13岁的儿子。
“对我而言，一年比一年难过，因为我总是想到，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现在会是怎么样了。”48岁的杜迪耶娃说。从她家公寓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校，“整个学校都应该被保存下来，作为纪念，让世界记住这场悲剧。”她的丈夫埃尔布鲁斯在恐怖袭击前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儿子死后他就再没有工作，整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久前因为中风住院。
“这是一个深受伤害的城市，许多男人在惨剧发生后开始酗酒，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愧疚感，他们因为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而觉得失败。这个地方从此将不再一样，不再正常。至少，我就无法接受我儿子的死。所以，我会为了揭露真相一直战斗。”杜迪耶娃和少数几名死者亲属向萨尔斯堡的欧盟人权法庭提起诉讼，控告俄罗斯政府。他们认为政府未能和恐怖分子好好谈判，否则可以救出更多的孩子。
另一个叫别斯兰之声的组织提起了类似上诉。这是一个从“别斯兰母亲委员会”中分离出去的组织。它的负责人艾拉·凯撒耶娃的姐姐在人质危机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凯撒耶娃曾和杜迪耶娃发生激烈争执。原因是克里姆林宫曾邀请委员会代表和普京面谈，就是否接受邀请的问题，两人产生分歧。在别斯兰，人们对这两个组织的评价并不好。
结束和杜迪耶娃的面谈后。一名叫加伊托夫的男子提出送我一程。5分钟后，他突然把车停在路边。眼睛里含满泪水，声音颤抖着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他的儿子埃伦。埃伦和他的妹妹本来已经被救出，可他又跑回去救其他的孩子，结果中弹身亡。他的父亲对他的勇气深感骄傲，但是总是会抑制不住去想，假如他没有跑回去，也许就不会是死。
人质事件后，政府又修建了两所新学校。但是其中一所新学校和原来的学校靠得太近，仅隔着一条马路，可以清楚看到原来学校的废墟。曾经被劫持的孩子们依旧不得不每天面对这个让他们做噩梦的地方。
十二岁的卡琳娜·库索瓦每天上学时总是低着头，她害怕看到对面老学校的建筑。5年前的9月1日早晨，卡琳娜换上了新裙子，她很兴奋，因为这是她第一天上学。她19岁的表哥阿尔伯特负责送她去上学。卡琳娜被救出来时被严重烧伤。在医院住了两个月，3次接受手术，左腿和腰部留下了狰狞的疤痕。她需要植皮，但她的父母无法负担莫斯科的手术费。
“我只记得，爆炸之后，跟着阿尔伯特到处跑。”卡琳娜回忆说。她的左腿内还有未取出的弹片，“我被烧伤了，非常痛。突然，阿尔伯特倒下了，他的头部中弹，血从他眼睛里流出来。我哭喊着叫他起来。”5天后，阿尔伯特死在医院里。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显得非常不安，紧紧地把一只玩具熊抱在胸前，盯着自己的脚看。她脸色通红，局促地摆弄手指，不停朝她母亲拉莉萨的方向看。拉莉萨解释说，虽然已经过去5年，卡琳娜还会在晚上做噩梦，尖叫着醒来，身体蜷曲得像个小动物。
他们住在一所有3间卧室的房子里。卡琳娜害怕一个人在家，会不停地给厨房的母亲打电话，确保她没有外出。卡琳娜说她常常梦到恐怖分子，梦到在床上发现一条断腿。她经常无故地头痛，正准备接受脑部扫描检查。人质事件后，为了照顾女儿，拉莉萨不得不辞职在家，因为她总是接到学校电话，说卡琳娜又发作了，歇斯底里怎么都安静不下来，需要把她接回家。人质事件后，曾有大量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专家涌入这个城市。可他们似乎无法帮助卡琳娜。
相比之下，贝尔特·库索夫的康复似乎非常成功。人质事件发生时他7岁，那天是他祖母送他去的学校。他还没有忘记口渴到让人发疯的感觉，也没有忘记尿液的味道，和恐怖分子拖着贝特罗索夫的尸体穿过体育馆的景象。贝特罗索夫因为胆敢抗议恐，在孩子们的面前被恐怖分子枪决。
他还记得爆炸之后的混乱和尖叫，记得祖母在他身边死去，身上覆盖着瓦砾和鲜血。“那3天，她一直在我身边，告诉我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贝尔特说，“可是，突然之间，子弹横飞，我拼命往前跑，跌倒在地上，然后我记得有什么东西压到身上。”
贝尔特身中两弹，一颗子弹刺穿了他的腿，第二颗打中了他的手臂，所幸都没有打中要害。一张拍摄于当时的照片显示一名当地男子抱着受伤的贝尔特离开学校。但他的两个好朋友死在了学校。
贝尔特现在12岁，是个很有天赋的摔跤运动员。他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他的奖章。他的成绩优秀，理想是做一名医生。随着时间推移，他做噩梦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他母亲塔马拉说，他依然不肯自己睡，要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
艾达·斯达科娃似乎已经克服了恐惧。她现在12岁，5年前和母亲、外公一起被恐怖分子劫持。炸弹爆炸后，她被人救出了体育馆。为了和母亲在一起，她又从窗户翻了回去。几分钟后，体育馆天花板坍塌，剩下的人质被火焰包围。她被烧伤，中了一弹，但仍然活了下来。现在，她看上去和普通的12岁女孩并无区别，只是特别害羞。
像其他重伤病号一样，贝尔特和卡琳娜每人获得1500美元的政府补贴，和一个援助基金会颁发的2.5万美元。该基金由当地政府管理，经费来自俄罗斯国内和外国慈善捐款，向受害者发放一次性援助款。
惨剧发生1年后，大多数捐款停止，这个基金已经收到共计约3800万美元。人质事件发生1年后，基金被关闭，原因是没钱了。有人指控，善款被人侵吞，但当地政府组织了一次审计并未发现严重诈骗行为。今天，依然有传闻说捐款被腐败官员贪污。2006年，一名当地银行行长被谋杀。该银行曾接收部分善款。这名男子遇害前曾宣称要调查善款被挪用的事情，结果被副行长雇人杀害。这位副行长从银行保险柜里拿走了4000英镑。
国家支付了卡琳娜的3次手术费用。她父母用大部分补偿金买了一幢新房子。许多孩子依然需要医疗或心理治疗。但现在要寻求帮助非常困难。对于政府而言，这件事早已解决，属于历史。
“现在补助金早就花光了，我也不愿再伸手求助。”卡琳娜的母亲拉莉萨说，“对于那些没有经历人质危机的人，我们现在就像个大包袱；而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也在心底里恨我们，因为我们的女儿活了下来。”
那些在人质事件中死去亲人的家庭得到3000美元的政府补助，每位死者可获得3.5万美元的人道援助金。按当地标准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遗憾的是，钱也带来了纠纷和分歧。为受害者收集私人捐款的老师被指责盗窃善款。那些因为失去孩子而心理扭曲的父母互相攻击，还有人被指责靠死去的孩子大发横财。
自2004年开始，许多国际人道组织纷纷邀请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受害者出国访问。这类免费假期有时也会引起受害者家庭之间的矛盾，有的孩子已经出国旅游过好几次，有的孩子一次也没有去过———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太骄傲，不愿提出申请。
政府出资1100万英镑，在靠近墓地的地方新建了一家设备先进的医院。现在，医院接近完工，开业后将是北奥塞梯地区最好的医院。
“有的时候，悲痛让人们更团结，但是，有的时候，它让人们分裂。”扎里玛·克罗耶娃说。她经营着一家儿童康复中心，资金主要来自一个德国慈善组织。中心每次接受20名儿童，让这些有相似经历的孩子在一起度假，一起画画，唱歌，表演戏剧。中心花了3年时间才建成，开业不到两年，但已经因为资金不足面临关闭的危险。除非得到当地政府资助，否则它将无法维持下去。
“那些失去亲人和没有失去亲人的家庭产生矛盾；对于谁该对事件负责；该如何赔偿；赔偿金又该如何使用；学校校舍该如何处理等等，这一些列的问题都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立场逐渐开始软化。”
克罗耶娃说，幸存者的愧疚一度对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影响。父母觉得自己背叛了死去的孩子；孩子们必须学会接受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死亡。有时候，父母会在无意中流露出对已死孩子的偏爱，伤害了活下来的孩子。
不同于他们的父母，那些经历了人质事件的孩子反而很少谈论那地狱般的3天。我在克罗耶娃的康复中心遇见11岁的男孩吉奥奇·穆塔佐夫。这个敏感的男孩在人质事件中失去了母亲。他说回忆谈论那件事会让他感觉更糟。他记得到处是血和尸体，有人的内脏被炸出来，流到地板上。他不记得自己曾感到害怕。一开始谈到死去的母亲，他就开始结巴。
“我完全不记得她了，因为有照片我才没有忘记她的模样。”他说，“我不喜欢去墓地，但如果去了，我会把手放在墓碑上，想着她。”不久前，吉奥奇的父亲再婚，吉姆带来了一个弟弟维塔利。吉奥奇并不知道维塔利也是人质事件的幸存者，可见他们在家从不谈论这个话题。
冲突和分裂之外，别斯兰人也表现出惊人的顽强、尊严和自制力。人们曾担心，别斯兰人在痛苦和狂怒情绪支配下可能对邻近的印古什实施报复，引起新一轮的流血冲突。担忧并未成为事实，虽然有一半恐怖分子来自印古什，别斯兰对于他们的指责更胜于车臣。
在5年中，直接受那次惨剧影响的家庭中诞生了47个孩子。艾琳娜和尤里·扎梅索娃在人质事件中失去了两个孩子，12岁的娜塔莉亚和10岁的伊戈尔。之后他们又有了3个男孩。2004年9月1日，伊戈尔本来想把两岁的凯瑞尔也带去学校，所幸被母亲阻止。扎梅索夫一家居住的街上有9个孩子在人质事件中丧生。
在安葬两个孩子之后，夫妇俩被告知，因为遗体被严重烧伤，辨别身份时出了差错。他们安葬的不是伊戈尔而是另一个孩子。尸体又被挖起来，经过DNA测试后证实确实搞错，于是他们不得不第二次安葬的儿子的遗体。
“我多次想过自杀，”37岁的扎梅索娃说，“可是我的宗教信仰说自杀是大罪，自杀者会下地狱，那样我就见不到死去的孩子了。此外，小儿子凯瑞尔也需要我的照顾。我很快意识到，迫使自己往前看的唯一方法是要更多的孩子。”
娜塔莉亚和伊戈尔穿着校服的大幅照片被挂在厨房、客厅。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和书还整齐地放在他们的书桌上。艾琳娜手上戴着一个小戒指，是那种口香糖里附赠的廉价戒指，但这是娜塔莉亚给她的。她告诉孩子们，他们死去的哥哥姐姐一直在天上看着他们。
扎梅索娃说她梦到在墓地和娜塔莉亚重逢，她告诉她被放回来了。第二天，艾琳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认为这个梦是一个预兆，说明她死去女儿的灵魂寄托到了她的一个弟弟身上。
“孩子们给了我快乐，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但并没有减少痛苦。人们都说，时间可以医治创伤。对我却不能。每当想到他们在那3天里所经历的痛苦，我简直要发疯。只有那些失去过孩子的人才能理解我。”
库洛夫一家也认为他们死去的儿子奥尔加和他们后来出生的孩子也有某种特殊联系，尤其是和他的3岁的妹妹安吉丽娜。奥尔加在学校被烧死时只有8岁。奥尔加和他的哥哥阿兰一起被扣押为人质。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一起，回忆暑假去黑海度假的时光，想像在海边喝冷饮。阿兰在爆炸中和之后的枪战中受重伤。他在医院里住了4个月，后来被送到德国，接受了9次脑手术，清除残留在头部的弹片，手术费用由红十字会支付。他的父亲在停尸房找到了奥尔加被烧焦的尸体，通过他脖子上戴的十字架，他才能确定他的身份。
有两年时间，奥尔加的母亲扎娜几乎从不离开房间，如果外出肯定是去墓地。她去看了心理医生，但是仍会在半夜醒来，大叫着要自杀，去陪她的儿子。
“我怀孕的时候，有一次梦到奥尔加，”扎娜说，“他全身缠着绷带，要我去给他买一条裙子。我买回了裙子，现在穿在他妹妹身上。有时看着安吉丽娜，我会想，奥尔加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她丈夫现在仍在阿兰的房间睡觉，虽然现在那孩子已经很少做噩梦了。
袭击之后，别斯兰人的神经变得极其脆弱。一个疯狂的谣言、一个梦、一个预感就能引发集体恐慌。5月，一名当地妇女到处说，她有预感会发生第二次人质事件。老学校对面的新学校警卫决定举行一次演习，但是，在学生和老师们得到通知之前，警报就突然响起。一身迷彩服的地方安全部队官兵带着警犬来教学楼搜寻炸弹。整个学校顷刻之间陷入歇斯底里的气氛。疯狂的家长闻讯冲到学校。去年春天，由于经费匮乏，新学校断电长达两个月，现在整所学校只有两台电话。
强烈的宗教信仰让一些父母成为诈骗目标。去年，俄罗斯法庭判处格利高里·格拉波伏伊诈骗罪行成立，入狱11年。格拉波伏伊是臭名昭著的邪教头目，宣称能让一些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死去的孩子复生，部分悲痛欲绝的母亲轻易相信了他的谎言。
许多受害者家庭对于这次恐怖袭击的调查并不满意。5年后，他们依然在等待检察官的结论。结论公布的时间一再推迟，竟然已经推迟了30次。3年前，俄罗斯杜马公布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别斯兰人认为那是一份掩盖真相粉饰太平的东西，因为里面对俄罗斯政府的责任只字未提。
2005年，人质事件中唯一被生擒的恐怖分子，来自车臣的木匠库拉耶夫被判处终身监禁。传闻有一部分恐怖分子成功逃脱。当地两名高级警官被控失职，但后来获得大赦，并未给公众任何交待。在俄罗斯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查办撤职。反而有人节节高升。
内务部泄露的秘密文件显示，在袭击发生两周前，当地安全部门曾接到警告，说车臣恐怖分子可能采取扣押人质的恐怖袭击。接着，上面下达指令，要求该地区的学校全部加强警备。为什么两次警报都被忽略？许多受害者家属依然在等待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和恐怖分子的谈判失败？克里姆林宫愿意做出什么样的让步？
“谁该为这么多的孩子的死负责？”杜迪耶娃问。在别斯兰人质事件1周年时，杜迪耶娃曾和当时的俄总统普京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我们想要知道，为了救孩子们，他们愿意做些什么。我们见面时，普京看上去似乎真的很真诚。他承诺要彻底调查，惩罚那些责任人。他言而无信。”
像杜迪耶娃一样，一部分别斯兰人对普京颇有不满。普京在恐怖袭击结束后曾到当地慰问过一次，待了几个小时，连现场都没有去。但也有人认为，普京已经竭尽所能挽救被扣押人质的生命。比如海关官员卡斯波拉特·拉莫诺夫。他在恐怖袭击中失去了15岁的女儿。他的儿子身中两弹，但活了下来，从此立志要加入反恐部队。
女儿死后，有段时间，拉莫诺夫不分日夜地守在女儿的墓地。很快，他就担负起照看整片墓地的任务，不久前成为墓地的正式管理人。他熟悉埋葬在此的每个受害者的故事。如果有母亲要出门几天，他会代替她去看她的孩子。“对我而言，”拉莫诺夫说，“这不是一份工作，我住在这里就是为了照看这些孩子。”
他记得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一年里，许多母亲告诉他说，她们想自杀。有一位女士甚至问他是否能搞到自杀腰带，她要用它去印古什复仇。他说服她们放弃了自杀打算，用的是劝解艾琳娜·扎梅索娃的理由———自杀者将下地狱，永远无法和孩子团聚。
自从女儿死后，拉莫诺夫不再参加婚礼或生日宴会，如果在餐厅听到音乐，他也会马上离开。“玛丽安娜都不在了，我怎么还能继续享乐，简直像是犯罪。”他从不靠近学校，总是绕道而行，因为只要看到一群孩子，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在里面寻找女儿的身影。
一名亲戚有一次告诉他说在梦里看到玛丽安娜，她问他的父亲怎么还戴着那块破表，他配得上更好的。第二天，拉莫诺夫去买了块镀金的新表，背后还刻了字———“给我最爱的父亲，玛丽安娜”。“这是玛丽安娜希望的，”他说。
在别斯兰的最后一天，我和米拉娜·阿迪尔卡耶娃一起参观了体育馆。就是这个9岁小女孩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把一张字条和一颗水果糖绑在气球上送给“天堂”的母亲。陪在她身边的还有她12岁的姐姐艾米莉雅，和他们的父亲艾伦。两姐妹现在睡觉时都开着灯，像许多经历过人质事件的孩子一样，他们也特别害怕打雷，偶尔还会做噩梦。
两个女孩把几朵红色康乃馨放到体育馆中央的木制十字架旁边。艾伦给我看了一封艾米莉雅写给他的信。去年，他在单位收到这封信。
艾米莉雅在信中写道：“献给妈妈埃拉。4年过去了，但我们没有忘记你。你的微笑，眼睛和声音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再也找不到比你更聪明、美丽、温柔的母亲。每个人都爱你，你是所有人的天使。不要悲伤。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团聚，然后我们会永远生活在一起。”
最后，在结尾时，这个女孩提到了他们的宿敌印古什人，在多数别斯兰人看来，住在边界另一边的印古什人是导致他们痛苦的罪魁祸首。
“印古什人不明白，这么早就被迫离开我们你是多么难过。所以让俄罗斯人把印古什人统统杀光，就像他们屠杀我们别斯兰人一样。”
文：M ARK FRANCHETTI
(本文来源：
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