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 删不掉的“秘密”
http://view.QQ.com 2009年06月24日21:05 新文化报
“扒一扒”我们曾经的中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1980年代，拥有亿万青少年集体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集体记忆，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下文简称“洞庭”）、1266名跟帖者以及36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818（网络用语，扒一扒的意思）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这篇由“洞庭”发出的网帖，迅速成为5月份天涯社区灌水量最多的热帖。“洞庭”发现，当年初一语文课本的文言文《口技》删除了“少儿不宜”的片段。
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之后，“既而儿醒，大啼”之前，小两口其实还“嘿咻”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受此例鼓动，众网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制级镜头”，初三课本节选自《红楼梦》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还有，高一课本里，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并被剪除。
被删的并非全都“很黄很暴力”。初二课本中，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尘封的秘密，无不隐藏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教科书曾被如此“花季护航”。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
“这些文章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 “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回忆说，“思想内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主流。”
按照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庄文中解释，叶老不是过于保守，而是较真“原则问题”，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当时入选课本的外国作品多选自苏联与欧美，与原文亦有很大出入。庄文中回忆，叶圣陶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国作品，都会请一名翻译家、一名语言学家到人教社开小会，桌上摆着原文、译文，念一句，改一句。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难怪这让半世纪后的网友们考据《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无比迷茫，尤其是前者，连叙述形式都由原来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了。
因为标准的严苛，当时大动干戈的删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还都是当年中国文艺界的大腕——更确切地说——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改完后，叶圣陶逐一寄给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复，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儿的处女作都是经叶老之手发表的。”庄文中说。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并不是每次请示都能通过。编辑部曾删节过胡耀邦一篇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为原文实在太长。文章上交审查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最终没有进入课本。
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后来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19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毫发不动，此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更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们开始对这点耿耿于怀，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
刘倩们的上述烦恼简直“奢侈”。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语文课本——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教育部副部长还坐镇人教社躬身指导工作。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仍有保留，但当年的中学语文课已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
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二十多篇，和毛泽东文选差不多，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可改可不改，不改”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消失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跌宕起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能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事文章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教材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撤下，在语文课本中逗留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个别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年入选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的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过问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删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的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仍有一些删节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当时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当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但令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反面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此后10年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衣带渐宽”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19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张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1984年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他才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直到五六年后，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心里就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他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
此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2000年《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出浴美人”终于解冻，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现在已经在北京一家新闻杂志工作的刘倩回忆，当年同学们朗诵此段，抿嘴偷笑时，还专门对这句话做过“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会有裸体美女的线条呢？还不如比喻成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但也不简单。”王本华说，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能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太血腥了。”
比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开展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大部分中学生仍在农村地区。
曾经包裹严实的课本，也开始衣带渐宽。王本华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得以大面积撒网，报纸、杂志、年度获奖作品选集……发现好文章就复印出来传阅；此外，还会邀请高校学者和中学老师推荐备选作品，以求“视角更丰富，更切合教学需要”。
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N年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发起新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2004年新课改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中学语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后来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已经成年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当年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便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一幅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
……(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薛田 实习生 陈晨)
语文教材删改的隐
忧http://view.QQ.com 2009年06月28日09:47 东方网 周泽雄
八零后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读《古本小说集成》时，有个发现，初一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口技》被人做过微创手术了：在“妇人惊觉欠身”和“既而儿醒，大啼”之间，下面这些文字无疾而终：“（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他好奇心大炽，在天涯发出一个帖子：“扒一扒（原文是‘818’）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
由于引爆了一代八零后的集体记忆，该帖遂迅即成为五月天涯社区首屈一指的热帖。最新一期《南方周末》（6月25日）以《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删不掉的“秘密”》为题，对此作了有板有眼的报道。
经大量八零后网友的集体追索，他们惊觉，教材里删掉的文字好比雪球，越滚越大，比如，《红楼梦》节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里的“酷爱男风，不喜女色”，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刚出浴的美人”和“荡着小船，唱着艳歌”，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里的“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等，都曾随教材主事者的眉头一皱而人间蒸发。
一代人的集体追索往往杂有游戏性质，好像一群人围坐草地上玩丢手绢游戏；由于游戏发起者的身份是当年学生，其中的沉痛意味，也可能单方面聚焦在学生的感受上，他们愤懑于自己受到过不公正的“花季护航”。我不是八零后，有条件超然些，“扒一扒”此事的另一面。
本来，教材删改对谁都不是秘密，若说八零后此前曾以为语文教材中的文章都是“足本”而非“洁本”，亦与事实不符。他们感兴趣的乃是如何删改，而非是否删改。据我所知，《荷塘月色》也曾入选台湾的中学语文教材，巧的是，那句“刚出浴的美人”，亦被一刀剁去。对此，八零后恐怕会讥笑教材编选者的迂腐冬烘，而如果我们斟酌余光中先生的意见（我很认可），仅仅因为拙劣，这个句子也不妨删掉。
我觉得，教材编选者删改文章，除了为学生着想，还有为老师着想的一面，而后者，似尚未被人提及。我当过老师，我知道，哪怕学生已经拥有丰富的情色知识，他们对于出现在课本里的情色语句——不管多么隐晦——仍会咋呼出足以让老师不知所措的反应。这类学生，平均一个班上有三个（总会有的）就够老师挠头了，随着课堂教学赖以维系的庄重感为一股情色气氛所替代，有可能使整堂课变得不可收拾。
回到学生这一面，英国小说家毛姆在小说《刀锋》里对端庄淑女伊莎贝尔有个评论：“她具有多数正经女子有的那种对猥亵的奇异知识”，这个极具洞察力的发现，亦可用来烛照中学生。真相是，孩子知道的东西，永远多过老师家长的预判。即使在前互联网时代，认为学生会受不了一个出浴美女的比喻，只能折射出老师一方的弱智或尴尬。学生没啥受不了的，老师能否在“男风”和“床之戛戛”等暧昧知识面前保持坦然，才是欲待揭晓的谜底。
另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真相是，少男少女虽然知识有限且涉世不深，但天赋的人性潜能，决定了他们永远无惧任何知识。愚蠢的教学训条性喜把孩子智力理解成婴儿的肠胃，遂严格遵循喂婴儿奶粉的流程，指定“三岁后”的决不用于“两岁半”。其实，少年人的心智发育乃是人类精神世界最为神奇的景致，偶尔地打破常规、适度地跳跃发展，极可能事半功倍。学生在半昧半醒、一知半解中面对的知识，也为他们日后的身心发展提供了最为辽阔的远景。
读美国女学者苏珊·桑塔格的传记，我们发现她在少女期间读了大量“少女不宜”的书，包括艰涩的哲学和文学，然而与同龄人相比，她不仅没有陷入错乱，反因早早谙熟了人类知识星空的浩瀚驳杂而最终成长为“美国知识界的良心”。
人类的高贵决定了他们不宜被按照养鸡的模式培养，成语“揠苗助长”也不宜无节制地放大成一种教学警告，毕竟，人不是苗。掂量那些被删除的文字，就算“床又从中戛戛”情有可原（坦白地说，我吃不太准），删去“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只能让我们无限悲悯既往的蒙昧，至于仅仅与领袖意见不合而删除闻一多对司徒雷登的评论，则迹近作孽。因为，少年人的有效成长必须包含思维能力的同步增长，让学生面对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乃是培养思维能力的法宝之一，把对立面文字删除了，最终培养出的将不是人类，而是“类人”。
好在，据《南方周末》那篇报道，我们发现，如此放肆地删改原文，现已不被视为正当了。我希望这类事情，日后只具有谈资价值，聊供怀旧之用，而不再成为争论的题目。（原载《东方早报》）
美国中学语文教什么？教会孩子思考
http://view.QQ.com 2009年08月12日08:00 成都商报 我要评论(62) 《美国语文》
成都人最想去留学的地方是哪里？美国！调查显示，成都有留学意向的家庭，超过一半将眼光投向了美国。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模式不同，孩子能够适应在美国的学习吗？近日，一本书悄然在这些有留学意向的家庭中流行，有的说这可以作为SAT的复习材料，有的说是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美国教育，有的刚开始也抱着这样的态度，后来却不知不觉感叹：“这教科书咋这么有意思呢？！”
这是一本叫做《美国语文》的书，精选了美国著名中学课文。“哦，原来是美国的中学语文课本。”
《美国语文》教的不止是字词句
要是你没有一颗好奇的心，一定会失去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想，《美国语文》就是这样一件东西，要不是好奇，很多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人家的语文课上要学些什么。
假设你是XXX
翻开目录一看：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航海日志、约翰·史密斯的《弗吉尼亚通史》、独立宣言、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像是咱们的历史课本？政治课本？噢不，还有各种神话、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等，内容相当丰富。
不过，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每篇课文之前的阅读指导和课文后面那些留给学生的有趣作业，例如改编一个神话、写一篇讣告、制作一个格言的网页或是根据一件趣事做一套连环画等。
举个具体的例子，在学习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航海日志之前，会先介绍哥伦布这个人以及他航海的相关情况，并会交代探险时代的历史背景，对于什么是日志也有相关介绍；课文之后，有这样的作业：
如果你是哥伦布航行的资助者，读到他的这段经历记录，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和同学们组成小组，列出优秀的领导者所需具备的素质，和同学们讨论你的结论。
根据你的理解，哥伦布为什么经常在见到事物时想到它们的金钱价值？
想象你是哥伦布的一名船员，从你的角度重写本文。
哥伦布进行了多次航行，但是一直没有抵达亚洲，利用图书馆资源，找一篇哥伦布后来的航海日志，在你的文章中比较哥伦布后期的日志与早期的日志中表达出来的感情有什么不同，并解释为什么有这些不同？
画一张岛上的地图，表现哥伦布登陆和探查的地点。
假设你是哥伦布，口头作出一篇报告，在回到欧洲时报告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
“如果你是那些学生中的一个，你会排斥这些作业吗？我绝对不会。假设你是这个、假设你是那个，学生们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们跳进了课文本身，然后又从课文中跳到现实社会，思考身边的一些问题。这些作业并没有局限在阅读和写作上，它更强调的是思考！”市民刘先生生于1976年，在他的记忆中，他的中学语文课本似乎就是一篇篇孤零零的课文，没有什么阅读指导，留下的作业也只是纠结于字、词、写作。
“现在我看我侄子的语文课本，好像也没有多大变化。”刘先生认为，中国的学生要想在课堂上收获大，得看老师的本领，“有的老师会把相关的一些时代背景、故事以及他所领会的一些人生道理和生活经历讲给学生，那样的学生就非常幸运了。”
让学生生“疑”
与中国语文课文以记叙文、论说文或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分类不同，《美国语文》以美国历史的发展为线索，将美国200多年的历程分为6个不同的时代主题，从1750年“文明的交会”开始到1946年至今的“繁荣与保护”结束，相对应的课文则取材于同时代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及文学代表意义的文章。从《富兰克林自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林肯的《葛底斯堡宣言》、E.B.怀特的散文到《独立宣言》，第一课是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航海日志》，最后一课是美国当代作家道克特罗的短篇小说《家里的作家》。
“语文书更像是历史书，孩子们很容易就把美国历史记下了。”一名准留学生的家长张先生说，中国的语文书不可能这样来编排，因为中国的历史比起美国来要长许多。“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张先生突然又严肃起来，他说，读这样的书可以了解国家，了解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在这一点上，他非常赞同著名学者孙郁的观点：华夏文明几千年，教育的根底是让人“信”，所谓道德普及者正是。美国的语文书也讲爱国主义、讲人道情怀，但不都让人去“信”，而是让人生“疑”。孙郁认为，教育乃让人学会怀疑，通晓独立思考之径。他说美国的语文读本就有一点这个意思，“选什么和不选什么，编选者之深意存焉”。
当然，美国的中学在语文教育方面并不是不教学生怎样识字、拼写。据了解，美国多数中学在语文教育方面会选择三部教程：一部是《英语》，主要讲解语法知识；一部是《拼写》，注重单词的拼写训练；还有一部是《文学》，介绍各种题材的美国文学读本。现在所翻译的这本《美国语文》就是一个《文学》版本的中文节选译本（删去了原文中的诗歌与剧本部分）。
“语法和拼写，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语言工具的教与学。我们对语法似乎并不陌生，我们的语文课上也会学；但是文学这部分，我们没有接触到的教学方式就太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毕业于某高校中文专业的市民告诉记者，他在看了《美国语文》这本书之后，终于明白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想象奇特的影视剧作品。“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也被选进他们的课文中，而且有不同种族、部落的不同版本，学生们会被要求学完之后写一个神话来解释一个湖、一个山谷或一个岩石的起源。”
他说，在语文课上，孩子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谁又能保证这些不是科学家成长的有趣经历呢？！”他告诉记者，前两天看央视的《小崔说事》，内容是关于电影《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和张国立在谈到中国和美国电影的差距时，提到了想象力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拍不出《哈利波特》、拍不出《变形金刚》、拍不出《冰河世纪》、拍不出《星球大战》呢？黄建新导演透露，中国电影的拍摄设备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甚至比好莱坞的还先进，差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
正如《美国语文》这本书的编译者所说的那样，东西方的教育模式各有自己的特点，不可简单地就其一点进行优劣评价。但在国内的日常教与学中，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借鉴一些国外教育中的具体做法，让孩子了解国外的同龄人在学什么、怎样学，培养良好的思维方式。
傅国涌：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课本
http://view.QQ.com 2007年08月19日01:05 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
傅国涌 知名学者
继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片断入选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读本之后，他的《雪山飞狐》最近又进入了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同时，包括鲁迅、朱自清的一些作品在内，开始在各种版本的语文课本中淡出。这一变化再次引发有关“金庸能否入教材”的争论，甚至有人担忧“金庸要取代鲁迅”。说实在的，即使金庸的作品正经八百地进了教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余秋雨的散文都进了，还有更通俗、更没有文化含量的作品都进了。我曾分别和几位在中学一线教语文的朋友简单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几乎一致，金庸作品进教材，至少传递出多元的信号。确实，课文并不一定都要体现所谓的“高雅”，而将“通俗”拒之门外。至于“金庸要取代鲁迅”这样的忧虑更是多余的，两者压根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谁也替代不了谁。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曾经是那么单调、乏味、沉闷，选来选去总是那些面孔、那些篇目，尽管其中不乏好文章，但也充斥着一些非语文因素而进入教材的文章。鲁迅作品在教材中占据着特别大的比例，首要原因是他三个“家”、七个“最”的显赫地位、身份，而不光是作品的因素。他的文字确有过人之处，深刻洞察世态人生，但如此大量入选，让一代又一代国人吃偏食，就算从语文教育本身来看也是大有问题的。有的文章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放在《鲁迅全集》中也不算出色，收入教材就更不恰当。与鲁迅同时代那么多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包括胡适、沈从文、梁实秋等人早该进教材了，他们的文字各有特色，各有可取之处。语文教材需要的是兼容，是开放，只有不同风格、不同个性、不同价值取向的作品并存，才能为学生提供多维丰富的精神资源，给他们不同的营养，而不是让他们老是吃一种养料。由此来看，鲁迅、朱自清的一些作品逐渐退出教材，并不是坏事。
说到底，今天最值得我们关心的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不能进教材，而是许多更应该进教材的作品能不能进入。公平地说，这些年语文教材已有了不少的改进，正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变化，比如马丁·路德·金、史怀哲等人的文章都进来了，原来呆板、僵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淡化。但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在整体的选文取向上仍是残缺的，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于重视审美的、感性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忽略常识的、理性的文字，这两者本来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如同鸟的两翼，只有一翼就会失衡，飞不起来。这一点可能与已经形成思维惯性的对语文课的片面理解有关，和教材编者的专业出身、知识结构、阅读视野等有关，甚至和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设计者给定的方向有关。人们总习惯于把语文仅仅理解为语言的、文学的训练，其实语文的世界从其本质上说应该更为广阔，更加开放，凡是自然的、人类的基本常识都能得到体现。
“人生忧患识字始”，识字是从语文课开始的，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从语文课开始认识世界，我们看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老课本，就会发现编者的用心，即是要让孩子在识字的同时，由浅入深，一步步认识眼前这个世界、认识社会人生。后来成了作家的冰心一辈子都忘不了小时候读过的商务教科书，她曾如此深情地回忆：“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说白了，语文课还承载着识字作文、情感审美乃至纯粹知识以外的功能，对于确立一个人的价值观，提升一个人的理性能力，拓展一个人的思维空间都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学语文应逐渐“去政治化”
http://view.QQ.com 2009年07月28日09:56 华商网-华商报 彭兴庭
梁实秋的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今秋高一新生，可在湖北高一语文教材中看到。与老教材不同，新教材中首次出现了一些过去有争议的名家作品。有语文教员认为：“梁实秋的作品入选高中教材，我们感到很惊喜。过去选作品考虑的政治因素较多，这是梁实秋作品第一次进中学教材。”（7月27日《长江日报》）
在文学上，梁实秋向来是鲁迅的对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鲁迅的著作中窥知一二。最重要的是，梁实秋向来主张“文学无阶级”，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不正确”，梁实秋一直被排斥在中学语文教材之外，只当作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而躺在教材的注脚中。如今，梁实秋和鲁迅之间长达八年的论战已成为文学史话。
作为语文教材，特别是一本基础语文教材，其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识字、语言运用、文章阅读和文学审美。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语文课逐渐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变成了思想政治课以外的另一堂思想政治课。当然，语文作为一门边界灵活、模糊性很强的学科，它必然要涉及历史、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但是，我们必须理解语文的真正功能。如今，培养学生言语表达能力早已达成共识，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语文教学中“政治”、“历史”等因素对“语文能力教育”所产生的“离心”影响，它使得语文教学偏离了本来的目的。
梁实秋与鲁迅、巴金等一样，同属于上个世纪伟大的中国作家。仅因为政治观点不同，梁实秋在大陆受到了半个多世纪的冷遇。刚刚故去的季羡林大师有过一篇随笔《回忆梁实秋先生》，季羡林写道：“难道因为他（鲁迅）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现在，社会观点已经越来越多元化，让梁实秋回到语文教材，就是在让政治回到政治，让语文回到语文。
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 鲁迅作品减少引热议http://view.QQ.com 2009年07月29日23:52 新京报 张弘 我要评论(229) 人教版高一语文课本“变脸”，减少鲁迅作品
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首次选入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表示，“这是正常的调整，几篇课文的变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在某网站的调查中，多数网友赞成这一调整。
新版减少鲁迅作品
据《长江商报》报道，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语文包括5本人教版必修教材和11种选修教材。最新收入的包括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巴金的《小狗包弟》、古代诗歌《采薇》、《涉江采芙蓉》等。
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了《拿来主义》、《祝福》和《记念刘和珍君》3个篇目。外国作品中的《项链》、《欧也妮·葛朗台》等也从教材中消失。
语文教师：改动顺应时代
傅国涌：问题在“金庸取代鲁迅”之外http://view.QQ.com 2007年10月12日08:27 南方网 傅国涌
金庸的《雪山飞狐》片段进入北京高中语文课本的“泛读备选篇目”，鲁迅的一些作品落选，这仅仅体现了选编者的尺度，但因为教材的权威性，这件事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网上，有人甚至感叹，用“金”换“鲁”是时代的悲剧。我写了一篇短评《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语文教材》，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语文课本在整体的选文取向上仍是残缺的，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于重视审美的、感性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忽略常识的、理性的文字，这两者本来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如同鸟的两翼，只有一翼就会失衡，飞不起来。文章发表后，又看到许多人的不同意见，我也觉得意犹未尽。
一种语文教材的变脸，在今天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决不是“金庸该不该进教材”、“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这么简单，背后潜藏着许多更深刻、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教材的编写、出版是不是可以更开放，比如学校、教师是不是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权，比如学生是不是也可以有选课权，等等。
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垄断教材的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教材编写、出版的竞争性、开放性还是远远不够，教材实际上仍带有很大的垄断性。事实上，从晚清新式学堂诞生以来，一直到民国时代，每个民营出版机构都是可以自编教材、自办发行的，各种教材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由学校、教师进行自由选择，真正好的教材最后还是会得到认可，虽然竞争激烈，真正被广泛采用的无非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几家的教材。那些没有机会被广泛采用的教材，只能被淘汰出局，但是被认可的教材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他们同样面临同行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调整、更新，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对自己出版的教材总是精益求精。一套教材能不能长期立足固然有多种因素，包括营销能力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总是教材本身的质量，靠口碑、赞誉受到肯定。这就是竞争、开放的好处。长期收集、研究民国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的成都学人冉云飞兄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方向除了让语文教材回到开放的轨道上，并无其他更好的道路，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教材终究会在竞争中挺出。如果形成了各种教材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么，偏好选金庸作品的，偏好选鲁迅作品的，偏好选美国《独立宣言》的，哪怕偏好选甜腻腻小品文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都可以出来，同时接受市场的选择。
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学校、教师到底有没有选择不同教材或者干脆自己编写的权利。当年，南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国文课本一直是自编的，作为主编之一的语文教师孟志荪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他身上更有一种不媚权、不媚俗的风骨。难怪这套教材中，当时为蒋介石所欣赏的王阳明，一篇都未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有一篇。几十年后，受益于这套教材的学生仍对此感念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炙手可热的陈立夫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试图统一大学的课程教材，西南联大教授奋起抵制，校方和他们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经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正式致函教育部，对于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逐条反驳，有理有据，要求教育行政当局给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庄严指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面对严正的抗议，陈立夫辖下的教育部也没有蛮干，统编教材在西南联大终于没有推行。
这些故事在幽暗的历史夜晚提醒我们，当国人为“金庸该不该进教材”、 “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争得面红耳赤，不同意见仿佛水火难容之时，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这些争论之外。
在语文教育界颇有名气的杭州高中语文教师蔡少军表示，“我们使用的是苏教版教材，原来选入的鲁迅作品就不算多。人教社新课改教材的变动，说明教材编者思路的改变。原来的编者主要是从成人角度出发，首先想到的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什么，而没有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到学生更喜爱什么。现在这种变动应属正常，不能说大逆不道，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教材也应该相应改变。”
长期关注语文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称，“这种微调对整个语文教育来说意义不大，我现在更关注教育本身的功能问题。”《中学人文读本》主编之一、学者丁东认为，“多元化是一个好现象。”
网友：多数赞成改动
记者在某网看到，三分之二的网友对于人教社新课改语文教材的这次变动表示支持。
福建一网友表示，“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鲁迅的文章，半文言半白话，又拗口，还经常是连标点符号都要背下来的，太痛苦了。而且我跟他老人家没有共鸣，永远都弄不清楚他想说什么。”还有网友称，“说实在的，读书的时候很不容易看懂鲁迅的文章，倒是梁实秋的文章,特别是散文,的确很有韵味。”
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浙江一网友称，“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民族魂！如果一个民族弯了脊梁会怎么样？……不反对梁实秋的文章入选，但绝不能牺牲鲁迅先生！”山东一网友称，“鲁迅乃一代文学宗师，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绝非他人可比！怎可随意在教科书中删除？”
相关专题： 鲁迅也救不了语文课本
傅国涌：问题在“金庸取代鲁迅”之外
http://view.QQ.com 2007年10月12日08:27 南方网 傅国涌
金庸的《雪山飞狐》片段进入北京高中语文课本的“泛读备选篇目”，鲁迅的一些作品落选，这仅仅体现了选编者的尺度，但因为教材的权威性，这件事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网上，有人甚至感叹，用“金”换“鲁”是时代的悲剧。我写了一篇短评《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语文教材》，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语文课本在整体的选文取向上仍是残缺的，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于重视审美的、感性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忽略常识的、理性的文字，这两者本来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如同鸟的两翼，只有一翼就会失衡，飞不起来。文章发表后，又看到许多人的不同意见，我也觉得意犹未尽。
一种语文教材的变脸，在今天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决不是“金庸该不该进教材”、“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这么简单，背后潜藏着许多更深刻、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教材的编写、出版是不是可以更开放，比如学校、教师是不是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权，比如学生是不是也可以有选课权，等等。
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垄断教材的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教材编写、出版的竞争性、开放性还是远远不够，教材实际上仍带有很大的垄断性。事实上，从晚清新式学堂诞生以来，一直到民国时代，每个民营出版机构都是可以自编教材、自办发行的，各种教材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由学校、教师进行自由选择，真正好的教材最后还是会得到认可，虽然竞争激烈，真正被广泛采用的无非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几家的教材。那些没有机会被广泛采用的教材，只能被淘汰出局，但是被认可的教材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他们同样面临同行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调整、更新，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对自己出版的教材总是精益求精。一套教材能不能长期立足固然有多种因素，包括营销能力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总是教材本身的质量，靠口碑、赞誉受到肯定。这就是竞争、开放的好处。长期收集、研究民国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的成都学人冉云飞兄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方向除了让语文教材回到开放的轨道上，并无其他更好的道路，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教材终究会在竞争中挺出。如果形成了各种教材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么，偏好选金庸作品的，偏好选鲁迅作品的，偏好选美国《独立宣言》的，哪怕偏好选甜腻腻小品文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都可以出来，同时接受市场的选择。
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学校、教师到底有没有选择不同教材或者干脆自己编写的权利。当年，南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国文课本一直是自编的，作为主编之一的语文教师孟志荪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他身上更有一种不媚权、不媚俗的风骨。难怪这套教材中，当时为蒋介石所欣赏的王阳明，一篇都未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有一篇。几十年后，受益于这套教材的学生仍对此感念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炙手可热的陈立夫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试图统一大学的课程教材，西南联大教授奋起抵制，校方和他们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经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正式致函教育部，对于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逐条反驳，有理有据，要求教育行政当局给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庄严指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面对严正的抗议，陈立夫辖下的教育部也没有蛮干，统编教材在西南联大终于没有推行。
这些故事在幽暗的历史夜晚提醒我们，当国人为“金庸该不该进教材”、 “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争得面红耳赤，不同意见仿佛水火难容之时，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这些争论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