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四人帮”利用北京一个叫黄帅的五年级小学生以反“师道尊严”的名义在教育界掀起阵阵浊浪。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三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以王亚卓为笔名给黄帅写了一封情感诚挚的信，对她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孰料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多年之后，亲历者邢卓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荒唐事。
午夜疾书三人准备“教育”黄帅
1973年严冬，内蒙古乌梁素海边的荒草枯木笼罩在肃杀的寒气中。内蒙古建设兵团十九团团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聊起当前教学状况，心情郁闷，神色忧伤。
夏季时候，工农兵上大学的风潮中冒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紧接着北京又杀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几篇搅乱教学秩序、对抗老师的日记见诸首都的重要报刊。在其带动下，大量的“反潮流”英雄小将横空出世，把教育界搅得狼烟四起。
在团中心学校，学黄帅的孩子们向所谓“师道尊严”猛烈开火，学校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这里的老师们都是响应号召敲着锣鼓来边疆搞建设的“知青”，这会儿成了受攻击的标靶，令他们心气难平，于是，私下里酝酿集体辞职！
团政治处的学习会上，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会下，我的直接领导，现役军人、宣传股长崔钦也袒露自己的一肚子不满，主任老玄也对黄帅现象颇有微辞。
1974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晚间，我和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议论黄帅，表示不能听任她胡作非为，要对她来一番规劝，让她悬崖勒马。王文尧分析说，黄帅事件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她小小年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定跟当前政治需要有关。恩亚立说，不管她身后有什么背景，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我说，这孩子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教育。三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成名“王亚卓”，由我执笔给小学生写一封信。
午夜时分，我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信件摘要如下：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很“佩服”，对你信和日记中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迫人太甚！
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老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地帮助他，还是以抵触的情绪批评人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再看老师的做法，决不认为是因为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而会看到自己的语言中欠诚意，老师思想革命化程度不高，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是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假若对你身上存在的不足，别人不是找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子，瞪眼睛之类的词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又为自己的被压制作了些抵抗，这怎么能联得上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一谈呢……
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做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老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光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多说话，多负责么？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祝工作好、学习好。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文辞无修无饰，字迹龙飞凤舞，写好后即寄出，没留底稿。王亚卓案平反后才从黄帅那里再见此信，誊抄下来。
回信诚恳不知是真意表露还是“引蛇出洞”
1974年春节时，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这期间，我收到北京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封信后来被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去，不知下落。
我一直不清楚这信是其被人教唆想进一步引蛇出洞，还是自己真实意图的表露。她说希望再得到我的来信，我想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她，就未动笔。黄帅来信的事我没有张扬,只对崔钦股长讲了，他挺高兴，说看来这个小学生还不是铁板一块。
2月6日一大早，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我说，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十九团政治处有没有个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虽然不知道我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我们三人的联名。李秘书以为我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我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我传达，连说恭喜好运。
听了李秘书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我们没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仨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全国教育革命的方向将要作重新调整。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公开复信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
2月11日清晨，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黄帅的公开信说：
……因为我在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情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拣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要我们这群毛孩子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公开信更凶狠的言辞还在后头，听到这里已令人毛骨悚然。太突然了！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黄帅这封公开信写于1月26日，她亲笔写给我们的那封回信日期是1月19日，差7天时间。也就是说，我接到她的亲笔信时，她已经拟写这封公开信了。
小学生怎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不是轻易能发得出来的，来头不小呀！
宣传股长崔钦找到我：“主任叫你去。你们可惹祸了。”
主任面色严峻：“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这把火烧得可不小哇。兵团政治部和师部都来了电话要对你们的事进行调查，团长、政委作了指示，让你们把问题解释清楚。你把事情经过写一写，要快，写好后交给我，一定要实事求是。”
直捣蜂窝小学生背后藏着大人物
黄帅的公开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此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竿子捅了多大个马蜂窝。我不知道“王亚卓”的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迟群的案头，迟群在这封信的边缘恶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见到迟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父亲兴奋异常，捉刀代笔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风云得意的《人民日报》总鲁瑛。鲁为了加重分量，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编者按，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并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文元同志：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十九团宣传员。
邢卓，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恩亚立，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鲁瑛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姚文元当天作了批示：
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
姚文元
二月七日
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江青
二月九日下午七时
同意。
洪文
张春桥圈阅。
黄帅公开信的背景如此深厚，“王亚卓”三只螳螂已然处于滚滚铁轮之下！
下放劳改崔股长亦被牵连无奈离开军营
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带队开到了十九团。
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我们三人被隔离开来，分头审查。我是给黄帅信的执笔者，是重犯，对我的审问尤为频繁。
开始我否认王、恩知道我给黄帅写信，说大家确实议论过打算给黄帅写信，但最后实施他们并不知道。实际上那封信写好后我径直寄出，王、恩没有过目，现在把他俩连累上，我于心不忍。可工作组不相信，我也无法与他们沟通，他俩回避不开。下一步工作组施压，要我们交出后台。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用意，我们三个“知青”属于领袖发动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响应者，不宜作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个“大头”，其时上层政治领域有抓军内“走资派”的意图，如果能在“王亚卓”身后揪出个军内复辟人物是他们最理想的成果，而团政治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们三人实在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经过十几轮批判和数不清的深刻检讨，终于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我背着行李来到陌生的四连，出乎意料的是四连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人拿我当“坏分子”看。距四连十五里地的五连有我几个朋友，他们不但常来看我，还嘱咐自己在四连的朋友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到连部请假时，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
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古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连夜从四连赶往团部。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唇焦舌敝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天光大亮我才赶到团部，崔股长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心想：我要好好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等待着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三年后，“王亚卓”冤案彻底平反。□摘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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