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周刊记者 周宇 特约撰稿员 肖遥
1998年，人民大会堂，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也是朱镕基就任总理之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Time杂志北京分社负责人吉米（Jaime A. FlorCruz）成为第一个向朱镕基提问的记者。这打破了以往由中央电视台记者首先提问的惯例。
此前数周，朱镕基刚刚登上Time杂志的封面。封面上，以巨大的国徽为背景，朱镕基面带微笑，但标题显得严肃：《朱的远见——傲慢的经济沙皇意图激进地改变中国模式》。
除了“经济沙皇”，朱镕基还被西方媒体冠以 “亚洲幸运骑士”、“中国经济奇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等名号。
尽管朱镕基此后多次对外媒称，他不喜欢“经济沙皇”等称谓，但朱强有力的经济措施，已予外媒以难以磨灭的铁腕形象。
1998年，本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朱镕基化解危机之道》，盘点了西方媒体对朱镕基的报道。该书称朱镕基以“冷面形象”成为“西方媒体新的封面新星”、全球互联网上的“大牌”。
吉米回忆，1998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为了回答他的问题，“幽默”地提及了Time的封面报道。
与国内民众的印象有所偏移，“幽默”，竟然是朱镕基在“经济沙皇”之外，留给外媒的最重要印象——也是外媒眼中朱镕基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幽默总理
1999年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上午9时半，朱镕基抵达洛杉矶，开始了访美行程。这是朱镕基总理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出访之一。中美贸易、中国加入WTO是朱镕基此行的重要议题。
天空下着大雨，但朱镕基坚持冒雨走到欢迎的华人面前，与大家握手。朱镕基说：“老天爷似乎不欢迎我，昨天晴天，今天下雨。”
此话并非闲言。朱镕基此行被认为压力重重，美国国内反华声音高涨，北约对巴尔干半岛的打击正在进行，朱镕基本人也曾公开表示并不想来。可以预料的是，朱镕基此行必将遭遇各种抗议活动。
吉米跟踪报道了朱镕基的此次出访，并见证了朱镕基在洛杉矶演讲中讲的笑话，与普通民众握手。当一些华裔孩子为朱镕基表演舞蹈时，朱镕基擦拭了眼泪——吉米认为这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很少见的，“这些都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4月6日南加州华侨欢迎朱镕基访美的晚宴上，朱镕基谈到了个人爱好：“洛杉矶市长先生问我，你喜不喜欢西方歌剧，我说，还可以，算喜欢吧。江泽民主席喜欢，我陪他看过几场，只想打瞌睡。我喜欢民乐和京剧，我听了以后精神振奋。我对今天表演的莫扎特四重奏，也觉得表演得很好，我一直在鼓掌，但我也要承认，我确实听不懂。”
朱镕基谈论个人爱好立即引起了多方的注意。《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朱镕基自己说西方歌剧令他打瞌睡。
两天后的4月8日，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克林顿也拿朱镕基的个人爱好与他打趣。
朱镕基则继续保持幽默：“我听歌剧时绝对没有打瞌睡，只不过是想打瞌睡。不仅没有打瞌睡，而且在一些不该鼓掌的地方鼓了掌。”
朱镕基告诉美国记者：“说老实话，我一点也不想来（美国）。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告诉我，他要先回美国，到我将要去的地方介绍我、介绍中国，他准备被打得鼻青脸肿。我说，他是一个美国人还要遭到这样的待遇，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New Face（新面孔）将要变成一个Blood Face（头破血流）啊。”
幽默帮助朱镕基化解棘手的问题。此时美国国内正有人指责中国幕后主使为克林顿提供政治献金。朱镕基回答：“很多香港报纸报道，我到美国是送大礼来了。我希望在此提醒香港传媒人士注意，你们将来在报道中，绝不要写什么‘送一个大礼’这样的事，因为那会被解释成政治献金或竞选资助，这对克林顿总统是非常不利的。”
针对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提问，朱镕基回答：“洛杉矶市市长夫人曾问我如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告诉她说，我们今年将有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展示中国最新式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向我建议在那些武器上标明：‘Made in China，not from America’（中国制造，不是从美国偷来的）。”
朱的回答令克林顿也捧腹大笑。
4月14日，朱镕基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朱镕基告诉听众：“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在家里是完全听夫人的，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缴了。”
朱镕基式的幽默甚至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注意。台湾行政院一份《朱镕基访美专题》报告称：“朱镕基的幽默在此地颇有发挥。”
报告称，“朱镕基此行，虽然碰上北约出兵南斯拉夫而在媒体曝光上略有逊色，但无可置疑的，仍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美国企业研究所主任、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公开赞扬朱镕基代表中共最先进的思维，是一位成熟的经济学家、魅力十足的重要人物，美国应以礼相待。
美国之音4月9日报道称，朱镕基在为大陆政策辩护时，坦率、幽默、自我调侃的风度，给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华尔街日报》4月13日也以显著版位称赞朱镕基，称其7天的访美活动给美国人留下极好的印象，嬴得美国人民的好感。
《纽约时报》则称：朱镕基给人以温和文雅、诙谐幽默的形象。
台湾行政院的总结称，“大体而言，这些正面评论都是针对朱镕基个人的魅力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报道朱的时候，要忽略他的个人魅力和性格并不容易。无疑，他的个人魅力有助于实行他的改革政策。”吉米称。
经济沙皇——朱镕基不喜欢的称谓
大多数报道中，西方媒体的眼光最终还是放在朱镕基经济政策的成败上。
在吉米看来，朱镕基的成功包括：顶着巨大压力大规模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关停低效益和严重亏损的企业，扶植有前景的企业）；控制通胀和失业上升；开放股票市场；拓展到现在仍未结束的经济改革；建设上海、深圳以及东部沿海地区；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让中国加入WTO。
2002年，美国人龙安志在新加坡出版了他为朱镕基撰写的英文版传记：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变革》)。
龙安志认为，这并不是一本朱镕基的传记，而是在谈论1992—2002年10年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不过在这极其关键的10年，朱镕基负责众多重要的环节。
龙安志心中，朱镕基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操盘手，多谋善断可比古之贤相。龙曾经在人民大会堂专访朱镕基，并从朱的谈话中体会治理如此大国的艰难。
龙安志写道：“很难想象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敢于承担如同中国这般大规模改革之下所可能产生的政治危机。然而朱镕基不仅做了，而且（尽管有争议）成功了。他采用了和华盛顿共识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拟定的方案完全不同的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后悔使用了华盛顿共识建议的方案。但朱镕基设计了适合中国的控制型的市场经济，而且在今天使中国的经济更胜以往。”
龙安志甚至认为朱镕基的模式值得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朱的贡献在于他找到改革和市场经济的中间值，同时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他的这套模式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或转型期的国家以借鉴。”
一些西方政要或经济领袖在龙安志的书中表达了对朱镕基类似的好评。
前西德总理Helmut Schmidt（赫尔穆特·施密特）为该书撰写了序言。施密特评价朱镕基称:“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朱镕基采取了务实的方式，以邓小平的有效原则为基础进行经济改革。他的任期已经结束，承继者将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继续他不可思议却又有效的成功之路。”
高盛国际资产管理公司主席、总裁Peter D.Sutherland称:“在中国这充满挑战的十年当中，朱镕基敏捷地操控着中国的经济，包括重组、通货紧缩、市场开放、亚洲金融风暴以及今天加入WTO。”Peter D.Sutherland肯定了朱镕基在面临调整时明智的判断力，以及“将中国置于21世纪全球主要角色的出色管理才能”。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Jeffrey E. Garten称朱镕基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巨人”，“面对许多来自国内的争议以及国际间的不稳定因素，朱镕基以近乎超人的手段在现代全球化上留下了一笔：他令中国经济稳定而成功地开放”。
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Dr.Supachai Panitchpakdi则在序言中概括了朱镕基时代的经济改革措施与成就：宏观调控政策、管理市场化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延长国庆假期以刺激私人消费、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稳定人民币汇率后来实行浮动汇率机制等，最后是使中国成功加入世贸。Panitchpakdi称赞朱镕基“将宏观调控与传统做法结合得天衣无缝”。
朱镕基所获得的赞美之词持续到了他离职之时。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和《金融时报》都对即将卸任的朱镕基以及他在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予了报道和评论。
《泰晤士报》称朱镕基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总设计师”、“中国过去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家”，并表示“中国现在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这将成为朱镕基的遗产”。
《独立报》的报道则称：“朱镕基的离去会使不少人感到遗憾，因为正是在他的策划下，中国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大国。”
成功应对经济危机令该报对朱镕基印象深刻：“过去10年中，朱镕基采用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制止住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中国没有陷入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他使中国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命运。”
批评的声音也有。2003年，朱镕基最后一次在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金融时报》文章称报告“让人感到失望，因为演说中太多自我恭贺之处，却缺少了新思维，无法使人相信北京有能力扭转中国经济中的基本弱点”。
面对难题的“大管家”
尽管源源不断地收获赞美，朱镕基在面对外媒时，更多的是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难题：人权、贸易、双边关系一直是提问和回答的重点。
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吉米观察到，朱镕基在华盛顿与美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谈，转移了人们对中国人权的批评。
“就在他访问前的几个月，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朱镕基不得不在缓和的语气中表达中国对此的不满，以期把中美关系拉回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很可能就在朱镕基访问美国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协议。”
4月14日，朱镕基接受CNN主播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的专访，又被拉回了人权话题。专访整理后的标题即为：《中国总理朱镕基：对人权的不同理解》。
伍德拉夫称，大家都承认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一个就是人权问题。他问朱镕基，是否认为“一旦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也就相应地会在政治异见上有更多的包容？”
朱镕基回答：“在人权问题上，一个民族内部都会对如何保障人权有不同的理解和实施方式。因为毕竟，国家有不同的环境。”朱镕基强调中国一直在改善人权状况，同时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镕基告诉伍德拉夫：“我们的确承认在人权问题上有不足。但是我也要说，中国民众现在正在享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利。中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法治系统，完善依法治国的政策。”
伍德拉夫剩下的问题同样尖锐。包括指责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机密问题、间谍问题、中国捐款给美国民主党的问题、科索沃战争中中国是否支持米洛舍维奇政府的问题，以及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如何看待种族屠杀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关系问题。
朱镕基回答：“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屠杀，不管是谁参与进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很多种族冲突是历史问题造成的，很多种族屠杀都是非常凶残的。但是你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当地政府组织不同种族代表坐下来，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自己内部商谈问题。任何的外界干涉只会加剧伤亡，不会解决问题。”
伍德拉夫一再提及10年前的“六四”事件，朱镕基说，中国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件，因为中国已有经验，同时有足够的民主。他说中国要民主，也要法治，两者应相辅相成，不能只要民主不要法治。当年之所以会发生“六四”事件，他认为是学生只要求民主却不要法治所造成。
伍德拉夫进一步提问，中国害怕民主吗？
朱镕基回答：“我已经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争取民主。所以，我不认为民主有什么可害怕的。”
此前的4月10日，《洛杉矶时报》报道则对朱镕基“避重就轻，只谈贸易不谈人权的作风表示失望”。
但作为朱镕基任内的重要功绩，加入WTO，以及其他经济问题更是外媒关注的重点。
伍德拉夫专访朱镕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来美国之前，您形容您是一个坏脾气的普通中国人……中国在WTO问题上至今没有结果，您是否对此有脾气呢？”
伍德拉夫进一步询问朱镕基，是否觉得今年末有望达成协议？
朱镕基回答：“根据我得来的一些信息和报告，包括美国议员的反馈，他们说还要花两到三个月。但是我当然希望他们两周就能解决。”
此间，中美贸易逆差也是备受瞩目的问题。朱镕基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在我访问美国的中间，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TMD、科索沃…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讲这个问题，我讲一个你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朱镕基向学生们解释，中美贸易逆差是被夸大了的，并且对美国有利。朱镕基同时抱怨，美国对贸易作了不必要的限定：
“我们发射休斯公司的卫星也不批准它出口，我们气象局需要美国的计算机也不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怎么改善呢？……我想问一句：你们美国只要求向中国出口小麦，出口柑橘，好啊，我们这一次签订的农业协定不是为进口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大门了吗？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靠吃小麦和柑橘就能活下去吗？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要活得更好。”
2002年9月下旬，朱镕基出访奥地利、丹麦和法国，并出席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和第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经济和人权依然是朱镕基与媒体对话的重点。
9月25日，朱镕基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积极评价并支持中欧人权对话。
朱镕基说，尽管双方在观念上有差异，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对话对双方都有利。
西藏问题也是此次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谈话的重点。朱镕基表示，欢迎丹麦政府为西藏教育和其他项目提供援助，但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和官方人士会见达赖喇嘛，“因为这会给达赖喇嘛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他以为外国政府支持其搞西藏独立”。
朱镕基告诉欧洲媒体：“凡是到过西藏的人都会看到，那里的寺院已经过装修，金碧辉煌……如果有谁不信，可以实地去看一看。”
两天后，朱镕基在巴黎向法国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此前的2000年7月，朱镕基访问比利时期间，也曾向欧洲的企业家、银行家发表演讲，重点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
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也是朱镕基总理生涯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招待会。德新社、CNN、法新社接力般地都问起了连任和有关继任者的问题。
朱镕基最后回答：“我是很佩服你们新闻记者的执着和毅力，总是要把这个问题追个水落石出，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我怎么回答你呢?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地干工作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
“近乎完美的政治家”
身为CNN记者的吉米也是当时的提问者之一。他问道，跟1998年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相比，现在看起来，“您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吉米称，他难以想象操持一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大事是什么样的情景。“您能否谈一下，在您管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最让您头疼，最让您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回答：“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我想这4年以来，我始终毫不感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一天到晚头都痛，如果你说最头痛的，我想在目前讲起来，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吉米如今依然记得当年的提问。
“我相信他作为总理，走过了极其艰难的时刻，我希望他从个人角度谈谈他的经验和想法。我知道他有很多拥护者同时也承受着批评。我想听听他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广袤国土和复杂国情国家的首席执行官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也许这样就可能更多地感激他所获得的成就。”吉米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吉米最早报道朱镕基是在朱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在朱镕基为上海浦东新区蓝图揭幕的时候，吉米就参加过他的新闻发布会。
但对朱镕基更细致的观察，还是在他访美期间。这段时间的观察，令吉米觉得朱镕基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有魅力的中国大使”。
在吉米看来，朱镕基作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执行者，确实吸引了更多聚光灯，并认为这是因为朱的个性——朱在公众中的演讲只是表现得更加自然和率真而已。
“他可以脱稿演讲，听起来，都不是豪言壮语，没有文字游戏，但妙趣横生，有时挺幽默。在他的演讲中很少听到空话或者口号。他敢于突破传统和拒绝繁文缛节，看起来对形式和规矩并不在乎，而一些领导人却对这些形式和礼节趋之若鹜。”
吉米认为，朱镕基的激进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但在任期的末端，他被迫削弱执行政策的力度和改革的速度，因为这些政策导致了预料之外的结果——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
但最终，吉米认为朱镕基会被作为一个机敏的经济管理者被世人铭记心中，因为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刻，朱主持了大量工作。
吉米也听到有人认为朱镕基是被过度赞扬了的，但他所知的大多数海外政治家都称赞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同行，一个主持克服了一些极为困难的国内外问题的睿智政治家”。一些经济学家则称赞朱干得很棒。
与吉米一样，龙安志也继续坚持对朱镕基极高的评价。
2002年，龙安志曾经游说，试图令朱镕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龙声称他获得了众多国家驻华大使的支持，但“国际上的政治非常复杂”。
此时的龙安志成为朱镕基经验的积极宣传者。同年初，龙曾经在印度大谈朱镕基的10年经验。在龙安志看来，印度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但肯定已经考虑了一部分中国经验，比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但在提及朱镕基的模式时，龙安志显得谨慎，强调这只是经验，而不应该成为模式。在他看来，朱镕基的巨大贡献之一恰恰在于，中国对华盛顿共识和IMF模式说不，使用自己的方式，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粉碎了对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迷信，并证明其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纸上谈兵。
龙安志的新书The Anti-Globalization Breakfast Club刚刚出版。在这本书中，龙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喜马拉雅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原则：经济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众多西方经济观念与西方文化有关，但亚洲的价值观与之不同；政治上也没有全球统一的模式。
龙安志称，他新书中的想法是从当年写朱镕基的书发展而来的。在新书中，龙安志将朱镕基1990年代的经验作为基础来谈，并考虑到了东南亚、南亚的不同经验。
龙安志此前在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演说，他告诉东南亚的听众，朱镕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同样不能成为统一模式。
龙安志回想起他从朱镕基那里学到的东西。他曾经问朱镕基，午夜，您要签署一个文件，做决定，您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
朱镕基告诉龙安志，要用群众的思维方式作经济决策，争取群众的支持。
朱镕基向龙安志提到心理学上的“羊群效应”：
“人民一旦失去了信心，尽管做的决定是对的，仍然会很难贯彻行动。所以现在中国的决策层一旦做了决定，整个党，所有的人民都必须支持。尽管这样的政策或许会有它不完美的地方，但这是可以由事后继续加强改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