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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朱清时：做校长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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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做校长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杨虚杰：“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荣休”之际访朱清时院士
时间:2009年9月1日 作者：杨虚杰 来源:科学时报


朱清时，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曾获1994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和1994年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光谱化学学报》（Spectrochemica Acta）设立的汤普逊纪念奖。
 
［科学时报 杨虚杰 报道］对于朱清时院士个人来说，2008年是个重要年份，不久后他就要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了。今年仅才62岁的朱清时，已经做了2年副校长，10年校长。
      他似乎永远是走在前面的人：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开始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1978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临，他已经准备走出国门，接受最前沿的科研浸染。1991年，在他45岁的时候，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选择有时异乎常人，他的做法有时违背潮流，他的思想有时也不那么主流。甚至，他的追求也不那么“与时俱进”。
      其实，他成长的年代并非英才辈出的年代，他所处时世也并非“时世造英雄”的时世。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朱清时说，人生的确有几步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每一步都认真走好。
      追寻他的内心世界，若不是他对自然科学轻而易举地驾驭，或者他更应该是个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他就被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简约与气度吸引，从此，他都在追求这种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谁解雪芹红楼之味？
 “大学毕业分配 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
 
今年是朱清时大学毕业40年。1968年12月，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来到位于西宁市郊区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修炉工。这样一个当时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思议的选择，是朱清时遵从自己内心意愿做出的。40年后的今天，他说，大学毕业分配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在他毕业26年以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中科大的校长，接到同班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朱清时是“替”他去了青海，朱清时就感谢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科学时报》：今年是您大学毕业40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经历是哪些？
朱清时：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分配，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转折。还记得是一男一女两个工宣队人员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天津塘沽盐厂当工人，然后又问我去青海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如何。当时在我心里，青海和天津完全是一张白纸，青海在我心里充满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诗情。我就说，天津和青海我都愿意去，服从分配。很快谈完，工宣队人员也很高兴。出门有同学打听，我一说结果后他们就跺脚说，哎呀，青海怎么能和天津比呢？这句话让我的心凉透了。一句话说错，影响一生啊。所有人都埋怨我，说我太不懂事。但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了。
      当时，不知道冥冥之中开始降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可那时，谁都不知道这是幸运。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到那里先当工人，但因为我数学好，中学时就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厂长非常爱才，就让我到供销科管计划和采购。1974年，胡耀邦、李昌到中科院，发现中国科研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拉大，想在中科院搞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追上去。其中一个项目是利用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时，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都瘫痪了。后来，我到大连的化物所去，才知道那时他们的业务骨干和技术权威都在农村里当农民呢。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都瘫痪了，惟青海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偏远艰苦，没有人夺权。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知识分子还在依惯性搞科研。所以，中科院没有别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个项目，就被盐湖所争到了。盐湖所是搞化工的研究所，真要做的时候，才发现缺乏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这个项目需要物理基础很好的人，他们要从分配到青海的大学生中招一些。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就去毛遂自荐。我天性喜欢做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当了5年工人后，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科学时报》：当时招聘的条件是什么呢？
朱清时：室主任看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是中科大核物理专业毕业，很满意，就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章《化学中的激光》，我回去后用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把它翻译出来，室主任看后马上就决定要我了。当时从全青海一共调了十来个人去，北大和清华的都有。有两个老先生带着我们干，过一段时间后老先生就让我带着大家干。这样，我从1974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么大项目的科研，比同龄人至少早了5年。而且一做就是国家的大项目，还做负责人。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接下去就是靠自己平时的准备了。我们那个厂在1968年就有100多个全国分来的大学生，大家下班流行打扑克、喝酒、发牢骚，我也曾经参与过，但心里总觉得不安，总觉得我还没有本事，以后有一天国家要用人才，我有什么才？所以我就偷偷学英语，翻译书，学数学，把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做到尾。没有人让我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才让我做这个大项目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因此，机遇虽然重要，还要平时作好准备。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心里很愉快，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最愉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希望，充满激情。
 
《科学时报》：您在那个年代里一直都是很理性的么？
朱清时：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我的兴趣全在学术上，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诗歌，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20个字，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字，但被他“组合集成”起来，就有了极大的冲击力。这就像厨师看到冰箱里的东西，就能立刻做出一顿精美的菜肴，而很多人拿着最好的材料也弄得极难吃。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想，唐诗怎么能这样打动人呢？语言的魅力太大了!我很崇尚精炼的文章，可以一下子打动人；反感那些啰里巴嗦，看不出东西的报告或文章。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就是被诗歌的这种境界吸引了。
      然而最终吸引我的还是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人的才干和创造力，我从小就崇尚。我的天赋就是欣赏这些有高度创造力的东西，不喜欢照本宣科或人云亦云。这个特点在人生中是很难改变的，强行改变它会很痛苦。
 
《科学时报》：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交流访问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的研究所，而是到了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化物所？
朱清时：我一生中从未在选择单位和城市上下过功夫，始终像我大学毕业分配时那么幼稚。我回国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回青海盐湖所，因为是他们把我送出国的，我不回对不起他们。我回盐湖所艰苦奋斗干了两年，但因为没有任何激光光谱的基础，实在干不下去，才在中科院的协调下调到大连化物所。那里在张存浩先生领导下的激光光谱研究条件最好，也需要人，所以我就去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北京。可以说是中科院帮我跳槽的。
 
《科学时报》：所以看您的路径是青海—大连—合肥，都不是最大的城市。您的这些选择现在看来都不能被多数人理解。
朱清时：我没有现在盛行的价值观，到大城市，到大单位。从现在看来，1991年我当选院士以后，应该有可能“想去哪里就选哪里”，那时很年轻，才45岁，但我还是选了中科大，我觉得应该为母校作贡献。当时的中科大很困难，只有钱临照一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中科大很渴望有院士去工作，我觉得我义不容辞。
 
《科学时报》：也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您是不是也适合此说法？自从调到青海盐湖所就一顺百顺了？
朱清时：是的，回顾这40年，的确起关键作用的就那么几步，但在走过的这40年中，其实是有很多步的，每一步都要认真走，当时并不知道那几步是关键，就像我当初去青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很精彩，但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麻烦和不愉快，现在不说了。我到盐湖所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使生活回归到正路上，但一路上也有很多高山、深渊，还有很多河流，弄不好都会摔坏的。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滚打，成功的事情恐怕不到一半。
 
《科学时报》：我采访过不同时代的科学家，现在60岁左右这一代人有十年光阴荒废了，现在多数退休了，您怎样看待这一代科学家？
朱清时：我认为这一代人很优秀。第一，他们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是在更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一定有些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冒出来，就像一个筛子把他们筛出来；他们一定天生渴求知识，如果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渴求知识，而是把知识当成混饭吃的手段，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如果他们没有高的品位，没有过人的追求，很快就会消失在世俗的事务中。这一代人耽误了10年，有很强的紧迫感，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很珍惜时间，勤奋务实。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做出最原创的东西，因为最原创的东西还是要二三十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是他们再回到科研中间时，会更加坚忍不拔，这一代人比较不接受那些夸夸其谈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科研生涯是40年，他们少了10年，但他们的30年可能比别人的40年做得还多。所以这一代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且也是科学史和教育史上很特殊的一代。
 
《科学时报》：对于一个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机遇、才华等等，什么最重要？
朱清时：理论上说，机遇更重要。我所说的机遇是广义上的，就是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你去做就能够做成功。人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聪明与机遇一样重要，我遇到很多人，我都替他们着急，就是脑袋不开窍。不聪明也不行，但是我现在认为，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还是踏踏实实做实事最重要。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问一个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可能有人说是房子，有人说是车子，其实对一个生活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和水。类似的，对于一个科研人员，他再聪明再有机遇，如果不踏踏实实做事，也会一事无成。现在，很多青年人被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误导了，都去做表面文章，炒作论文，“勾兑”成果奖,但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这会耽误很多人，单纯追求眼前利益很难在科学上留下真正的东西。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要拿起木板在最薄的地方打许多孔，这样没有用处，要在需要的地方打孔，不管是厚是薄！
 
“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1991年，朱清时的条件足可以使他选择一个更大的城市和更好的位置，但他却选择了当时条件并不太好又远在合肥一隅的中国科技大学。他是以一个普通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身份去的。两年以后，成为副校长，又两年成为校长。一直以来，朱清时都住在校内，据说房间只有107平方米。但他欢喜的是从家到办公室只需五六分钟的时间，他享受这份简单与清净。
 
《科学时报》：您来到中科大之初，是否就知道两年以后会做校长？
朱清时：那时根本没有人跟我说当校长作的事，我是真正回来当普通教授为中科大做贡献的。记得1996年中央统战部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到海南岛休假，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名字在中央统战部的“无党派人士”名单里，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回中科大当教授的。
 
《科学时报》：您在做科大副校长之前，似乎没有担任过更多的科研领导工作。而且，我们的感觉是您在治校十余年，行政化的色彩特别少，一直是专家、教授治校。您是怎样进行这种角色转换的？
朱清时：学校的院士很少，我来了以后很快就成为学术带头人，让我做副校长时我并没有推辞，因为当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我在大连时一直管研究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让我做我就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做副校长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我的朴实想法是：在国外很多教授都兼过系主任、校长等职，他们没有转换什么角色，只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去做，总有机会做好。而且，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学习。两年以后又做了校长，我是边学习边工作地走过来的。
 
《科学时报》：在高等教育喧嚣与躁动的这些年，科大没有扩招合并等等追随潮流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不会有人不解？您有没有压力？
朱清时：这些年扩招、建新园区、合并等这些大的事情，总体我们都没有去做，只是1999年有一次行动，有一些波折，但很快就平静了。对于我们没有扩招、建新园区和大量贷款，抱怨责备还是很多的。就在不久前，就有人在网上说，在大扩张的时候，科大没有扩张，失去了机遇。这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捞白不捞。捞地、捞钱、捞规模。
      其实，我心中很清楚，学校班子也清楚。比如说贷款建新园区这件事，我们没有扩招，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一旦建新园区，教师上下班来回跑，教师的时间就变成成本耗在车上，教师没有时间作科研、备课，水平就会下降。建新园区肯定要消耗你的软实力。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从来没有过分歧。我们不扩招，就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不建新园区就没有必要贷款。
      当时有人动员我们去贷款，还说大学都在贷啊，别的学校不还你们也不还。我当时想，我们学校好好把自己经费花完就不错，何必贷款还要还利息呢？你要是赠款，没有利息，我们肯定要。
      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这就是前面说的踏踏实实做实事。我们科大校园一直比较平静，如果建新校区就会有很多年折腾，坐不下来。我们扩招以后，教师就没有时间进修深造、照顾学生，这样教学水平肯定会下降。这样下去会把学校的根本毁了。我做两年副校长、10年校长，潜意识里就是要给大家营造一个看书、想问题的环境。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但是，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比如建起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我们还建设了一些新设施，没有做表面文章。
      必须说明一下，我反对的只是盲目地贷款建新校区。如果不要我们出钱，白送给我们新校区，我们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科学时报》：最近，包括两会期间，我们发现您有很多观点和声音出现在媒体上，为什么？
朱清时：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自己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我很奇怪，我们教育界的纠错机制为什么这么不灵敏，明摆着做错了，还不纠正。大家都看见了，但谁都不说。我们大家好像都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知道走错了，但都不肯跳车。我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十余年，非常熟悉这种心态。如果我知道这些话却不说，我会觉得挺歉意的。我不愿群众背后说我自认为是个学者，却不说实话，只会明哲保身。我知道这些话会有人听了不高兴，但也许会悄悄起一些作用吧。
 
荣休之后：追寻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
 
退下来的朱清时院士，也不过60出头。记得早在他45岁当选院士后，他就表示过这样的心态，自己不再追求职称甚至成果等东西。近些年，他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并且有很多“离经叛道”的思想。今年，他的另一个使命也已经完成，未来的岁月，他又有什么打算？
 
《科学时报》： 您才60岁出头，还有很长的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光，您有什么安排？现在手边还有课题么？
朱清时：那些我都不要了，我要追求我过去想做但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一直认为，语言、诗歌等领域的大师的创造力不亚于爱因斯坦。这些是我中学时的爱好，我要重新去欣赏这些东西。另外，这些年我最想做好的一件事，是用我的科学知识，找出比较好的办法来鉴定古文物的真伪。这方面我已经做了一些事，以后会继续做。
      总之，我不做校长以后，会回归到学者生涯，但是不会回归到过去的科研生涯，比如申请科技部、自然科学的基金，那些是比我年轻的人现在挑大梁做的，我不愿回去再干扰他们。我要去做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还比如说搞清楚中医原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很有兴趣。
 
《科学时报》：您在新的领域中的一些探索，也让您产生了“离经叛道”的思想。
朱清时：你用“离经叛道”几个字来说我，说明我们现在思想界太沉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都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比如对中医的科学原理，我想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释它，还应该鼓励更“离经叛道”的思想去解释它。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帕斯卡尔说的。他说，思想使人伟大。人生就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做人的这种伟大。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别出心裁，有新思想。这些年来，我每次讲一些别人不熟悉的话，内心都在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新思想，就是想活跃一下思想，不要把沉闷当做常态。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孤孤单单地说往往不起作用。但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会回归到创新的常态，各种各样新思想会不断涌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创新体系才有希望。

最后更新[20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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