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7日09:23 中国新闻周刊
在公众的视野中，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代，他晚年一直在努力坚持五四精神，特别是198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他作为一位重要文化人，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文/周筱
接到学者朱正从长沙发来的短信，告知舒芜先生于8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于8月24日上午举行。当即决定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送他最后一程。
一本揭开文化伤疤的书
认识舒芜的文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文章还没有如今这般艰涩，有很多名家在上面写一些平易近人但思想深刻的文章。张中行的《月是异邦明》、资中筠的《爱国的坐标》、舒芜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对于正处大学时代的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真正和舒芜有直接联系，是2003年年初了。当时我正在复旦读博，对于女权主义思潮有一些私人的兴趣，我注意到舒芜发表过大量抨击男权主义、呼吁女性权利的文章。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男挑女”和“女挑男”》，指出女性同样也有追求男性的权利。他对白居易的“老流氓”批评、对《浮生六记》爱情观的批判、对《聊斋》作者男权思想的揭露，都是我这个自诩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从未想到过的。其时朱正正居北京，通过他的牵线，我和舒芜直接联系上了。
因为同样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质疑所谓的“国学热”，揭露历史和现实中女性的悲惨境遇，舒芜视我为忘年交，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讨论问题。当时舒芜已经年过八旬，但却用电脑写作，喜欢上网，看到国内外一些社会时事报道，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群发，还喜欢玩电脑游戏。我当时强烈建议他将平生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文章结集一册，以广流布，为此我在2003年3月专门写了一封9千多字的长信向他陈述理由。
这就是200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哀妇人》一书的由来。他将书稿编成后，坚邀我做序，我觉得文坛前辈请晚辈后学写序完全不符合“潜规则”，再三推辞。后来实在惭愧的是，我还是写了一篇序言，且一写就写了4万多字。我在序言中说：
“舒芜先生深刻地揭露了这部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奴役的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谬，而这又是与他强烈的时代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揭露历史上一切侮辱女性、歧视女性、凌虐女性的性道德的残酷性与虚伪性，并非是在为博物馆撰写供人观览的古物说明书，供今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因为这一切恶劣的思想并没有随历史而永久消逝，而是依然真真实实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
为了写作这篇序言，我和他通信(电子邮件)共计96封。我在序言中，不仅正面评价了他的女性思想，还批评了他的同情女性态度，实质上还是将女性视为弱者，而我认为这种弱者地位并不是天然的男女生理差别造成的，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舒芜尽管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并不以为忤，仍然将这篇长序置于卷首，真是有先贤之风。
谁是告密者
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善良的老人，数十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为某些自诩为“正人君子”之流所鄙视，不能见容于俗人，遭到众多“不明真相”的文学中青年的误解。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告密者的代名词。
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那场对文化界影响甚巨的运动中，有2000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而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从李辉等和胡风案涉及人士关系密切的作家那里，获得的并非事实全部。那只是文学传记，而非客观的新闻报道。
痛骂舒芜者不愿提及或根本不知道的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1950年冬他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总结起来，引用胡风的原话，主要罪名是四项：
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
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
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
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
这封俗称“三十万言书”的信，全称《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该信的第一、二、四部分均公开发表过，唯独揭露舒芜的第三部分此前从未公布，仅见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第324〜331页。白纸黑字俱在。
据平反后《人民日报》社编辑的回忆文章，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在整个文艺界被要求批判胡风的形势下，该报编辑在领导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吗？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只是对方曾经是自己提携过的人，现在却不听话了，投靠自己的死敌周扬。
走不出的“胡风事件”
所谓的舒芜叛党问题，是指舒芜一度曾加入中共，后来又脱党。这在当年的形势下，无疑是属于历史反革命。舒芜本人在后来文章上似乎从未解释过此事，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中也没有涉及。我一直有这个疑惑，但总是没好意思问，现在舒芜西归，也就无从问起了。
我并没有认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这确实是舒芜一生最大的错误，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胡风案是反右乃至文革的前奏，舒芜的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文革之初便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活活打死。文革期间，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老师数量非常惊人。
有人说舒芜一直没有对交信表示忏悔，其实舒芜多次在文章中对此表示了忏悔，比如在《回归五四》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序言中，舒芜就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可是，同样在告密行为上走得更远的胡风一方，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忏悔，甚至几乎无人知道此事，尽管这从1999年开始，就是完全公开的材料。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唯一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公开透明，或是有偏差的信息占据了舆论主流。
胡风案在1980年终于获得平反后，一些文人把胡风树为“高标”，为理想殉道的“圣人”，通过贬斥舒芜抬高胡风。似乎胡风就是完全的受害者，这和文革后出现的很多伤痕文学作品的模式是一致的，即被“打倒”者都是完全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他们在被打倒前也整过人。
胡风案的受害者、作家聂绀弩，晚年就和舒芜关系非常好。他是把这些都看穿了。1982年，聂绀弩诗赠舒芜：“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致信舒芜，说：“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至于后来，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舒芜生于1922年，如今离去，享年87岁，也应该算是喜丧了。只是，他这一生，实在是太倒霉了。这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被时代的洪流裹胁，对于个人命运的完全没有任何支配能力。在他这一辈人中，他是学问和才情最好的。他没有读过大学，但由于出身桐城方氏，家学渊源深厚，曾执教于大学，可惜因为环境的关系，未能尽其才。他被政治轻轻地利用，又被政治重重地抛弃。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
舒芜：走出“胡风事件”
发布时间：2007-06-03 11:55
赵倩
舒芜老人早已走出“胡风事件”，现在心平如水。舒芜引起我们的关注，应该是从“胡风事件”开始，他是当年“胡风事件”的关键人物。如今，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82岁高龄，博学多才的老人身上，走进舒芜丰富、坎坷而又颇具争议的一生。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人们提起您，总是把您和当年的“胡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颇多争议，您怎麽看？
舒芜：“胡风事件”对於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
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麽，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麽，人家要看胡风说什麽。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麽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您真的认为胡风所做的事情是在“反党反人民”吗？
舒芜：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从抗战初期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错门了。事实上，我是从斯大林主义入门的。我看的第一个领袖传记就是《斯大林传》，那时候对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每一条哲学是非都落实到政治是非，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
解放后，我的处境和其他所谓“胡风分子”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是全国最晚解放的地方。当时把我安排到“知识分子改造”领导层的地位，主持教师学习班等。对於所有胡风的问题，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於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着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麽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麽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麽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
时代人物周报：50多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胡风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芜：当然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於“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面对别人对您或褒或贬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时，您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舒芜：那无所谓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麽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舒芜老人早已走出“胡风事件”，现在心平如水。舒芜引起我们的关注，应该是从“胡风事件”开始，他是当年“胡风事件”的关键人物。如今，，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82岁高龄，博学多才的老人身上，走进舒芜丰富、坎坷而又颇具争议的一生。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人们提起您，总是把您和当年的“胡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颇多争议，您怎麽看？
舒芜：“胡风事件”对於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
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麽，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麽，人家要看胡风说什麽。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麽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您真的认为胡风所做的事情是在“反党反人民”吗？
舒芜：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从抗战初期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错门了。事实上，我是从斯大林主义入门的。我看的第一个领袖传记就是《斯大林传》，那时候对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每一条哲学是非都落实到政治是非，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
解放后，我的处境和其他所谓“胡风分子”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是全国最晚解放的地方。当时把我安排到“知识分子改造”领导层的地位，主持教师学习班等。对於所有胡风的问题，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於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着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麽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麽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麽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
时代人物周报：50多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胡风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芜：当然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於“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面对别人对您或褒或贬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时，您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舒芜：那无所谓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麽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再谈“胡风事件”：《我之“舒芜观”及其他》
郑也夫
不忏悔的理由
笔者近年来一直旁观围绕“忏悔”的讨论，渐渐有了些想法，谈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同意，我们民族应该增加忏悔的意识。为什么？因为在几乎连绵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中充斥着罪与恶（罪系违犯法律，比如打人抄家；恶属道德和良知的范畴，比如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其责任绝非推给一两个人所能了结。只有经过忏悔，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
既然“应该”，要不要提倡呢？其实当我们在媒体上写下“应该”的时候就已经在提倡忏悔了。而提倡便会不期然地导致一种压力。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不忏悔的自由呢？这话不通。忏悔必定是自由心灵的产物。被迫作出的是检讨、交代，绝不是忏悔。
忏悔是一个民族良心觉醒的指标。但既然它不是靠提倡和压力所能获得那个“应该”似乎只好留在心中，只是无言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和他人提出忏悔的要求均属悖论。
忏悔其实很难。因为一个人自欺的本领超过人们的想象。他会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法为自己过去的不当行为寻找理由和根据，宽恕自己。或许自我否定违背生物进化的逻辑（自责的动物更易被淘汰），因此我们没有继承到很多“自责”的基因只好靠文化传统来弥补。而各民族的文化互见短长，我们偏偏在忏悔意识上薄弱了些。
我真的以为在中国讲忏悔难乎其难。但是绝不认为很多拒绝忏悔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且看下面一段典型言论：
我作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是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９，２期）
以上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还请读者自己判断。
历史的价值
中华民族薄弱的是宗教意识，深厚的是史官文化传统。我们靠着历史的审判——一种长久存在的荣辱，来抑制恶行。
影响巨大的胡风案件，发生之时距今已四十六年，平反之日距今已二十一年。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当局、当事人、历史学家都有搞清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的责任。可是在主要当事人健在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说法。
林默涵１９８９年提供了这样的说词。１９５５年４月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林，交给林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要林看。林认为私人信件没什么好看，一直放在书架上。隔了一段时间偶然翻翻，看出了信中对很多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的态度。很多暗语看不懂，于是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看不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同意并很快整理完，一两天后交给林。林看后交给周扬。周扬看后与林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林表示同意。周扬把材料给了《文艺报》，排出清样加上主编的按语后周扬又转给了毛主席。
舒芜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另一版本。１９５５年４月底或５月初《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向他组稿批判胡风。他答应并很快完成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不少胡风给舒芜信中的话。叶遥看后要求借阅信件，舒芜认为是要核对，遂同意。以后信从《人民日报》转到林默涵手里。林要叶约舒芜谈话。林对舒芜说，你的文章不必发了，大家愿看的是胡风怎么说的，要求舒芜将林划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以下四类：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的世界观作基础。三天后舒芜把《材料》写完，题目叫《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给叶遥。５月１１日舒芜到报社看清样时发现题目被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看到了编者按，看时“捏了一把冷汗”。
叶遥在１９９８年３月披露的版本与舒芜接近。与舒芜版本的出入是：《胡风宗派主义》的题目是报社定的；叶说约稿时得知有胡风信件，当时就借走了，返还后舒芜才开始写文章；交稿后以核对为由再次借走信件。叶遥说到的舒芜不知道的情节是：报社文艺组的负责人林淡秋、袁水拍了解此事，看过信件。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和胡风的信件送林默涵处。
林默涵与舒芜的版本在两个关键情节上截然不同。其一是谁先找谁，其二是材料的分类题目是谁定的。可以排除的是林默涵记忆力衰退的因素，如是他绝不能说到信件扔到书架上这类细节。但当时如此热门人物的信件他能不看，令人生疑。舒芜版本的另一优势是叶遥的版本与他接近。但“二比一”尚不能盖棺定论。如果林的版本属实的话，无疑舒芜当时的主动性和责任更大。如果舒芜的版本属实的话，林无疑是在歪曲事实和推卸责任。其中必有一方是不诚实的。我们不要求忏悔，只是希望搞明一个重大冤案的事实，不算过分吧。不知林淡秋、袁水拍二人尚健在否。即使不幸作古，二人的近亲、挚友，乃至其他人，都有可能为澄清事实提供帮助。
为什么这些枝末细节是要紧的，因为那是历史学的特征和逻辑所决定了的。历史学之所以永远也不会被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取代，永远可以保持为人类最基础的学科，就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示、让我们借鉴人类的巨大的可能性——“有时事实比故事更离奇”，是因为人性与社会均为复杂系统，细节是正确和深入理解人性的向导。对历史来说，丢失细节就是丢失自己的借鉴力。任凭当代重大历史的细节从手中流逝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如果我们蹉跎时光，连如此重大的冤案的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我们是愧对祖先留下的伟大的史学传统的。
有人会说，你的“搞清细节”对小人物和大人物“对称”吗？我当然认为，应该尽可能搞清重大历史问题的一切细节。此有赖于全民族尊重历史的观念的增强以及由下而上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已经解禁的档案应当充分利用。“口述史”是挽救和复原那些史实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眼下，毕竟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对称”，放弃可以搞清的事情。
我之“舒芜观”
笔者没有想到，在世纪之交会对舒芜的评价再起争论。几位年轻学者认为舒芜在１９５５年的行径完全是时代的产物，并不出格，人们不该对他如此不宽恕。我却以为，人们特别是当事者们对舒芜恨之深深是有其道理的。其一，尽管以后的政治运动一山过后一山拦，躲了初一还有十五，众多的胡风分子毕竟率先蒙冤，并且蒙难的时间最长久，苦难最深重。即使躲不过十五，躲过初一也好些。而使他们提前蒙难的是舒芜。其二，对倒戈者的过度惩罚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道理在于自愿群体中的信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如果没有道义上严酷的压力，群体内的背叛会像五月的鲜花一般盛开。
舒芜的辩护者希望人们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看待舒芜的行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他们自己是否会回到了当时的情境中。凸凹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背离了历史：“就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来看，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解放初期，知识分子基本上完成了思想的改造。”（《博览群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延安的运动，其思想改造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即舒芜反戈一击的时期，是处在“催眠初始”之时；从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的情形看，催眠仍未完成；社会成员大面积的“入睡”应该是六十年代的事情。驱动人的行为的是在不同配比下交织起来的两支力量：利益和理念。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是缓慢的。我难以想象在短短二三年的时间中舒芜在思想上已脱胎换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最强悍的政治理想也并非铲除道德实践和行为选择的“全部”空间。在一个美好的政治乌托邦如日中天时，其旋涡中的个人利益的倾轧也无时不在发生。一句话，政治背景决定了很多，但绝不是全部。而我以为舒芜在１９５２年写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趋利避害。告别朋友是当事者的权利，但舒芜的“告别”不像是思想超越，而更像是离开沉船。离开是可以的，即使在当时并不宽松的形势下也还尚有多种“离开方式”的选择，比如继续撰写《从头学习》一类的文章。没有人知道他手里保有胡风的信件，更没有人胁迫他抛出这些信件。而他自己深知老友胡风为人的风格，信中措辞的犀利乃至刻薄。以舒芜的聪明，可以想象这样的信件到了胡风论敌的手中会燃起怎样的怒火，胡风会处于怎样尴尬的境地。因此我以为这是“卖友”。
舒芜对祝勇说，鲁迅也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发表过徐懋庸等人的信件。在现代法律的层面上看那同样无理，但在道德层面上则与舒芜有别。那是二人交战后的武器升级，而舒芜则是单方面对朋友的袭击。舒芜说，他没想到胡风由此成了反革命，这似乎意味着，如果知道这一结局就不这么作了。但这在逻辑和道德上仍说不通。我以为，如果你已经认同革命并怀疑胡风是反革命，从良心上恰恰可以向上级提供信件作判断的根据，这叫大义灭亲；如果你不认为他是反革命，恰恰是没有抛出信件的良心和逻辑上的根据。
私人通信权利之内涵
令人惊讶的是１９９７年，也即舒芜１９５５年披露胡风私信四十二年后，在发表私人信件上舒芜与胡风家人再起争端。
舒芜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再次引用胡风的３７封信件。胡风亲属在该杂志第３期上声明：“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因此，即使舒芜先生取得了胡风寄给他的信件的所有权，也不意味着他就享有这些信件的著作权。著作权仍属于胡风，在他死后五十年内属于他的继承人我们。……时隔四十年多年后，在社会主义法制正逐步建立与完善的今天，舒芜先生依旧如此行事，于法于理，都令人不能容忍。”
舒芜在１９９７年第４期《新文学史料》上答复：
因为胡风先生后来多次追述他和我的关系，都已正式发表，成为公开史料，影响很大。我现在若空口追述，读者将会发现与胡风先生追述的不同，不好判断。我不能不摆出我的根据，即胡风先生当时给我的信札。
这一争论的发生是可悲的。它说明，在当年披露私人信件引发了巨大悲剧，在经历了四十二年的世事沧桑后，舒芜对关于私人信件的法律和法理竟然一无所获。在舒芜上述的那篇答复中，他在讲述了胡风家人的声明后说：“原信（即胡风家人的声明）发表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上，因涉及著作权问题，不便引录，请读者自去检阅。”对无权引用的东西引用了，对已经公开发表可以转引的东西又说：“因涉及著作权问题，不便引用。”笔者不明白，舒芜是真的至今完全不懂著作权，还是在嘲笑胡风家人对自己权利的执著。过后的事实证明，胡风家人执著的果然是权利，并非想以权利掩盖事实，在他们获得了胡风给舒芜的信件的复制件后，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上全文发表了胡风当年给舒芜的１１１封信件。据双方披露，舒芜也已获得了他当年写给胡风的信件的复印件。发表与否是他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我们希望他能全部发表这批信件。它是理解那段公案背景的另一侧面的珍贵史料。
而那家杂志社发表了舒芜引用胡风信件的文章，更暴露了我们社会在私人信件的权利内涵上的不可宽恕的无长进。
法律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而法理则是思想者需要深思的。为什么私人信件的收件者没有发表的权利？那是为了严格把守私人间交往的权利。如果连受信者都无权发表，那么第三者与其他势力无权侵入这一领地就更不待言。反之，任何人的侵入，其后果都可能是对私人权利的颠覆。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讲述了一段真实的故事。１９７０年捷克当局想败坏一位著名人士的名声，在电视上播出了他与他的朋友谈话的秘密录音。这种败坏名誉的手段几乎得逞。“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表露的异端思想，等等。在私下与在公开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它很少作为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对胡风事件的反省应该是深入到权力、制度乃至法理和良心的时候了。
《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