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殷海光       作者：何卓恩

　　殷海光

殷海光小档案

　　殷海光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高中毕业后到北平问学于金岳霖、熊十力,后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并考入独立建制的清华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毕业前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赴印度接受军事训练,退役后,以时论著作赢得国民党内一些高官的注意,被延揽到宣传机构任职。1949年3月以《中央日报》主笔身份赴台,期待国民党彻底改革。1949年8月辞职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参与创办《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矢志于阐扬五四精神,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1960年《自由中国》被迫停刊,殷海光开始受到连串的迫害,1969年9月16日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何卓恩

　　历史造就人物,人物也努力塑造着历史。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大变局,既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戏剧性延续,也是中国三千年常有之离合的再一次复制。在这场大变局中,一些大陆读书人身不由己来到了偏安一隅的台湾,他们力图借助于不同既往历史的时空环境,将偏安之隅率先带出历史的轮回,殷海光堪称其中之健者。

　　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字中,殷海光说过一段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海光文选自叙》)这一段夫子自道,简捷地勾勒出了殷海光思想的轮廓。

　　批评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圣化

　　到台湾前夕,殷海光开始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但直到入台之初的一两年里,对于国家的前途,他仍然在三民主义范围内寻找答案,只是思考的重点,已经有所不同:内战前期,他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思考问题；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他特别注意到民生主义的意义；等他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在即,他开始着力于发挥民权主义、团结自由知识分子来挽救局面。可以说,赴台之初的殷海光,是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批评国民党。

　　国民党来到台湾时,一度岌岌可危,表示过民主改革的姿态,但朝鲜战争爆发牵动的世界局势变化,挽救了这个小朝廷的命运。得到美国无条件的保护后,国民党重新走向威权。殷海光感觉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框框之内的民权呼吁十分乏力。他开始大量接引海耶克等人反极权的思想,自我反省,过渡到以人权为支点的“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路。他认识到:舍弃人权而讲民族主义,结果就是专制独裁；舍弃人权而讲民权,至多只能徒具形式；舍弃人权而讲民生,一定成为新奴工制度。在他看来,即使三民主义,也只有在自由主义条件下才有意义。

　　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党化教育,殷海光站出来为教师争人格,为学术教育工作者请命,抨击学校里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极力主张学术教育独立于政治。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圣化,殷海光宣告“我极不赞成国民党藉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藉政治权势来弘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国民党借“反共抗俄”、“反攻大陆”以维持其威权统治,连胡适都说这是事关“政府”统治基础的政治图腾,是不能碰的,殷海光却公开叫板,直斥“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揭破反攻大陆“公算”很低的事实,呼吁当局必须“实事求是、持久健进”,先把台湾建设好。

　　以“启蒙”取代“革命”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词典中,“革命”都是正当、正确的代名词,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渊源于辛亥革命前的舆论话语。国民党后来一路举着“革命”的旗号,反清是革命,北伐是革命,“剿匪”是“革命”,到台湾后“反攻大陆”也成了“革命”。在“革命”的大帽子下,正常的社会建设无法着手,黑暗行径倒可大行其道。殷海光和《自由中国》同人不甘心于民族生机被如此地消耗,提出“启蒙”取代“革命”的议题。

　　殷海光指出,“反共抗俄”、“反攻大陆”这样的“革命”,人为制造精神紧张,不利于培养持久的心理基础,根本之计,应该发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促进健全社会的成长。他说五四运动是与“革命”话语相对等的一场兼有“清除”和“光照”二义的启蒙运动,这一工作远未完成。“中国的问题,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在一长远历程中,我们能够藉着启蒙运动为中国开启一条有希望的道路”(《展开启蒙运动》)。

　　现代政治的正途

　　殷海光启蒙的目标,在社会建构上,表现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他坚持认为,自由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正途。自由事关人生,是目的；政治是人生的手段,只有民主政治最有利于保障自由。政治为了人生,而非人生为了政治。统治者的口头禅“爱国”,不构成贬损自由民主的理由,有而且惟有在大多数人能够抬起头做人的国家,谈爱国才不勉强。“一个国家到了需要把‘爱国’,‘爱国’挂在嘴边,那一定是人民大众底‘爱国’发生了问题。大家觉得‘国家’是一大负担,是一大恐怖,叫他们怎样去‘爱’啊!”(《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

　　殷海光以大量的文字解释何谓自由、何谓民主,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伪民主观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驳。1956年,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发表《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将“爱民”、“教民”、“养民”定义为民主。殷海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民主”实在是一种荒谬的“君主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丝毫找不到民主的痕迹。“民主的真正核心是基本人权之肯定。凡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

　　“讲理”

　　跟五四人物一样,殷海光提倡“科学”。科学作为一种态度,对学术研究而言,就是要守住科学的严谨性、客观性,“是什么就是什么”；科学作为方法,则要求无论讨论自然,还是讨论哲学、历史或政治科学,都要克服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朴学式的弊病”和“理学式的弊病”,将“人理学”建构得如同物理学那样严密、客观、有条理。

　　在更大程度上,殷海光是为自由民主的目标而讲“科学”的。他认为,近代以来民主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非科学非理性的力量:来自左方的泛政治主义在社会基础上通过阶级斗争打击民主,来自右方的泛道德主义在伦理基础上通过四维八德抵消民主。只有科学的态度最支持民主。科学的态度,是“讲理”的态度,不讲理,则没有自由民主可言。所以他主张,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有讲理的风气和环境。民主政治真要实行,必须愿意讲理并知道怎样讲理。

　　殷海光所说的讲理,就是评断是非对错,必须依据两个基本标准:一看是否合于最平实的经验事实,二看是否合于最严谨的逻辑检验。除此以外,诉诸权威、诉诸群众、诉诸祖宗、诉诸情绪、诉诸偏好、诉诸感情、诉诸成见、诉诸暴力、诉诸人身攻击、诉诸宗教狂热、诉诸意识形态,皆非讲理,而是讲“狠”。

　　自由、民主如何生根

　　关于自由民主在中国如何生根,直到今天仍没有很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障碍,要倡导“德先生”、“赛先生”,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自由主义与反传统主义或全盘西化主义,几乎是同一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殷海光实际上也没有脱离这一走向。

　　殷海光反道学,反传统,基本的理据有两点:一为中国传统缺乏清晰的思想系统和方法系统,不便于“讲理”。二为中国传统代表专制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帮凶。另外殷海光也借助汤因比的“冲击-反应”文明发展模式论,说明一种弱势文明受到强势文明挑战时,不得不改变自己,适应强势文明。

　　殷海光排斥传统文化的态度,后期有明显的转变。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他看到民初人物将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的文化观,是根本不通的,既然西方基督教能够导出民主政治,中国孔仁孟义加上墨氏兼爱,就也有可能导出。而且,与传统道德一刀两断而建立所谓新道德,“这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他对于当年与新儒家之间的对垒颇有悔意,承认这是“大大失策的事”,很希望能多活几年,认真思考“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如何沟通”这个课题。

　　知识分子的反省与创造

　　自由民主是现代历史的产物,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负有特殊的责任,殷海光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1950年代初他发表《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指出在极权势力威胁着人类自由的时代,最需要自由知识分子奋起拯救群伦,力挽浩劫。殷海光认为,现代科技和工业形成的“新支配力量”与“滚石下山的政治”相配合,造成了“自由人的堕落”。而要从堕落中“超拔”,消极方面须破除“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暗影”,积极方面须发挥自主与自动的精神、独立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主导地寻求真理,主导地确立实践原理,主导地创造情境,“自动地创造春天”。

　　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晚年,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他再次将中国建设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的希望,归结到知识分子头上,希望知识分子敏感于新的观念,并具备独立思想和原创能力,做所在社会的批判者,“注重德操”,“献身真理”,“只问是非,不管一切”。

　　断线的风筝

　　殷海光思想奋斗的目标,并没有及身而成,相反横逆却接踵而至。在离世前夕,殷海光曾悲愤地感慨:作为“五四的儿子”,本希望以“五四”的观念和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理想主义锐气来创造一个新时代,奈何“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结果“任何团体都不要他”,连被岁月磨掉了光彩的“五四的父亲”,也“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保守人物更“视他为祸根”,下一辈人则“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要么被激刺成冲阵的火牛,要么被压成腌菜。他成了断线的风筝,留给自己的只有孤独。(《致张灏》)

　　然而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说,“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否及身达成,似乎不是最紧要的事,他追求奋斗、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远不朽的。”在“五四”时代,做一个“五四人物”并不难；但是到了内战、冷战的时代,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剧变,殷海光能在种种横逆之中,以一人之力传播“五四”的精神,延续“五四”的目标,这种道德热情正是人性中最纯正部分的见证,也是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会给良心未泯的人们一种永远真切的精神鼓舞(《殷海光先生终身奋斗的永恒意义》)。而殷海光的思想,虽然尚未完全结晶成一代不世出的经典,却也通过他真诚地锐进,达到了那个时空所可能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