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程少堂
(说明:某家颇有影响的语文杂志约我为2009年第十期“封面人物”(实际上是“封二人物”)。约我稿子的,是我非常敬重的、主持该杂志工作一二十年的老主编,老主编亲自来电,赞扬鼓励了一番语文味研究是对中国语文教育的重要贡献,又特别说明我这篇稿子是他做主编约的最后一篇稿子,因他马上要从主编位子退下来了。我对老主编的盛情很是感动。我做深圳市教研员十年了,还没有在这家刊物发表过文章(我只在2003年初给该刊投过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语文味:中国语文教学美学的逻辑起点》。我当时在语文界刚刚出道,稿子给这家刊物投去三四十天后没有消息,我以为不会用,于是投给《中华读书报》,后者也没有通知我,两个礼拜后却见报了,而且用的版面很大,大到连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都跟我说:“我都感叹《中华读书报》用那么大的版面发你的文章!”),因此对老主编退下来前约的最后一篇稿子,又是重头的“封面人物”稿,我很慎重。
接下来,按杂志社要求,需要写一篇4000字以内的文章配发,几张照片中间再穿插一点文字。4000字文章的内容需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自述本人的语文教学与研究经历”中二选一。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经历有什么好不厌其烦地反复谈的!于是我写了这篇的确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封面人物”文章《“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当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这家杂志能接受我这篇文章中尖锐的、和中国语文界的‘主流’针锋相对的观点吗?他们敢发吗?”但是一想到拙作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文责自负”,于是推测这家杂志应该能发。但是,果不其然,9月下旬,该杂志新任主编亲自来电,和我商量文章内容能不能换成“经历自述”之类,因为他们觉得《“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这篇文章火药味比较浓。我的表态当然毫不犹豫:坚决拒绝换成“经历自述”,并说编辑部如果不发《“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换成“经历自述”也请编辑部理解。我还说,这十年来,以我过往的学术训练以及“身份”,语文教学的文章我发得是很少的。文章发得少,不一定是偷懒(学术上我是不懒的),我只是有我自己的追求:不趋时,不唯上,不唯书,不想“著作等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鲁迅教导艾芜、沙汀语),不唯权威,况且,在我看来中国语文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权威”。这位五六年前我见过一面的新任主编只好遗憾地说:“那一点余地都没有了。”我说:“没有。发不发是你们的权力,怎样写是我的权利。希望你们也理解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一篇文章发不发无所谓,我混到如今这样在中国语文界浪得一点虚名也不是靠一篇两篇文章。要发就发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
但是我还是要深深感谢这家杂志看得起我。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把这篇稿子给了武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编辑部,我没有告诉他们这篇文章的“苦难”遭遇,只是让《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有关编辑转告主编:“看你们敢不敢发。能发就发,不能发不要勉强,我能理解。”责任编辑回信说,看完文章,“让我感受到你对我国当前语文教学现状的担忧和责任感”,但他做不了主,请主编定夺。《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看完后,高兴地说:“写得很好啊!有什么不敢发的呢!”
于是就发了。
文章后的“附记”《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也是按向我约封面人物稿的那家杂志的要求写的,500字,是穿插在“封面人物”不同照片中的文字。我希望《语文教学与研究》把这几百字也一起发出来,但是《语文教学与研究》编辑反复琢磨,觉得这段文字要一起发的话不知放在哪里才是,最后他们说这次就发《“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同时建议我把《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扩展成一篇文章给他们。为了让有兴趣的同仁先睹为快,我将为某杂志写的封面人物文章的“附记”《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也附在后面,发表在语文味网。)
《语文月刊》2009年第5期发表了笔者的一篇近万字长篇论文《“语文味”究竟是什么?——兼及对“泛语文批判”的初步批判》(以下简称《初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与学(下半月)》2009年第8期全文转载该文。)从文章的正副标题来看,《初步》主要是谈语文味的。实际也正是如此,文章的第一部分用了六千多字来谈什么是语文味 ,第二部分则“顺带一枪”,用了三千多字对目前很主流很盛行很堂而皇之因而似乎见不到有人公开质疑的“泛语文批判”,进行了提出问题式的初步批判。我的批判虽说是初步的,但由于是对全天下的名家乃至非名家都在批判的东西进行“反批判”,这一“反批判”自然很容易让自己“沦落”到不只是“不主流”“不堂而皇之”,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境地。有了这种判断,按说,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应该很特别,甚至很复杂。但其实不然。实话讲来,在进行这种初步批判的时候,我虽没有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简约与气度,不过还是约略能体验得到“孤舟独钓”的寂寞与孤独。但寂寞与孤独毕竟只是寂寞与孤独吧,仔细体会,也许它们和人生的诗意颇有瓜葛也说不定呢。如果这样说稍有一点自我慰藉的嫌疑,那我要说,对一种看上去“很主流”的学术观点进行“反批判”,再怎么说也没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么悲壮吧?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崇高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我辈开展一种学术争鸣有啥好“五里一徘徊”“十里一踟蹰”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在论战中“牺牲”了,也大小算个“语文烈士”。“语文烈士”也是光荣的。自己给自己做通了思想工作,就鼓足了勇气拟在这个初步批判的基础上对“泛语文批判”进行一系列批判,也就是在没做成“语文烈士”之前,对“泛语文批判”一梭子一梭子打出程某人的“机关枪”和“迫击炮”。这“机关枪”与“ 迫击炮”,打得准,那自然好;若是打不准,或打得不很准,接着再打!在这个过程中,本人不仅准备“敌退我进,敌进我也进”,而且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也要打”!当然,我的学术批判也许不完全正确,甚或是完全不正确也说不定,所以欢迎语文界同行对我的“反批判”进行再批判。
今天这篇文章仅就语文的“范围”问题谈谈我的观点。
我在《初步》一文中说过,眼下有一个比喻句在语文界叫得很响,传得很广,就是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句话是批评“泛语文”的人最经常讲的经典“名言”之一,他们讲得的确是苦口婆心,情真意切。在我批评这句“名言”以前,我没有见到有人怀疑这句“名言”的正确性。但是这句“名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它似乎只有三种解释:其一,是说语文教学一“种”了别人的“田”,就一定会荒了自己的“地”;其二,至少是“种”了别人的“田”,就极大可能会荒了自己的“地”,所以别人的“田”一定不能“种”或最好不要“种”;其三,不少的语文教师由于“种了别人的田”而“荒了自己的地”,导致学生乃至整个民族语文素养下降,很要不得。但是这些意思经得住推敲吗?
先说前面两种意思。既然是用种田种地打比方,那我们就先说真正的种田种地吧。如果是第一种意思,那这句“名言”就很荒谬。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农民种了别人的田,并没有荒了自己的地。“种好别人的田”和“种好自己的地”,二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只要处理得好,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实际上,只要不是太差劲的农民,是能够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的。而如果是第二种意思呢,这句“名言”也站不住脚。是的,“种了别人的田”是有可能会“荒了自己的地”。 但是,一方面,由于“种了别人的田” 而导致“荒了自己的地”的农民是少之又少的;另一方面,极而言之,就算因为“种了别人的田”而导致 “荒了自己的地”,一定就得不偿失因而必须要完全否定必须要挨板子打屁股?不一定吧?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须要区别开来,一种是“种了别人的田”而无意中“荒了自己的地”,一种是“种了别人的田”而有意“荒了自己的地”。无意,就算搞得自己饿肚子,由于没有主观过错,可以不予追究。在这里,是否饱肚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硬道理,因此可以断言,由于“种了别人的田”而无意“荒了自己的地”,搞得自己最终没有饭吃的农民,下一年是绝不会再这样傻干下去的。如果由于种好了别人的田而“无意”荒了自己地,但是赚的钱却不比种好自己的地少,甚而至于比种好自己的地赚钱更多,那荒了自己的地,就值。那么“有意”呢?如果你说一定要追究,那我就要问:种田的目的是什么?答曰吃饱饭,吃饱之余,多余的粮食进入市场流通卖钱。再问:如果“种了别人的田”,尽管有意“荒了自己的地”,但是却比种好自己的地吃得更饱更好,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一定就要不问“边际成本”傻种自己的地呢?显然,这种“有意”值得肯定。当然,如果有意荒了自己的地,同时又有意荒了别人的田,搞得自己饥寒交迫,那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有这样的傻农民吗?可见,就一、二两种意思来说,这句“名言”都不能成立。
再说第三种意思。这就要从种田说到教语文。种田和教语文,看起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两码事,但是从大道理来看,二者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有没有语文教师“把好端端的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哲学课、科普课、气象课、音乐课、表演课”?(所引为一位全国著名的老一辈特级教师报告中的原话)我是做教研员的,听课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我要负责任地说,这样的语文课,或者用“泛语文批判者”的话说,这样“不是语文课的语文课”,是有的;但是同时我也要负责任地说,对这些所谓“不像语文课的语文课”,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很要不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大致有三。其一,这样的课极少,而且就我所见的这极少数的所谓“不像语文课的语文课”来看,其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只是一堂课的某一环节花在所谓“不是语文” 上的时间多了一点而已。就是一些杂志上发表的批判“泛语文”的文章,其所举的所谓“不是语文”的例子,也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我孤陋寡闻,好像尚未见过这类批评文章所举课例是将所谓“非语文”从头讲到尾的)。其二,批判“泛语文”的专家的讲话或文章让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天天或经常把语文课上得“不像语文课”的语文教师不是个别而是很多。但是,我要负责任地说,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语文教师。你要是找得出当下中国有一个语文教师天天如此上、堂堂如此上,你找一个出来,有名有姓有单位,我输你二百五。没有的,找不到这样的语文教师的。即使有这样大胆的老师,他逃得过校长的监控,也逃不过中国应试教育疏而不漏的天罗地网。中国现阶段的语文教师,不管你名气多大,你要是天天这样上课或经常这样上课,肯定会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你怎样上都没人管你;如果学生考试不行,你就在学校里站不住脚——不是有全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由于学生“教不好”(实际上是考试不好)而被“赶”出或“挤”出全国某著名中学的么?其三,语文教师就绝对不能“把一节好端端的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哲学课、科普课、气象课、音乐课、表演课”么?语文课天天这样上,堂堂这样上,那当然不行;但是,偶尔上一节这样的课为什么不行?这样的所谓“不是语文课的语文课”,就一定不是“好端端”的语文课?就算不是“好端端”的语文课,上一节就死人了吗?偶尔这样上一节,学生的语文素养就一定会下降?要是上升了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语文课有时能不能这样上的唯一标准。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科学的数据说明从总体看来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真的在降低(上个世纪末期倒是有学者发表研究论文证明:大陆港台的语文教育质量,以大陆为最高)。就是有证据说明当下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素养真的变低了,那么低到何种程度?低的原因究竟是或者只是由于语文教师把语文课“上成这样”,还是由于有许多综合因素(包括社会因素)?
在我对“泛语文批判”进行再批判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一幅中国古代教育史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眼中的中国教育史基本上是一部语文教育的历史。我心中的中国语文教育的伟大传统,不仅是文史哲打通的传统,也是和自然科学打通的传统(比如孔子当年教子弟读《诗经》时,不仅要他们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还要他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甚至要说,一部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国语文教育史,实际上是一部“泛语文教育”的历史。我很为孔子庆幸:他老人家死得早,要是活到今天,像他那样教语文讲诗歌,还不被挂个“泛语文教育的祖师爷”的牌牌游街?
“泛语文批判”之所以形成一股思潮,与某些潜意识中有“伟人心态”的语文人,老想着像那位伟人在南海边画一个圈一样,去给语文教学画个圈有关。这些语文人想画圈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一连串的:语文教学究竟有没有圈?如果有,这圈是只有一个还是有多个?如果是一个,它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有多个,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以什么标准画这个(或这些)圈?谁有资格确定这个标准?谁又有资格画这个(或这些)圈?设若有人有资格画这个(或这些)圈,画了之后,大家能接受他画的圈吗?画了这个圈的结果乃至后果如何?……
行文到此,我再也不想遏制把自己压抑了五年之久的对泛语文批判论者的“真情实感”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冲动了:虽然现在风起云涌的对“泛语文”的批判,大有“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之势,但是,对泛语文进行批判时的最有名的 “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的名言,实实在在是一句不符合当下中国语文教育实际的“名言”,也是一句没有历史感的“名言”。面对一个接一个的专家、“权威”对“泛语文”进行的批判,我甚至会想起现代表现主义的创始人挪威画家爱德华德·蒙克(1863-1944)那幅著名的绘画作品《呐喊》——绘画中的人物在呐喊什么?不是呐喊现实,而是在呐喊心中的恐惧。我国语文教学界那些掀起“泛语文批判”思潮的专家们、权威们又在呐喊什么?是在呐喊他们内心的某种意象而非现实吧?
(本文发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
附记: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
程少堂
今年是我做语文教研员10周年。十年一觉语文梦,浪得杏坛几许名。梦醒忽觉:自己只是做了一只“语文乌鸦”而已。
十年前,当新课改还没有启动,也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语文异化现象之时,“语文乌鸦”就开始鸣叫:“语文课要教学出语文味”……
十年后,当泛语文批判的声浪铺天盖地甚嚣尘上之时,“语文乌鸦”又开始鸣叫:“窄化语文也许是更值得警惕的一种‘异化’”……
当一些“评课专家”脱离实际把一些所谓新理念教条化,用以束缚一线教师时,“语文乌鸦”叫道:“讲课人最聪明,评课人最愚蠢”……
当有名家将“一句废话都没有”当成一堂好语文课的重要标准时,“语文乌鸦”叫出:“没有废话的语文课不是我心目中的好课,至少不是上好的语文课”……
当无数的语文教师面对文本变得拘谨、死板时,“语文乌鸦”温柔地叫着:“语文教师要成为名师,就要学会玩教材;语文教师要努力争取把课上得好玩些;语文教学就是要教会学生玩文字游戏;通俗地说,所谓语文味,就是把语文课教得有趣些,有味些,好玩些” ……
我是一只小小“语文乌鸦”,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了我语文的明天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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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堂打响反击“泛语文批判”思潮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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