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造就名师
——名师讲语文作者群的阅读思想与艺术谈
段双全
自1978年，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语文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师。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更催生了不少“新生代名师”。语文出版社顺时应势，为了宣传这些名师，更好地推动语文课程改革，经过精心策划隆重推出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现已出版二十八册），主要用来推介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名师”并宣传他（她）们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出版以来，得到语文教育专家的普遍认同和广大语文教师的广泛赞誉，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很好。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能有这样一套好丛书出现，是出版界的创举，更是语文教育界的盛事。因为这套丛书不仅给广大语文教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更为处于“课改困惑”中的语文教师们送来了“释疑解惑”的指路明灯。这将极其有利于推动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
但在这里，我们无意于探讨这些新生代名师的教育成就（即每本丛书的后三个板块，“我的语文理念”“我的语文实践”和“我的教学语录”），我们有兴趣的是这些名师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背后的东西，即这些新生代名师到底是怎样成为名师的。而这个答案基本可以从丛书的第一大板块“我的语文人生”中搜寻到。通览“我的语文人生”部分，我们强烈感受到这些新生代语文名师的一生就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而“阅读”是其语文人生的主旋律。换句话说，是阅读造就了这些名师。
一、语文名师的阅读广度与深度
对新生代语文名师的阅读情况进行研究，首先可以看看他们读了哪些书，并进而探究一下其阅读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可窥见其成功的门径所在。
关于阅读的广度，圣哲先贤早就有过不少论述。譬如，清代学者刘彝的建议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代文化大师林语堂的看法是“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万卷”“群书”“人生”，先贤们所言的阅读范畴确实是够广的：不仅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即生活、社会人生这部大书。但同时圣哲先贤们也告诫我们读书要有选择，要读好书，不要读坏书，即不要滥读与乱读。譬如，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就曾谆谆告诫“善读书的人，决不滥读，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其意实际上就是反对读一些流行的庸俗的作品，而提倡读一些经过时代考验的经典名著。为何书不可滥读而要选读呢？其道理很简单，人生有限而学海无涯。总之，圣哲先贤们告诉我们：要尽量多地读书，但又不可读太多太杂的书。
要“多读”又不可“太多太杂”，这似乎产生了矛盾。怎样才能解除这种矛盾呢？这就是读书要坚持“术业有专攻”和“学以致用”的原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尽量多地博览群书，并尽量为学以致用而读书。即读书“既博又专”就会解决“既博又不太多太杂”的矛盾。
通观《名师讲语文》中二十八位语文名师的阅读生涯，发现他（她）们的阅读范畴确实如圣哲先贤所言“既博又专”。“博”体现了语文名师阅读的“百科性”，即语言、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甚至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等无所不读；“专”体现在语文名师阅读要突出“语文性”，即要以读语言、文章、文学方面的书为主，辅以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因为语言、文章、文学是语文学科的本体性内容，其他是语文学科的背景性和条件性的内容。
众多语文名师的阅读是体现了这种“既博又专”的特点的。譬如，浙江名师王崧舟说，“我读什么书？读宗教类的书，读哲学类的书，读文学类的书，读美学类的书，读‘老三论’和‘新三论’的书……我还读传记类的书，读种种‘红学’方面的书，甚至读中国古代术数类的书，什么周易占卜、三命通会、邵子神数、奇门遁甲，什么书我都读，只要有感觉，只要有兴趣”。[1]P3表面看来，王老师看书确实博甚至很杂，但细细看来，他读的主要还是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美学等与语文密切相关的学科的书，即使是什么佛学、阴阳八卦类的书，王老师读来也是为了开阔视野最终为语文教育服务的。由此看来，王老师读书虽多而杂，但也没有违背“术业有专攻”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关于阅读的广度，还不得不谈谈读社会生活这部大书的问题。因为人的学问、学识、学养确实不仅仅是从书本中得来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社会生活、大千世界。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源头活水”恐怕就是指自然万物和社会生活这部大书了。怎样从自然万物和社会生活中获得我们需要的知识与学养呢？那就是走出去实践，多看、多问、多交往，像司马迁那样遍览名山大川、文化遗迹并多访师问友。这样我们的眼界就开阔了，学养就丰厚了，思想也会深刻起来，而语文教学的水平也会“更上一层楼”。
看二十八位语文名师的社会实践经历。他（她）们都是十分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的。譬如，中学毕业就被选拔当语文教师的湖北名师胡明道就特别注重在与学生的生活交往中提高自己的学养与教学水平，她说，“但下课后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她们（学生）可以抓着我跳橡皮筋，逮着我抓布籽，围着我谈电影，挽起我的袖子比手劲……尤其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几个‘铁哥们’，更是一定要等我从食堂打了饭后一起回家，边走边聊。马路上的‘聊天’习惯就这样形成了，很多不曾预料的精彩‘调查’也就在这习惯中形成了”。 [2]P2上海名师陈军也非常善于在游历中学习与思考，他游览古都郑州，“轻叩（过黄河的）精神门扉”；访问曲阜孔林，“拜谢（过儒家灿烂的）文化”…… [3]P7-10语文名师们就是这样注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从而丰富自己的学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终遗福语文教育。
关于阅读的深度，圣哲先贤也提出过不少见解。清代大画家郑板桥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其意是说“过目成诵”的快速阅读属于浅阅读，还不是深阅读。现代国学大师冯友兰说“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他为我们指出了读书逐步深入的路径，即首先选好书，其次知大意，再次知深意，最后读出书中哲理以及自己的见解。德国大诗人歌德也用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叫读书深入，他说“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后”，其意是说看到文字背后的东西，像知识、文化和哲理因素等等才叫读书深入。总之，圣哲先贤告诉我们书要深读，不可浅读；要条分缕析、步步为营地读，不可浮光掠影、囫囵吞枣。
而遍观二十八位名师的读书生活，发现他（她）们读书都十分细致而深入。无论研读本体性的语言学、文章学和文艺学，还是研读背景性的哲学和史学，亦或是研究条件性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他（她）们都能认真细致，精益求精。譬如，有大学教师背景的名师李海林尤醉心于哲学与政治学，他曾认真地啃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并获得了“教学科研方法”的启示。[4]P5-6上海名师肖家芸因从小的家庭影响喜欢史学和书法学，他对《史记》和“二王”“欧苏”及董其昌的书法有深刻体悟，因此不仅教学时粉笔字写得好，而且课堂上历史故事讲得动人，因而给教学生涯增添了不少容光。[5]P1-4
谈读书深入，不得不提到现就职于浙江宁波万里国际中学的名师邓彤。他为开设“《红楼梦》导读”选修课而细读《红楼梦》的经历生动注释了什么叫深入阅读。开选修课前，他对《红楼梦》已相当熟悉，但为了开好选修课，他又“利用一个暑假将《红楼梦》原著通读四遍，在一本岳麓书社出版的普及本《红楼梦》上密密麻麻写下了许多读书心得”，随后“又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邮购了自发刊号直至当今的15年间的近六十本杂志”，认真通读后，“又研读了几本‘红学’专著，还非常认真地读完了几本小说理论”，正因这样全面深入地阅读，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所以邓老师的选修课一开几届，广受师生赞誉，最终还出版了专著《<红楼梦>导读:中学生读<红楼梦>》。[6]P12-17由此可见，邓老师读书真是厚积薄发，步步深入，达到了宋人陈善《扪虱新语》所言的“入得书，出得书”的要求。
阅读“既广又深”是语文名师们阅读的显著特征，也是他们语文教育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二、语文名师的阅读方法与技巧
语文名师们为教好书而读了不少书，并获得了职业和人生的巨大成功。但不要以为他（她）们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实际上，他们的成功是经历了常人所难以言说的艰难与困苦的，因为，“读书如探矿，淘尽黄沙始得金”。正是名师们不怕困难在文山书海中奋勇跋涉与探寻，才一步步取得了事业与人生的成功。而这其中既包含他（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也包含他（她）们科学阅读的智慧。这种“精神与智慧”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他（她）们的阅读艺术，也即读书的“方法与技巧”。
将“精神与智慧”和“方法与技巧”并称可能一些人并不赞同：一个精神的智慧的东西怎么可以与一个应用的方法的东西混为一谈呢？但“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方法（技巧）”，“有什么样的智慧就有什么样的方法（技巧）”，也即认识论决定方法论，难道不是一种客观事实吗？
集中疏理名师们的读书经验，发现他（她）们的阅读成功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普遍体现了勤学、苦学和乐学的精神（原理层面的阅读方法），二是全面落实了科学阅读的方法与技巧。
要读好书，首先少不了一个“勤”字。“勤”这也是圣哲先贤们所特别强调的一个“字”。韩愈名言：“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就很好地说明了“勤”与“读好书”的关系。语文名师们也深知“勤”是读好书的基本保证，所以抓住一切机会与时间读书。譬如山东名师李卫东从小勤于读连环画，常常“偷”家里的零钱去买画册看，最后成为远近闻名的“连环画大王”； [7]P2吉林名师张玉新和江苏名师潘文彬在大学和中师读书时阅读抓得特别勤。张老师说，“我是班上公认的‘铁人’，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图书馆我总能占到好位置——来得早去得晚。学生书库不过瘾，我就蹭到教师阅览室，等值班老师吃饭时替他值班，顺便得以读到学生书库没有的书”； [8]P3潘老师说，“平日里，我总是抓紧时间让自己能够多读一些书。课余的时候，我常常坐在阅览室里，在明亮的灯光下，阅读书刊，让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书海之中，心游万物，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与文学对话，与智者交流，享受阅读。每逢周日，我总爱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里读书、练字，一待就是大半天”； [9]P3江苏名师严华银工作后也是勤读不辍，他爱书如命，买了成千上万册书，他说“如今，书，成了我家庭财产的主体；读书更是我业余生活的主课。夜半书房，孤灯独坐，揣摩着《阅读学新论》，每有会意的我会彻夜不眠；午间床头，高枕仰卧，读一点社科方面的论著，我会带着梦幻般的思考酣然入眠……”[10]P3 “勤”真是名师们成才的第一法宝啊！
若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读书就不仅“勤”而且“苦”了。读书之“苦”有“物质环境差之苦”，还有“思虑之苦”。“思虑之苦”每位名师都备尝过，但“生活条件差之苦”只有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成长于“文革”时代的名师才可深刻体会到。譬如广东名师程少堂和江苏名师黄厚江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正赶上了物质和精神都最贫乏的时期。他们都是农村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但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还是刻苦读书。程老师儿时家里很穷，把能吃上一顿油条当儿时的盛宴，把能吃上一大碗荷包蛋当儿时最美好的梦想，但就是这么个穷孩子，能因陋就简把毛泽东的诗文背得滚瓜烂熟。他说“毛主席的著作中，我背得最熟的首推当时已经发表的全部毛主席诗词……我喜欢读八万八千字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当时我能将这本俗称‘八万八’的小红书很流畅地从头背到尾……毛主席的长篇文章中背得最熟的，当然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11]P12黄老师也是克服了物质的极度贫乏，努力地读了自己能搜寻到的书，他说“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虽不十分荒僻，但十分贫穷的村子里，居然也能使我读了大大超过我今天的学生们的课外书，使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装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杂粮”。 [12]P8两位老师物质贫乏下的读书经历，我们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够苦的了，但他们自己那时也许不觉得苦，而是觉得“甜”呢。因为他们尝到了书中的滋味——精神的甘甜。
所谓“乐学”，应该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表面“带笑”的阅读，而是一种深得书味书趣的发自内心的快乐读书。严格地说“乐学”应该不是一种教学原则或方式，而是一种教学境界，是勤学和苦学带来的一种教学高境界。通俗地说：乐学是勤学和苦学的结果。《名师讲语文》中的众多名师之所以阅读不止，笔耕不辍，就是因为在勤学苦学中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因此才“乐读”不疲。
看看几位名师深得书味书趣，如醉如痴的“乐读”情形吧。浙江名师方利民读书就深得其味其趣，他说“与书为伴，其乐无穷”，他说“泡一杯苦丁茶，读一本喜欢的书；耳听轻音乐，笔点好词句。此种生活，我认为是一种享受”。 [13]P9河北名师尤立增这样形容自己读书的快乐，他说，“在书中，我的神思飞扬，生活的压力便在这飞扬中逝去；在书中，我的心灵冷峻，世俗的浮躁便在这冷峻中消失。读书的感觉是初春的一抹绿意，是夏日的一阵清风，是深秋的一鸢落叶，是严冬的一缕阳光”。 [14]P12看尤老师的乐读多么诗情画意，多么乐彻心扉。
语文名师们不仅重视学习的态度、精神，也十分重视学习的方法技巧。他（她）们普遍重视的读书方法有朗读法、“学问思结合法”和“读用结合法”。
默读法虽然在语文学习中运用也十分普遍，但朗读法更是语文学习必用的招牌之法，甚至被称为语文学习的“专利”。语文名师们也普遍重视此法，譬如前面曾提到的肖家芸、尤立增两位老师就十分精于朗诵，并且他们朗诵技能的获得都有共同之处，就是先听村里高音大喇叭，再听半导体收音机，并勤于模仿练习获得的。北京名师赵谦翔不仅善于朗诵还精通演讲，他对自己的口才十分自信，他说“余善演讲，妙口生花”。他记载了自己在东北师大50周年校庆演讲的经历，“短短90分钟，（获得）整整40次掌声。”[15]P5显然，赵老师的演讲功夫了得。这是天赋使然，更是重视朗读的结果。朗读法实质上不仅是“口到法”而且是“三到法”，即朱熹《训学斋规》中所讲的“心到、眼到、口到”。
名师们普遍重视的第二个方法是“学问思结合”。勤学、苦学、乐学是名师们一般都具有的品质，但若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善问”、“善思”，则再勤再苦再乐也是徒劳无功。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名师们深明此理，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善思善问，勤思勤问。
关于“善思”，重庆名师刘云生很有体会，他说，“读书也要讲究辩证法，努力处理好读书中的各种关系”，即处理好“点与面”、“源与流”、“同与异”、“远与近”、“信与疑”等五种关系。[16]P23-25正因“善思”，善于总结阅读与教学的规律，刘老师创建了“心根语文”。
关于“善问”，名师们普遍有向他人特别是恩师求教的经历，不少名师还在《名师讲语文》中辟专节谈“师恩”。譬如，浙江名师盛新凤以“师恩绵绵”为题用专节来赞师恩。她历数“家乡名师”、“浙江大师”和“省外泰斗”，一共提到了43位自己求教过的老师，真是应了孔夫子的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盛老师最终提出了“和美语文”理念，显然，“善问”是成功原因之一。[17]P3-9北京名师吴琳也深谙“转益多师是汝师”之道，花三节谈了自己求师的经历，她谈到了使自己终身受益的中学英语教师郑老师，谈到了在事业上给自己极大帮助的刘炳鑫、贾志敏、袁榕等教育界前辈和师长，满怀深情地感念他们对自己事业进步和人生成功的贡献。[18]P1-19
名师们还特别重视的是“读用结合法”，也即“学以致用法”。因为阅读是基础，运用才是目的，且“用”才知道读得是否正确是否有效。陆游不是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吗？
名师们“读用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阅读中的收获用于语文教学使语文教学带上自己的个性阅读色彩，二是将阅读中的成果变成论著成为语文教育的共同财富。譬如，黑龙江名师董一菲“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喜欢读柔美诗性的文学作品，她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构建了“语文教师应构建的诗意家园”，并活学活用，开设了大量诗词选修课，“让学生诗意的存在”，因而形成了“诗意语文教育观”。 [19]P46-80上海名师程红兵喜欢把自己的阅读和教学心得付诸文字，他撰写并发表了《从人格培养看中学教育》等学术论文，出版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思考与实践》等论著，共计300多万字。[20]P12-15众多名师学以致用的经历说明他（她）们不仅是好读书的人，会读书的人，而且是“会躬行”的人。
名师们之所以读有成效，学有成果，除了重视读书的基本方法外，还拥有独具个性的阅读技巧。譬如，江苏名师李震立志研究宋代文人曾巩，他个性化的读书方法就是“抄写”。他先到图书馆将相关资料抄在笔记本上，再将笔记本上的内容用正楷工整地抄在稿纸上，最后抄在书稿上。他说，“《曾巩研究资料汇编》全书40多万字，我抄写了三遍。《曾巩年谱》30万字亦是如此”。 [21]P40-47明人张溥读书常“七录”，命书斋为“七录斋”，可见李老师亦是如此啊。湖北名师余映潮的读书技巧是“做资料卡片”。自1979年以来，他做了大量资料卡片，他说，“我现在手中所拥有的，是数以万计的资料目录索引和资料卡片，这是覆盖面极大的、内容丰富的教研情报”。 [22]P2实际上，这两位名师的读书技巧不仅是个性化的，也是大众化的，因为他们的技巧就是人人都要用的“记笔记”的方法，但因为他们比一般人“做（记）得勤”“做（记）得苦”“做（记）得持久”，所以印上了鲜明的个性色彩。
在某种意义上说，读书实际上没有什么神秘难握的方法与技巧，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艺术，有的只是勤学苦学和乐学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换句话说，读书的态度与精神具备了，读书的方法与技巧问题一般也就顺势解决了。读书的态度与精神才是读书成功的关键因素。众多语文名师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毫不松懈的读书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语文名师阅读的思想基础
翻阅二十八册《名师讲语文》专著，处处是语文名师们满怀深情地讲述自己阅读经历和感受的文字，本本可见语文名师们为阅读而日夜忙碌的身影。名师们为什么不饱享悠闲生活的快乐，非要苦行僧般没日没夜跋涉于文山书海呢？名师们为什么对读书情有独钟，永远对书不离不弃呢？因为名师们深深懂得读书对人生的意义，深深明白读书对教育事业的意义。
关于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古圣先贤有过不少论述。譬如，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就凸现了读书对改变人的命运的意义，即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是赤裸裸地号召人们搞“仕途经济”；西晋史家陈寿的“一日无书，百事荒芜”，虽是写文人好读书的心态，于现实有些夸张，但也彰显了读书对充实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俄国大哲学家赫尔岑用辨证的眼光也看到了读书对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巨大作用，他说，“不喜读书就没有真正的修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
名师们在谈读书体会时也屡屡谈到读书的意义。农家出身的、非常有个性与胆识的程少堂老师毫不隐讳地谈了读书对自己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他说，“想当年，一海碗荷包蛋，真的是我喜欢读书的最朴素的动机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动力。贫穷是我个人奋斗的强大发动机，喜欢读书使我摆脱了贫穷，实现了我小时侯的人生梦想，过上了比较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11]P30他还说，“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现在成了这么一个小知识分子，今天能坐在这里给大家作报告，甚至也可以自称为学者，主要靠个人奋斗，主要靠读书”。[11]P31浙江名师褚树荣从“精神生活”角度谈到了读书的意义，他说，“我的精神世界颇为丰富，也相当多彩。体育、音乐、书法、摄影都曾在我的世界里起过涟漪，但最觉惬意的莫过于冬日夜晚钻进温暖的被窝捧起称心的书本作精神的漫游，书，拓展了我的生命时空……” [23]P47尤立增老师则从“书能养人”的角度谈了读书对人生的意义，他说，“‘养人’是多方面的，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缺钙的思想变得坚强，冰冷的血液变得沸腾，模糊的双眸变得明亮”。[14]P12既然“养人是多方面的”，那么读书的滋养就不仅是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也就是从综合角度说，读书既可改变人的物质生活，也可改变人的精神生活，一句话，读书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关于读书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名师们的体会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白读书对教师职业的意义；二是通晓读书对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
教师的职业是什么？教书。一个“教”字和一个“书”字说明教师与书终生结缘。因为读书是吸收，教书是倾吐，不饱读诗书，腹中空空，教学中何以倾吐？
教师的职责是什么？“传道受业解惑”。但“道”在哪里，“业”在何处，“解惑的钥匙”在哪里？道在书中，业在书中，解惑的钥匙也在书中。不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获得“道”“业”和“解惑的本领”何以履行教师的职责？正因名师们明白读书与自己的职业间息息相通的关系，所以才博览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一切书籍，精读里面的名篇巨著，从而获得保证事业成功的丰厚的专业底蕴。
对读书与教书（职业）的关系，不少名师有深刻的体悟。譬如，浙江名师张祖庆说，“饱读诗书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语文教师，但成为优秀的语文教师非读书不可”。[24]P11河南名师武凤霞更是指出了教书就是教自己通过阅读获得的文化底蕴的实质，她说，“原来，课堂的精彩来源于教师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原来，语文课工夫在课外”。[25]P22
关于读书对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名师们的理解主要有三点。第一，读书可加深对教育现状和教育对象的了解。譬如，方利民老师说，“……教育报刊，读读可了解同行在思考什么……写学生和为学生写的书，读读可更好地走入学生的心灵……” [13]P10第二，读书可促进对语文教学的认识。譬如，河南名师李胜利说，“我拼命地买书、借书、读书，买资料、借资料、读资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哲学角度来思考语文教学，从教学理论角度来审视语文教学，我对语文教学有了新认识”。[26]P22-23第三，读书可以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譬如，重庆名师王君说，“我不再满足于天天忙忙碌碌沉溺于日常教学的细节和轰轰烈烈的语文活动了，我重读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我再看于漪、钱梦龙、魏书生……这些鲜活的榜样教会我去研究学生，反思语文，深入教学”。[27]P11
先天的、后天的，客观的、主观的，内在的、外在的……一个人成才的因素很多。但语文教师要成才，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读书。翻阅二十八册《名师讲语文》专著，深深感到语文名师的成长史就是阅读史。语文名师们为我们树立了阅读的榜样，我们深深为他（她）们不倦的阅读精神和忘我的事业情怀所感动。他（她）们的阅读事迹也使我们对当代教育学者朱永新的名言“读书不仅是教师的前提，而且是整个教育的‘源头活水’”有了更深的理解。是的，正如江苏名师蔡明所言，“语文教师的人生就是书垒起来的人生。书读得越多，垒起来的台阶就越长，人生就越有高度”。[28]P28广大语文教师们，让我们以语文名师们为楷模，切实学习他（她）们“终身阅读”的理念，努力学习的精神，沿着他（她）们深深的阅读足迹去奋勇地在文山书海跋涉攀登吧，不远的将来，我们即使成不了像他（她）们一样的名师，我们也会成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可以和名师们平等对视与自由交流的好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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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保留了两种注释形式。
（此文得到中国阅读学会会长曾祥芹先生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