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学者的个性与时代的特性——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有感
时间:2009年12月11日 作者：张绪山（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前些时候，身边颇有一些年轻朋友谈起何炳棣先生（1917 —）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赠我一本，使我有机会在忙乱中匆匆读过一遍，稍微领悟到学界朋友何以感兴趣于这本自传性著作。
勿庸说，作者的丰富阅历和巨大学术成就，自然会对学界中人产生吸引力。但是，如果不把作者置于那一代人的大背景中加以思考，则其本身透出的发人深思的内容将会大为减少。
人们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作者何炳棣先生所受的教育训练，基本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完成的，50年代已进入创造期，他的气势恢弘的著述成就是在国外利用第一流图书资料，“六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勤奋耕耘完成的；遍观此时的广袤的华夏大地，无论是早于作者进入学术鼎盛期的师长们，还是同样才华横溢的同辈人，哪个有此境遇？要么缄口不言，要么去做“学术为政治服务”范围内的事情；如果胆敢去做具有独立意志的学问，那么只能在阵阵声讨声中去做“牛鬼蛇神”。留在国内的作者的同代人，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规模与气象，较之何炳棣先生就逊色多了。原因是，他们只是在80年代以后才有可能著述立说，尽管学术才华不逊色于前者或在其上者，不乏其人，如历史学家吴于廑1940年与何炳棣同时参加留学考试，吴的分数比何高，竟使自负的何炳棣不得不于1943年再考，才得以成功。
对于自己的幸运，何炳棣先生是有清楚认识的：“我如果那年（1940年）考取（留美生），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脱‘文革’期间的折磨和清算。”（第131页）正是这种幸运，作者才能够在学术海洋中肆意汪洋，尽情遨游，以其万丈雄心，创造出令人称羡的成就；才能以十足的霸气洋洋洒洒地写下充满绚丽色彩的六十年人生记录。
对我而言，全书最具吸引力的是那些表现作者个性的文字。率直而不乏尖锐的字句，显示出作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狂放豪情。正是这种与世俗和世故不沾边的真性情，透出作者独特的个性，也显示作者十足的学术自信心和安全感。而这种学术自信心和安全感，使作者不刻意掩盖个人心中的自负和远大抱负：“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第301页）在一个与母国文化迥然不同、洋人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环境氛围中，以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以睥睨群儒的挑战姿态，发出“天下学坛，谁主沉浮”的设问，即使在习惯于个性张扬的西方世界，也不是常能见到的；而在一个习惯于把个人成就归功于领袖和集团培养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学者，谁能说出这样的个性鲜明的豪言来？
一个人青年时代养成的性情气质，与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何炳棣先生的这种书生意气似乎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延续，是那个时代中国书生共性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的延存。熟悉20世纪上半叶学术史的人，从何先生的这种性格特征，难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回味一下20世纪前半叶数代学者的性格特征，则会明显地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性。
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身上的共同的时代特征，是率真性情自然流露出的书生意气。学者的率真性情之一大表现，是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和自己学问的自信。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评天下学人之学问，敢于放言直称：“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两代学者充满自信的“霸气”可谓异曲同工，彼此辉映。
率真的书生意气使学者群体保持一种可贵的“学问至上”的情怀，不以私情损害学术，也不以学术上的争论损害个人间的友情。1923年丁文江为维护“科学”的威望而向好朋友张君劢宣战，直斥对方是“玄学鬼”附身。两位好朋友为“科学和玄学”唇枪舌剑，引发了20世纪初众多文化名人参加的蔚为壮观的“科玄论战”。二人虽为真理绝不让步，但在酣战之余，仍然是饭局照请，聚会仍旧。近代文化史上的这场“龙虎斗”所展现的好友加论敌的情形，在当时之世颇为常见。
那个时代的学者群体率真性情的另一表现是为真理而固执，不使学问成为政治的奴婢。胡适在文化人中向以性情温和著称，但学术见解却绝不随流。孙中山有“知难行易”的主张，胡适不以为然，遂撰文阐述“知难行也不易”的见解。对于蒋介石，他也敢于表达不同意见。1929年他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点名批评蒋介石：“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言下之意，蒋介石也要服从法律，不能无法无天。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他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巳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这简直就是在为最高当局上法制课。1934年4月4日，胡适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蒋“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胡适一生虽然在政治上追随蒋，但直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其批评态度。
陈寅恪是性情沉稳、思想深邃的史学家。1953年底，他的学生汪篯南下广州，劝请他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在这次会晤中，陈氏提出北返的条件之一是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而且这条件不仅作为个人要求提出，而且所内人士一并适用；随后更以《对科学院的答复》重提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思想：“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1-112页）在已经“改天换地”的新环境中，敢于固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出“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这种与虎谋皮的要求，难道不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风气造就的思维习惯？而储安平不识好歹，竟然以“党天下”批评当局，不是同样的积习难改？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初， 此前半个世纪造就的这种惯性思维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土壤。学者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学问随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在一个要求思想高度统一的政治氛围中，思想自由在时人眼中不仅是一件不合时宜而且极为危险的事物，于是以往对自由的主张都成了新时代挞伐的对象。1951年的思想改造中，宪法专家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的文章，不仅否定自己的过去，而且也否定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认为“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这样的“与时俱进”，说明另一种时代风气正在形成。
在一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思想被视为异端乃至洪水猛兽的时代，政治领袖的思想成了衡量一切思维成果的最终准绳。于是学者的职业使命就是为领袖思想做注解，阐明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的普世价值。学者的个性消失了，个性化的学问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鲜明的时代特性：舆论一律，思想统一。结果是，留在大陆的何炳棣先生同辈学者集体失语了，更不用说个性化的学问了。
（感谢张绪山先生惠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