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达里厄塞克

卡米耶·洛朗斯

保尔·奥特沙科夫斯基-洛朗斯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女君子报仇，两年未晚。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与卡米耶·洛朗斯（Camille　Laurens）各自带着冷箭的旧伤，重回战场。今年1月，两人不约而同推出新书，充作利刃，展开近身肉搏，非要杀出个满世界的血光。新书，新武器，新的战斗

　　40岁的达里厄塞克女士和52岁的洛朗斯女士皆为文坛当红名流，却结怨甚深。事发2007年，达女士出版小说《汤姆死了》（Tom　est　mort），以第一人称和极细笔触，刻画四岁幼儿之夭亡后，母亲悲伤十年，方接受丧子现实。洛朗斯女士随即指责达女士“心理剽窃”（plagiat　psychique），因书中所写丧子之痛，莫不脱胎于她1995年的回忆录《菲利普》（Philippe），而此书所述，正是洛女士因爱子出生两小时便告夭折而生的巨大悲伤。“读《汤姆死了》时，我生出厌恶的感受，仿佛此书就在我的房中写成，（达里厄塞克的）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横躺于我悲伤的床。”洛女士当时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达女士坚决否认剽窃，称写此类小说不必有亲身体验，并反讥洛女士的指控“卑鄙”。此事迅速成为事件性话题，“心理剽窃”亦成法国文坛的新兴术语。两人共同的出版商——POL老板保尔·奥特沙科夫斯基-洛朗斯则站到达里厄塞克一边，对洛朗斯女士的言论大为不满，并通过《世界报》公开宣布，从此不想再为洛女士出书。

　　达里厄塞克熬到今年，终于反击。POL于1月5日出版其剽窃研究专著：《警察报告：剽窃指控及小说监管的其他形式》（Rapport　de　police:Accusations　de　plagiat　et　autres　modes　de　surveillance　de　la　fiction），宣称剽窃指控对作家而言，宛如“象征性谋杀”（meurtre　symbolique）。她为自己辩白，说《汤姆死了》里只有一句话，能在《菲利普》中找到字句吻合的对应，即悲恸中的母亲所言：“我不想要另一个（孩子）；我只想要他，一模一样的他，”而这句话，凡是丧子之母皆会如此表达。达女士说，她自己的妈妈也曾在失掉一个孩子后，说过同样的话。

　　大刀在手，达女士舞得虎虎生风。她同时追考阿波利奈尔、左拉、乔治·桑、弗洛伊德、曼捷斯塔姆、达芙妮·杜莫里哀和保尔·策兰，他们或曾受到指控，或曾写过幼童之死；而构罪于剽窃，实为文学监管之常用手法，从柏拉图到古拉格，其历史源远流长。

　　她杀得兴起，再以小刀近身，剜割洛朗斯女士细肉，宣称每一项剽窃指控的背后，都存在着“想被人剽窃的疯狂欲望”。

　　对洛朗斯女士，达里厄塞克施以剖心之术，称POL如家庭，奥特沙科夫斯基-洛朗斯先生如“父亲”，洛朗斯则是家中长女，意欲“消灭所有弟弟妹妹，以保证得宠于其父”。

　　“我写这本书，是把它当作治疗手段，也想让它能给未来受到指控的作家们带来帮助。”达女士告诉法国《快报》周刊，“我怒火盈怀，感到自己的作家名誉受到了中伤。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全无乐趣地写书”。

　　她还对《新观察家》杂志说，尽管有人因为受到类似指控而自杀，但“幸运的是，我的神经很坚强”。达里厄塞克曾两度被控剽窃，前一次发生在1998年，指控者乃2009年的龚古尔奖得主玛丽·恩迪亚耶。“诽谤往往是无事生非。我算是发现了，文坛实在是个是非之地。”达女士说。

　　无独有偶，伽利玛出版社也将于1月14日出版卡米耶·洛朗斯的小说新作：《不安的罗曼史》（Romance　nerveuse）。她在书中并未直接攻击女对头，而将矛头对准了背弃自己的前东家。其主人公是一位女作家，因指控同行剽窃，而被出版商抛弃，随后发现自己方寸大乱，难以继续写作。

　　“与我的出版人关系破裂后，好几年我一行字都没写；我写不出。”小说女人公写道，“我没把其中原委讲给任何人听……我已不再是那家出版社的一分子了。”二女相斗，两败俱伤

　　中国读者对两位女作家都不陌生，达里厄塞克的处女作《母猪当道》（Truismes，中译《母猪女郎》）已先后有肖越和胡小跃两种汉译。洛朗斯的《在男人的怀抱中》（Dans　ces　bras-là）也于2002年出版了韩沪麟中译本。

　　法国评论界原本猜测，达里厄塞克蛰伏两年，必全心投入新小说的创作。哪知她上周出手，赫然是一本非小说、非文学、目标明确、火药味十足、报复心彰显的批判材料。

　　奥特沙科夫斯基-洛朗斯爱护初生新星，原也是商界常情——达里厄塞克的市场价值已远超洛朗斯，且有单骑救主之功。若非《母猪当道》当年销量火暴，POL恐怕难以起死回生。他不思构建和谐，息事宁人，反而屡屡火上浇油，伤口撒盐，公然暗示洛朗斯女士当初发难的心理成因，系《母猪当道》的成功招惹了“巨大的妒意”，眼见女晚辈迅速走红而心理失衡。他自言理解洛女士那种“被掠夺”的感受，但对其“暴力”发难的方式十分不满。他告诉《世界报》：“指控别人剽窃，就是对其作家身份的否定。”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坐视旗下作者互相攻击。

　　“我一向对事不对人。”奥先生辩称，并未因《母猪当道》销量逾百万，便偏袒达女士，因为不再出洛女士的书，也是“巨大的损失”。他说，“对只卖200本和卖出20万本的作家，我们一视同仁。”

　　二女相斗，两败俱伤。恶战持续已逾两年，双方各耗巨量时间与精力，舔伤口，造武器，今日再战，依然无分胜负，亦不见终战可能。法国媒体热烈围观，品头论足，却少有人想到失去幼儿的母亲——如2007年9月，洛朗斯女士读到《汤姆死了》的那一天，心底的悲痛如决堤之洪水，或许刹那间将她淹没。

　　若此事在另一国发生，恐怕早已偃旗息鼓。但法国知识分子历来好斗，缺少容人之心与和稀泥的爱好，反而乐于上纲上线，大鸣大放，你死我活。洛朗斯女士的私痛被一朝唤醒，本该令人同情，但她为达里厄塞克扣上“心理剽窃”的大帽，指其偷走本属自己独有的感受，便有些反应过度。而达女士奋力反击之下，也扩大打击面至所有指控剽窃者，指责他们之所以被“剽窃”，实因其自身想被人剽窃，这也不免荒唐的过了头。此种结论一如“所有强奸受害者都有被强奸的欲望”，离谱且可憎。

　　无论如何，剽窃是文坛永恒的话题，呈现于今日法国的这一例，尤其显得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