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索
高级
本站专题
更多专题...
·
语文味集锦
栏目导航
网站首页
>
率性写吧
>
说语论文
文章标题： 《刘九生：《“兵马俑”证谬》后叙》
阅读次数：2126
版权申明：本站发布的原创文章或作品版权归我站和作者共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本站所提供的所有文章及作品，如需使用，请与原作者联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刘九生：《“兵马俑”证谬》后叙
刘九生：《“兵马俑”证谬》后叙
时间:2010年1月18日 作者：刘九生
署名刘九生的文章：《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凝结着众多人士的心血和劳动，实为集体之作。尽管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相当的预期，文章在《唐都学刊》2009年第2期刊布后产生的热烈反响，还是出乎意料。当然，也有怀疑或质疑，而刘庆柱则对郎予以根本否定。
为了反驳刘庆柱，回应怀疑和质疑，也为了介绍说明郎的工作，于是便有了这篇有些另类的以“后叙”为题的文字。通过这篇文字，可以了解郎这一工作的背景和大致过程，了解其理据的充分和材料的可靠，了解我们所说的对历史负责，给中国古代文明以科学定位绝非一句空话，了解这一工作的繁重艰辛以及方方面面有多少人为之付出。通过这篇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庆柱的根本否定究竟有无道理，能否服人。下面就让我一一叙来。
上篇 无边落木萧萧下 天大误会兵马俑
（一）叙展望
兵马俑说成为一种极其自以为是的解释系统，一种排他性极强的理论，已太久太久了。
杜甫《秋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谨以这两句诗，来表示兵马俑已显危殆，而秦俑学则生机无限。刘禹锡《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我谨以这首绝句，来表示郎的美好而微妙的处境。
历史需要修订，此乃通例。自己认为不需要，别人认为需要而修订了，不可一听就生气了，不可轻率地断然否定，随心所欲地反驳。否则，于人有害，于己无利。
我估计，不出三五年，最多不会超过三十五年，郎很有可能进入秦俑学主流圈，为自己找到一个席位。若无此确信，我不会苦苦思索二十年，让郎走向人间；不会因此而牵连那么多前辈师友，并让陕西师范大学郎的工作集体花费那么多心力。研究历史的人，倘无对所做工作的确信，一味沉湎陶醉于表面巨大的成功，对习惯势力俯首听命，那还研究什么历史，做了又有多大价值？
兵马俑说之谬，就在于根本上违背真实的历史，违背活的历史传统，将一幅无与伦比、承前启后的古代文明立体画卷，弄成了单向度的暴力碎片。没有一条真正靠得住的材料，没有一项能够经得起推敲质疑的理据，而竟能周流天下，妇孺皆知，占秦俑学绝对支配地位，成为只能信从的终极定论，成为似乎人人都应自觉接受的不言自明不容置疑的常识，也可谓是奇迹。兵马俑实为我们这个时代学术史上空前的神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畅行三十多年，看似牢不可破的神异，现在受到了严正的质疑和挑战。
（二）叙反驳
郎问世后，在热烈的正面反应之外，也有反驳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反驳的方面出场者不多，也缺乏分量。当然，出场者皆一时之选，合而观之，堪称高峰会（秦中？国中？待考）。所谓缺乏分量者，盖仍一如既往，凭借想象熔铸历史，以为被他们的想象所熔铸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就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因一贯自我陶醉，画地为牢，闭目塞听，感觉良好，使之丧失了对于现实与常识的基本感觉。一旦听见异样的声音，看见有人闯入禁地，自然视为大逆不道，以致神乱心慌，进退失据，因应无方。于是乎惟一的选择，就是在既定的主流圈内，按老一套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定势，一口咬定对方观点如何如何的不行，充其量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主观判断。这种态度，是把自己降到了坊间斗嘴的水平，根本谈不上是旗鼓相当的学术讨论。
在反驳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的态度和言词无疑是最激烈最引人注目的。为了捍卫兵马俑，为了置郎于死地，刘庆柱的撒手锏就是所谓常识。常识，常识，“从来如此，便对么？” 下面，我就要和他来谈谈常识。
(三)叙常识
刘庆柱的反应，终于在2009年4月13的《北京科技报》上公开发表了。居高临下，派头十足，一副如欲治秦俑学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架势。他先宣称：刘九生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此话当然可以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世超教授说（并见同日《北京科技报》）：刘九生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秦俑学研究开辟新思路，注入活力，“百花齐放总比一花独开要好！”他所表达的，也正是主张百家争鸣的态度，毫无一家独尊、唯我正确之意。这也是我们郎的工作集体的共同态度和心声。
我不在乎刘庆柱后来的宣判：“刘九生的观点，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这种宣判当然令人反感，但我的反感不能成为否定宣判的理由。我尊重他的自由，他也有此权力，学部委员嘛！但我要明确指出，刘庆柱对郎的反应，前后是自相矛盾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方能称为一家之言；若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安能称为一家之言？既然肯定一家之言在先，尔后又安能判其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如此简单的道理，刘庆柱却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顾，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没有一条材料，没有一点理据，但就是斩钉截铁、口含天宪般地作出缺乏起码学术常识的宣判。若不是以为坐拥国家资源即意味着有学问，掌握话语权即意味着有水平，具有头衔即意味着啥都不缺乏，谁又能作出如此简单粗暴，又如此自相矛盾、不合起码逻辑的宣判来？
《“兵马俑”证谬》近三万字，两百条注释。这既是我个人二十年如一日苦苦思索的结果，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体精心打磨而问世的成果。其观点及其支撑点，皆非向壁虚构，端在文中，可复可按。“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刘庆柱硬是咬牙闭眼狠劲砸下缺乏常识这枚棺材钉，又轻巧地套上缺乏常识这个紧箍圈。
在为郎收集资料的漫长岁月里，可谓竭泽而渔。我先后拜读过刘庆柱若干大作。至少有两篇在此值得一提，即：关于秦咸阳宫壁画考释；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
刘庆柱从壁画上的草木里，竟认出了“麦穗”，不免使人眼镜大跌。他这方面的知识实在太少，可以弃而不论。壁画上的人物图、驷马图或人物驷马图之类，倘能跟历史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物结合起来，可以出多少新东西啊。惜乎刘庆柱的知识和技术装备在这里还是差劲，因而只能蜻蜓点水。他对秦人的历史缺乏应有的感觉，根本把不到脉。像这样粗糙的东西，敢于拿出去发表，敢于收进文集，我惟有钦佩而已。关于壁画的文章实不堪读，故我们在工作中引用的是陕西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中的相关考释。
其都城的考古学研究，架构未必精当，西式废话不少，缺的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失落的城市》式的眼光和穿透力。起点决定高度，境界制约能力。使驾驭能力跟浩繁的资料相匹配，裁断鞭辟入里，更上一层楼，对刘庆柱说来都力所不逮。但好处如实说好。都城考古学中关于宗庙变迁的见解，我以为颇有价值，郎的工作引用了，用以揭示群俑坑之所以被安置在东司马门外的原因。白纸黑字，读者皆知。
刘庆柱当然可以有个人好恶，可以裁断一切。但他不要忘了，学术乃天下公器，而非私人领地；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不是由他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而且，刘庆柱也必须接受材料的检验和理性的审视。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他无此豁免权。
记不清是2007年还是2006年秋冬，我到位于大雁塔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借书，巧遇大名鼎鼎的石兴邦前辈，陪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报告我对郎和坑的猜想。他以为有深度，说应当写出一篇大文章。他给我的题词，恰恰是胡适的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是求真理，不要管其他。我和小华，先后给石老送去郎的五个版本。他找专家看，还嘱我送秦俑学家征求意见。
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审阅了郎的工作后，初步印象是：“考证严密，自成一说。我猜想，行家里手未必能挑出漏子。”为这项成果的发表，他多方联系，掂量权衡。虽然未能完全如他所愿，但他对郎的充分肯定和重要修改，对郎问世所遇坎坷的不平和困难时的支持帮助，实在难忘。
席泽宗、王绶琯两位院士，兼通古今中西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席先生审阅了郎的一个版本，认为：这是一颗重型原子弹，必轰动世界。惜乎席先生遽归道山，未及见郎的问世，令人叹惋。承蒙错爱，2007年7月，我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建立五十周年大会暨席泽宗星命名仪式盛典。在这次盛会上，席先生一心领我拜谒任继愈先生。当时见照相的人很多，我避在一个角落，席先生没有找见，甚以为憾。我烦请席先生将郎文转呈任先生审阅，他满足了我的心愿。
对于名实相符的权威，我其实很在意，很尊敬，仰之弥高。惟因他们的肯定和鼓励，才敢于冒极大的风险，向似是而非的权威之论表示严正质疑，发起挑战。对此，郎的引言开宗明义，言之在先。结果，得到的却是判为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的极度蔑视和彻底否定。稍感自慰的是，被刘庆柱斥为缺乏起码学术常识的，并非区区我刘九生一人。
（四）叙送葬
兵马俑说误郎为兵，一错而皆错。与兵马俑相伴而生的其他诸说，对俑的身份为兵，几乎一概认同，没有异词。虽众说纷纭，彼此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比如，兵马俑说认为是守卫京城的军队即卫戍部队组成的军阵；送葬部队说则认为是为始皇帝送葬的军队，引证的材料中更有“军阵”字样。要说有所区别的话，仅仅在于对秦俑功能的认识各有侧重。众说纷纭，呼猫称咪，其实半斤八两，名异而实同：对功能的认识虽各有侧重，但对身份的认定则完全相同，故可用兵马俑说统而贯之，视为一体。郎与其他诸家之说的分歧，要害在于根本无涉功能，而惟在身份。郎与兵的区分，在这里犹如冰炭之不能同器，泾渭分明。郎的工作只提兵马俑，没有列举与之相伴而生的其他诸说，意在集中讨论要害问题，避免低水平重复，干扰郎这一主题，而并非对其他诸说懵懂无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刘庆柱信从送葬部队说，我当然乐于奉陪，愿意就送葬说跟他展开讨论。
送葬之说，见诸黄展岳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所撰词条。以黄展岳对秦汉考古的见识和经验，对古代中国人殉的整体了解和真知灼见，何以会倡送葬说，吾人殊难索解。按送葬，为此岸世界，活人送逝者躯壳入土，行告别仪式；陪葬，则为彼岸世界，陶人陪逝者灵魂往生，永恒设置。陶人既已在彼岸世界，还需要什么象征性送葬？又往哪里送葬去？群俑主体面东，西距始皇陵东司马门1500米。若墓主面东，则是始皇帝送群俑；若墓主面西，则南辕北辙；若墓主面南或北，同样风马牛不相及。如此，送葬从何谈起？
汉家帝陵，陪葬贵戚权臣，系蒙主上恩宠。如刘庆柱所引：霍去病死，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霍光死，宣帝“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阵至茂陵”，等等。这分明是耀武扬威，以军容军礼来显示国容国礼，当然也包含借贵戚权臣的阴魂为自己造势之意。但这种礼数，秦始皇是否曾施诸臣下？迄无所闻。既然如此，这些材料能证明什么？汉承秦制又从何谈起？
生为墓主的人，死为墓主的鬼；“事死如事生，礼也”。我们古老的传统观念，古代礼仪或礼义信条，均提示着古墓坑中陪葬的陶人所扮演的真实的角色。陶人的身份以及与墓主的关系，承继的正是生前既定的身份以及跟墓主的关系。这跟汉家帝陵陪葬贵戚权臣，活人（军人）行礼如仪，均在在此岸世界，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景，没有可比性。因此，送葬说完全是无根据的类推。
试再看汉家人主景帝之阳陵陪葬坑的陶人。阳陵四周九九八十一条陪葬坑，是帝王至尊之礼。陪葬坑考古现场设施之先进，在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任何人走近，都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即令在主流圈内，军队或军阵之说，在这里恐怕也犹如荒野的呼唤，没有回声。我们看到，墓主生前日常生活的场景，被完整地复制到地下。这种场景假如离开了宫廷，离开了宫城，便无从得到合理的说明。难道地宫不正是宫廷吗？难道陵园不正是宫城吗？陵园之中，围绕地宫的八十一条陪葬坑内，一应人马，被认为是汉家王朝公卿官署的再现，完全可信。因此，那些手执武器的陶人，非景帝近臣待卫郎官系统莫属。阳陵群俑之中有举世闻名的宦官俑亦即“宫者”。《周礼》曰：“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与“宫者”并肩而立者，不仅有男俑还有女俑；女俑不但有立者，还有跽坐拱手者，甚至有昂首挺胸跨马者。为国家服役的军队，没有也不可能被安置到这个地方来；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位置。因此，不能一见手持武器的陶人，就为表象所迷惑，上挂下联，跟军事或军队捆绑在一起。“事死如事生，礼也”。陶人当初陪同景帝入土，一律丝质袍服，雍容华贵，神情安闲。阳陵被称做“历史微笑的记忆”，群俑被称为“微笑彩俑”，盖因墓主和群俑，亦即景帝与其高级保镖及仆从，彼此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定关系。和秦陵一样，“军队形式”的陪葬，在阳陵也根本不存在。
刘庆柱断言：“在我国出士的墓葬中，有很多是以军队形式的陪葬”。请问：你的证据呢？既然“有很多”，怎么连一个都没有列举出来？空口说白话能行吗？郎这一课题的重点有三：秦，陪葬，陪葬坑的原型。而刘庆柱扯的却是汉，并且在说汉时，连送葬跟陪葬这种基本的简单的区分都混淆不清；意义重大的陪葬坑的原型，他一丝一毫都没有触及。所以，刘庆柱对郎的根本否定，可用“三不”来总结：不搭界，不沾边，不相干。就这样，还要教训人，妄谈什么起码不起码，学术不学术，常识不常识。刘庆柱对郎的评判，完全不是什么学术批评，而是极其简单粗暴的根本否定。这对于长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与伤害。这种轻狂粗暴的否定，丝毫无损于郎的价值和分量，但让人对史学界、考古学界感到深深的悲哀。
（五）叙方法
刘庆柱趾高气扬地出得场来，手执的是科学方法论的大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30多年来，对于至关重要的兵马俑坑性质问题的讨论，为什么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呢？刘庆柱强调：“应该主要归结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至于怎样加强，未见具体论说。
作为回应，我愿就方法问题，略陈门外人的一孔之见，并且仅限于一个题目。面对科学方法论的猎猎大旗，我自惭形秽，只能胡侃乱说一气，刘庆柱研究员见笑了。
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才称得上是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言人人殊。依我管见，真正称得上是研究的题目，要有创见，有深度，还要有风格，有品位。郎这个题目确有难度，但并非难到不能解决。不是自夸，其解决的方法是漂亮的。因为得出的结论，既可以解释权威定论能解释的问题，还可以解释其根本不能解释的问题，并进而成为新问题的生长点。
困难，不仅在于研究本身的难度，还在于要冒极大风险。若无对名、利、权势等等的超越，对历史的确信，患得患失，就不敢冒，就顶不住。作为提出质疑挑战的少数一方，必须面对压倒多数，必须面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氛围。想要突破，但既定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定势，会有意无意地出来干扰，纠缠。主流圈内，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权威定论影响是如此深广，以致每每被当作常识，视如自然科学中的公理，神圣不容怀疑。传统的习惯力量，会强化并固化这种明明不正常但却被视为正常的状态。
对于研究而言，困难太小没有意思，太大则难以解决。困难的大小，系相对于建立在知识与能力之上的驾驭能力而言。知识与能力，二者未必成正比。能力与知识相匹配，恰到好处，从而使创造力最大化，此即所谓驾驭能力。知识未必越多越好，越深越好，道理即在于此。解决困难的问题，具有必备的知识即足以攻关夺隘，道理也在于此。
能否解决难题，要看猜想是否经得起反驳。猜想即观点，反驳即求证。确切地说，反驳是对求证全过程的检验，即：引用的材料是否真实可靠，从材料中引申出来的观点结论是否有偏差失误，推论在逻辑上是否有缺环或错误，所有环节是否能密合无间。归纳和演绎都有可能导出错误的结论。然而，数学和逻辑是科学的一双慧眼。修改逻辑的错误还得靠逻辑，打倒、颠覆逻辑也还得靠逻辑。支撑逻辑的是材料。不能靠想象而要靠材料证成观点，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材料。一分材料出一分货，二分材料出二分货，三分材料出三分货，没有材料就不要出货。观点不能仅从逻辑上推导出来，不能单靠逻辑去检验。
如此，猜想与反驳，很像法庭上的被告与法官，研究者则集两造于一身。共同的背景是原告，即权威定论，亦即所谓常识；需要遵循的原则是，以逻辑为准绳，以材料为依据。法官问，指控有罪；被告答，申辩无罪。漂亮，在于被告有问必答，以铁一般的逻辑和过硬的材料，数学运算一般的精密，为自己申辩，大获成功，遂成铁案。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苦苦寻觅，蓦然回首，看似容易却艰辛。权威定论和权威所认定的常识，在事实和逻辑面前，被证伪了，被推翻了，被颠覆了。其他，应运而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凡有一点创造经验的人都知道，新观点的萌芽，往往于无意间得之，靠的是劳神苦思基础上的偶然、直觉和灵感。这样得来的观点，自然必须接受理性更为严格的审视。处理材料，非原原本本不行，非一点一滴地细抠不行。与其说应当先证实，不如说先应当证伪。反复拿材料来比照，反复试错；错了一例，此观点即被证伪。犹如华庭盛宴，一头苍蝇飞入名贵的鲍鱼汤，这汤无论如何也要不得了。否则，即等同于科学实验中造假，修改数据：为了发表，为了名利，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弃而不取。倘若没有反例，不能证伪，就要证实，同时一并展开对权威定论亦即所谓常识的证伪。
郎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完全凭材料说话，严格按逻辑推理。因此，它决不是某人动动嘴皮，一句缺乏起码常识的宣判就能轻易推翻的。
中篇 多少嬴秦中羡事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一）叙工作
郎的工作，从群俑身份的确认，到一至四号坑原型的究明，历史与考古合而为一；从材料、方法到观点，多少都有突破。历史方面，修正错误，有立有破，实现了从兵到郎的突破；考古方面，究明一至四号坑的原型系秦标志性建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郎的知识，来自吴荣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所撰词条。根据俑的源流来确定群俑的身份，引用的是胡适、郑振铎、黄展岳诸位的成果。根据郎吏制度来确定群俑的身份，引用的是严耕望的不朽之作《秦汉郎吏制度考》，以及其中所列钱树棠语的提示和曾布川宽《兵马俑与秦的军队》中的突破性成果。根据秦建筑遗址及其廊的惊人存在，究明一至四号坑的原型系秦标志性建筑，引用的是《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和《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的相关成果及古典文献。拿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古典文献，与坑的平面与立体结构来逐一比照，确认身份，结果见人；究明原型，结果见物。既见人，又见物，郎的身份与坑的原型，郎系统与秦标志性建筑，完全对应，密合无间，以致可以整个地达到相互解释的程度。历史与考古，犹如神话中的连体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在寻找失落的另一半。就考古学而言，究明坑的原型，不仅对确认群俑身份不可或缺，而且也是自身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考古学家或秦俑学家，倘能首先究明那平面与立体结构相差悬殊的一至四号坑原型的话，兵马俑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其他诸说，什么军阵，什么军队，什么送葬部队，什么封，什么冥军，什么卫军等等，全都从根本上失去了立足之地。这，并不是需要高等智商才能明白的道理。
兵马俑以及其他诸说之所以误郎为兵，在于从根本上看错了对象，认错了人；更在于先入为主，证明跟着意念走。如果不存心健忘，追溯秦俑发现及解释初起时的舆论环境，对这位“千古一帝”的赞颂，对“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津津乐道，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社会思想动向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这种解释不可忽略的“思想史”背景（此话题此处不便展开。如有必要，笔者愿意与大家一起重新覆案整个秦俑发现的“宣传史”）。自秦俑重见天日以迄于今，研究者们一直弃坑于不顾。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不容忽视的问题。作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群俑所带来的显而易见、旧而弥新的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史上最令人惊异而又令人困惑难解的一页。而忽视坑位甚至完全置坑于不顾，便失去了破谜解惑的一个重要门径。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莫非秦俑学家与郎的反驳者，硬是没有与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失诸交臂？在根本不应该疏忽的地方确实没有疏忽？请扪心自问，是否弃坑于不顾？有没有将错就错，强词夺理，文过饰非？
在我考古学门外汉眼中，谱系与坑位，大概是深奥玄妙、高不可攀的考古知识。所以我很不懂，根据俑的源流来确定群俑的身份，是否意味着缺乏起码的谱系学常识？根据秦建筑遗址及其特质究明一至四号坑的原型，是否意味着缺乏起码的坑位学常识？乞兵马俑的创立者和捍卫者以及郎的反驳者不吝赐教。盼诸位效夫子循循善诱，围绕求教者的问题，一靠材料，二靠理据，说个明白。刘庆柱式的缺乏起码学术常识的狂言、大话、空论，吓不了人也唬不住鬼。愿这种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的霸道作风，在今后的秦俑学研究和讨论中销声匿迹，则幸甚。
（二）叙汉俑
汉俑，如杨家湾汉墓所出，如阳陵所出，彼此颇为相似。因为形态、工艺与秦俑迥异，对比明显，一望即知彼此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有的话则在功能上，即古典意义上的“事死如生，礼也”。杨家湾汉俑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从1990年代初开馆以来，我曾多次前往观摩，其排列样式一直不变。待到2007年底再去看，忽然发现变成了一排排的列队。原先排列样式何据？现在又因何而变？吾人不得而知。墓主也不明确——现在说是周亚夫，或说是周勃。主持杨家湾发掘者，乃主持过半坡发掘工作的石兴邦前辈。1966年就正式报道，发掘简报于1977年发表，而报告迄今尚未问世。据石先生下告，整理并发表杨家湾报告，是他亟待完成的一项工作。
就形态学、工艺学而论，杨家湾、狮子山、阳陵这些著名的汉俑，显然自成一格，自有渊源。追本溯源，汉俑显然源于列祖列宗的楚俑。凡楚俑著名者，百科全书式的《楚文物图典》一一著录，几乎网罗无遗。从释文可以确知，这些楚俑，本为武士或墓主生前仆从和奴婢的替身。从形态学或谱系学而言，兵马俑在此断无立足之地，找不到支持。蒋勋指出：1970年代后期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改写并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人像造型的空白。在兵马俑发现以前，中国上古美术史多是半抽象的动物造型，也就是传统称呼为青铜器上的“饕餮”。和同一时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希腊几个古文明比较，人物造型一直不是中国美术的主流，人像和人体艺术也相对不发达。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一百八十公分身高，造型写实逼真，不仅是中国人像造型艺术
的高峰，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极少有的写实主义人像雕塑的典范。
以上文字见诸海外的2009年6月7日《世界日报》。请注意：他认为秦俑“改写并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人像造型的空白”，是“极少有的写实主义人像雕塑的典范”。试问：有哪一处的汉俑可以这么说？在这里还要说什么汉承秦制之类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重温已故考古学家尚志儒关于前秦始皇帝陵时代秦俑学的开创性工作，我们获得的一个初步认识是：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群俑，要说是突如其来，空前绝后，实不过分。此奇迹之所以为奇迹。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东西只能归诸历史，决不能为证成己说而削足适履。
万变不离其宗。古典意义上“事死如事生，礼也”，其历史演化序列，大体上可以这样表示：人殉→人俑（以陶人为例）→画像石人→壁画人→纸人
同中之异，是恒定中的变化；异中之同，是变化中的恒定，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当然，这个序列只是一个简单的归纳，远观其势而已。历史的表象仪态万方，非常具体。对于具体的对象和问题，还需作具体分析。比如，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还陈列着明朝藩王墓葬出土的群俑：比汉俑还小，也是一排一排列队，数量不少。其队列为长方形，墓主坐在肩舆之上，位置居中偏后，是生前外出巡游的写照。这和所谓兵马俑，显然也是不相干的。近观其质。只要不违背活的历史传统，理解并尊重古人的观念，充分认识“事死如事生，礼也”这一源远流长的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就不致为表象所迷惑，让充满军事暴力的兵马俑在我们头脑里狂奔乱踩。刘庆柱始终不懂郎的工作，在基本问题上一再马失前蹄，就在于他从根本上违背了活的历史传统，违背了古典意义上“事死如事生，礼也”这一古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叙文明
马与车是文明的一大母题，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车轮，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永恒贡献。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在印度，在希腊，在罗马，马与车在社会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重要，比起古代中国来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能被文字尤其是图画、雕塑再现的骑马者或驭车者，自非一般人或卑贱者，也非普通的平民百姓或兵士，而是高贵者，是有身份、有权势、有地位者。这种再现，屡屡见诸古典文明，随时光之流，一直延续至今。在欧美环境艺术及建筑物上，这类母题的呈现屡见不鲜。在美国大都会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法国卢浮宫，这一母题的藏品之多难以胜数。我请人从西班牙和英美出版的古典文明及世界史图书上，拍摄这一母题的图片超过五百幅。其中，有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精美的陶车模型。成吉思汗的铁骑纵横欧亚，图画均有所表现。在新近落成的极富特色的我国内蒙古博物院，陈列了成吉思汗的大帐行车模型，那是一辆由十六头牛牵引的巨无霸。这比起秦皇汉武来，可谓大异其趣。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向来是古今史家艳称文景之治的有力旁证。潜台词当然是天子大驾卤簿应享有最高规格，将相乘车自应跟他们的权势地位相称。传统社会极其讲究身份，所以，汉初地方豪强和富商若穿丝质衣服或车骑超越规定，便犯有僭越之罪。秦始皇的铜车马，是当之无愧的“青铜之冠”。相形之下，大都会那辆铜皮包裹的无马无御人的古罗马车，实在是太寒碜了。“铜车马”不可能孤立存在，惟有郎系统众多人马车辆前呼后拥，方能显示“千古一帝”的至尊气派。阳陵发掘不过是冰山一角，显露出来的东西已让人瞠目结舌惊叹不置了。传统说法是皇帝大驾卤簿八十一乘，而始皇帝自认为功过三皇德逾五帝，于是大搞特殊化，以致郎系统人马车辆大大超过后世皇帝的规制，是极有可能的。我相信，如果深究下去，这个问题应该而且能够得到合理的说明。
在远古的美洲，中美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南美的印加人，没有驯化牛马之类大牲畜，没有发明出车轮。不过，玛雅武士，印加皇帝的轿夫，同样是高贵者而非卑贱者。一旦拥有了马和车，印第安人的身手同样不凡，也创造出他们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历史。在美国，离举世闻名的“总统巨石”不远，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正在雕刻自己的“风马巨石”，要跟总统巨石一比高低。这个巨雕已进行了六十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竣工。一旦完成，整座山峰将化为骑在白骏马上风驰电掣的印第安人英雄。在电影《宾虚》和《角斗士》中，古罗马赛车的长镜头不知迷倒了多少观众。当今的大都市中，骑马、养马、赛马仍然是一种高档活动，甚至是一种奢侈，非凡夫俗子所能涉足。
如同文学一样，美术的自觉，在古代中国是很晚才出现的物事。秦始皇那个时代的平面图像和雕塑，大多是巫术或神秘主义信仰即彼岸世界观的实用工具，要不就是图画历史。即便秦始皇果为厚今薄古的大专家，他也不可能动用天下的人力物力为秦国军队塑像，还布为军阵，还给自己弄出什么送葬部队……这都成什么话？
世界人类文明的母题，历史的血脉，无不启示我们：群俑本是郎系统。
（四）叙感受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你要到这个房间去，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何妨再接着说：历史尤其喜欢捉弄那些自以为是而不惜捉弄历史的人。
郎本想回归历史，结果是封杀，封杀，封杀。始料未及的是，郎在海峡两岸的遭遇，造成了一种张力，结果使得郎一旦走向人间，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
秦俑是我们国家民族灿烂文明的一张名片，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国人以及世界上任何人，谁都不能垄断独占，谁都可以加入研究。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足为一家之言，都值得肯定，都应该欢迎。
我国拥有的历史资源之丰富，历史从业者之众，历史爱好者之多，历史受众之广，恐怕均举世无双。
秦俑不仅是一个高端的学术问题，也是公众喜欢谈论的家常话题。秦俑学成果的学术含金量究竟如何，相信公众与行家里手以及靠历史吃饭的人一样，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郎的工作，果如刘庆柱的宣判，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吗？我将这个问题交给公众，交给历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公众当中，从来不乏有眼光、有头脑、有决断力的人，岂止旁观者清而已。
眼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封杀终徒劳，冷冻已泡汤，兵马俑说一花独开、独自尊大的历史，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一波三折，尘埃落定。郎昂首阔步走向人间时，我正在异国他乡。好消息联翩而至，超出预料，令人鼓舞。一块压在头顶多日的巨石不翼而飞了，我长长出了一口气。郎的工作异乎寻常，抚今思昔，有太多的感慨。“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用朱老夫子的这首诗来形容我此时的感受和心情，颇为贴切。总算没有辜负师友厚望，没有枉费集体心力，也算是能对得起自己，功未唐捐。我相信命运。一切巨大的历史苦难都不会没有补偿，而我们自己正身处这历史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获读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项目简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子课题“秦陵秦俑新探”产生社会反响》后，2009年5月5日，我在写给二强院长的信中说：顷读简报，感念无已。天心月圆，悲欣交集。优良环境，集体工作，秉笔直书，最合实际。对于九生，评价太高，愧不敢当。于公于私，当有始有终；虎头蛇尾，吾人不取。如天假岁月，愿效老骥伏枥，思望边草，写出铜车马和始皇陵全方位营造二文，并郎鼎足。改写历史，重建历史，义不容辞。烈士暮年，得陇望蜀，或有望利用习得知识，写出秦陵汉陵异同论。要之，欲为我院标志性工程竭心尽力，再献绵薄，一如既往，仍赖优良环境，集体工作。
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心血，那么多人的辛苦付出，郎终于破土而出，得到积极的反响和评价，能不思绪如潮。我的感念感慨与感想，借此信一抒。
下篇 协力同心呼郎出 文章得失不由天
（一）叙不忘
日前，我在致日本京都大学曾布川宽教授先生的信中坦言：拙作实为集体之作，有一漫长的过程。这是实话，更是实情。不要说肤浅不才如我，即令本事再大，任何一个孤零零的学人，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使郎走到今天这一步。郎有今天，功在大家，功归集体。无论校外校内，无论直接间接、无名有名，凡参与郎的工作以及相关者，大家都尽了自己的那份力，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天时、地利、人和兼得，实可遇而不可求。我多次对人说过，这也是一桩神异。千淘万漉始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对于各方的支持帮助，我感念不已，将永远铭记。
本节及上面的摘要，承蒙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亲自动笔，基于原稿，掂量斟酌，反复推敲，修改而成。《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王立嘉编审就本节的修改曾提出中肯的意见。西北大学陈峰教授就本节表述与后面的相应关系，曾提出整体建议。高情厚谊，点铁成金，并志谢忱，以示不忘。
这是《证谬》一文中近二百条注释的第一条。“本节”即引言；“上面的摘要”即全文摘要。其实，一条注释远不能反映郎的工作所得到的多方支持帮助，可谓挂一漏万。文章从初稿到最后定稿，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为了集思广益，也出于高度慎重，不仅在历史文化学院内，还曾广泛征求院外乃至海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审阅过郎的一个或若干个版本，或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建议，或表示支持的学者有：《当代陕西》杂志编辑部张国宁硕士，西安美术学院周晓陆教授，《西安晚报》编辑部郭兴文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研究员、韩伟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教授，陕西人民出版社曹秀君编审，西安文理学院陈正奇教授，碑林博物馆王祺祎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许正文编审、侯甬坚教授、刘玉俊教授、周伟洲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李振宏教授，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浙江大学陈俊民教授，北京大学硕士生王菁女士，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教授，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王绶琯院士，日本京都大学曾布川宽先生，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高级讲师，休斯顿大学丛小平教授。
溯源知流。从俑的来源，即以人殉作为基本的立足点，来确认群俑的身份，这个方法究竟可靠不可靠？行不行得通？就此问题我请教过晓陆教授，他未当即表态，后来面告：“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此方法完全切实可行，没有错。”韩伟老师打来电话说：郎的问题，过去他从未这样想过；郎的工作，证据是够的，事关世界奇迹，确乎值得讨论。刘玉俊老师居美二十余年，不忘民族国家，心系学校。近闻他所撰《学术争论的自由应该受到尊重》，批评刘庆柱的作派，已刊我校校报。我难忘周伟洲教授。一天上午我去周老师办公室，想索取他关于秦历史地理方面的一篇大文。他当即表示，下午就回他西北大学的家中取来。他惜时如金，手不释卷，为我这么一点事情耽误他的功夫，真感到承受不起。一次见我，问道：文章发表了没有？这样的文章，怎么发表不了？希望尽快发出来。李振宏先生在“秦汉史高层论坛”上对我讲：你的文章若没有地方发，交给我。孟祥才老师邀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会议，电话中我无意说及郎的工作。他看后，主动推荐给一家著名刊物。2007年秋，承雍应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晓陆教授之邀来西安开会时，跟我相约：郎一旦成文，他一定为我好好审稿。承雍为郎所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如此重要，非三言两语所能尽述。我向他致谢，他却谢绝了。我相信，哪怕是一个陌生人，若做了郎这样的工作，他也同样会予以肯定和支持。
这些海内外学者和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对郎的工作是莫大的激励鼓舞和有力推动。感激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二）叙集体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贾二强告诉记者：对于推出刘九生的观点，他们非常慎重，专门开过研讨会，邀请多位高水平专家质疑，讨论，反复补充完善。他说，刘九生对此研究了二十多年，论文前后修改了无数次。“我认为他的观点能成立，为秦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要比现在的兵马俑观点合理。秦兵马俑的发现已经35年了，但我们的研究始终是在原来的观点上打转，跳不出来，没有新的解释。我们希望，刘九生的新观点能推动兵马俑的研究，推动秦汉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的话是对郎的成因的很好总结，尤其是强调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努力，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校长、王晖、二强诸位，一个个都是大忙人。我与他们过从甚密，常常耗去他们宝贵的时间。所谈所论，无非学术上的事情，郎是重要话题之一。从郎说开去，不免会触及秦俑学以及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当前，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琐碎化、技术化、畸零化。题目往往前无迹可寻，后难以为继；所谓的学术规范往往徒有其表，发表后多成为计算科研成果时的一个数字。水分太大，质和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基本的或重大的题目反成了冷门，少有触及，被严重地边缘化。行情看涨的评价体系，当初旨在推动研究和创新，但实际作用与初衷却相去甚远，且有越来越远之势。自我感觉良好的兵马俑说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其他诸说，本因缘于一个极端的年代。如今时代大变了，却能几十年一仍其旧，没有异词，也是极端个例，令人长为太息。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氛围和风气，造成了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种种曲折。
郎尚在胎育时，马瑞映和苏小华先后加入了这一催生的行列。这个团队自然形成，形散而神聚；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2007年秋开始到2009年春发表，正式工作时间还不足两年。对我个人而言，真是空前的高速度了。
校长说的完全是实情：刘九生“最后在同事的一再催促之下才发表他的论文”。没有他们的一再催促，没有集体的力量，任我老牛破车，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极有可能郎会难产，胎死腹中。我有一篇文章，在近乎疯狂的状态下，夜以继日，整整写了七年。动笔时刚过而立之年，写成已两鬓如霜。还有一篇文章，从年少时发生兴趣，思考，摸索，藕断丝连，思索不断，整整用了四十二年，方才写成并发表。我喜欢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只要没有发表就修改不停。不写，不发表，也无所谓。性格即命运。我的性格，随随便便同时又非常峻急。如同做人，我对自己的写作，常常进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我的灵魂深处常常一片灰暗，充满绝望、虚无之感。石头在原地本来很好，西西弗斯徒劳无功，自寻烦恼而已。我患有写作恐惧症与难产症。我看得太仔细，太认真，总是疑而不断；然而宁肯疑而不断，宁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材料，总想竭泽而渔；方法，务求精密，不厌多而新；观点，力图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难以摇动。
我在当时的一家大工厂遭逢十年浩劫，颇受苦难，过多地见识了人性的种种面相，因此对人和社会也有了一些反省和觉解。我过早地产生了怀疑一切的精神，觉得不必仰视谁迷信谁。同时觉得应当平等待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其自身价值。在若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题目上，与那些权威试比高低，我有一种自然的使命感。同时，我希望靠实货为自己积累起尊严。我熟读《无常》《女吊》，知道公正的裁判在哪里。在一个小小本子上，我记下应该做的题目，超过了一百个。做出来的不过一两个，郎即为其中之一。郎这个题目非同寻常，而且也并非只为个人而写作。因为选题论证会已开过了，做过研究报告了，西岳论坛网也报道了。不能再像往常，十步九回头，劳而不获了；眼高手低不出文章，这一回不行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用一种你没有理由拒绝的方式一再催促，使得这一回终于出文章了，郎也得以堂而皇之地走向人间。
校长凭水平和直觉，很早就指出了郎的谱系及这一题目的意义。他对秦人及其历史特质，比如髦头、短兵这样细微却有重大社会历史内涵的问题，其熟悉程度令我惊讶。他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讨论、撰写、审阅、发表、宣传流布等各个环节，无不全力推动。他与我讨论的一个重点，是郎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及其在整个秦始皇帝陵园中的地位。他和王晖在陪同北京来的客人参观秦俑时，不失时机地报告了郎的工作。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校聘教授许倬云主持的读书报告会上报告郎的工作，为许先生所首肯。当时郎的工作，我们自己尚在书房里讨论。“秦始皇陵陪葬坑属性座谈会”在西安文理学院举行，他特别邀请了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前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周天游教授与会。从他在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可见了解深广，把握到位。在石家庄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校长将郎的工作列为陕西史学六十年众多工作中的一项。
过于认真，难出文章，我的毛病师友都心知肚明。王晖和二强，从未因此而嫌弃疏远。1990年代二强申请一项课题，曾邀我跟他一起主持做。我那耗费了七载壮盛年岁的黄巾工作，二强每每向学生介绍，并且列为参考读物。将郎列入课题，二位心里其实都没有底，然而他们从不轻言放弃。一天王晖跟我商量课题事，我如实相告，应人事小，误人事大，没有允承。过了一段二强夫妇光临寒舍，临出门时二强说：课题的事，你看怎么好，都行。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就算了，都没有什么。如此诚挚大度，我还能再说什么呢？当即一口答应了。再拂老朋友的心意，就是太爱惜羽毛了。
总算没有交白卷。2008年元旦前后写出了草稿，三五页纸。这不是提纲，而是一个类似于套娃的东西。我想得很美妙，不仅要在内容上创新，还要在形式上创新，突破“学报体”。郎问题多多，我的美妙构想，将自己装进了一个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套子。“套娃”越来越胖，离读者的阅读习惯越来越远，受到了质疑批评。在很长时间里，所苦恼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
值得一提的是，在思考写作过程中，我自己竟然也犯过误郎为兵的错误。草稿题目原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历史文化内容的新解释》，是我1990年就确定下来的。这一次照搬过来，没有觉察到不妥。是王晖首先指出了问题，但我起初并不认同，还强词夺理。写了几稿后，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悦诚服地改了过来。由此可见，兵马俑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深，以致长时期连我也习焉不察。这个深刻的教训，更加深了我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王晖严格细心，像看学生作业一样审阅郎的稿子。他从文字学、语义学方面所补充的“廊”与“郎”的几条重要材料，使得严耕望原创之说更显豁、更坚实了。《“兵马俑”证谬》这一标题乃出于二强之赐，正题最后也由他敲定。
我不会电脑写作，由小华帮我文字录入，以解燃眉之急。为我录入文字者，前后计有十多位。我家门前印务店的老板和打字员，看见我脸上就乌云密布，多次声明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即令多付几倍高酬也无济于事。确实也难为他们了，因为我的稿子老是那几张，增删涂抹，一塌糊涂。小华博士论文做的是北魏六镇，对军事史、政治史自有兴趣。他还是我们周原人，与我习性相近；一起日夜苦战，从不惜力气。他还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在他温和而严肃的催促下，我的写作速度日有长进。偶尔，他会动手作修改或更动。我从他的修改更动中，对“旁观者清”有了细致深切的体认。青年人考虑事情，未必不如年长者周到。每成一稿，我们先细细比较、评估一番，然后送出征求意见，次数之多难以计算。在研究撰写过程中，大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为了更加完善，无不殚精竭虑，坦直尽言。
2008年3月26日，修改、定稿会召开。负责院教学管理工作的梁志胜博士当场送给我的，是王晖式批改。30日深夜，将改好的稿子交给二强，31日凌晨他便赴美。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电脑高手，二强不惮烦难，亲自斟酌定稿。然后请负责院科研管理工作的何志龙博士做了英文摘要，再请周晓薇和王祺祎细读一过，这才郑重其事地投寄出去。我记忆中，是5月12日。年来记忆衰退，常常事过即忘，但那些关键的日子，刻印于心。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从上到下，有多少人为郎的工作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这里再谨列我院的审稿者：袁林教授、周晓薇教授、张懋镕教授、商国君教授。老先生：杨礼未、牛致功、何清谷、杨育坤。袁林教授认为：“文章振聋发聩，提出一种新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但有两个地方还需要琢磨：一是郎系统究竟是何种样子，由此才能谈到秦俑与郎系统的对应；一是秦咸阳城的布局究竟如何，由此才能说秦俑各坑与咸阳相关机构的对应关系。如果反对者质询，不太好回应。看能否补充。”周晓薇教授认为：“全文构思精密，说理透彻，更兼气势磅礴，激情四射！尤其是石破惊天的论点，将会在学术界掀起波澜。”懋镕教授认为，帝王葬仪本属礼制，郎问题仅从礼制本身即可了断。商国君教授因病住院，在病房里跟我谈的，也是礼的问题。郎的工作出诸我们历史文化学院，老先生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杨礼未老师为我题词：居高声以自远兮，非是藉秋风；书策满家，汪洋恣洒；揭竿而起，扫叶卷席。
瑞映时任校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安排我给同学们做关于郎的报告，以观反应。他是结构文章的高手，多次跟我商量文章的写法，品评得失，我从中获益良多。他对郎的预期激励着我，同时也更将集体的荣光置于个人的考虑之上。
最后我想强调：郎的缺点、错误和问题，我个人自负其责。这不是谦虚，而是“为了保持理智上的诚实”。
（三）叙自辩
2008年9月20日，秦汉史高层论坛在西北大学举行。开幕式后我们报告郎的工作，由我讲，二强演示。主持人之一，秦汉史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有一句评论：是一个突破。后来周天游发言，也含有这个意思。有一位考古学家插话，只管质问： 你看过什么材料？你知不知道兵马俑得名的过程？在一个讲究身份的社会里，我确乎被当成了不懂游戏规则的另类，大胆放肆的闯入者。在有些人看来，我根本没有资格碰这个题目。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苦苦思索了二十多年，看过几千万字的材料。殷墟以降，古代中国著名帝王陵墓的考古报告，多少都读过；秦汉及其以上的古典文献，多少都翻过。就在此前一天的下午，还恭听何清谷老师讲解兵马俑的相关问题，整整一个半小时（他老人家曾任秦俑馆学术顾问）。从最初的简报到后来的报告以及相关论著，能找到的我几乎都仔细研究过了。否则，凭什么做，又怎么敢做？我们的文章采用了五幅插图，你老人家的不就占了两幅吗？……然而，说有何用？辩有何用？另一位考古学家口气则是：讨论这样的问题无用，不值得，兵马俑定了就定了。
会后，我诚心诚意地征求一位考古学家的意见，结果同样是一连串的质问：你的观点很新颖，很有轰动效应，但是你的证据在哪里？你说秦俑的头发是假的，你的证据在哪里？关于秦俑发式，我既引用了《史记•秦本纪》中关于“髦头”的古典解释，又引用了今人周锡保和沈从文的成果，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我们的证据还不够坚实充分吗？非也。我深知，我不过是喊出皇帝身上什么也没有穿的笨蛋而已。平心而论，我并没有闯入的故意。做了黄巾研究后，知道了阴阳五行。于是我要一探究竟：秦俑发式究竟跟阴阳五行有没有关系？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动力本是好奇心，并非想要藉此一鸣惊人，出人头地，更不是存心要和权威们唱对台戏。
离经叛道，自知罪莫大焉。发言开始，我特别请求几位著名秦俑学家谅解。这既是出于礼貌，也是希望引起注意，展开讨论。不是说学术乃天下公器吗？同时我还声明，郎的研究也意味着对已故大学者黄永年先生的纪念。我展示了他老人家1990年初为嘉勉晚辈而赠我的诗：知君善读两京书，共话黄天我不如；多少嬴秦中羡事，博微又添一轩渠。将黄老手书此诗的条幅送至寒舍的，正是二强。对于郎的工作，固然不乏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但也有不少语含轻视的怀疑和质问。他们中，有些是令人尊敬的专家。我悬猜，这除了因为否定兵马俑动摇了他们的基石，打破了他们惯常的心理平衡，也与他们不了解郎这一工作的背景、过程以及集体付出的极大努力有关。为此，我要为自己也为集体作适当的辩解辩护，剖明心迹。如孟子所说，余岂好辩也哉，余不得已也。
（四）叙文本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只能追忆逝去的时光。杨万里有首题为《桂源铺》的著名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早年读此诗，但觉生动奇警，意味深长。而在经历了郎问世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再读此诗，不禁感慨万千，心潮难平。
本文原是写给一位师长的信，2009年4月23日至7月3日在美国断续写成。因为是信函，无所顾忌；兴之所至，随意而谈。蒙《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王立嘉编审知赏，认为亟应发表，并费心改写一过，转换体裁，扬弃个人叙事，字数也减少了近三成。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审阅了改稿，对欠妥之处一一指出，并提出修改建议。丹青难写是精神。他们煞费苦心而使本文有如今面貌，为郎的得道多助增添了又一生动感人的例证。同时，我对《唐都学刊》再度提供版面刊载这篇或已冗长的文章，谨志谢忱。当然，在修改定稿过程中，一致百虑，和而不同，这无伤大雅。对于原写信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大家予以理解。
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还想郑重介绍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袁靖先生在新近发表的《悼念俞伟超先生》一文中，提到自己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收获：“从那些陶马的形态上，确认秦始皇兵马俑里拉车的马是阉割过的，战马是没有阉割过的，这很可能与马的用途及阉割与否直接关系到马的勇猛与否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怀念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157页）作者专门从事动物考古研究，其结论当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完全可信。虽然他习用了兵马俑的说法（这毫不奇怪），但无意中却为否定兵马俑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按照兵马俑说的权威之见，“秦兵马俑坑出土的车马和骑兵马全为雄马，当均已去势。”我相信，以后将会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兵马俑是天大的误会。显而易见，兵马俑是岌岌可危了，刘庆柱所信从的送葬部队也将随之根本瓦解。而郎，则将愈益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续写其新的篇章。
(刊于《唐都学刊》2009年第6期。)
最后更新[2010-1-18]
相关专题：
相关信息:
没有相关信息
【发表评论
】
【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
】
.
友情链接:
我爱语文
语文教学资源
三人行中学语文
五石轩
高考168
三槐居
语文潮
中学语文在线
课件库
一代互联
Copyright@2001-2011
YuwenWei.net
All Rights Reserver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