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陆宗达，字颖明，又字颖民，以学问文章名于世。但他的性格气质和一生中许多曲折的经历却不大为人所知。
最喜欢数学
我家祖籍是浙江省慈溪县，但从六七代人以前开始便世居北京。祖父1905年出生。那时我家还在经商，有一个药铺、一个帽铺、几处房产。曾祖父在邮政局做事，收入颇丰，所以家里生活是比较富裕的．祖父是独子，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曾祖却非常注意让他学习，于是祖父6岁时便去一家姓杨人家的家馆附学。9岁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即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二年级。校方认为祖父的成绩突出，特准他上三年级。祖父的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地理课时所画的地图，曾被地理老师用作样图教学生。上到五年级时，祖父便在一位张老师的支持下，提前一年考入了国立第四中学(即今北京四中)。在四中时，祖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有时数学老师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因此，老师一遇到难题，总要他站出来回答，常让他到黑板前给班上同学演算示范。
那时，中学已开设了体育课，祖父最喜欢练单双杠、棍棒和打篮球，并担任过学校篮球队队长。他也踢过足球，但第一脚就踢碎了教室的一块玻璃，校方派人找到家里要赔。打这以后，他就不敢再踢了。祖父虽爱体育，却不会骑自行车，他跟我解释说，“也练过。有一天我在前边骑，后边有个叫杨子集的同学扶着车，他看我差不多能自个儿骑了，偷偷一撒手，结果我摔个大马趴。打那儿就不练了。”顺便说一句，杨子集与祖父在中学时最要好，他不爱念书爱练棍棒，中学一毕业就去广州从军，听说后来当了蒋介石的侍卫官。解放前夕，还从南京托人带信给祖父，让他去玩。祖父没去。
热血少年
中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祖父第二天就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他还不过是13岁的孩子。祖父回忆当时讲演的情形说，“那时我们也没什么组织，上了大街，看哪家哪户的台阶高，站上去，喊两句口号，如‘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的二十一条’，便有人围上来，然后再讲两句民族危亡，大家要起来救国的话。”祖父被捕后，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但当局不久就把他们这批“不更事的娃娃”释放了。祖父从这时开始，更加强烈地产生了保国保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意识。
中学毕业后，祖父非常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当时学理科必须参加英文考试，而祖父在四中学的是德文，于是他于1922年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不久升入本科。那时国文系的课分为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专业，祖父选择语言专业为主，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当时教授文学课的有两位教授对祖父很赏识，一位是教词学的刘毓盘先生；另一位是教汉魏六朝诗的黄节先生。刘、黄二先生都认为祖父作诗填词方面很有天赋。
祖父年轻时很注意时局，对新思想、新思潮很有兴趣。入北大不久，即受同宿舍同学胡曲园、王兰生影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北大是党发展的一个重点，学生入党者甚多，负责人是数学系学生彭树群。那时对新党员的考验是在北京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党内已有“左”的倾向，甚至出现了看谁敢把标语贴到警察局门口，以表示自己不怕牺牲的幼稚做法。党员间流行两本必读刊物，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又名《资本主义的秘密》。1927年l0月，彭树群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杀害，党的整个组织被破坏，祖父与大多数同时入党的学生都同党失去了联系。
投师黄门
大约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过吴承仕(检斋)先生认识了黄季刚先生，祖父为他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倾倒，当即去他家拜师。一次，祖父午后3时去拜访，黄先生午睡尚未起来，祖父便在门廊下站立等候。谁想季刚先生一觉睡到将近6点。那时天色已昏，祖父仍未离去，季刚先生大为感动。从此，师生之间日渐亲密。1927年后，张作霖在京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祖父的处境也很危险。季刚先生时正应邀去东北大学授课，遂要祖父同往。于是，祖父和季刚先生同去了东北。第二年，即1928年又随季刚先生去南京，并两次在上海谒见章太炎先生，听其讲授古韵。
也就是这一年(1928年)，祖父从北大毕业，系主任马裕藻先生聘任祖父留校任教。当时祖父一边开设训诂学课，一边跟罗庸先生讲汉魏诗，并兼任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在这期间，祖父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接替戴明扬编写《一切经音义》的索引；一件是整理王念孙《韵谱》与《合韵谱》遗稿。祖父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王念孙晚年分周秦古韵为22部，于是撰写了《王石？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跋》和《王石？先生韵谱合韵谱稿后记》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当时古音韵研究者的重视，并被语言学界所接受。
从1931年起，祖父先后被聘为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女子文理学院和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
拒不事敌
抗战以后，北大南迁，祖父未能同去。他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于是到了辅仁大学。在此之前，祖父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名望，日本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来北平时曾说，很想见中国两位青年学者，一位是研究训诂的陆宗达先生，一位是研究版本的赵万里先生。北平沦陷后，有位日本汉学家慕名来家拜访，祖父对他说：“我也很愿意和您交流学术，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不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当时日本人编一部有关中国名人的辞典，向祖父要像片和履历，祖父也拒绝了。在此期间，祖父还曾遇到一件“悬事”。那是祖父一次坐在三轮车里看一本秘密出版的宣传抗战的刊物，忽听车帘外边有日本宪兵喊站住。祖父知道是突击搜查，急中生智，掀开座位底，把刊物塞了进去。他对我说，日本宪兵不懂三轮车的构造，不知道座位底下是空的，平时放三轮车工人的修理工具和杂物，于是过了这一关。
“家馆先生”
抗战胜利后，祖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不久，祖父的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学生请祖父去警备司令陈继承家里教他儿子念书。祖父与地下党联系后决定答应。据祖父讲，陈继承的儿子不爱念书，爱开汽车，时常开着挂有“警备”标志的汽车带他满城闲逛，祖父便趁机给地下党传递情报。我家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又深又大，又有前后两个门，于是地下党选中我家为联络点，常有地下党员来来往往或住上几天。我的曾祖母是个家庭妇女，常常埋怨我祖父说：“你哪儿招来这么多人，成天三三五五地来了走，走了来!”而且曾祖母还起了疑心，问我祖父，“这些人有男有女，怎么一进咱们南屋，就把窗帘都拉上?在里边干什么呢，还怕人看见?”
北平解放前夕，在崔月犁等同志的安排下，祖父准备到石家庄参加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但走到半路上，一个中国大学的特务学生认出了他，而当时任国民党某县县长曾答应保护祖父过境的另一个学生，又因害怕而变卦。祖父几次绕道，终未成行。不久，北平解放了。
浪漫气质
祖父是个性格浪漫，喜欢生活的人．他通晓昆曲，会吹笛子，并曾粉墨登场。他又爱访名胜古迹，游山玩水。他的好友赵元方先生(清廷大学士、军机大臣荣庆之后)曾在一篇为祝贺祖父60寿辰的寿文中写道：“缅怀相识之初……陆子……寄居什刹海萧寺，讲读之暇，时命俦侣，撅笛而歌，予亦从焉。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文物鉴定家朱家清先生之兄)引吭长啸，声彻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少年意气，颇谓无俦……。”祖父时与赵元方、朱虞卿、马巽伯(马裕藻先生之子)、汪盂涵(汪逢春先生之子)交好，时相过从，亲密无间。罗竹风先生曾回忆说：“我在北大听陆先生课时，陆先生不过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留中分头，外边一件长袍，里边雪白的衬衣，两个白袖口翻在外边，一手夹皮包，一手夹一支纸烟，开口便讲，非常潇洒，真是翩翩少年。”祖父说，“我年轻时，一逢下雪，绝不在家呆着。我到公园去，泡一壶茶，拿一本书，边看书边玩雪景。”祖父又喜看外国电影，那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他最爱看的是卓别林的片子，并把卓别林念成“贾柏林”或“贾派林”。有时我更正他，他反驳说，那时候就译作“贾柏林”。
京都美食客
祖父对住、用、穿皆不讲究，唯于吃则奉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原则，精益求精。他曾说他从季刚先生那里得来两个本领，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吃”。前者是用苦功换来，后者不费力气，因为那是“人性使然”。季刚先生一顿饭要吃四五个钟点，大小馆子，处处吃遍，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论学授业，常至夜阑方散。祖父在吃上也很有名气，北京一般的老字号饭馆，都知道他。我有时陪他去饭馆，一些老师傅见了他，都紧忙着过来招呼，殷勤备至。祖父对我说：“当年的老人们现在没剩下几个，这些师傅都是过去的‘小力巴儿’ (即外行，不熟练)，而今也顶上灶了。”
“文革”中，师大红卫兵让祖父交待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交待的其中一条是，20年代冬天在北京小有天饭馆花5块大洋吃鸡油烩豌豆，红卫兵一听就说他不老实。祖父问怎么不老实，红卫兵说：“你有5块大洋不吃红烧肉，吃青菜，你还老实吗?”
终生嗜好
提起祖父的嗜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喝酒与抽烟。他曾说起，年轻时在北大与人打赌，白酒一次喝了二斤多，喝完头重脚轻，“醉醺醺把青山乱踏”。与他打赌的朋友叫了一辆洋车送他回家。家人开了门，他说了三个字：“给车钱!”然后一个毛跟斗翻到门里，躺在地上就睡着了。绍兴黄酒他一顿喝二十四小碗，德国黑啤酒讲究一口气喝一瓶，他每次喝一打。据他的学生回忆，当时有一位国民党的外交官，很能喝酒，回国后说，听说有一位陆宗达先生很能喝，我得和他比试比试。他把我祖父找去，两人比试了两天，不分上下，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祖父年老以后，许多亲朋好友劝他戒酒，他便给劝他的人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先生活到 120岁仍很健康，几位主张戒酒的医生前去拜访，为的是证明不喝酒延年益寿。一问，这位先生果然滴酒不沾。医生们大喜。正在这时，忽然楼上传来“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医生们大惊，这位先生赶忙解释：“没事儿，我哥哥天天喝醉了撒酒疯！”劝祖父戒酒的人听后只好一笑作罢。
祖父直至生命的最后，每天午饭和晚饭时，仍各喝一两白酒，并常以我不会喝酒不能陪他为憾，说我们家的喝酒是“一代不如一代”。
祖父大约14岁时就开始抽烟，每天一盒半，还要佐以雪茄。祖父喜欢抽“中华”、“牡丹”、“上海”、“双喜”等牌的香烟。“文革”中，工资没有了，只好抽“北海”、“烟斗”等杂牌。“文革”过去，改革开放，他开始抽进口烟。有一次他有一篇文章在香港发表，得了800元港币，拿到兑换券后，他让我去北京饭店全数买成“三五”、“云丝顿”、“万宝路”、“骆驼”等外国纸烟，大过其瘾。
祖父抽烟喜欢与人共享，不必说他的朋友、同事、学生、晚辈以及街坊四邻，就是我的同学去了，只要是他认识的，也总是拿着一盒好烟从里屋出来，说：“给你尝尝这个。”并以听到对方赞叹烟好而得意。他生病住院期间，几个学生去看他。他问：“你们谁带着烟?”正巧许嘉璐先生带着，瞧护士刚出去，给祖父点上了一支。还没抽几口，护士转眼回来了，一见屋里青烟袅袅，不禁大为光火，问祖父为何“明知故犯”。祖父说：“不是抽，是熏一熏，熏熏。”大家都笑了，临走时，许先生又给祖父留了两支，藏到估计护士找不到的地方以备“解馋”。两天后我去探视祖父，祖父埋怨说：“这个许嘉璐，留烟不给我留火柴，我还是没法儿抽!”
祖父有趣的事是很多的，记得他把“百货”常念作“薄荷”，把沙发叫作“梭发”。我和祖母取笑他，说，到“薄荷大楼买梭发”。他反驳说．“百”的字音就念“薄(bo)”，是我们把字音念白了；“沙发”的英文即念“梭发”。祖母的名字原作“尹棣贞”，但一般人不认识“棣”字，祖母几次去看病，叫号、发药的护士不认识这个字，很麻烦。祖母回来后唠叨，祖父说：“你告诉护士，就是棠棣之华的那个棣。”(“棠棣之华”是《诗经》里的一句)祖母说：“什么‘棠棣之华’呀，我都记不住，还告诉人家呢!”祖父说：“那就改成一横吧，一横谁都认识。”打这儿以后，祖母就叫作“尹一贞”。
友朋情深
祖父非常重视与老朋友的情谊，尤其在患难之中。赵元方先生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家中所有古玩书画、图书信札全被康生指使红卫兵以抄家为名掠夺而去，据为己私。赵先生的存款被冻结，房屋被强占，一时衣食都感不便。祖父闻知后，虽然破“四旧”抄家之风并未过去，自己也处于风口浪尖、朝不保夕之时，仍然让我父亲接赵先生来家，住了一段时间，并要我祖母尽力把饭食弄得可口一点，使赵先生得到很大安慰。1971年，祖父从师大山西临汾干校调回北京编《新华词典》，赵先生听后大喜，请祖父去他家吃饭，特地买了一尾大鱼，并在来笺上写了两首七律，题为：《喜颖子自晋归因集杜诗以赠》，诗为：
消息真传解我忧，似君应向古人求。饱闻桤木三年大，不废江河万古流。
人世悲欢暂相遣，春来花鸟莫深愁。密沽斗洒谐终宴，鬓发还应雪满头。
童稚情亲四十年，杜陵韦曲未央前。相逢苦觉人情好，老去新诗谁为传。
即事非今亦非古，朝来新火起新烟。盘飧市远无兼味，漫钓槎头缩项鳊。
1976年地震之后，赵先生的房子被震成危房，祖父又把赵先生接到我家，住了将近一月，直待房子修好。当时我家藏有一瓶英国威士忌酒，1847年出品，在我家已历数世。祖父常说，这酒他要等死之前再喝。赵先生来后，他与赵先生共享了，并对赵先生说：“人生须臾，你我也不知将来如何，不如咱们现在就喝了它。”
祖父曾说起，他小时附学的杨家家馆，请的是位姓王的老师。王老师性格耿直，忠于职守，不趋时，不媚俗。后因督责太严而被杨家解聘。王老师妻子早逝，留有一女，只十来岁，因患小儿麻痹不能行动，终日在炕上游戏。王老师被辞后，找不到事做，某日，祖父见他站在某街口要饭。祖父非常难过，便与我曾祖商量，准备请王老师到我家的药铺作帐房先生，曾祖同意了。祖父第二天便兴冲冲地去昨日的路口找王老师，但已不在了。祖父去他家，邻居说早巳搬走。祖父又去大街小巷寻找，仍然没有，只好作罢。祖父给我讲这段事时，已年近 80，但仍非常动情，并十分惦念王老师那患有残疾的女孩。
祖父待人谦和，无论老少贵贱，都很喜欢和他交往。街坊四邻提起祖父，都说：“那老爷子，真好!”我家不远住着一位断了一条腿的老人，靠糊纸盒为生。祖父每次外出从他门前走过，总要向他打招呼，问候两句。祖父告诉我，这是当年给他拉洋车的车夫，后来捡废炮弹时被炸去了一条腿。祖父去世后，一次我偶然经过这位老人门口，老人看见我，非让我进他家，问我现在住哪儿，各方面情况如何。不仅这位老人，周围几家邻居，见到我都要我去他们家，问寒问暖，并要我以后常来。这种人虽逝去而人情仍在的温暖，使我深受感动，也更引起我对祖父的怀念。
甘坐“冷板凳”
祖父经历曲折，性情浪漫，但他做学问相当艰苦，肯下“苦功夫”，坐“冷板凳”。据不完全统计，祖父生前已发表专著9部，论文120余篇。其中《说文解字通论》一书，被译成朝鲜文，并被南朝鲜各个大学用作教授汉语的教材。
祖父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已有定评，但他的写作状况外人却知之不多。无论春夏秋冬，他每日总是四五点钟起床，随即刷牙、泡茶，然后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看书写作。至7时家人起来后，再开始洗脸、吃早饭。8点开始写作，11时左右吃午饭。饭后，抽一支烟后睡午觉，睡一个半至两个小时，两点开始写作至下午6点吃晚饭。饭后约看一小时左右电视即上床休息。
1982年八九月间至1983年底，祖父用一年半时间写成了一部《说文同源字新证》，此书共约45万字。从《说文》的头一个字写到末一个字。聚集了祖父数十年研究《说文》的心得，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在这一年半时间里，祖父除去接待客人或出外参加非参加不可的社会活动和会议外，整日坐在椅子里，埋头写作，不到吃饭睡觉，绝不休息。有时甚至打破他多年的饭后即睡的习惯，饭后仍然要写作一段时间。我曾想让他换换脑子，轻松两天，他却说：“一下笔就由不得自己，构思不能打乱，—打断再恢复就难了。”遗憾的是，此书至今仍未能出版。
殷勤传学
祖父备课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曾对我说，“我只要讲课，不管多熟的课，也要备。”他对学生们说，“一篇课文，不管你讲多少遍，哪怕倒背如流，也要备。我每次备课都能领悟到新的东西，受到新启发。”他传授教学方法时，说：“我的教学方法也是从季刚先生所得。季刚先生讲课，犹如剥老玉米，结论是玉米心，外面一层层包着玉米皮。撕去一层，深入一步，再撕去一层，又深入一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后豁然开朗。既吸引人又启发人。”祖父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活泼有趣。一位学生回忆说；“有一次你爷爷讲‘荠’字，字形、音韵，训诂都讲完了．最后忽然来了一句，‘你们记着，荠菜馅的饺子最好吃!’全班大笑。于是这个‘荠’字我就记忆得非常深。”
尊师重道
祖父每当谈到学术和教学方法，总要归功于季刚先生，常常情不自禁地吟诵道：“一饮一啄，莫非师恩。”记得我陪他到西草厂去理发，路经椿树上二条时，祖父在胡同口站住，伸头朝巷子里望。我问他干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才沉浸在回忆中说：“季刚先生当年来北平，在这里住过，就住在那个大门里。”他说着用手指了一指不远处一所院落。我建议到大门口看看，他却说，“不必了，走近了更受不了，在这里看看就行。”
祖父虽然极其尊师，但在学术上却不存门户之见。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对季刚先生的某些论点有不同看法，但与祖父却是很好的朋友。祖父曾说，解放后，一次王先生作学术报告，祖父也坐在下面听。王先生于是说：“今天有陆宗达先生在下面听，我不敢讲。”直至祖父上台坐到他旁边，王先生才开始作报告。1985年，师大集会庆祝祖父从事教学活动55周年，王力先生特来参加，对祖父的学术研究作了介绍和赞扬。王力先生故去后，正值炎炎夏日，当时祖父身体亦不好，刚因心房纤颤而住院归来。但他坚持由学生搀扶着参加了王先生的遗体告别。那时有一位先生，在许多场合赞扬章、黄学术，贬损王力先生，有时也到我家来。这位先生学识并不深厚，所说多妄，所以祖父不大喜欢他。后来有一次在某大学召开学术讨论会，这位先生在会上大颂章、黄，大批王力，祖父很不高兴，当即说：“您颂谁批谁都可以，是学术讨论的自由。但有一点，您无论是褒是贬，先要把人家的著作看完，解透。您对王力先生的批评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您还没有看懂王先生的著作。”祖父回家后讲这件事时，我很惊讶，因为祖父一贯与人为善，在外边从不得罪人。这次使对方当众丢面子，在我记忆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祖父经常对学生们说，不要多提章黄学派，学派之称本来是为了考证学术渊源，发展到后来，弄不好就成了一家一派之言，不利于发展学术，禁锢了学术自身。他要求学生们广泛团结各家各派之人，并指出，也只有这样，自己的学术才能发展提高。他的学生告诉我，正因为祖父从不自我标榜门户，所以威望很高。有一次召开学术会议，因为门户之见代表们产生了一些争执，主持人请祖父讲话。祖父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发展学术的共同目标聚到一起。从今以后，大家不要再各自标榜，要一心把整个学问搞上去，不是把哪一个学派推上去。于是，会议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季刚先生于1932年给祖父的信，信中写道：“足下非徒学术惇实，乃亦德行绝人。……在都时屡为弟辈言，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细思舍此更无自靖自献之方也……。小兄侃再拜。”我认为，季刚先生对祖父的评价和期望，祖父是做到了。
回顾祖父一生走过的道路，他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是用在学习、教育和研究工作上，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
时光荏苒，暑去寒来，祖父1988年1月下世，今已三度春秋。斯人往矣，时不可迫，昔日美好的往事也已成广陵散。但我相信，祖父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传统学术的真诚努力，终如他墓上的青青芳草，总有一天会绿遍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