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信类的文字，因性质特殊，历来广受读书人所宝爱，甚至作为研究写信人的“秘籍”。鲁迅说过，读书信，“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起念为先祖父景麟公编书信集，由来已久。当初说与祖父听，他
意外中似有几分称许。或只是担心日后操作起来有难度，劝我作罢。因为他写信素来不留底稿（1995年后，因我的建议，才留了一部分），而若要往回征集，困难肯定不小。就是受信人有心相助，其能否找得着也是未知数。就拿写给我的来说，总数在百通以上，而今我手上却仅存八十余通。其中，1982年以还的虽全，而其前的则只剩一通了。现在想来便心疼不止，因那时的我只知玩，不晓得珍惜老人家的来信，总是看后乱丢。现幸存的这一通，也还是母亲当年为我捡回来的。
景麟公晚年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做得最多的就是写信、审稿、推荐等事。四川大学谢谦教授在给我的一通信中说：“我当年读启功先生的博士，推荐书就是老人家写的。我的博士论文，老人家也是评阅专家之一。”“我到北师大攻博，副导师聂石樵教授对我说：‘汤先生才是真正的博导！’”“记得师兄大明当年去杭州，拜见姜亮夫先生，老人家亲书介绍信，那书法那文笔，大明兄和我把玩不已。”对于青年人的来信，景麟公每封都是亲自复的。本来，助手见他忙，每想替复以减轻老师的压力，却屡是被拒。他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一定要亲笔”；“对好学上进的青年，应予以支持和鼓舞。不回信，或让助手代笔，都会使这些青年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响其学习兴趣或学业前途！”如1996年他在给本校范昌灼教授的信中说：我最近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来信，“要求我把你赠我的《散文创作论》转卖给他。因我要留此书为念，舍不得，很为难。现将此信转给你，如手头有书，可否赠他一本？青年人求学心切，似应满足他的需要”（见范先生的《心的驱动》）。对此类信，他人或多不理睬，而八十七岁的他却称许青年人的求学心切，要想法满足其要求。景麟公的习惯，凡未复之信件都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写字台的正前方，只要精力许可，他就会及时作复，多时一天要回五六通。他称“这等于和年轻的朋友谈天”，“也是一种乐趣，我从不把它看作是负担”（见吉云先生《楚辞研究一席谈——访汤炳正先生》）。
在我眼里，景麟公是一位学行并茂的粹然儒者，一生重“礼仪”。他易箦时，我打电话到病房，他说：“我正有话想跟你说，不过今天精力差，改天再说。”时内子孟骞恰在一旁，她说：“爷爷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给你讲呢？”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直犯嘀咕，便接连两天电话打过去，然他都推说改天再谈。到了第四天，他才说：“今天讲吧！再不讲怕没有机会了。”这时，景麟公的声音已弱若游丝，我屏气凝神地听，生怕漏掉了一个字。这是他与我通的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电话。打那以后，景麟公就再也接不了电话了。那么，景麟公在弥留之际要叮嘱我这个孙儿的是什么事要呢？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礼”字。具体到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这类琐碎之事。放下电话，我成了泪人。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这或许是老人家提前给我这个做孙儿的下遗训了。一部《论语》，记载孔子教导爱子孔鲤的，大而言之，不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罢了。光阴倏忽，十年过去了，而景麟公的叮嘱犹在耳畔。我这些年来行走社会，接交友朋恪守的便是这个“礼”。我以之待人，以之衡人，更以之取人。景麟公走后，我一直勉为其难地做着《汤炳正集》的搜集编订工作。于是，便有人说：“令祖父有你这个后人真是他的福气！”我说，这话应该倒过来：“有这样的先祖父，实乃我前世修来的造化！”“玉在山而草木润”，没有景麟公，也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汤某！
景麟公一生到底写过多少通信，我也说不准。不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册《汤炳正书信集》，确实是微薄得可怜。它一共只收景麟公的信二百九十九通，其中最早一通写于1960年10月，是致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的；最晚一通则写于1997年7月住院前夕，是给我们二人的。两者相隔近四十年。受信人中既有不少是名流大师，也有相当部分在当时还是新秀以至尚未公开发表过任何研究成果者。“挂一漏万”，聊备一斑以窥全豹。原因一方面是搜集非易；另一方面则是景麟公百年之后，他的东西竟“合法”地转到与汤家无甚关联的人手上去了。这现象凸现了中国法律软肋！而我现在想再看这些旧物时，只能上互联网或跑旧书店碰“运气”了。且即使是碰上“好运气”，看到的恐也只是“冰山之一角”。真是匪夷所思！所幸我手上还残存一本老人辞世前两年所写的部分书信底稿。真不知魂居九原的景麟公，如果知晓这些事会作何感想？对征集他的书信，我虽不存过大的奢望，但仍乞盼以后哪位有发现，能复印惠寄给我们，以便将来再版时补入。在此，先谢了。因为，我知道还有相当一部分书信散落在各处。景麟公生前，我曾在他书房里读到一通他写给吴则虞先生的长信，现在推想那是一通没有发出的信，而非底稿。因为整通信没有任何涂乙的痕迹，页面干干净净的。我还清楚记得信的内容是述说四九鼎移之后，他们这拨旧知识分子的遭遇。其内容至今对我仍具有震撼力。此信最后何以没有寄走，我想或是其信的内容太过敏感，或是写好后即接到吴先生已去世的讣告。据我推之，此信当写于1977年，是一份研究先祖父生平与学术思想相当重要的文献。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凡景麟公给他人写的信，我们皆照单收入；而给家人尤其是给我们的，因景麟公一再申明这些信都是“随意命笔，未加思考之作”，因此我们只得稍作遴选，其中给我们的就有二十多通没有编进来。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景麟公给我们的信，在我们看来，通通都有价值。就编进来的说，其内容大致有二：一是谈如何做人；二是谈如何读书。后者又包含如何写作、如何治学等问题。写得通俗而精辟，指导性很强。如他告诉我写论文应注意：“（一）最混乱的问题，要从‘条理’上下功夫；（二）最复杂的问题，要从‘简明’上下功夫；（三）最隐晦的问题，要从‘浅显’上下功夫。”信俱在，兹不复词费。以前教育界有种流行的说法，即一个人的成功，途径无外乎：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自名师。这话虽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我因自己是块朽木，迄今了无所成，辜负了景麟公的培养，但这些书信或能有益于后学，若然，便是积德之善举了。这就是我们为何把它公布出来，并戮力编就此书的目的所在。
前人对校书一事，看得特别神圣。景麟公游学北京时，为复扬雄名著《法言》之“旧观”，先是煞费周章，寻觅了当时所能寻到的是书的种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如景麟公听说汪荣宝先生又写了一部关于《法言》的新稿，竟辗转找到了这位高官的住宅；汪先生受其感动，破例将手稿本借给眼前这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小伙子使用），然后他再一字一句地校勘，一丝不苟，纠正前人失误甚多，终成名篇《〈法言〉汪注补正》。此文蒙章太炎先生推许，亲自选载于《制言》杂志上，并写了“按语”加以肯定。又如敦煌卷子中《菩萨蛮》一词，有“且待三更见日头”句，其中“日头”二字，后世的本子多误作“月头”。景麟公的好友——台湾学界泰斗潘重规先生为了弄清真相，竟亲赴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查对原卷。潘先生后来撰文称自己此行共“用去台币一万元”（见潘先生的《敦煌词话·一字万金》）。两位老人家以自己的精神，诠释了何为“书受子之益”。前人对待书籍这种一字不苟的敬畏精神，对我们来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次我们联袂整理这本书信集，生怕出现闪失留下遗憾，故对书稿一校二校，看了N遍。校书之难，算是有所领教矣。难怪大学者钱锺书先生有“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之说，然非亲历者殊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之，我们于书稿虽以虔诚之心而尽力为之，但由于学植肤浅，仍然有些疏忽，乃至差误，幸得有力之教授为之复审。这不啻是我们之幸，更是谢世多年的景麟公之幸。
今天我纵笔草就此小文，略述《汤炳正书信集》（大象出版社即将出版）整理之经过，也是对景麟公百年寿辰的一份纪念！
| 汤序波:先祖汤炳正（景麟）传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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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十多年来，经过不懈努力，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与称赞，并成为当代国内国际学术界声誉很高的学者之一。
祖父名炳正，字景麟，山东荣成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三（1910.1.13---1998.4.4）。少年时代，在其父和塾师的悉心教导下，他博览祖国的传统文化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一九三一年初春，祖父遊学于祖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攻读新闻专业。学习之余，他拜谒了一些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问学听讲，造诣渐深。大学毕业后，他旋即南下，考入“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主讲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如果说在北京期间他思想还比较苦闷，正彷徨于新学与旧学之间的话；而到了苏州后，便完全确立了走研治祖国传统文化这条路子。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结束了北京时代的苦闷，看到了自已的前途”。（1）当时太炎先生极为赏识我祖父，把他视为得意门生，且多次说：“山东自古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就是应当出这样的人材”，并嘉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2）学术界或向章先生询此话的含义，始知大师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赞许我祖父。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代学术巨人不幸病故，祖父被推举为弟子的代表，在“追掉会”上表了态，决心将“章氏国学讲习会”办下去，以期发扬光大先师的学术传统。（3）他并受聘担任该“讲习会”教席，向诸生传授语言文字学。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任教；开国至今，他一直在四川师范大学担任教授之职。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潜心于学术事业，以他天赋加勤勉，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和贡献。“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由此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4）并担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等荣誉性职务。
二
不难看出在学术研究上，祖父汤炳正先生受太炎先生影响至巨，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也难怪有人要把他归为“章氏学派”，而又有人责备他偏离了“章氏学派”。这正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在探索着自己前进的道路。（5）关于他的学术思想，我认为最突出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当前学术新潮汹湧之际，他关于“新”与“真”的认识问题。这是他近几十年来不厌其烦经常强调的学术问题之一。他曾一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他看来，所谓的 “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6）他多次在学生面前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7）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本来面貌”、“真理的长河”，就是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旨归；舍此，学术研究还有何实质性意义？
记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说过，一个科学家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除了“勤奋”外，还必须具有“正确的方法”。我们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关于祖父的治学方法，学术界多已言之。诸如有人说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与旧典籍互相印证进行考释；有人说他长于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研究；有人说他擅于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等等。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谈，只讲他在学术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互相结合之妙。他认为“脱离微观的宏观研究，则宏观必陷于空泛无据，忽视宏观的微观分析，则微观必失之烦琐无根”。（8）因此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十分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悉察他的众多学术论著，往往是在文字训诂上胜义迭出，妙语连珠，同时又注意探索规律揭示真理，而前者总是作为后者的突破口。例如，他四十年代撰写的《原“名” 》一文，对“名”“问”“音”等字的音义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讨，终于为我们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类口头语产生的客观条件。这一创见现在已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并被视为语源研究的新突破。语言文字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运载工具”，它本身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因此，文史研究者必须对它有深刻的理解与透彻的认识，否则怎么进行学术研究？更不用说会取得什么进展。祖父对此是有深刻的洞悉，因此，他说：“如果不掌
握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无法深入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化的诸多现象，也无法作出深层次地剖析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9）我认为他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绩，是跟善于利用语言文字学密不可分的。如他在探讨《楚辞》与《山海经》中神话的演变问题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10）这个极富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历史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为一些学者所广泛接受与运用。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治学态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严谨的学风与探索精神。作为一名学者都必须具备这两种学术态度；但是，我发现这二者在他身上却体现的异常显著。翻开他的学术论著，我们处处可感受到那种丝丝入扣的治学态度。他的《语言之起源》和《楚辞类稿》中的一些论文的结尾，常常出现一段“附记”之类的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些“附记”与前面的论述似有不同，实质上他是在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和挖掘。在他整个学术研究中，给人最突出的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从不满足已有成绩的积极进取精神。例如，他的传世名作《屈赋新探》一九八四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是这么一部大家交口称赞的书，出版后他仍然不断地进行修改，在“自存本”上增写了不少新的发现，预备在将来再版时补进去。他曾引用古人说的“例不十，法不立”来说明学术研究要重视论据；而他的每个论点都是建立在充分坚实的论据上，因而牢不可破。我深深地感到“严谨”和“探索”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在祖父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良工不示人以璞”。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因此，他生平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章太炎语）。我祖父尝说：“对学术上的创见，最好能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故我自已的心得，凡能以札记表达者，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阐述者，决不铺陈为洋洋洒洒的专著。”（11）我认为这一点颇似他的同门前辈黄季刚先生。
“追根穷柢”则是祖父汤炳正先生治学精神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他曾说：“学术研究关键在于不畏艰难，勇于探索。”（12）他的学术论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此外，祖父数十年来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谈道：“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五年六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13）这是他对后学的殷切要求，其实也是他的夫子自道。甘于寂寞，惯坐冷板凳正是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凡是认识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似乎有些“孤僻”，不愿与人交往，更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是文化界的苦行僧，不是学术界的交际家。而且他对晚近学术界纵横捭阖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我想，这并非什么故作“清高”，而正是一个大学者对文化事业专心致志、心不旁鹜、惜时如金、不暇他顾的高度历史使命感的具体表现。
三
回顾祖父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成就是令人惊赞的，其中尤以语言文字和楚辞两个方面为最，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正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出色贡献，一九九二年，他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教授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这里我先述说一下他关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章太炎先生曾称我祖父“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照我理解这里所说的“绝学”，主要还是指语言文字学。我们知道：过去在学术史上这门学科叫“小学”，是附属于“经学”的，其本身并无什么地位。章先生凭着他广博精深的学识，才使“小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全新的独立学科——语言文字学。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最精彩之处还是语言文字学。祖父早年尤其是在北京求学时便对语言文字学下过一番功夫。因此，他投入章门的试卷中关于校勘补正汪荣宝《法言义疏》那部分，自然就会大受章先生赏识。入学后，祖父全力以赴跟太炎先生学习语言文字学，尽得这方面的嫡传。这也为我祖父日后纵横驰骋于语言文字学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牢固的基石。从这时起，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筚路蓝缕，辛勤开拓，以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为出发点，创新立说，先后在《制言》，《中国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掷地作金石声”的论文。这些见解独到新颖的论文使他在学术界大放异彩，并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如果有哪位学者要撰写这段学术史，我想，祖父的语言文字学应当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章。
实际上祖父受太炎先生的赏识，并非因其墨守师说，而是在于他献身学术的精神。他在作章先生的学生时，就不同意乃师对中国文字中“表数字”的解释，并专门写了一篇《释“四” 》作“别有一解”。又如章先生认为《说文》中之有“歧读”，乃文字之“逾律”现象。我祖父认为此乃初期文字的必然规律，并非“逾律”。他怀着“吾爱吾师，吾尤受真理”的勇气，撰写了《说文歧读考源》一文。
我读祖父的语言文字学论著时，感受最深刻的一点是：在治学上他一方面是勇于探索，不为名?胰ㄍ墓鄣闼榈亩懒⑺伎季瘢欢硪环矫嬗帚∈叵仁Φ摹懊挥卸赖降募猓霾恍形摹钡慕渎伞＃?4）这两个方面始终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研究之中。一九九零年，台湾贯雅文化公司为了庆贺我祖父的八十寿辰，特意影印出版了他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语言之起源》一书。这本巨著由十三篇论文组成，毫不夸张地说，篇篇都在语言学史上有所突破，产生过影响。如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榷》一篇，是他语言文字学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划时代论著，也是他语言起源学说方面的纲领性论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语言起源于“容态”与“声感”语的观点。他说，当先民由“手势语”进入“口头语”（即声音符号）的初步阶段，口头语总是通过这种特征来表达事物形态或性质的。如“狗”与“犬”二名，皆以口吻形状之圆曲，表达其尾巴钩捲的特征,等等。他这篇论文在四十年代问世后,即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现在当人们重新饶有兴趣地审读他的这个论断时，有学者站出来指出：汤炳正语源学说，“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其重大理论意义当能激发起世人之共识”。（15）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更是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被学术界赞许为“《楚辞》大家”、（16）“《楚辞》学大师”、（17）“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18）“现代权威楚文化研究专家”（19），等等。从一九八五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至今，他一直蝉联该会会长。“半世生涯吟屈宋”，“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关于祖父在这方面的建树，学术界曾概括：“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在国内国外学术界皆有深远影响。”事实的确如此。八十年代祖父出其长年的积累，先后出版了《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两部专著，随后台湾又出了繁体字版本。这两部专著，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反响极大，书中不少观点和结论曾广泛被海内外学术界所征引。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东方》、《文学论丛》等著名报刊发表了揄扬文字，给予高度评价。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博士称我祖父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史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20）并以一万字的篇幅在该国《文学论丛》上评骘了我祖父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我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他长期讲授《楚辞》学，又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故此他已经在屈学领域开宗立派，自成体系，蔚然为一代宗师。目前，他的屈学体系已成为屈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则成为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屈学研究的“重镇”，享誉中外学术界。他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已成为当今研治《楚辞》学者与《楚辞》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如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生前就指定他的博士研究生攻读这两部专著。
四
在这里且附带说说：祖父汤炳正先生还是一个写旧体诗和散文的高手。三十年代，他便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纪念“九·一八”》、《登长城感作》、《咏梅四首》、《故宫行》和《彩云曲》等诗词佳作，其中尤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有元白遗风”。祖父的诗作受唐人尤其是白居易影响很深，形成了一种清新晓畅的诗风。
他的散文影响似乎比诗词大些。他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散见于《大公报》《草地》《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数量虽不多，却字字如珠，句句似锦，自成一格，为读者所垂青。八十年代末，北京《散文世界》（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主编曾在《编者小语》中说：
有味的是，老学者汤炳正先生所撰的《无名书屋话沧桑》一文，其甘苦难分的沧桑感，正是岁月沉积的结果，通过作者的睿智与豁达的滤炼，更别具光采。
以上我简略地分析阐述了祖父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思想、学术影响、学术成就等，目的是想先为读者诸君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权为本书引言。
注释
（1） 见祖父《我写<彩云曲>的前后》，载《剑南忆旧》。
（2）见天津《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关于章太炎追悼会的报道。
（3）见上海《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汤炳正述章氏讲学精神》。
（4）见周建忠《司马迁祠留影》，载《江海晚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在文中称我祖父为“学术伟人”。
（5）见祖父《忆太炎先生》，载《剑南忆旧》。
（6）（7）（9）见祖父《治学曝言》，载《剑南忆旧》。
（8）（14）祖父《自纪》（未刊稿）。
（10）见祖父《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载《屈赋新探》，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版。
（11）见祖父《自述治学之经过》（未刊稿）。
（12）见祖父《<屈原论稿>读后》，载《渊研楼文录·序跋荟存》。
（13）见祖父《楚辞研究（第二期）序》，载《渊研楼文录·序跋荟存》。
（15）张国瀛《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专著 ?捞辣淌诘?lt;语言之起源>》,载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
（16）肖兵《楚辞学更新》，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17）吉云《楚辞研究一席谈 访汤炳正先生 》，载《文史哲》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18）何新《爱情与英雄 天地四季众神之颂》第1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19）见张世春《江陵县志编研之作者四年考证屈原生于江陵，秭归并非故里》，载《江陵报》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此则报道，曾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等多家新闻媒体所转发。
（20）见竹治贞夫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我祖父信，载竹治一九九五年九月编的《与汤炳正教授往复书简并唱和》。
（汤序波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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