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六十大寿 气氛第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2010-02-24 15:22:31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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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影片《蜂蜜》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法国农民和法国银行家要是在一张桌上吃饭，他们没什么话可说；但要是法国农民碰到中国农民，他们会有说不完的话题。”——让·雷诺阿

柏林电影节年满60，所以今年的老面孔特别多。20部竞赛电影里，5位导演已经得过金熊——1966年罗曼·波兰斯基的《荒岛惊魂》、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2004年托马斯·温特波顿的《人世间》、2006年亚斯米拉·兹巴尼奇的《格巴维察》和2007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
马丁·斯科塞斯2007年刚带着滚石乐队来过；日本导演若松孝二1965年就在柏林放过他的《墙中秘事》。那时候日本人很要面子，这部软色情电影在西方放映，日本媒体骂声一片，说是“日本的耻辱”，现在若松孝二也已然大师了；山田洋次这些年几乎是有片就来。
评委当中，余男当年是“图雅”的主角，芮妮·齐薇格也有两部主演的电影来过柏林竞赛。主席赫尔佐格就更不必说，这位德国电影传奇人物的第一部长片《生命的讯息》在1968年获得了最佳处女作银熊。上一次他的电影参加柏林电影节是1992年，在论坛单元放映纪录片《黑暗中的训示》，拍的是海湾战争里科威特燃烧的油井。“全体观众都反对我，有人愤怒地指控我使用恐怖美学，走出戏院至少有100个人朝我啐唾沫。”他说，“我惟一的反应是，戈雅和希罗尼穆斯·波希（荷兰画家）也干过同样的事。”
罗曼·波兰斯基的《枪手作家》获得了最佳导演银熊奖。影片改编自2008年国际惊悚作家奖最佳小说，波兰斯基说它像雷蒙·钱德勒。故事里的性关系、政治和写作都充满欺骗；替前任英国首相写自传的专业枪手有点过于敬业，他很快发现真相是要命的——“历史都是活着的人书写的。”
这是波兰斯基近20年来头一部现代惊悚片，谈不上多出色，只是干净简练，类似希区柯克的冷暗结局还算让人稍感欣慰。波兰斯基身陷陈年官司，给这部电影添了不少噱头；他不能去英国和美国，这个本该发生在英格兰的故事只好在德国取景，现在因为限制行动他也不能来柏林。“就算能去我也不会去了。”制片人领奖时转达了波兰斯基的话，“因为上次我去（苏黎世）电影节领奖，结果却进了监狱。”
和2004年获奖的《人世间》比起来，温特波顿的《心中杀手》转型太猛，一部结实的美国连环杀手类型片，各方面都很像样，但过于直接和持久的暴力镜头让欧洲观众不忍卒睹，暗呼了不知多少声“上帝”。能够入选柏林竞赛，有点奇怪。
张艺谋“三枪”的国际版相比内地公映版，几乎删掉了所有语言搞笑段落，包括片尾喧闹的歌舞，也变成安静平缓的音乐。只有演员的大嗓门改不了，显得夸张。处理后的“三枪”更像完整的类型片，也更显出它的完全抽离现实，与任何人的环境没有关系，不像原作《血迷宫》写的是美国中西部城镇底层生态。
记者会上中国导演总是被问到创作自由的问题，张艺谋说：“还是有限制，不是导演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还是要选择可以拍的。”张艺谋解释“三枪”的寓言是中国的传统。
王全安的《团圆》获得了最佳编剧。就像《左右》也获得这个奖，恐怕会让不少中国影迷对西方人怎样理解中国故事感到更加费解。
两类题材在竞赛片里比较醒目。主角是出狱囚犯的就有四部，还有一部的主角是在少教所里即将释放，也就是获得最佳处女作银熊奖的《口哨》。除了伊朗的《猎手》，另外几部都属于欧洲的底层苦命题材，从写实风格的拍摄也能看出都是低成本制作。
伊斯兰教题材的有三部。波斯尼亚的《在路上》和德国的《信仰》，虽然努力以“三贴近”的方式描写欧洲穆斯林的生活，看得出“主动了解”的态度，但都不同程度地渲染到穆斯林走向原教旨主义时的偏执可怕。一位乌克兰记者在发布会上批评说，他认为《信仰》这样的影片也是一种宣教。
福克斯公司的非竞赛影片《我姓汗》则是彻底穆斯林的角度，替这个群体在美国“9·11”之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鸣不平。主演是“宝莱坞之王”沙鲁克汗，2009年8月他在美国纽瓦克机场被警方无端扣留2小时，只因他的姓氏列入了机场边防的黑名单。
影片里患有轻微孤独症的穆斯林男主角爱上了印度教的单身妈妈，他们结了婚；“9·11”之后，儿子因为有这个姓汗的穆斯林继父，在学校被问题少年殴打致死。妈妈气头上要汗做成一件事再回这个家，就是当面对美国总统说：“我姓汗，我不是恐怖分子。”
结合了好莱坞和宝莱坞商业电影的各种大招，《我姓汗》对大众非常有杀伤力，煽情处影院里唏嘘一片。电影的主旨是“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不管什么种族信仰。虽然这也是很有问题的论断，就像大俗套情节里充满漏洞，但实在把美国人损得不轻。

第60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土耳其影片《蜂蜜》剧 照。影片非常风格化，按照评委会主席赫尔佐格的说法：颁奖给这部电影，用了不到10秒钟　图/柏林电影节
评委会主席沃纳·赫尔佐格说：“评奖是一件棘手的事。它更适合狗展。”但金熊奖颁给土耳其电影《蜂蜜》却没费什么事，他说用了不到10秒钟。在一众现实风格的影像里，《蜂蜜》是非常突出的写意远大于叙事的电影。个人化，长镜头，少台词，非常风格化；喜欢的人会很喜欢，看不了的10分钟就能睡着。
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说，今年的竞赛单元不再集中于某个政治性主题，而是集中呈现了更多独立的低成本电影，这是他最近看到的艺术电影制作趋势。绝大多数影片的确都看得出成本不高，但创意、思想和锐气并没有因为低成本得到解放。它们都显得温吞吞的。影评人德瑞克·艾利写文章抱怨影片的平庸——“让熊吼起来吧。”
这一届电影节是平淡甚至沉闷的。有没有精彩的电影，就像庄稼收成，毕竟不是选片委员会说了就能算。赫尔佐格说了，全世界每年差不多有3000个电影节，可是一年里真正的好电影只有3部。对60岁整生日的柏林电影节，聚会的氛围也许更加重要。
已故印度导演萨耶吉特·雷伊1961年在柏林电影节担任评委，他说电影节更让你记住的不是那些电影，而是你在这儿遇到的全世界同行：制片人、导演、影评人、演员。已故法国导演让·雷诺阿在回忆录里说过：法国农民和法国银行家要是在一张桌上吃饭，他们没什么话可说；但要是法国农民碰到中国农民，他们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人能愉快地聚在一起，他们都热爱电影。”英国学者彼得·考维第一次参加柏林电影节是1967年，今年为60周年专门写了本小书，显然很有资格谈论老面孔的问题。“一年又一年，电影节上来来回回都是这些面孔，这些人。头发可能慢慢白了，腿脚可能不那么利索了，但对电影的信念丝毫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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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和被抗议——柏林电影节政治简史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柏林
2010-02-24 15:20:43
 来源:南方周末

不得妨碍他国人民感情
1951年6月6日，第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在Titania Palast电影院揭幕，开幕电影是希区柯克的《蝴蝶梦》。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已经解除了两年，柏林电影节基本上是美国人办的，目的是向冷战中的东方展现“自由的世界”。
作为针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艰巨文化战争”的大使，好莱坞明星大腕尽义务不在话下，加利·库柏和詹姆斯·斯图尔特是电影节常客；加里·格兰特、亨利·方达、丽塔·海华斯、沃尔特·迪斯尼都为围城柏林添过光。
各种派对自然不可或缺。最著名的派对主人是电影制片人阿尔图·布劳纳，大屠杀幸存者。今年91岁的布劳纳向媒体讲了一个段子：一个地中海来的高个子姑娘，乳沟露得太厉害，他还以为她是做皮肉生意的。她挽着一位德国制片人的手来到布劳纳的派对，他见状立刻把这位朋友拉到一边，责骂他找女伴怎么这么不讲究，后来布劳纳知道了这个不得体的女伴，名叫索菲亚·罗兰。
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成立，是墨索里尼需要它充当法西斯政权的宣传工具；而1930年代末戛纳电影节的筹划，则是民主政权对威尼斯的回应。如今三大电影节中最政治的柏林，当初成立的政治动机，其实反不如另外两家直接。早期的柏林电影节恐怕比戛纳更“艺术”——法国新浪潮正式亮相在柏林而不是戛纳，夏布罗尔、戈达尔最初获得成功都是在柏林。
但柏林的历史命运很自然地把它拽到政治话题面前。1956年，法国导演阿仑·雷乃反映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入选戛纳电影节，西德驻巴黎大使提出了书面抗议，因为国际电影节条例第五条规定，放映影片不得伤害他国人民感情或妨碍他国间和平，戛纳被迫取消了影片放映。但影片脚本作者让·凯霍自己就是集中营幸存者，他认为电影必须放映，而且应该让德国人看到。他给德国作家和人文学者海因里希·伯尔写信谴责了禁映行为，伯尔随后促使柏林政府将《夜与雾》选入了柏林电影节。1956年7月1日，《夜与雾》在柏林首映。
今年担任最佳处女作评委的德国导演米歇尔·韦尔霍文，是柏林电影节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1970年他的电影《O.K.》入围竞赛，黑白电影冷酷地描述四个士兵将一个女孩先奸后杀，虽然故事场景设置在东欧，但很显然是由1966年一部越战纪录片改编，当事人是美国大兵（1989年布莱恩·德·帕尔马的《越战创伤》也写了这件事）。
评委会主席，美国导演乔治·斯蒂文斯怒了。斯蒂文斯二战时曾在美国陆军通信兵部队服役，拍摄过诺曼底登陆和解放达豪集中营，现在德国人竟敢指摘我们的战争罪行？他要求《O.K.》撤出竞赛单元，否则就辞职。评委南斯拉夫导演杜尚·马卡维耶夫觉得自己应该为敢于自由批判的德国年轻导演辩护：“我对斯蒂文斯解释说，如果说我们学会了相信自由，那正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但斯蒂文斯听不进去，还指控马卡维耶夫是昂纳克（不久之后的东德领导人）手下的间谍。
电影节要求所有评委签一纸保证书，承诺不对外透露评委争吵的内容。马卡维耶夫留了个心眼，在签字前把这事告诉了两个朋友：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和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他们迅速撤出了自己的竞赛电影，声援韦尔霍文。马卡维耶夫随后也辞了评委职务。
据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亲自介入了此事，要求评委会妥善解决。但没人能解决。评委会在没有决出任何奖项的情况下全体辞职，电影节提前终止。1970年的柏林电影节成为惟一没有发奖的一届。
学生们唱着《国际歌》上街游行，声讨电影节对另类和前卫影片做不到宽容，跟不上当代电影潮流。这场风波直接导致了“国际青年电影论坛”在第二年诞生，由乌里希·格里戈尔担任主席。“我要找棘手的、不寻常的事情来做。”格里戈尔说。他和妻子埃里卡共同经营论坛单元，在全世界发掘新锐的电影和作者。1976年他们在论坛单元放映了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世界》，结果政府没收了影片拷贝，并指控他们“传播淫秽”。这部影片今年在电影节回顾单元展出，它早已成为日本电影经典。

1954年，索菲亚·罗兰（左）在柏林电影节上。当年 她由于乳沟露得太厉害，曾被人误认为是做皮肉生意的。1994年，这个穿着“不得体”的女人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终身成就奖

1966年，33岁的罗曼·波兰斯基在柏林电影节上再 下一城——继上一年和瓦尔达一起获得评审团银熊奖后，又凭借《荒岛惊魂》拿下了最佳影片金熊奖。那时的波兰斯基可以随心所欲参加电影节，不像今天出门就要 担心自己是否会入狱　图/柏林电影节资料图片

不就是一部电影吗？
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从韦尔霍文这件事里受到了教训和启发。
1979年，美国自己的越战题材电影、迈克尔·西米诺的《猎鹿人》来到了柏林。影片反映三个美国青年在越战中受到的创伤，但创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被越军俘虏后受到了残酷折磨。
这次是苏联代表团退出了电影节，抗议《猎鹿人》恶意贬低了越南人民。随后，古巴、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和捷克也都撤出，还包括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位评委。
制片方美国联艺电影公司总裁迈克尔·威廉琼斯在暴雪中降落柏林机场，从他的德国总代那里听说了事情原委。当唐纳把几种仍然可能的解决方案摆在他面前，他爆发了：“说什么我们也不会从柏林撤片！见鬼，不就是他妈的一部电影吗？让他们去死吧！要是我们离开柏林，就是你们赶走的！”
柏林政府毫不动摇地支持电影节主席沃尔夫·唐纳，虽然受到影响，但电影节还是坚持进行了下去。
唐纳后一任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后来分析过当时的局势：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进了越南境内，河内急盼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以援手，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需要找一种方式既表达团结一致，又不需要动用武力。哈登说，好在影片并不参加评奖，不然压力会很难承担。
这件事对唐纳伤害很大，因为他一直在努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争取优秀电影。这是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届电影节。
莫里茨·德·哈登接手电影节，也接手了《猎鹿人》之乱的后遗症。经过这样的政治纷争，美国主流片厂再送电影和明星到柏林，变得格外小心谨慎。业内人士开始批评柏林电影节缺乏活力，不吸引人。但“活力”很快就来了。
1986年，德国导演莱因哈特·霍夫曼的电影《施坦海姆》参加了柏林竞赛。这部纪实剧情片讲的是对西德“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恐怖分子的审判。在德国乃至欧洲，一半人认为“68学运领袖”、后来的“赤军派”创始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残忍的凶手，另一半把他们看作自由战士，后者在狱中自缢，但“赤军派”认为是德国警察谋杀的。
评委一如观众，意见正好对半开，五票支持五票反对。最后起先弃权的英国导演林赛·安德森在最后时刻改投赞成票，《施坦海姆》获得了金熊。但在宣布评奖结果的发布会上，评委会主席吉娜·罗洛碧姬达违反规定，公开抨击《施坦海姆》，并以辞职相威胁，拒绝颁奖给这部“陈腐、无聊，缺乏想象力的电影”。最后是保安把她架离现场。
就像格里戈尔放映《感官世界》，柏林总是超前的。2008年，同一题材的德国新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金熊，也是件前卫的事，那是西方电影节第一次把大奖颁给中国电影。德·哈登在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下，1980年就到过北京，但当时他还只能看到“京剧式”的中国电影。《红高粱》的获奖，改变了张艺谋的命运，也令“第五代”导演走向世界。其他主流电影节也才开始关注中国影片。
柏林墙倒，冷战结束，柏林电影节的政治焦点追随时局，关注海湾战争、人权、全球化、反恐怖……社会、政治与文化都变得多元，人的表达方式也更世故，以往那样的交锋不容易出现了。格里戈尔仍然怀念“青年论坛”成立的时代，“也许那样的日子还会回来……那时讨论的观点，那种激情、活力、智慧，以及对一切旧有事物的尖锐批判，都是今天仍然能让我们受益的篇章，是我们应该时时对比的典范。”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734

王全安：我只是一个手艺人
作者: 王全安
2010-02-24 
 来源:南方周末

以后热爱电影就行了
其实做和说是两个行当，我当自己是个做活的人，所以不大爱说，因为说多了，就不大能做活了。说得文雅一点，电影在没拍前说不清楚，而拍完了也就不用说了，我还是觉得电影导演应该和观众隔着一层银幕，站在幕前说的是相声，不是电影。
就说点儿我和柏林电影节吧。
我的第一部电影《月蚀》2002年在柏林电影节的青年国际论坛放映。2005年第二部电影《惊蛰》由于错过了报竞赛单元，就放在了全景电影单元放映。2007年第三部电影《图雅的婚事》在竞赛单元参赛，并获得电影节大奖金熊奖。从这样一个序列看，在我、我的电影和柏林电影节之间，的确存在一种渊源。但如果说这种渊源就是因为你老去，所以人家就把奖给你了，这个理解就有些过于表面了。我自己知道的是，我和柏林电影节之间真正建立沟通的，其实是关于电影本身的。有几件小事似乎可以说明这种内在的联系。
当2007年《图雅的婚事》得金熊奖的时候，在后台，电影节主席迪特小声对我说：“把这个奖给你，也许可以叫别的中国导演有所明白，以后热爱电影就行了……”
《团圆》导读

《团圆》的故事原型，是国民党老兵董万华和他1949年撤退台湾时失散在上海的妻子邵玉华。1993年上海电视台拍摄过他们的纪录片《重逢的日子》：董万华回大陆探亲，邵玉华和他的儿子已经四十多岁，她也早嫁了人；董想把邵带回台湾重聚，共度晚年，邵于是着手和现在的丈夫老张办离婚，好跟董复婚。

中央电视台在10年后重访了故事里的主角，纪录片名叫《在水一方》。老张已经离世，邵玉华和董万华生活在了台湾。但《团圆》剧情基本上遵照了《重逢的日子》——离婚很麻烦，子女也意见很大，老兵自己回了台湾。相比纪录片，王全安用幽默和克制处理了现实生活中更强烈的戏剧冲突，呈现了格外东方式的忍让和顺其自然。

“我们能够解决地理上的分隔，可是我们能克服60年的历史吗？”王全安说，“这种分隔对人、对国家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要花很多年才能过去。跟柏林一样，柏林墙倒20年之后，他们还在不断发现新的社会问题。我们都说一家人应该团聚或者重聚，分离是很难过的，但有时候团聚会更难。”

（李宏宇）无独有偶，在2004年，几乎是相同的一句话，却是我说给柏林电影节的。
当时正是地下电影最流行的时候，来北京选片的柏林电影节选片人被一大堆有志于电影的青年人对社会和环境的控诉和苦水搞得有些疲惫，就问我该怎么回答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我对他说：你也许可以告诉他们，要更热爱电影……他听了就沉默了。
回到2007年《图雅的婚事》得奖之后，德国国家一台最牛的主持人采访我：过去看中国电影，感觉里面的人和事和我们不大一样，但那个环境和背景叫我感兴趣；我看你的电影，是我头一次忘记了我是在看一部中国电影，我完全是被里面的人和人的命运所打动，那么，一个中国电影抛开了这个背景，你觉得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说：我终于等到了不用再说这个可恶的背景的时候了……我就是个电影导演，不用再是一个什么背景里的导演，那个角色虽然容易招人同情，但不公平……
再转到2010年的柏林电影节，当《团圆》这样一部有着十分敏感的政治背景的中国电影在柏林开幕，引起世界所有国家媒体的强烈关注，但叫我感慨的是，几乎所有的媒体不再有人提问关于那个经典的背景话题。这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最能看电影的人，除了为电影的故事和人物所感动外，还会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我们那里也有这种情况呀……这样的时候叫我激动，因为由此，电影是电影而不是其他了。

王全安导演的《团圆》获第60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 熊奖，这是他继《图雅的婚事》之后第二次在柏林获奖 　图/王全安
用别人的尿照照自己
说到这儿，事情似乎基本好了，中国电影通过自身的努力，终于回到了正常的艺术标准以内，可以好好大拍特拍了吧？可事情又有了变化，因为我们这边又有了新的发展。因为我们目前飞快发展的社会经济，使中国变得强大富裕了，使中国的电影迎来了商业娱乐时代，并形势一派大好。一时间，电影好像除了能拿来挣钱，说别的好像都成了大逆不道了。我想我们又被我们那喜欢投机取巧的聪明脑瓜给涮了，原因不是因为什么深奥的哲理我们没闹明白，是因为我们再一次无视一些基本的常识。一些自打人类社会开创至今积累下来的对人类文明、人类文化艺术的恒定的价值，是不容轻易改变的。电影是文化商品，这就是它价值的界定，忽略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导致失衡。
如果说一部文化品位和商业娱乐平衡的好电影能够和观众产生一次爱情，那么只强调感官刺激娱乐的电影（美曰：观众笑了就行了）则像是诱惑观众进了一次妓院。可以产生爱情的电影，不但可以给人以形色的美感，也带给人精神的美感享受，而爽了就行了的简单刺激，一来快感有限二来这种快感也难以持久。所以双方往往关系不好，一个骂对方服务不佳，一个骂对方本来就不是高尚行为，所以，电影的问题是拿什么赚钱和怎么赚。
一部《阿凡达》赚的钱比我们一个国家的一年的全部电影赚得都多。或者说白了，文化才是商业的高级形式。
在我看来，幸好还有像柏林电影节这样的地方，它既为中国电影提供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也提供了一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的镜子，如果这么说有助长洋人威风的媚外之嫌，那就把柏林电影节当成是一泡尿，虽然尿是别人的，但也一样可以照出我们自己。而品质纯净的好电影，就恰如一面明镜，安静而透彻。
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富了强了的国家，应该有勇气有眼光和魄力，力争在文化上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只有文化智慧上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民族，才会是世界人民尊敬的民族。
在我们就我们这个电影的新生事物欢欣鼓舞或义愤填膺的时候，第60届柏林电影节及时地把两部类型不同的中国电影选入自己最重要的竞赛单元，因为，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个电影趋势，值得拿来研究研究。
我会继续拍下去的，导演作为一种职业，我喜欢论手艺，中国电影从来不缺大师，缺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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