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李华芳
 

今天，我以小说家的身份，也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说谎者，来到耶路撒冷。

当然，不是只有小说家说谎。众所周知，政客也说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被迫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屠夫和建筑工人概莫能外。尽管如此，没有人会用道德标准去苛责小说家，因为小说家说的谎与其他人不同。事实上，小说家的谎言越大、越好、越有匠心，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通过高明的谎言——也就是说，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能够把真相带到新的地方并赋予它新的光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太可能掌握真相的原型并进行精确描绘。因此把真相从其藏身之处引出来，转移到幻境，用幻象取而代之，意在抓住真相的尾巴。然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首先明晰真相的藏身之处。这是编造优秀谎言的重要资质。

不过，今天我无心撒谎。我将尽力坦诚相告。一年之中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实话实说。很多人劝我不要来领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敢来就杯葛我的书。

个中缘由，自是肆虐加沙地带的激战。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超过1000人葬身于被封锁的加沙城内，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再三思量，在这样一个时候到以色列来领取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释放压倒性武力的国家政策。当然，我并不想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不认同任何战争，我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当然我也不想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来到这里。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有太多人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也许，与其他众多小说家一样，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无法相信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物。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的原因。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里是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判断是非是小说家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不过，如果把他或她的判断传达给其他人，要留给每一个作家自己决定。我自己倾向于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于超现实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允许我传达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始终铭记在心的东西。我竟然从未将它形诸文字裱于墙上：而是将它铭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致如下：

“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

是的，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含义是什么？某些情形下，它太简单明了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坚硬的高墙。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就是卵。这是隐喻的一种含义。

可这并非全部。它带有更深的含义。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法取代的裹在脆弱外壳里的灵魂。对我来说如此，对诸位而言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名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本该庇护我们，但有时候体制不在受制于人，然后它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彰显，使它呈现光彩。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用光明使体制透亮，以免它网罗和贬低我们的灵魂。我坚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追求厘清每一个灵魂的独特性——用生与死的故事，用爱的故事，用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用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用让人笑逐颜开的故事。这才是我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写作小说的理由。

先父去岁仙逝享年九十。他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一位兼职佛教徒。读研究生时，他应征入伍并被派往中国参战。我生于战后，常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中佛坛前长时间的虔诚祈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于非命的人们祈祷。

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不论敌友。凝视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仿佛感到死亡的阴影包围了他。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记忆。但那被死亡包围的阴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人，都是超越国籍、种族、信仰的个体，都是面对着叫做“体制”的铜墙铁壁的危卵。显而易见，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大，也太冰冷。假如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灵魂的绝对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相聚所获得的温暖。

请仔细想一想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没有灵魂。我们不能让体制来践踏我们。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体制并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要告诉诸位的一切。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我很荣幸世上有许多国家的读者正在阅读我的书。我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向诸位作演讲。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

讓我老實說吧。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如果人們告訴我，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就讓其他人來決定是非，或許時間或是歷史會下判斷。但若一個小說家選擇寫出站在高牆那一方的作品，不論他有任何理由，這作品的價值何在？

這代表什麼？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轟炸機、戰車、火箭與白磷彈是那堵高牆。被壓碎、燒焦、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比喻的一個角度。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