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先生写沈从文，写他此生最大的寂寞。

1949年，兆言先生的祖父叶圣陶去看沈从文，沈从文的恍惚、不近人情的多疑、明显的精神失常，让叶圣陶感到揪心之痛。就在这次见面后的一个星期，沈从文用剃刀将自己的颈子割破，还喝煤油，幸好抢救及时，生命才得以保存。

政治上的迫害不容置疑，但是面对同样的压力，很多人若无其事地挺了过来。朱光潜被定性为蓝色作家，萧乾被定性为黑色作家，相比较而言，被定性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罪名似乎要轻一些。

别忘了沈从文是从乱世走出来的，还是一个毛孩子的时候，他就当兵了，杀人如麻的场面只当平常。也别忘了他是性格倔强爱吃辣子的湖南人，出生地湘西以民风彪悍著称。说他是因为害怕而自杀，这实在是小看了沈从文。

叶兆言说，事实上早在1949年之前，沈从文的写作就遇到了严重问题。以小说水平而论，1934年的《边城》是巅峰之作，这以后基本陷入拔剑茫然的境地。到了1942年的《长河》虽然有所突破，但作为名家，他的个人影响力正在减弱。这也就是他为什么选择在大学当老师的原因。与留洋的大教授相比，沈从文的工资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遭人白眼也属正常。沈从文赖在大学里，也就是杜甫“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的意思。偏偏最后连这个也难以为继。

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当职业作家是养不活自己的，在1949年，沈从文对前程的最大担心，显然不是能不能写的问题，而是还能不能继续在大学当老师，还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我应该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这是沈从文当时发出的最惨痛的声音，生存的恐惧把他彻底压垮了。

据说沈从文是中国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事实上就算获得了这个奖项，也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真正的快乐。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一吐为快，是把内心深处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如果是在文革前，诺贝尔奖只会给沈从文带来帕捷尔纳克所遭遇的同样痛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华工具”；如果是文革后，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官拜高位，成为文坛的盟主。即使是没有这个奖，风烛残年的沈从文最后也是苦尽甘来，享受到了部级待遇，配备了汽车和司机。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沈从文此生最大的寂寞，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再写了，他尝试各种努力，有劲使不出来，最后只好忍痛放弃。好在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退路，这就是文物研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沈从文来说，不过是完成了另一件功德圆满的善事。

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自己的理想，用大红纸，贴在教室最显眼的地方。桶爸当时写的就是作家。

几十年风吹雨打去，当年的作家梦早已消散，桶爸早已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事实。

就用昨天的回复作为这篇文字的收尾吧，于文字，于人生，这是桶爸喜欢和向往的状态：不要开在野地孤芳自赏，也不要招摇攀援在广厦殿堂。做自己，安静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