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学院路一家临街书店，将一纸粗笔浓墨写就的“告示”贴于门板上，“告示”上的五个大字似要向凛凛寒冬里的人们传达一种江南的暖意：《草房子》到了。
就在这个寒冬，韩国的高中学生将从语文课本中结识中国江南的一群小镇青年。继2001年入选韩国中央日报网站“10本好书”之后，《红瓦》的第九章又被韩国“语文教师协会”编入“全国高中通用教材”。
有报道说，刚刚过去的2002年，是《草房子》和《红瓦》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文轩的丰收年，继这两部同时获“国家图书奖”的优秀作品之后，他又将18万字的长篇小说《细米》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而作为国家“九五”社科项目的《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及另一部学术专著《小说门》也在这一年与读者见面。
从媒体传来的最新消息是：由作家出版社编辑的九卷本《曹文轩文集》即将出版发行，台湾报纸的评语是：年未半百出文集……
秉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型作家的源脉，曹文轩教授始终“脚踩两只船”。
他频繁地参加中国作协的各种会议，出任多个征文大赛的评委，并将他的作家同行张洁、贾平凹等人请到北大，与学生“面对面”；
他在课堂上用典雅、诗性的语言讲授小说理论，他主持的“文学半月谈”，深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与流派，来自日本、韩国、香港的留学生，连同进修、访学者，他指导的“硕博队伍”达二十人之多。
一位来自湖南怀化的中年教师，听了他的学术报告《重读普鲁斯特》，第二天在中文系的座谈会上发言：“听了曹老师的课，我已不虚此行。”
于是，记者便约他忙里偷闲来“对话”，同时希冀：“不虚此谈”。
■中国当代文学的好戏在后头
记者：曹老师，您是当代文坛不多见的“学者型作家”，我们注意到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观点，即：“当代文学正在赶上甚至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现代文学”。您是这样表述的：“当代文学虽说是较少鲁迅那样的高山，但当代文学却有一个现代文学所没有的宽阔的平原。”而在许多人看来，当前的文学现状是令人堪忧的，您的观点可能会受到质疑。您真的认为当代文学已超过了现代文学?
曹文轩：我确实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仰望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已经结束。以前，搞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因为当代文学本身的价值比较寒碜，时常会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没有太大价值。长期以来，这个学科存在的理由与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它只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延续。由于它在许多人心目中的位置无足轻重，现代文学一直就有收编当代文学的心思。按理说，一个学科的价值，与这个学科所研究对象的价值并无一定的关系。但事情就这样奇妙地发生了，直到有人怀疑“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还是否有让它延续下去的必要。但这个原先虚弱的小子现在长大了，并且越长越壮实，越长越精神，甚至壮实的、精神的让人不免有点发虚。就在二十世纪的后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它的进步使世界刮目相看。别忘了这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国度，别忘了中国人叙事的天分。一旦得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文学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力。写作能力的解放，我们从今天十几岁的孩子那里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几年我看了不少少年写作，直看得你坐不住。我常常在想，我在他们那么大年纪时，感觉为什么就那样的迟钝？思想为什么就那样的平庸？叙述为什么就那样的粗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平庸浅薄的时代长大的，而他们不是。这时我看到了时代质量与民族质量之间的令人不可思议的魔性关系。中国文学在近二十年时间里，无论是在题材的拓宽、主题领域的发现、形式的立体化、叙事的多样化诸方面，都是日后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题。与现代文学相比，在诗歌、小说方面，不说已经超过，至少打了一个平手。再说，当代文学肯定就没有高山吗？高山是由后世认定的，高山绝不会在现世就被认定。由于研究的对象在增值，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渺小感已经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好戏还在后头。仔细看着它。
■人离不开诗性
记者：在你主持的“文学半月谈”上，你曾出过一个题目，叫“小说与诗性”。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题目？你又是如何理解诗性的？当下，我们的存在状态还有诗性吗？
曹文轩：是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是一个以俗化为自得其乐的时代。文学与诗性彻底掰了。谈诗性？可笑，迂腐。不仅是文学，甚至连生活也在抵制诗性。但有时我又想，人除非真的傻了，才会放着一个散发芬芳的花园不要而喜欢站到一个臭气熏天的、蚊蚋肆虐的垃圾堆上去。人的本性———特别是已经经过文化洗礼的人性，大概还是喜欢舒适，喜欢干净，喜欢诗性的———诗性也是人性。事实上，我们在天天目睹俗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诗性与人对诗性的难改的欲望。何为诗性?我曾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诗性也就是一种水性。它是液态的，而不是固态的。它是流动的，遇圆则圆，遇方则方。流淌是它永远的不可衰竭的欲望。我们喜欢水———水性，因为水是我们得以干净的物质。望着水，我们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曲牌“浣溪纱”，立即使
我们眼前浮现出一幅图画：流水清澄，淙淙而流，一群迷人的姑娘与少妇在水边洗衣服，她们的肌肤喜欢水，当衣服随水像旗子一般在空中的清风里飘荡时，她们会有一种快意。这种快意与一个具有诗性的小说家写作时所相遇的快意没有任何差别。老子将水的品质看成是最高品质：上德若水。水性向我们讲解的是关于辩证法的奥义：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物质不是重与刚，而是轻与柔。诗性有两脉，一脉是柔和的，一脉是强劲的，前者如沈从文、蒲宁，后者如卡尔维诺、海明威。有水，才有存在，才有天下。水具有诗性，人离不开水，因此，人也就离不开诗性。
■中国文学缺少纯粹性
记者：回望20世纪，我们民族经历了日本入侵和“文革”。对于前者，在过去年代有过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等，尽管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但高扬了抵御外辱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堪称史诗般的作品。对于后者，却少有同等量级的作品。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空前繁荣，人们面临新的精神难题，如理想的失落，情感的萎缩，生存意义的迷失，文学有责任从本质上反映社会生活。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文学的走低，有人甚至说这是一个文学无力的时代。与之相反，是大量影视作品充斥荧屏，以您的研究看，影视作品数量的膨胀，能够代表文学的繁荣吗？两者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
曹文轩：对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的高度评价，到底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感受还是来自于一些文学史的现成结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对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一直评价不高。我曾经对那些在文学史上被给予显赫位置的作品，有过多次的分析，结论是贬义大于褒义。在文集中的《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与《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等著作中，我都有一些与文学史相冲突的看法。我坚持我的看法。说当下的文学“走低”，我看这多少是出于一种印象，而不是来自于理性的分析。文学在面临生活的变化时，确实有点滞后，但它同时有一种让我感到欣慰的品质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些作家终于知道与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了。中国文学需要检讨的不是与生活过于疏离，而是与生活的关系太近乎，太紧张。由于这个总是不变的投入姿态，使中国文学长期在未经过沉淀的状态下匆忙写作，从而导致文学在反映生活时总有浮光掠影的臭毛病。中国文学少有纯粹性。我没有鼓吹文学家放弃社会责任的意思，只是说中国的文学家应当有一些关于艺术的较为纯粹一些的考虑。这确实是一个文学无力的时代，文学越来越边缘化。这不光是中国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影视的膨胀当然不代表文学的发达。影视———我主要是指电视，它的发达对于文学来说，大概不算是一件好事。
■人性是全人类共通的
记者：来谈谈你的文学作品。2002年你的长篇小说《红瓦》第九章被选入韩国高中语文课本，可喜可贺。此前，据我所知，鲁迅先生的《故乡》曾长时间入选日本小学课本，近年却被删掉了，是令日本汉学家极为伤心的一件事。几年前，我曾同一位韩国女青年有过交谈，她说是从张艺谋的电影了解中国的。现在好了，韩国高中生可以通过你的文字了解中国的江南水乡，了解“文革”中那块土地上人们的喜与悲。韩国国家虽小，却有这样的文化气度，很了不起。你怎样看这件事？
曹文轩：我看过韩国的文学批评家们关于《红瓦》的文章以及韩国读者在网上发表的评论。他们对这部小说的认可，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认为这部小说既写出了一段中国特有的生活，同时，又反映了基本的人性。前不久，韩国的一个读书协会，一下子就从出版社购买了2500套《红瓦》。我想，他们对《红瓦》的认可，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它既满足了他们对中国陌生境况的好奇心，同时又在人性的最底部发生了共鸣，这后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陌生”与“熟悉”，是一部作品能否走进另样语境的必备因素。
记者：你既是文学的创作者，又是文学的评论者，你怎样理解梁启超先生的这句话“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你的同事陈平原教授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若干年后，中国人必须讨论如何提高文学兴趣？”当社会进入“小康”、人们普遍富裕后，文学意味着什么？
曹文轩：我曾对文学下过一个定义：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文学首先给了人类道义感，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旨的。在人类的整个文明进程中，文学在帮助人类建立道义感方面，是有巨大功劳的。另外，文学有一个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人类情感的作用。我们一般只注意到思想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而很少会想到情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其实，情感的作用绝不亚于思想的作用。情感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还有，就是文学对情调的培养。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区别在于今日之人类有了一种叫做“情调”的东西。而在情调养成中间，文学是有极大功劳的。人类有情调，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而成为高贵的动物。人类一有了情调，这个物质的生物的世界从此似乎变了，变得有说不尽的或不可言传的妙处。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霎那间，将情调因素输入人的血液与灵魂。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一切，就是我对梁启超之言的理解。人类日后是无法抛弃文学的，除非人类一定要作践自己。平原兄之言，极是。
■作品要经得起“放水”
记者：2002年10月间你去了台湾，参加新书首发式并进行演讲。台湾媒体报道你的作品受欢迎时用了“风靡”二字。此前，你的作品在台湾多次获奖，多次重印，1994年民生报出版社两次举办“曹文轩作品讨论会”，台湾的一些院校中文系有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以你的作品为研究题目。你说过，你不是一个特意迎合读者的作家，事实上，也许正是这种“不迎合”的取势，反倒真正“迎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读者的心。否则，以“迎合”为出发点，是很难既“迎合”了大陆、台湾读者，又“迎合”了韩、日读者。对此，你怎么看？你真正“迎合”读者的秘密是什么？
曹文轩：文学必须写一些永恒的东西，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是谁也无法说服我放弃的思想。我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但在这一点上，我顽固不化，绝不退让。在我的心目中，那些真正的可以毫无愧意地接受“艺术品”称号的作品，是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我必须寻找那些不容易断裂，不容易褪色的主题，那些常说常新的故事。背后背后再背后，底部底部再底部，我总想寻找这些可以长命不衰的东西。寻找，不等于就是向前，还可以向后。我的寻找一般都是向后。向前还是向后，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向深处。这就如同寻找油矿，油矿并不一定是在前方，而很可能在后方———无限远的后方。但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都得向深处去，油在深处，尤其是高质油。我尊重读者，我从来不去耍弄读者或对读者进行挑衅，但我从来也不想去迎合读者。要问我的作品为什么会与语境无关，我想首先一点是我的作品写了相通的东西，共同的精神，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情绪。我回避那些只属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特有的问题。我们有些作品，在内地大红大紫，甚至一时洛阳纸贵，但一换了语境，就立即露出了窘态。且不说转换成另一种语境，就是换到台湾的语境里，人家都不明白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太当下了。如果翻译为英文、法文，人家就更不知所云了。你以为你那点中国事很了不起，为之动容，为之焦虑，为之动情，可是在人家看来这有点莫名其妙，你关心的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不因为语境的转换而依然保持其价值？我曾向许多朋友介绍过一个简易的确定方法。叫“放水法”或者叫“可译法”。我将一篇作品看成是一口水塘，现在我将这篇作品的语言和一些小把戏看成是水，现在我将这一塘水放了，看看这塘里还有什么货色。有，我就承认它，没有，就不必再去理会它。作品光有语言而没有其他干货，是经不起翻译的。而经不起翻译的作品，让我承认它好，是不可能的。我以为，我的作品是经得起放水的，是经得起翻译的，所以，可转换到另样的语境中。
记者：你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作品有两种，一种属于减法，另一种属于加法。前者随时间的推移其价值逐步减少，而后者随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不断增加。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作品属于减法，什么样的作品属于加法？你作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你的作品属于减法的还是加法的？
曹文轩：你所关注的问题是从前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永远有的，才可能是属于加法的，而你关注的问题是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而只是现在一时有的问题，就一定是属于减法的。我不敢说我作品是属于加法的，我最高的理想就是保值。我在文集的总序中有过这样的表述：但愿在我老态龙钟之时重温自己的文字，不至于过于汗颜和后悔操持这些文字，能于夕阳西下的晚景中有一些温馨的、美好而朴实的回忆。
■让人品与文品血肉相依
记者：有不少评论家包括北大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你的作品是“唯美”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曹文轩：说唯美我还可以接受，说我唯美主义则就不能接受了。对美，我确实很在意。我的看法已多次重复了：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为常识，甚至会衰老与死亡，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震撼力与杀伤力的并不是思想，而是美。
记者：评论家及你的博士生，在对你文学作品与文学主张的评论中，我注意到这样几个语词，很值得玩味：“闪到一旁，与风尚相疏离”。“不合时宜”。“深刻的保守”。这是令人感动的词语，而且极具思辨力。我甚至能感觉到，为此，当事人可能要付出的某些代价。以我的理解，文学即人学，一个真正的作家首先应是个思想家，那么，他对现实是要保持距离的，他对一些现象、事物不能丧失愤怒、批判的立场，他可能引领潮流，却不会追赶潮流，与其说这是他的人生态度，不如说是他的艺术态度，因为优秀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天性尽在其中，是人品与文品的血肉相依。至于这三个词语的具体内涵，能指与所指，还是由你自己来阐释吧！
曹文轩：不凑热闹，不东张西望，不结盟，不圈地，不搞团伙（对在文学创作领域搞团伙尚可容忍，对在学术界搞团伙深恶痛绝）。当后面万马奔腾、风尘滚滚之际，我会闪开让路。这既是为人的原则，也是为文的原则。“深刻的保守”为我所言，但不是指我自己，而是对那些站在保守主义立场的人而言的，意思是说，特定意义上的保守与解放并无等级上的差异，问题是保守应当也是深刻的。关于古典形态的文学之存在理由，我在《红瓦》的后记中有较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要说的是，我其实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色彩很强烈的人。在文学创作上，我现在所写东西可能会使人觉得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但今后我说不定就会写出一些现代主义色彩的东西来，因为，我发现所谓古典与现代实际上是由存在的状况所决定的，存在着的东西，就有古典与现代之分，有的需要用古典的形式去表现，而有的则需要用现代的形式去表现，有的还需要古典与现代的勾兑才能得以表现。（李俊兰）
《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