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是谁？
与周立波红透上海滩迥然不同，周立波这个名字在北方民众中基本仍然停留在小说《暴风骤雨》作者这个阶段。
我们要谈论的周立波，是远在上海的单口相声演员周立波。
一段来自上海媒体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
连日来的傍晚6时，美琪大戏院门口的奉贤路上，总有一大群贩票的“黄牛”，手握“周立波海派清口——笑侃大上海”的戏票，早早地在几个路口分兵把守，围追堵截来往行人。站在剧院贵宾室门口，记者跟一位剧组工作人员闲聊。这位工作人员指指那些“黄牛”，说：“阿拉立波的戏票，2张380块的，让他们翻到了2800块。”
一个本土艺人，到底有何等魔力，引得满城争说，在减薪、衰退为关键词的经济萧条时期，舍不得割股市的肉，而割肉买笑却是如此大方？
周立波1967年出生在上海，说得一口地道的上海话。1981年进入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于80年代末，其表演风格独树一帜，融各派冷面滑稽于一体，又不失人文才情的调侃和嘲讽。后因出手伤人而下狱，出狱后浮沉于商海。十几年来，虽然远离舞台而仍对滑稽戏一往情深。在好友关栋天等人的撺掇下，于2006年年底重返剧场。
周立波一个人独撑一台戏。在台上，他穿一身小西装，梳油光可鉴的小分头，亦庄亦谐，时而不经意地打捞起上海的旧时风月，时而肆意地贬损当红的影视歌星，普通话与上海话乱炖，股市风云与政治趣闻同煲，总之，杂七杂八，嬉笑怒骂。尤为难能的是，周立波一人几乎仅以提纲为线，串联起诸多笑料，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回环往复，观众的情绪高潮迭起，此情此景，让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周立波，一个自诩为“海派清口”的相声演员，在不少上海人看来，这位可以以鼻尖为圆心、正好划一个满圆的圆脸上海男子，俨然成了当代“海派”文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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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原非一个好听的名头
何为“海派”文化？这一名词起于何时？难道仅仅因为这文化的出生地在上海就为“海派”，“海派”文化又有什么特点？周立波虽然对“海派清口”一语沾沾自喜，但周立波大概不知道，“海派”一词，起初也并非什么好听的名头。
当1930年代初，北京和上海两大文学阵营便时相龃龉，就像今天周立波之所以称自己的表演为“清口”，是因为他认为北方的相声舞台不过是黄段子、荤段子的擅场，乃以“清口”相标榜，以示区别。1933年，沈从文编辑沈从文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对当时文坛的动态可谓洞若观火。沈从文称：“‘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沈从文：《关于海派》，天津《大公报·文艺》，1934年2月21日）在沈从文看来，海派作家不过是商业化才子，作风不免浮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些被划归为海派阵营的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文风张扬，生活也比较恣意，远非京派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诸人的冲淡朴讷。所谓“海派”云者，沈从文是带着批判的视角审视的。
身在上海的鲁迅后来也加入到了这场文学论争里，他的言论对双方来说可算公允：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之所以这么红，一方面是因为其具备自身扎实的文艺功底，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周立波背后整个团队的力量。周立波在演出中不无得意地告诉观众，他的东家上海文广集团对他是如何的倚重。那口气，明白无疑地告诉大家，周立波是顶有名气的传媒集团推出的明星；这个明星，既是文化的，说明其自身具备原创性，又是商业的，证明其具备消费的价值。鲁迅笔下的“海派”与周立波的“海派”一比，我们不能不说，虽然两者隔着大半个世纪的时空，依然何其相似乃尔——“商的帮忙而已”。
但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北方相声新秀郭德纲，却与周立波的横空出世判然有别。郭德纲扎根小剧场，草创时期，背后没有上海文广那样强大的包装队伍，也没有如余秋雨之类的文化名人到场点拨，而端赖自身对传统相声的不断革新，将口碑不断做大。这与70多年前的京派情形不同。
尤其不同的是，随着上海经济地位的不断崛起，人们对“官”“商”观念的微妙嬗变，海派在京派的眼中不仅不再跌落，甚且上升，达到与京派等量齐观的地步。而今周立波的粉墨登场，又让上海人自谓找到了最佳的文化代言人，欲向京派叫板。而且，这是一个据说是带着“智慧”叫板的，当真如此，那京派的位子，岂不岌岌乎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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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的“智慧牌”
有统计显示，周立波代表作《笑侃三十年》演出40场，观众5万人，票房收入超过1000万元。《笑侃大上海》演出票在开票一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之后的加场票也在三天内售空。380元的票价没有妨碍“海派清口”成为普通市民的娱乐方式。
能取得这样的票房业绩，在当今中国堪称奇迹。周立波到底挠准了上海人的哪些痒痒肉，能引无数百姓竞掏包？
首先，周立波的演出风格充分地“上海化”，这表现在他在“力所能及”地范围内尽量使用上海方言。如表达“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这样的意思，他会使用上海俚语“门后大便总会有天亮”。公众场合忽闻熟悉的俚语，观众能不既惊且喜？但不能否认的是，普通话在表情达意方面具备更大优势，他只是非用普通话不可的情况下才将普通话拿来一用。这是形式上的一个特点。
其次，将单口相声充分地“话剧化”。因为有滑稽剧团科班的专业训练，周立波的肢体语言丰富且到位，他能生动地模仿众生百态，更能将国家领导人的语言和肢体特点学得惟妙惟肖，有如见其人之感。而他演出中间或插进几句老歌，也如水中之盐粒，引发观众共鸣，为演出增味不少。
但周立波在形式上最大的创新，就是他自己在长达两小时的时间里喋喋不休。这不仅是对演员功夫的挑战，更是对传统曲艺欣赏习惯的挑战。本来，观众早已对舞台上演员上上下下司空见惯，忽然就有这么一位爷们，偌大的舞台就他一人八卦不停，怎不令人啧啧称奇？
如果仅仅是这些形式的创新，周立波的成功应该会得到很快的复制。但两年来，周立波在上海一枝独秀，更为关键的是他有内容上的独到之处。
在人群聚集的场合对政治、经济问题高谈阔论，这必然会引人侧目，毕竟，中国还缺乏这样的公共空间，即便有，也不是平民百姓掏钱就能参加的。诸如一系列的论坛之类，受制于政治和安全等诸多考虑，平头百姓只能通过大众媒体才能略窥豹之一斑。周立波的不同，就是将政治、经济热点问题带到相声里，带到公共场合，将沙龙私语扩而达之成为剧场招牌。为了能对这些公共话题分析到位，让外行人听懂，让内行人眼前一亮，他背后有一个团队在忙活。这个团队包括报刊记者、编辑，各专业的专家或者半吊子专家，这些人保证了周立波演说内容的新鲜和准确。
其次，面对上海观众，他的内容会时不时地穿插带有上海本地特色的人或事，能让上点年纪的人重新回忆起这些事情，得到会心一笑。同时，他又善于借网上段子以为己用，博得年轻观众的喝彩。诸如形容股市的惨淡，他说“人才进去，棺材出来；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这实际上便是网络上到处流传的段子，周立波引用之余，略加补充为“大小非解禁进去，大小便失禁出来”，取得更加无厘头的效果。总之，在周立波全方位的带动之下，无论老幼，都能从中取一瓢饮，买得大笑而归。
周立波将他的这一系列创新，统而言之为“智慧”，正对了在寻找智慧的路上日夜趱行的上海人胃口。这张“智慧牌”，周立波打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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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的地方文化自豪感
报道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昨天观看了周立波的“笑侃大上海”，并发表了自己对“周氏清口”的看法。在钱教授看来，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之所以如此火爆，是由于他配合了近年来上海人高涨的“上海意识”，帮助本地人重拾地方文化的信心。
复旦大学哲学教授李天纲认为，周立波最大的价值是为公开的、健康的谈论地域性话题开了个头。李教授举例说，1990年代初，《时代》周刊曾经发表文章，讨论如果美国各州独立的话，“加州共和国”的实力排世界第七。南北加州的对立长期存在。旧金山人看不起南加州，认为自己空气清新，葡萄香醇，知名大学云集，而南加州空气污浊、喝水还要靠北加州……双方争论非常激烈。“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国民可以在地域上自由流动的社会，这种讨论是能够被容忍的。因为选择一个地方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两位学者的论述其实都涉及一个话题，就是受家是故乡好观念的拘囿，不同地域之间事实存在着的彼此攻讦的现象，换句话说，每个地方都想让本地方的文化为人艳羡。上文所述在京的作家瞧不起上海的帮闲即是一例；一个省份里，如果省会不是经济第一，便会受到经济老大的揶揄。不过，为了维护表面的融洽，这种互相攻讦往往是通过隐蔽的渠道，从前是闲言碎语，而今则是网络论坛里的板砖横飞。周立波，将这种地区间的谈论摆在了台面上，当然，还没有摆到他揶揄对象的家门口，但在两位学者看来，已经具有破天荒的伟大意义了。
且看周立波是如何评价北京的郭德纲，“他是吃大蒜的，我是喝咖啡的，喝咖啡的怎么能和吃大蒜的一起表演呢！”说完，似乎意犹未尽，他忙补充一句：“当然不是说吃大蒜就不好，而是不是一类人嘛。”这后一句不过是狡辩，周立波实际上仍然是贬低对方。如果不算贬低，那何以北方人一说上海人“小气”，上海人就既羞且气？“小气”也包含节俭、精明的含义。周立波在表演中嘲讽东北人好勇斗狠，动辄动手打人，但这样的嘲讽出之于周立波的口中，就让人奇怪：侵犯别人人身安全而沦为阶下囚的，周立波本人不也曾是其中一分子么？周立波这个搞笑的把戏，是否点到了东北人的软肋暂且不论，但却实打实地伤到了自己。这样的取笑方式就称不上智慧，反而显其愚笨了。
周立波为了取悦上海观众而不惜以拿外地人调笑逗乐，这是上海本地文化自豪感膨胀的结果。其实，这种自豪感越发膨胀，越不能形成对京派文化的冲击：任何一种文化的优势，都不可能建立在贬低其他文化的基础，而只能是与其他文明颉颃互竞，取长补短，平等竞争之后的产物。
周立波一方面称京派相声演员的伟大，一方面却表示绝不师法，何也，周立波骨子里不脱京派相声低俗的成见。他曾如是表示，“我觉得招笑有很多种技巧，但要有一个基本的格。华夏文明是儒家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去背离这个东西。父母是养育你的，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别人的父母，不是拿来开涮的，是用来尊重的，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周立波言辞慷慨，仿佛真是敦厚的儒家文化代言人，取法可谓上矣，但遗憾的是，在实际表演中，他其实依然不能挣脱拿别人开涮以“笑果”的“窠臼”。《笑侃三十年》里，他戏称李宇春做计划生育公益广告，广告语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戏称韩红“长的了不起，我的两条腿也拼不过人家的一条腿”；戏称张艺谋“那脸长的，跟菜刀劈出来的一样，而且是没开刃的菜刀。”你能说这样的夸张不是低俗？准确的夸张，听者会心一笑，当事人却又无话可说，这是可爱的低俗，这种低俗是相声艺术基本装备。周立波的分裂就在于此，公开反感别人的低俗，却对自身的低俗视而不见。他操着一个脱胎于低俗的表演形式，却要高举着双手去争取高雅艺术的褒奖，周立波在调和这对矛盾时露出顾头不顾腚的尴尬。只拿别人开涮，而没有自省与自嘲，与京味儿作家大仙的“先拿自己开涮”的境界比起来就等而下之了。
话说回来，海派文化，原非周立波理解的“在上海为珠玉，出上海为刍狗”的绝对。毕竟，京海同在汉文化圈，怎么可能泾渭分明，互不侵犯呢？北京已高度发展的演出公司也嗅出了周立波身上的商业和文化的双重价值，乃盛情延揽到京表演，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周立波的答复是，“海派清口”只属于上海，即便走出去，也是到海外的上海商会中表演。接受或者不接受自然是周立波的自由，但这自由如果是建立在显而易见的狭隘文艺观的基础上，就不能不让人生疑。周立波只看到了地域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却看不到南北相声或者说幽默艺术之间的共通之处。曾在上海长期居住的钱锺书曾在《谈艺录》序文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不要说京、海，就连亚欧之间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周立波依然将余秋雨“你只要立足上海就可以”的馊主意奉为圭臬。
难道，此之谓海派城市文化的兼容并包？
在我看来，周立波这样的地域文化探讨，根本无助于健康、开明的地域文化讨论，实际不过是穿着文化的外衣的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