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2日堂按：今天在网上搜集材料，偶然发现有人在博客中转发的这篇拙稿。实话说来，我都忘了这篇好几年前的草稿了，但仔细一看，的确是某年(那一年王岐山还在北京市做市长)某网展开语文味大讨论时我应邀随手写的回帖。因为是随手写的，没有精力和兴趣继续跟帖，所以看上去在没有结尾的地方没有了下文。虽然是草稿，还是个半截子，但今天看来仍然敝帚自珍，于是转过来发一下。蓝色字体是这次补充说明。）

中国教师，你为什么不幽默？（草稿）程少堂

作者：sbwxfaps 提交日期：2007-3-4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学校听课，主要是听语文课，有时也听点其他学科的课。我的感觉是，有的老师的教学不大受学生欢迎，有些甚至很不受学生欢迎。在这些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课堂上，我发现不光是学生难受，听课的人难受，讲课的教师自己也难受，这样的教学不是“享受教学”，而是“难受教学”——我私下把这样的课命名为“多方面或全方位难受课”。这样的课不仅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时候甚至是促进学生全面不发展，或干脆是促进学生各方面全方位后退。这里面有个性（特殊）原因，但也有共性（一般）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这些教师的教学都缺乏幽默感。

　　我们都知道，人是喜欢幽默的动物，恐怕很难找到不喜欢幽默的正常人吧？就是老师自己，谁不喜欢看幽默听幽默？但是，教学有幽默感的教师并不多见。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人在监狱里，想哭总可以哭一哭，想笑也可以笑一笑吧？但是，我们有些老师的课，让学生哭笑不得，学生成年累月地在缺乏幽默的课堂上痛苦复痛苦，煎熬复煎熬，不是比坐牢还难受吗？可怜天下孩子心。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不幸碰上这样的老师，那不等于坐了12年牢吗？

　　于是我常常思考：中国教师，你为什么不幽默？

　　儒家文化传统的潜在束缚,是中国教师在课堂上不幽默的深层原因。幽默一词（humour）在西方的发源地是英国和法国，但是，世界上幽默范畴起源最早的是中国。中国本是有悠久幽默传统的民族，从《诗经》及稍后的先秦诸子寓言，都闪耀着中国人民特有的质朴内涵、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其中有些篇章至今是世界幽默文学中的名篇，但这种传统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尽管民间文学中幽默一直比较风行，正统文学中却所见不多，甚至可以说，正统的郎庙文学是一种充满腐儒气味而毫无幽默的文学（幸而中国又有源泉浩大的道家文化，才使得中国的文学未能全部陷入僵硬死板）。因而，东方朔、嵇康、吴敬梓、蒲松龄、鲁迅、老舍、赵树理等以幽默风格见长的艺术家就显得格外珍贵。这显然同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的长期高压政策，同儒家“文质彬彬”、“不苟言笑”的封建桎梏有关。儒家文化道貌岸然，将人的快乐本性视为轻浮，要人们老成持重，言词表达要严肃规矩，不可带有谑趣意味。这种假正经的道学文化，使得中国人的性格变得僵硬死板。（本节除参考陈孝英《幽默的奥秘》有关章节外，还参考了曹文轩等专家的一些观点）这种文化传统 “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对包括中国教师在内的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罗斯福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家里被窃，有个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走了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一部分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一次演讲刚刚进行到一半时，台下突然有个捣蛋分子高声打断了他：“狗屎！垃圾！”威尔逊虽然受到了干扰，但他情急生智，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我马上就会讲到你所提出的关于环保的问题。”全场人不禁为他的机智的反应鼓掌喝彩。你能设想这样的幽默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家身上吗？（2010年6月12日堂补按：同是在演讲时被人扔鞋子，中国很了不起的堪称伟大的政治家与比较笨的、曾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的布什相比较，后者显得更从容，甚至不乏幽默；前者则在从容和义正词严中多少显露出一点中国式的生硬。）就中国老师而言，有的教师，课下很幽默，一上讲台，就正儿八经，一副让人讨厌的“教师爷” 面孔。二十年前，我在内地工作时，听人说广东沿海一带的人不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特别是不喜欢看《新闻联播》，当时我还不理解；等我来广东工作后，马上明白了其中的一个缘由：你看香港、澳门、台湾和西方国家的电视新闻播音员，既亲切又幽默，哪像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员，整个一个“活死人”啊！

　　政治运动的深层伤害。幽默是需要一个宽松的精神环境的。但是，建国以来，经过一个接一个的无情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教师的精神过度疲劳，乃至产生“精神断裂”，失去了“精神张力”。政治运动使幽默丧失了生发的空间。换言之，要幽默就要不怕讲错话，但是在中国最怕讲错话，“讲错话”往往比“做错事”后果更不堪设想。北京市长王岐山曾大胆地提出一个观点：“要允许领导干部讲错话。”这本来符合人之常情，外国有些总统经常讲错话，但是，“允许领导干部讲错话”在中国很难做到。姜昆说，西方人是将幽默实用化，而中国人只是在闲暇或是无拘无束的场合才想起幽默，一般在所谓正式场合大多数都不幽默，讲的全是套话。“中国人不是不想幽默，但都知道太随便容易‘招事儿’”（姜昆《幽默的遭遇》南方日报99年4月14日）例如，中国当代政治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镕基都具有杰出的幽默才能，但是，比起西方来，中国这样具有幽默感的政治家的数量的确太少，而且他们在许多可以幽默的场合不敢幽默，有时他们很有个性地幽默起来，我们一方面被他的幽默所吸引，另一方面可能还在替他担心：“他这么幽默，讲得好是好，但不会出事吧？”比如不少人听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时就是如此心理。香港、澳门、台湾和西方国家的电视播音员经常念错稿子，但他们都大方地说声“对不起”，然后加以纠正。但你听过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当场纠正过自己的错话吗？实际上他们也出错，但是从不纠错，而是蒙哄过关。就教师而言，我想大部分人不是不喜欢幽默，而是不敢幽默，怕被人抓辫子。不是吗？2004年我讲公开课《咏雪》，课中出现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很小的时候我们有段时间觉得毛主席头发那么长以为毛主席是女的”这两句所谓“错话”（是不是错话后边再说），有人就很听不惯。。。。

（堂按：原帖到此结束。）

（2010年6月12日堂补按：我的《菜单》课讲了4次，2008年第一次在遵义，2009年第二次、第三次分别在广州和成都，第四次是2010年元月5日在深圳，这四次课每一次我都为教学需要——指导学生认识朗读节奏、速度的重要性——讲了一个国歌的音乐旋律与葬礼进行曲的关系的例子，来说明用不同的节奏、速度朗读相同的文字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前三次课听课的总人数有4000多人，但没有人就此向我提出任何疑问，今年我在深圳讲这个菜单课继续用这个例子，就有人大惊，有人就此又向局长汇报。有领导专此找我谈话，我给领导的回答是：“有人听不惯，那我在深圳就不再讲这个例子了，但是在其他地方我还是要讲的。”讲这个例子和亵渎国歌有什么关系？这个例子是1980年我上大二时著名歌唱家吴雁泽在给武汉师范学院全校学生的报告中讲的，30年过去，他讲的其他内容我都忘了，唯一记得的就是他讲的这个例子，他就是用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节奏、速度的重要性——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样一支军队进行曲，雄壮、坚强、有力，但是如果用很缓慢的节奏、速度演唱，就变成葬礼进行曲。吴雁泽在舞台上把国歌用两种节奏、速度边讲边唱，对比鲜明，给我这个音乐外行留下极其深刻终身难忘的印象，让我对节奏、速度的认识如醍醐灌顶。吴雁泽是我国老一代著名歌唱家， 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十大歌唱家之一，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他讲的这个例子是不严肃吗？是亵渎国歌吗？30年前武汉师范学院的全体同学没有人这么认为。吴雁泽30年前能讲的例子，30年后我还讲不得？据我现在所知，许多搞音乐的人讲节奏时经常讲国歌的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很经典。搞音乐的人能讲，搞语文的怎么就不能讲呢？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拿破仑是深受法国人民爱戴的法兰西英雄，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08年初，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用变形因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肖像做广告，就有中国人抗议侮辱中国人的领袖；雪铁龙马上换成同样变形的拿破仑肖像，没有听说有法国人抗议——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和法国人谁比谁更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