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藏书、康生的书法
写历史文章，应该多一点实证的态度和功夫，比如遵照胡适当年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以及现在在史学界颇得推崇的西方“年鉴学派”的治学方法，用这种态度和功夫去从事研究，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确凿而非虚妄的。曾有一篇文章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即多年前首先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可疑的“藏书家”》，文章质疑《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将江青列入中国现代“藏书家”的名单，因为江青所藏的上万册图书，“许多是抢掠来的”，比如其中一部北大教授王利器先生的私藏——日本人所写的《管子纂诂》，等等。如此说来，江青合该被列入“中国现代抢掠家”行列了，不过，江青的万余册藏书中，其来源都是靠“取诸于盗”么？这有实证的材料么？或者仅仅是作者充满义愤的“怀疑”呢？
江青的藏书
所谓“藏书家”，据《中国私家藏书史》所引《四库全书》乾隆的“圣谕”，其标准是：“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当然，这只是指藏书数目上的多而已，清朝的“百种”，到了后来，大概就以数量单位的“万册”来代替了，此外，藏书须有相当的质量（如该书中所称：其“应有相当比例属于中国或世界历代累积的优秀的基本文化典籍和工具书，或某一方面的系统收藏”），而且收藏家对之进行过“一定的整理和应用”，如果三项条件具备，就可以被称为是藏书家了。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中，新中国的藏书家，仍然多为学者、教授、作家、实业家、银行家等，政要则有徐特立、董必武、朱德、毛泽东（拥有六、七万册）、章伯钧部长、李一氓副部长、张友渔副市长（先后藏有9万册）以及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4万册）、田家英（39个书架），此外，还有“诸城江青”（根据则是后来她有一万余册书被退回，现存李讷处）。
江青的藏书，数目即达万册，质量估计也不可小视，大概其中不乏善本书之类，据说现在其部分也流散了出来，如有藏家自云：其藏江青旧藏乾隆刊本的《家语疏证》，一函两册，完好如新，在每册的封面左下方相同的位置，均有阴文“江青藏书之印”的痕迹，而书的封面铃印则是江青藏书的特点，这一加盖藏书印的方式，显然与众不同。论者怀疑江青旧藏书籍的来源有问题，这没错，这应该有许多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如取自王利器先生和叶浅予先生所藏的书籍和书画等，不过，江青的私藏有多少系“取诸于盗”，有多少是“取诸有道”，考虑到她的书籍一定是被有关方面清理过而被“退回”的（也就是说，那应该是剔除了“抢掠”的所得的），也就是说，那上万册的书籍，应该是合法的。至于这些书籍的购得，当然，仅仅靠江青的工资收入是无法获得的，这就大概要靠毛泽东的稿费来置办了。在《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说到毛泽东的稿费去向，是：“一般用来给毛泽东买书，晚年印大字本书。除了毛泽东自己，有资格享用毛泽东稿费的，就只有江青了。”据《党史博采》刊登的《毛泽东亿元稿酬处置内情》一文披露：“从1965年至1976年，毛泽东先后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后来在毛泽东逝世后，她还5次要求继承毛泽东的遗产），所以，所谓“藏书家”江青的所藏，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也是毛泽东藏书的一部分。
藏书家资格也包括对书籍的“整理和应用”。说到江青，从她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她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除了刊物报纸，当然也包括了书籍。
据<美>R．特里尔撰写的《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书中言及江青的晚年，其云：“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那么，如果这些书籍假以天年，有机会得到整理或公示的话，想必上述争议会得到澄清的。
康生的书法
论者质疑江青是“一个可疑的‘藏书家’”，当然首先是出于义愤，不过，正如古语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又比如另一位臭名昭著的“文革”人物康生。
说到收藏和才艺，康生的功夫据说不曾了得，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说：“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他还举出陈叔通先生生前的一段话为证，即：“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王力又说：“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大地主出身（文物世家，从小临帖）、投身革命后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开艺术照像馆的（业余大量时间用于练字）、甚至在共产国际工作间暇也是以写字为乐，后来为了医治脑患，“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等等。又据钱伯城先生的《关于康生》一文：“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在《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著者陈烈说：“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与鉴赏水平，康生往往要争坐‘第一把交椅’。他在诸如诗词、书画、金石、戏曲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但恃才自傲却大大超过了他的实际水平。”但毕竟是“有一定造诣”，于是书法，康生敢自称他的左手书“康体”是“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的，绘画则上海“朵云轩”曾在画册中收有其绘的国画，按他自己的说法，所以用了“鲁赤水”的画名，就是“挑战”齐白石的。
举康生为例，以及以为江青可以入选“藏书家”，因为这是事实存在，不能因为他们有“抢掠”的行为就索性抹去他们的名字。其实，历史上昏庸无道的君王和残暴以逞的佞臣中，却不乏才艺双全的能人，如宋徽宗（书法），如阮大铖（戏曲），如汪精卫（诗词），等等，又如也是“藏书家”的陈群（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血雨腥风中，上海“狼虎成群”——屠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刽子手，就是杨虎、陈群这两个人，后来陈群“下水”当了汉奸，他在担任伪内政部长时大肆聚敛，建造了一座“泽存书库”，那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藏书楼，其中包括了沈增植“海日楼”的所藏）。上海的钱伯城先生说：“康生当然算不上什么君子，只是《二十四史》‘佞臣传’中的人物，他的恶事固然要揭露，但也不能为了宣传效应，把他没有做过的恶事，硬栽到他头上。”这对江青一样可以适用。
当然江青、康生以特权掠夺古籍文物那是肯定的。《一个可疑的“藏书家”》一文写到：
1997年，北京文物局某处长到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家去拜望。先生的两间书房中，除几件普通沙发桌椅之外，几乎全被藏书占满。
王老说：“我的书，不算很多，而且‘文革’中又被抄去了一些。”
“落实政策时，没追回来吗?”
“全部追回没有可能。所幸有的珍本，还是回到了我的手中。”
老人介绍说：“这是<<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 善本,十八卷,明高啓撰 ; 清代金檀輯注 , 金氏文瑞樓, 清雍正6年（1728），很难得的。”说着，又指着首页上一方红红的藏书印，不无幽默地说：“这就更‘难得’了……”
原来藏书印的印文，赫然为“江青藏书之印”几个字。
“这原是我的藏书。”王老继续说，“‘文革’时被抄，被江青捞去，钤上这颗印，就以为是她自己的私物，可以‘子孙永宝’了。”
“‘文革旗手’，原来是趁火打劫的扒手啊!”
原来文革中,“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负责管理、保护“红卫兵”查抄的古旧图书和文物，其中必然有许多珍贵的精品。后来当消息传到林彪、“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等人的耳中后，他们指令本单位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好务。于是就在府学胡同36号机关大院内专门成立了“图书资料室”，其规模可观，设备古雅，派专人为他们效劳。此后，他们频繁来临，见物喜则取之。
那么价格如何定法呢？这里即非企业、又无成本计价，实在令人为难，后来就只好以“象征性”价格议价提供。一次“首长”派人到此取走了一部《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版本不详，估计不敢提供普通版本)，议价20元，“首长”嫌贵了。于是被迫决定：“今后首长需要的图书和文物，将价格压缩到最低限度：一般不超过十元”。真可谓是：利用权势，乱中明盗，巧取豪夺，趁火打劫的霸道行径！
文革时他们把从府学胡同36号掠取的宋、明代的珍贵版本图书上，都盖上了自己的印章。江青用的是一枚白文“江青藏书印”，约3厘米，盖在书的显明处或书的“天头”上；陈伯达的一枚是朱文“伯达藏书”小章，还有“温陵陈伯达印”大章一方；康生有欺骗人的高谋，他用3枚章：一枚是白文“康生”仿汉小印，不足1.5厘米，一枚是朱文“归公”小印，大小与前一枚相同，还有一枚“大公无私”方印，有时3块章同时盖在书上，位置盖的准确恰当。
“康生的藏书印，就更有学问了。”王老风趣地插进话来：“在我的一部被抄去的书上，他也盖上了他的藏书印，印文是‘大公无私’。”
此书后来由王先生赠与某处长, 某处长来成都游都江堰后,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又送给陪同前往的某老先生, 老先生又出让给全蜀艺文史书局的赵先生. 。
哎!今日有幸于赵先生处观此册,大开眼界,知私人藏书印中还有这样的一种!
这样看来，此种不同于一般私人藏书印的另样“藏”书印，大可成为藏书印中的另类了。
（来源：综合《中华读书报》等）
附：江青手迹、康生书法作品：
姚文元的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