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彭刚
在别的很多人都可以干得很好的情况下,何必浪费一个专业上的佼佼者呢!
今天的北大校园中,勺园的北侧有葛利普(A.W.Grabau)教授的墓。葛利普是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长期在北大任教,帮助丁文江等人创办了中国地质学会,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死后就葬在了北大校园中(原本在沙滩老北大校园,后来移到了燕园)。
业师何兆武先生常爱聊起一件和葛利普相关的民国旧事:1930年代初,蒋介石夺了汪精卫的实权后,行政院中吸纳了众多有名学者,一时间“好人政府”似乎成了气候。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也和胡适、蒋廷黻等人一起,被延揽进了国民政府。一家报纸采访葛利普,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没想到,葛利普对此深感惋惜,他的理由是,中国可以做官的人很多,而地质学研究做到翁文灏这个样子的,可就他一个人。
身在大学校园,时时也会生出葛利普教授那样的感慨。政府和大学的管理者,关系人民福祉和学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固然应该是由最优秀的人才来充当。可适合于做管理者的,未必一定得是最优秀的专家学者。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虽然不过是何兆武先生一辈人所亲历的事情,却成就了不少在今人看来已然遥不可及的神话。其实,蔡元培、梅贻琦和张伯苓分别成就了北大、清华和南开校史上最辉煌一页,但这三人中,蔡元培的学术地位无法和北大为数不少的名教授相提并论,梅贻琦也不是第一流的学者,张伯苓更是没有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成就可言。然而,他们同为第一流的大教育家,却是毋庸置疑的。
而如今,但凡有头有脸的大学,校长必定得是院士,文科学校也得是大牌教授才能充任此职。记得若干年前,某省要集中精力办好一所大学,主事者首要的考虑,就是找一个本省籍的院士来做校长。只是直到如今,那所大学似乎依旧默默无闻。就办大学而言,第一等的学术人才,未必适合于做管理工作；能够做好管理工作的,未必非得是第一流的学术人才,只要他具有足够的学术判断力就行了。文武兼备、内外双修的人并不是没有,能够把管理工作和学术工作都做得很出色者,就我有限的见识来说,也确乎并不罕见。只是,如果像国内不少名校中那样,让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去管基建,让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去管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未免有些浪费人力。其中的理由,绝非说这一类工作不重要,而是如葛利普教授的逻辑一样:在别的很多人都可以干得很好的情况下,何必浪费一个专业上的佼佼者呢!
也许,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的缘由,还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安排。既然只有拥有权力者,才能够更加自如地支配各种资源,更加受到社会的“高看”,于是,官位也就自然成了对于专业技能突出者的“酬劳”；专业干得出色的人当中,也就自然会有人以此作为进身之阶,而不是在自己的事业中寻找最终的归宿。运动员或者教练员拿了冠军当体育官员,学者研究做得好当处长、校长,文艺工作者唱歌跳舞出色了升官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常态。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靠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学术教育事业要可持续发展,也得形成“人才友好型”的机制。在我看来,此种机制得以成立的一个标志,就是官位变得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希望,目下各种吸引海内外人才的这个项目、那个计划,少为有的人充当加官晋爵的脚手架,而是能够让跻身其中者,真正多做些实际提升学界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的事情。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作者：彭刚
(本文来源：
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