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31南方都市报数字报
摘要：明明事情摆在眼前，而且举手就可完成，却总是拖着不办，等到明天再说———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拖延症却日益蔓延，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它到底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还是可以“治愈”的社会病？
拖延症被视为当代重要问题，很多人拖着一大堆没完成的事过日子。明明事情摆在眼前，而且举手就可完成，却总是拖着不办，等到明天再说———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拖延症却日益蔓延，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它到底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还是可以“治愈”的社会病？
几年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发现自己面临一项简单任务：将一箱衣服从他居住的印度寄到美国。这些衣服是他的朋友和同事约瑟夫·斯蒂格利泽过来玩时拉下的，阿克洛夫很想帮他寄回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印度的官僚主义和阿克洛夫所谓的“我个人在此类事务上的不称职”结合起来，意味着如此简单的任务也是一个挑战———他估计自己要用整整一个工作日，就决定晚点儿再寄，结果周复一周，他一直拖了下去。整整过了八个多月，他本人回美国之前，才设法把这件事办了：另一位朋友要寄点东西回美国，阿克洛夫趁机把斯蒂格利泽的衣服加在里面。估计他到美国的时候，斯蒂格利泽的衬衫还没到。
读到这样的故事，你可能感到一丝安慰：连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也会拖拉！我们很多人拖着一大堆没完成的事情过日子，这些事有大有小，啮咬着我们的良心。但阿克洛夫却觉得这种众人熟悉的经验十分神秘：他本来确实是想把箱子寄给朋友的，但是———在1991年一篇题为《拖延与顺从》的论文中他写道：“八个多月里，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决心第二天一定要把箱子寄出去。”他一直打算寄，却一直没采取行动。作为行为经济学专家，他开始意识到，拖延也许不只是个坏习惯这么简单，在理性思维的局限性方面，它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可以就物质滥用、沉迷储蓄等现象给我们一些启发。自从他的论文发表，拖延症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领域，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加入探讨的阵营。
长时间独自工作的学者特别容易拖延。调查显示，多数大学生爱拖拉，关于拖延症的文献也常常有些痕迹，显示出作者在完成文章过程中的拖拉（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但是学术界对拖延症这么感兴趣，不仅是因为那些学者想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在《时间扒手》一书中，许多学者认为，拖延症提出了基本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你可能觉得，上次你因为去看《老爸老妈的浪漫史》而耽误了作业，只是因为自己太懈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实际上是参与了一种昭示人类特性的易变以及人类与时间复杂关系的实践。经济学家、拖延症研究权威乔治·安斯利认为，拖拖拉拉跟时间本身一样，是个根本性问题，“你完全可以称之为本能。”
安斯利认为拖延症是人类一种基本的冲动，这点可能是对的，但是将拖延症视为一个严重问题并为之惶惶不安是近代早期才有的事。Pro-crastination（拖延）这个词16世纪才进入英语，到了18世纪，萨缪尔森·约翰逊称之为“一个普遍弱点”“无分贵贱，人皆有之”，并为此自责：“我忍不住要谴责自己，竟然如此长时间地漠视非做不可的事情，而且越是拖拉，就越难行动。”
而且，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据卡尔加里大学商业教授皮尔斯·斯蒂尔说，从1978年到2002年，承认自己受拖延症折磨的人的百分比是原来的四倍。如此看来，把拖延症视为当代重要问题并不为过。
拖延症的成本也高昂得令人吃惊。每年美国人因为不能及时填写报税表浪费数亿美元，哈佛经济学家戴维·莱布森则证明，由于拖着没有参加退休计划，美国工人失去了大量本该领到的退休金。得青光眼的病人当中，有70%因为没按时滴眼药水面临失明危险。拖延行为也给企业和政府带来很大损失，德国政府的摇摆不定恶化了最近的欧元危机，美国汽车工业的衰退（以通用破产为代表）部分是因为那些企业的高层迟迟不愿做出艰难的决定。
哲学家们对拖延症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它是希腊人所谓A krasia的有力例证。A krasia意指一个人会做有违理智的事情。皮尔斯·斯蒂尔将拖延症定义为“明知那样会让事情更糟糕，却还是拖着不做”。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应及时行乐，那你并非真正的拖延症患者。同样，故意推迟做某件事，因为觉得那样利用时间最有效率，也不算是拖延。拖延的精髓在于明知怎样做是对的，却就是不做，因此它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拖延症有一点让人困惑：虽然拖延似乎是为了逃避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一味拖下去却不会给人带来快乐。在一项研究中，65%的受调查学生在开始做学期论文之前表示，希望自己不要拖延：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按时完成作业，同时也知道这种拖延会让他们沮丧。()
很多论者认为，这种奇特的非理性行为源于我们与时间的关系，特别是源自经济学家所谓的“双曲贴现”倾向。有一个实验完美地阐释了这个倾向，实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可以选择当天拿到100美元，或是等到第二天，拿到110美元；在第二阶段，人们面对的选择是，等一个月拿到100美元或者等一个月零一天，拿110美元。本质上，两种选择是一样的：多等一天，多拿10美元。但是，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很多人选择立即拿到较小的一笔钱，即100美元，而在第二阶段，他们倾向于多等一天，多拿10美元。
换句话说，在考虑将来的事情时，“双曲贴现者”能够作出理性选择，但如果礼物近在眼前，短期考虑就会压倒长期目标。经济学家乔治·洛文斯坦等人所做的一个实验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实验要求人们挑选两部电影，一部当晚看，一部稍后看。不出所料，对于马上要看的内容，他们挑了浅薄的喜剧和大片，而以后再看的，他们更倾向于挑选严肃、重要的题材。当然，该去看那部严肃片子的时候，人们又会被另外一部花里胡哨的电影吸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N etflix（一家在线租看影视的公司）收藏夹中挤满了永远不会去看的电影：我们那颇具责任感的自我把《卢旺达饭店》和《第七封印》放到收藏夹里，但真正看的时候，我们又会去点击《醉汉大丈夫》。
这些实验告诉我们的不是人类目光是多么短浅，或者他们的趣味多么肤浅，而是他们的爱好不能在时间的变化中始终保持一致。我们想看柏格曼的杰作，想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写一篇好报道，想为退休生活存钱。但是当长期目标变成短期目标，我们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普遍的答案是：无知。苏格拉底认为，严格地说，A krasia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会希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与自身利益相悖，那肯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洛文斯坦倾向于认为，爱拖延的人是被眼前的回报所迷惑了。就像19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莱所写的那样，“未来的好处可能要几年后才实现，在此时这一刻，这种前景显得模糊而可疑，很容易被忽略，因为此刻，现成的东西就摆在明晃晃的日光下，活灵活现，触手可及。”洛文斯坦还认为，对于当下回报吸引力之强烈，我们记得不够牢。当我们把筹备会议的事儿推后，告诉自己明天再做时，我们没有考虑到，明天我们又会受到拖延的诱惑，把工作接着往后推。
说到无知导致拖延，社会科学家乔恩·艾斯特所说的“规划谬误”也是其一。艾斯特认为，人们“常常低估了自己完成一项即定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过去完成类似项目用了多长时间，部分是因为他们以为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一切都会顺心遂意，不会有意外发生。”比如说，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把车子送去修理，进行两次计划外的出门，家里还有一个人病了，等等，占用了我的写作时间。这都是些始料未及、但在日常生活中又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以为自己在写文章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是一个“规划谬误”的典型例子。
然而，无知并非全部原因。首先，我们拖延时选择一个“挡箭牌”常常不是因为它更有趣，而只是因为它不是我们该做的那件事。比如说，我的公寓现在收拾得很干净，这不是因为我爱做家务，只是一犯拖延症就拿这个耗时间。现实也告诉我们，拖拉者们太知道“眼前利益”的诱惑力了，他们想抵制它，只是做不到。我认识的一位杂志编辑说，一位作者于星期三中午告诉她，她吃完午饭就能收到他在赶的稿子，但最后她收到稿子时，已是下一周的星期二。
所以，要想充分解释拖延症，一定要把我们对所躲避任务的态度考虑进去。在这方面，乔治·迈克莱伦将军堪称范例。美国内战初期他指挥过波多马克军团，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拖延者之一。接管联军时，迈克莱伦被视为军事天才，但是他很快以犹豫不决出了名。1862年，尽管有个绝佳机会可以从李将军手中夺取里士满———有另外一支联军部队从旁协助夹击，他却踌躇再三，认为自己已经被成群的南军堵住，结果错失良机。同一年晚些时候，在安提坦战役之前和之后，他又犯了拖延症，白白浪费了面对李将军部队二比一的优势。后来，联军总司令亨利·哈莱克写道：“这里存在的惰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需要阿基米德的杠杆才能将它撬动。”
迈克莱伦的“惰性”揭示了拖延症几个典型成因。尽管他在接手联邦军时告诉林肯“我可以应付一切”，但他似乎并不真的确定自己能够做到。他一直恳求林肯给他新的武器，用观察者的话说，“他觉得自己永远没有足够的部队，士兵永远不够训练有素，装备永远不够精良。”缺乏信心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交织在一起，经常会导致拖延症。许多研究表明，拖延者往往是自我设障者，他们不愿冒着失败风险去做事，而是乐于制造一些情境，使得事情不可能成功。这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迈克莱伦还沉溺于过度策划，好像只有最理想的作战计划才值得付诸行动，拖延者常常屈从于这种完美主义。
如此看来，拖延症不只是无知的问题，而是软弱、抱负和内心冲突组成的混合体。不过，关于这种“想做什么”和“最终做了什么”之间的差异，《时间扒手》诸位作者有一个更激进的解释：那个做计划的人和那个最终没能完成这项计划的人本质上不是一个人，他们是博弈理论家托马斯·谢林所谓“分裂自我”的不同部分。谢林的观点是，我们不应将自我视为统一的存在，而要视为不同的存在，这些不同的存在为了争得控制权互相冲突、斗争、讨价还价。在最新出版的小说《太阳系》中，伊安·迈克伊万描述了这种状态：“在重要的决策时刻，我们的头脑可以被看作一个议会，一个争吵不休的场所：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在彼此的仇视中确立短期和长期利益。人们不仅会搁置和阻挠某些行动，还会故意提出某些建议来掩饰其他建议。整个议程进行得既迂回又激烈。”同样，俾斯麦说：“浮士德抱怨他胸中有两个灵魂，而我胸中却藏着一大群灵魂，争吵不休，就像一个共和国。”从这方面说，处理拖延症的第一步不是承认“你”有问题，而是“你们”有问题。如果你是一系列彼此斗争的自我的集合，那每个自我都代表什么呢？简单地说，一个代表你的短期利益（享乐、推迟工作，等等），而另一个代表长期目标。但如果是这样，你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因为代表短期利益的自我似乎总会胜出。就此哲学家唐·罗斯给出了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罗斯认为，不同的自我是同时在场的，始终在斗争和谈判———一个想工作，一个想看电视，诸如此类。重要的是，尽管想看电视的自我只对看电视有兴趣，但它不仅现在有兴趣，将来也有。这意味着这件事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现在去工作可以让你将来有机会看更多电视。因此他认为，拖延是谈判过程出了差错的结果。
尽管对一些人来说，“分裂自我”的说法让人不安，但就现实而言，它却让人宽慰，因为这说明拖延症不是靠努力就能避免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要靠所谓的“外在意志”———外部工具和手段———来帮助想工作的那个自我。关于“外在意志”，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知道自己听到女妖的歌声会无法自持，追随她们，驾船撞向礁石，于是他让手下把自己绑在船桅上，强迫他坚持长期目标。托马斯·谢林也曾说过，他愿意多付费用，住进没有电视的客房。如今一些问题赌徒会跟赌场签订合同，要求对方禁止他们进场；想减肥或完成某项计划的人有时会和朋友打赌，如果最终做不到他们就会输钱。2008年，北卡罗莱纳州一个博士生写了一个软件，可在人们上网8小时后自动断开网络连接，这个名为“自由”的软件现在约有7.5万用户。
并非所有专家都认同依赖“外在意志”的做法。《时间扒手》编者之一马克·D·怀特提出了一个观点：既然已经认识到拖延症是一种意志的失效，那么我们就应努力强化自己的意志，而不应依赖外在控制，因为这只会使我们的意志继续萎缩。这种说法不无根据，最近很多研究表明，在某些方面，意志力和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变得更强。但这些研究同时表明，多数人意志力有限，而且很容易消耗殆尽。其中一项研究要求参加实验者面对触手可及的诱惑保持坚定的意志———眼前一堆巧克力夹心饼干，但不准去拿，结果，与获准吃饼干的人相比，在随后完成一项困难任务时，他们更难坚持下去。
有鉴于此，也就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常常本能地依赖外部约束帮助自己克服坏习惯了。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丹·艾瑞里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以检查对付拖延症的基本手段之一———设定最后期限———的吸引力。他要求某班学生一个学期交三篇论文，并给了他们两个选择：或者自己设定三个期限，三篇分别上交，或者在学期末把三篇论文一起交上来。由于所有论文都是在期末评分，提前交没有好处，而且还有一定风险：超过设定期限会被扣分。因此，选择期末一起上交是比较理智的，那样你可以提前写论文，但就算一时挤不出时间也没有超期的风险。然而，多数学生还是选择三篇分期上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不太可能挤出时间写论文，那就意味着到学期结束时他们无法完成全部三篇论文。换言之，学生们宁可依赖外部手段强迫自己做事实上想做的事，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意志。
除了自我束缚，还有其他避免拖拉的办法，大部分基于心理学家所谓的“任务重组”手段。拖延症的形成部分是因为现在要付出的努力和未来才可能得到的回报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所以，尽可能地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会有很大帮助。与目标明确的短期项目相比，截止日期较远的开放型任务更容易被推迟，既然如此，将计划分解为更小、更具体的部分会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戴维·艾伦（时间管理畅销书《尽管去做》的作者）尤其强调分类和界定的重要性：任务越模糊，或者它需要的思考越抽象，就越难及时完成。德国一项研究表明，只须引导人们思考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怎样在银行开户），就可以帮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另一个减少拖延的办法是减少选择：人们经常因为害怕作出错误选择而什么也不做。因此，如果公司在帮员工制定退休计划时提供的投资选择少一点，并将“签订合同”设为默认选择，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们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手段都是要强加限制和减少选择，亦即让你自愿地放弃自由（雨果常赤身裸写作，并吩咐仆人把他的衣服藏起来，这样该写作时他就无法外出了）。但在急着克服拖延症之前，我们应该想想，有时是否该警惕这样的冲动。哲学家马克·金维尔写道：“多数时候拖延症源于我们觉得有太多事要做，因此没有哪一件单独的事特别值得去做……在这种古怪的‘以不变应万变’之下，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不是那些事都值得去做。”从这个方面讲，也许我们应该区别两种不同的拖延：一是确确实实有违理智的；二是那种意在告诉你“你要做的事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意义”的。拖延者和哲学家所面对的挑战，是分清你的拖延属于哪一种。
编译：Da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