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歌吟已远逝

    作为活着的人、幸存者，我们有责任为那些已经绝无可能为我们写祭文的人写下我们的悼念，这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他们先于我们死去。许久以来，这已经构成了我存在的一部分。有时，我会疑心是否在印证韩愈（768－824）所言，他说对于年轻的逝者，我们应当直言其是非。

    作为一位诗人，张枣是一个天才。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天资。他沉溺于饮酒和林地漫游。我们因此结交，我们也因此分离。其中的理由如此简单，可以说是凡俗的：责任和女人。

    在1998年，我们曾约定：我在德国翻译出版一部他的诗集；当然，他相应地在上海翻译并出版我的诗集。一年后，我与黑德浩夫（Heiderhoff Publications）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他的诗集《春秋来信》（Briefe aus der Zeit）。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我不得不将我的《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写作搁置数月。这项工作的成效斐然：此前从没有一位中国诗人的专集能够得到如此精美的印制，而且是用中德双语印刷。虽然这本书只售出数十册，它却使作者在2000年1月得到了著名的萨托鲁斯（Joachim Sartorius）在《世界》报纸上的高度赞美的评价，德国文学界的各项庆典聚会的邀请也向作者纷至沓来。

    然而，我的诗集的中译本如何呢？绝无踪影。张枣只是以修改他人既有中文译稿的方式“翻译”了我的一首诗歌《博物馆咖啡屋》(Narrentürme, 2002)。这就是说，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对一篇他不满意的中文译稿的加工。相反，他以种种理由为自己未履行承诺做辩解，包括称我的诗歌太难翻译等。难道他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诗人吗？我翻译他的诗歌，即使没有遇到更大的挑战，会比他在我的诗歌中遇到的更小吗？另一方面，他不断给我打电话，反复邀请我到大连，去东北旅行，与一个“赞助人”见面，一切费用都由对方支付。然而，我不能接受在邀请中暗示赞助人或女人的做法。我有自己的人生信仰，对于我这样的加尔文主义者，钱财和款待是没有什么用的。正是他的这种“示好”的努力让我们疏远多年。

    张枣只留给我们一部中文诗集和一部德文诗集，合计80来首诗。对此，他很满意，因为胡戈（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的作品总量也不过如此。然而，这两位年轻早逝的诗人都在其为人类创作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中留下了不朽的诗行。对于这位中国诗人，我们被诸如“椅子坐进冬天……”这样的诗句感动，而且刻骨铭心。

    张枣是波恩的常客，既为大学讲课，也参加语言和文化之家(Haus der Sprache und Kultur)的诗歌朗诵会。我们总是，而且必然是满怀欢欣地分享他在图宾根大学的教学和博士论文研究中把伟大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从象牙塔中带向中国之路所做的一切工作。“让人诗意地栖居……”，这句由我钟爱的诗人所镌写的诗句，至今依然是中国诗人和书商的座右铭。例如，如果没有和张枣在荷尔德林之路（the H·lderlinturm）相逢，欧阳江河也许不会成为今天我们所赞许的杰出诗人。

    他留给我们的记忆是什么呢？当他在2000年3月，寄居在斯图加特的孤堡（Solitude Castle）中，作为一位阴郁的主人款待北岛、翟永明和我时，他打算买两瓶威士忌为晚餐助兴，他听我的劝说只买了一瓶。数年后，在2003年岁末，在波恩的语言和文化之家，他同享佩勒－索丝（Karin Hempel-Soos）、杨炼一道唱俄罗斯歌曲，歌声荡气回肠。那夜我们朗诵得很少， 而歌唱却通宵达旦。第二天，即12月17日，为斯宾格勒（Tilman Spengler）的到来，麦安（ Ann Mak）和朱德华帮助我在这座房子里做中国菜。甚至到此时，他们三人仍然在歌唱。

    大约在德国生活20年后，张枣回到中国，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尽管他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他却很少翻译。没有德语作品翻译，虽然他的德语和中文都非常精彩。唯一的例外是他对我为顾城(1956-1993)所写祭文的翻译，然而这是一篇至今未能在中国大陆发表的译作。

    他的生命是一种浪费吗？我们最后一次相遇是在2007年9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中外诗人参与的朗诵会上。会后，他在回家的巴士上向我解释他的写作已经穷尽了，在他内心已经没有值得表达的东西了。不过，他承诺翻译我的诗，只要我寄给他一些资料。我什么都没有寄给他。这不是因为我对他不再抱希望，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更应当花时间处理他自己的事务。

    张枣在2010年3月8日死于图宾根大学医院。他在上一年12月得知自己患肺癌，两个月后即离开北京，来到图宾根。图宾根如此美丽，是一个死亡的好归宿。既然他如此紧密地与荷尔德林之路相联，它是唯一适合于的他的诗意的栖居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才华横溢而终于失败，他就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寻找一个更大的失败者作为例证。他在荷尔德林那里发现了这个失败者。我们或可因此嫉妒他。步其后尘，我们也将死去，相应地也许会更微不足道，当然，也不会有张枣来为我们写祭文。那么，用张枣的诗来说，尽管有的人挪动了“中间的椅子”，但是我们仍然将不得不在自己的椅子中“坐进冬天”。

    ［肖鹰于波恩据Birgit Linder英译本翻译，部分文字与顾彬商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