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变思维模式起提高素质
——楚渔先生访谈录
陈 娜 《 博览群书 》（ 2010年08月07日）
问：学术界谈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比较多，有专家认为您概定的思维模式是个新概念，它新在哪里？
楚渔：思维模式本身不是新概念，也有学者提到过，但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直是模糊的，没有人对这个概念下过清晰的定义。我把它从思维方式里独立出来，并赋予它一个清晰的定义，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概念。我认为，思维方式应该包括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中西思维方式根本性的差距不在思维方法而在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方法可以通过中西文化交流迅速同化，迅速改变；而思维模式是指思维的一种程序，是一种思维习惯，指的是主体思维结构。中国人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模糊、混乱、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概念模糊、逻辑混乱、模式僵化。如果能把思维模式的僵化定势打破，改进思维方法从而整体上改进思维方式就很容易了。笼统去谈思维方式，题目太大，涉及面太广，很容易把问题搞复杂，也谈不透彻。
问：您的观点形成到出书大概有多久？在此期间对您影响最大的事件或者著作有哪些？
楚渔：有二三十年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大概是十多年前读的，书名我记不清了。大致内容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得出中国五十年之内有十件事物变不了。第一和第五我记得，第一件事是说，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结构中国五十年变不了；第五件事我很震惊的，说中国人的原始思维方式五十年之内变不了。
原始思维，现代各民族都有，西方人头脑中也有。既然说人来源于动物，说明人带有动物的特性，进入文明之后，原始思维会伴随人类思维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中国人的原始思维比起西方人来讲成分多一些。中国人把过多的原始思维带进了文明时代，并一直到了现代社会。这是我们现代思维一个很大不足。有相当成分的原始思维，在我们的思维中形成一种定势。我讲的思维模式里头，原始思维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果我们中国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在自己的言语表达上、文章表达上都有意识地避免这一点，从非理性走向理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我指的是理性精神，不是指绝对的理性主义，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法。不是理性思维就能概括认识事物的全部。
问：对于影响思维模式的因素，您在书中谈得比较少，能不能再深入地谈谈？
楚渔：中国思维模式的形成是环境、文化起的作用，但思维模式形成定势以后，思维模式就开始主导文化。我在书中谈到不少就不多说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赵宋王朝对后代的影响。赵宋王朝除了在军事上、体制上、文化上的禁锢就是思想上的禁锢。比如朱程理学，讲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人欲能灭吗?灭不了，只能弄虚作假。中国僵化的思维，主要是从宋以后开始的，尤其宋亡之后。我的另一本书《走上神坛的岳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表明了我的思想。如其中的一篇文章《赵宋王朝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文中谈到了宋朝对思想的禁锢。裹小脚风行就是从宋开始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到宋以后开始僵化，到明以后完全僵化了，一直影响到现代。
中国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
关键是僵化的教育思维
问：您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什么看法？
楚渔：“李约瑟难题”最关键的就是在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形成科学体系。我个人认为还是和思维模式有关，但也不否认有别的因素。西方学者在论述中国比西方落后的问题上，一般都从“中国人”本身来寻找答案，而不是一味从文化体制等去找原因，这大概也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吧。
中国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关键还是僵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思维。我们全套的教育体制都是从西方过来的，过去叫洋学堂，受西方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课堂，以及师资的配备跟西方差别不大，包括语文表述的一些东西，都是西方来的概念。也就是说整个学校教育都没有离开西方的模式。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不能什么都推到体制上，那就是思维模式。虽然课程差别不大，但结果却不一样。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中国的考察团互访考察初等教育，彼此的结论很接近。美国考察团认为同年级学生比较，中国学生学习成绩最好。中国考察团认为美国初等教育已经病入膏肓，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美国。可20多年后，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近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00多位知识性亿万富翁，而中国的学校没有培养出一位美国那样的人才。我们把古代考八股文的思维带到现代了，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真正考文官的那套考试制度，不是西方发明而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西方越搞越活，中国却越搞越僵。可见八股那套思维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现代教育。
在知识大爆炸时代，学校的学习不是死硬地僵化地掌握知识，而是要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僵化的教育思维和教育方法，是全民在推波助澜，把之推到更高的程度。比如请家教一类，如果人人都请家教，那学校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小的一方面。为了适应这种竞争，学生只能死记硬背，家长也“填”学校也“填”，那么学生的思维不僵化不可能。前段时间在北京高校关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讨论活动中，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有感触。现有的教育方式下，那些高考状元基本没有成器的。有一篇文章叫《高考状元全军覆没》，云南省教育厅罗厅长曾对三十年来云南省五十多名高考状元搞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高考状元在学术界、政治界、商界成名成家或有成就的基本没有。有点本事的都到国外了。其实国外教育硬件水平和中国相比，差不了多少。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是我们僵化的教育思维造成的。
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乐观展望
问：您对未来的发展持什么样的态度？
楚渔：当然是乐观的态度了。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发了众多的研讨会和广泛的讨论。
我觉得这是好事。在我这本书发表之前，我估计到会有强烈的反对，但比我预料的好，反对者比我预想的要少。大多数人赞同我的提法，只有少部分人质疑一些具体的问题，但主流还是统一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看完我的书之后都很有启发。这就看到了希望。
这本书从一月份开始发行，就开始在社会上发酵，我觉得目的达到了。相比一百多年前的魏源，我觉得我的运气要好多了。魏源的书没几个人注意，而我的书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反响就说明有希望。因为我的书从头到尾都是对主流的观点否定。与原来绝大数人一直认为的看法相反，而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鲁迅、柏杨，还有很多学者都曾对中国人民族性格展开猛烈的抨击。像《丑陋的中国人》批评中国人的毛病，但是我们中国人看批判国民性的书都觉得是在说别人，和自己没关系。而我的书，能让有思想的中国人从自身的角度来反省。因为这本书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仅仅是从思维的角度来批评中国人，容易被人接受。你说我们中国人素质不高，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承认，但你说某个人素质不高，他自己肯定不承认。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模式的表现。也有人提出了如何让中国人改变的方法，但收效甚微。这是由于中国人僵化的思维模式，他不可能拿自己去对照鲁迅、柏杨的批评。那么从思维模式来批评中国人，提醒中国人怎么做对自己更有利，容易被人接受。从改变思维模式起改变中国人的素质，是目前唯一适用的方法。
我这本书没有谈国家利益，也没有谈集体利益，主要谈的是怎么正确地看待世界，怎么正确地看待自己，怎么正确地处理个体和别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只有个体真正地认识到这点，真正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上有清晰的认识，那么他才可能真正清晰认识他和国家、公众的利益。
总的来说，从思维模式来改进国民，目前是中国比较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当代，由于种种原因，人的道德水平有所下降，道德的说教大多被中国人在内心嗤之以鼻。好像每个中国人都说过道德的话，但是在内心没有人去遵守。所以回过头来讲，这本书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是提高中国人素质的第一步。
对改进中国式思维的一点建议
问：对于改进中国式思维，您还有什么建议？
楚渔：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我在书中提到语言文字的改革，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我没有说得很多。维特根斯坦说过，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选择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选择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选择了什么样的文化。
中国语言比较大的两个弱项，一是概念模糊，二是逻辑性不强。从一百多年前，白话文兴起之后，中国引进了不少西方的概念，包括词语等，有些语言也有了改变，中国语言的精确性向前走了一大步，但我个人觉得远远不够。
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应该注重两个方面：概念性的清晰和逻辑性的加强。逻辑性要加强，就要在语法结构上多少要有点创新，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有时候死硬的规定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其实我们现有的很多概念和某些用语是来源于西方的，如“的”字的现代用法，但是“的”字含义太多了，学英语的知道，中国的“的”字表述到西方一些语言中，是有多种含义的。
另外我觉得文字应进一步简化。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常用的字最简化，根据常用词在汉语中出现的频率来决定汉字的简化程度，不常用的字基本不动。把最常用字的简化和语法结构改善配套起来。同时为了配合语法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创造一些新的汉字，其实我们一直在创造新汉字，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改造的一个方面。一步步推进，使我们的语言更符合逻辑，概念更清晰，也是改造我们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好办法。我只能提出一种方法来供专家参考，我不可能把专家的工作都做了。我的书基本上是点到为止，说得太多就是画蛇添足了，有些事情需要专家和全民去做
点吸收了近三十年来有关“亚洲四小龙”、“儒家资本主义”、“韦伯问题”等一系列文化讨论的成果。
一般说，肯定儒家文化的人大多不进行国民性批判，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人往往批判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文化与国民性批判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这本书既进行国民性的批判，也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文化。这在国民性批判史上，似乎是一种新的观点。
作者对保守主义（其中包括儒家文化）作了新的评价。这本书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对犹太民族的极端保守主义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明确指出：“保守是进步的基础，没有保守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进步。”（P69）“中国人的思想不是保守而是僵化。”（P71）从而在保守与批判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均衡与张力。
（3）“制度、体制根源论”。将科技创新乏力归咎于制度、体制，可谓是寻常见解，作者对此表示异议。作者以苏联、以色列、德国（纳粹时期）为例，说明制度、体制根源论并不能成立。例如，一方面，作者承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非常严酷的”（P11），另一方面，作者指出苏联在科研乃至在经济发展都曾取得过重大的成就。
总的来看，这本书的种种议论，针对的是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书中所论，均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三
这本书的标题是“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里的“思维批判”针对的是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并对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积极回应了“钱学森之问”：为何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没有流于泛泛的批判，而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全书的重心在于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谓模式，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是一种内在化的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作者呼吁中国人进行思维模式的变革，而这种思维模式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比较自然的结果是要从教育着手。
这些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第七章之中，因此，我想就第七章发表一点评论意见。在我看来，全书似乎有一个基调。这个基点是强调科学，批评人文（作者称之为“文人”）。换言之，在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之间，作者明显地偏向科学。对此，我想提一点商榷意见。
作者提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的缺点是模糊性，缺乏精密性，要克服模糊性，就必须养成科学的精密的思维习惯。对于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是，真正的科技创新过程中，不但需要精密性，还需要模糊性。科学创新的过程，就是精密性与模糊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科学思维能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证明，它的特征是精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径直称其为科学思维；另一种是科学创新（或发现、发明），这种能力事关人的想象力，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我们所说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是两种能力的复杂综合体。一项重要的科学创新，既离不开严谨的、精密的科学实证能力，也离不开弥散开阔、新境迭出的想象力。科技创新的能力是一种综合的能力。科技创新一词，其实有广狭两种涵义。一种是广义的，既包括精密性，又包括发散性。一种是狭义的，它主要指发散性。
怀特海有句名言：“通向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他所说的智慧，指发散性思维方式，而他所说的知识，则指严密的科学推理。
不妨接受怀特海的术语，对科技创新来说，智慧与知识，精密性与发散性，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要获得面对知识的自由，我们需要人文的智慧，这是很难用精密的科学思维所取代的。正如怀特海所说：“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P142）
因此，怀特海富有睿智地指出：“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P127）为了使知识充满活力，就离不开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培养。
四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我们所使用的创新概念。创新似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实际的创新过程，第二，是基本符号系统的思维训练。由于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性，每次创新过程都是极其特殊的个案，因而创新过程是不可教的。但是，人类教育却有一项奇特的本领，能够通过某些基本思维模式的训练，帮助学生提升其思维能力，最终有助于学生针对特殊的情境发挥其创新潜力。在学校里，这种基本的思维模式训练，表现为对语言符号与数学符号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从教育的角度看，一切创新，最终要归结为基本符号系统的传承与创新；或者起码说，应与这种符号系统的创新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关联。
在创新问题上，我个人比较欣赏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以下简称奇氏）的观点，奇氏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创造性——发现和发明的心理学》一书中，他对创造性提出了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
奇氏对“创造性”一词的常见用法进行了分辨，并对创造性一词给予比较清晰的界定。奇氏认为，创造性要体现为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因此，创造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过程，它存在于以专业为特征的群体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个别天才脑中的抽象思维之内。专业群体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拥有某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因此，创造性体现在这种符号系统发生改变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创新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一符号系统的改变过程。
创造性的本质在于一种由相互作用的三要素组成的系统：（1）一种包含符号规则的文化；（2）一个把新奇事物带进符号领域的人；（3）一个能够辩认出并认证其创新性的专家圈子。
在上述三种要素之中，第一方面比较侧重于思维的严谨性，第二方面则需要新奇的想象力，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模糊性、发散性的思维方式。第三则是强调专家圈子的重要性，其实是强调学术传统的重要性。
钱学森先生曾指出：“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引自网络）
想象力是一种发散的思维方式，有时候人们又称作模糊思维，主要指其丰富的联想力、将片断组成协调整体的构思力，以及在弥漫无边的零散点之间建立深刻关联的能力，它与传统人文的思维方式（包括艺术在内）具有深刻的关联。中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出科技创新的大师，大多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古今融会，中西贯通，文理渗透。他们的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丰富而弥漫的想象力，与其深厚的传统人文艺术修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有一个深刻的观点。西蒙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明与创新，都要建立在对这门学科精深的了解之上。一门学科的信息量，总体上与人们精熟一门自然语言所需要的信息量相似。西蒙的观点背后潜藏着这样的一种假设，即知识学科的原型是人类的自然语言。不管某门科学具有何种特殊性，在人类思维最基本的层次上，它们与自然语言具有本质的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有可能是曲折而隐晦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大多数做出重要创新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是比较深厚的。这是因为，人类通过自然语言的训练所获得的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人类一切智能的两大重要原型之一（语言与数学两大原型），而且，与数学原型相比，它更为基本，对生活更加不可或缺。以精密著称的科学，其主要特色是对数学原型的严谨运用，但究其根本而言，它仍然离不开人类的自然语言。这正是传统人文学者擅长的领域。
如果上述粗略的说明能够成立的话，我认为，更稳健的提法是，既要克服传统思维模式不精密、不科学的缺点，也要充分发挥传统人文中模糊思维、形象思维激发人类想象力与联想力的优点。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作者已经打破了国民性批判中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但作者仍然保留了文理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教育问题上，除了在保守与批判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我们还须克服文理之间二元对立，以更全面的稳健心态看待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辩证互动的关系。
各国的工业化大体有两种发展路径。第一类是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政治革命，旧传统与新观念相妥协，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第二类国家，如法国、俄国、德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第二类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特别的曲折。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权掌握在第一类国家的手上，并在全世界形成了一种强势的思潮，人们习惯用第一类国家成功的经验来衡量历史。在历史上，我国走的是第二种路径，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置第二类国家的曲折发展历程于不顾，简单地复制第一条路径的经验。
尽管各国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是，参考这本书对各国科技创新成功原因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一类国家，它们之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成功，从文化上讲，与其灵活而成功地处理了激进与保守的关系、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有关；而科技创新方面之所以曲折，乃是因为在处理激进与保守、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时不够灵活，缺乏弹性。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编辑 陈娜）
从思维模式看“李约瑟难题”
席大民 《 博览群书 》（ 2010年08月07日）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自从李约瑟先生在其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引发了众多的从各种角度的回答。在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角度的众多回答之后，楚渔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又给出思维模式角度的回答，这就是该书副标题所指出的：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原因是思维模式落后。具体说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概念模糊不清，逻辑推理薄弱，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实用理性泛滥，求真精神不立。
“李约瑟难题”看似是提给历史的，历来人们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也倾向于从科技史的角度，或者扩展为科技史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关系的层面给予探讨与回答。但实际上，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提给历史的真问题都有其当代意义。《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正是基于很强的“当代史意识”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楚渔不仅引证经典来论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更列举今天仍然存在于我们思想和行为中的中国式思维模式问题作为评判的对象。在作者看来，我们看先人，会不理解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愚蠢和糊涂，但如果我们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后人也会同样看待现在的我们。这种自觉的当代意识，应该说是该书的特点，也提示地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所在。也许主张“专制论”、“文化论”、“体制论”等论点的学者不能完全同意作者对这些论点的否定，但思维模式渗透于制度、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特别是思维模式穿越改变了的制度和体制至今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仅就此而言，对“李约瑟难题”的“思维模式论”回答就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李约瑟难题”看似是提给专业学者的，特别是提给科技史这一类学科的专业学者。这一观念往往使学科专业划分观念森严的专业学者，因该问题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而对其肃然起敬甚至望而却步。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给所有有志于中国科技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人们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任何真正的学术问题，都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反过来说，也只有值得人们关注和有兴趣回答的问题，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学术课题。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思考宇宙起源问题的权利，为什么不能思考和回答“李约瑟难题”这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呢？作者在书中坦言自己非专业学者的身份，他是要以自己民间思考者的身份回答自己作为中国人最为关切的问题，并呼吁各相关学科的专业学者更加积极地加入到深入探讨该问题的行列，以促进该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并切实给予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以积极的影响。作者的努力提示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学术探讨的民间期待和现实意义，理应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与尊重。从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尚未从思维模式的角度充分展开探讨并取得较大的专业学术成果的现状看，作者的思考和呼吁就显得更加具有针对性。
从思维模式入手来思考和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个独特而富有启发意义的角度。作者不仅从思维模式的缺陷给出了对这个难题的一种解答，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李约瑟难题”的提问和解答方式。也就是说，从思维模式看“李约瑟难题”的提问与解答可以从两个方面介入。第一是分析对比中西方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研究这种差异导致的对各自行为模式、制度建设、文化传统的影响，并探讨解决中国人思维模式问题的出路。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思路给出了自己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答。第二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和解答从思维模式的角度进行反思，探讨该问题的提出背景、合法性以及回答该问题所涉及的思维模式问题。
从反思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看似是从超然的角度、似乎是站在世界历史之外比较东西方的历史境遇而引发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在西方科技已经在世界历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获得统治地位的历史前提下被提出的。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从现实结果来追溯根源的提问方式。历史是在时间中的延展，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既然结果已经出现，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必然引出对非西方文化的全面反省和否定。从历史价值论的角度看，在这个提问中，西方价值在现代的优先地位是已经被现实的历史结局给定的。也就是说，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答案的价值取向，即以西方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衡量和评价非西方文化。在这个价值坐标系中，凡是与西方不同的，不仅被看作是文化的差异，更是被看作是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既然问题是从现实历史的前提出发提出的，那么对该问题的解答也应该是现实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件和过程，因此历史没有“如果”，从而“如果中国当时如何如何就不会如何如何”的解答方式是不现实的；同时，历史又连接着现在和未来，因此，从现实出发，从现在的历史境遇出发来思考和总结我们的传统、制度、体制和思维模式，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模式。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看，尽管作者痛切地剖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种种问题，但没有从“如果”立论来假定历史，而是直指现实和未来，应该说是在认可了这一提问的现实前提下所给出的积极应答。
从反思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看似是一个科技史的问题，但实际上，对它的解答必然基于一定的历史观念；不同的解答方案的分歧除了对史实的掌握多寡和准确程度不同之外，更有历史观上的差异甚至对立。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各种解答方案其实都具有不可检验的特性，这样，关于这个难题的种种解释就都具有假定的性质，历史观的理论支撑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解释欧洲从近代开始为什么先进的问题上，启蒙思想家看重人类理性的启蒙作用，认为在他们启蒙之下的欧洲人率先按照理性建立了适合普遍人性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自然也是人类普遍理性的必然产物；德国哲学家赫德尔用普遍的优化理论，认为欧洲文化是人类文化不断优化的产物；黑格尔则把理性绝对化，看作是历史发展背后的动力，绝对理性体现为自由意志能动地依次游荡在古代东方、古希腊、古罗马直至日耳曼（现代西方社会），而被绝对理性抛弃的东方则陷入停滞。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开启了现代历史哲学的新篇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包括科技的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是基于历史哲学的公式可以不管历史条件如何各民族都必然走同一条道路。但西欧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市场，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使各民族的相互交往空前地加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趋势。这种历史观认为，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交往是多样性向统一性转变的条件，不能用抽象的普遍性代替现实的统一性。应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解答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观支撑，但这一历史观却长期被误解为新的普遍主义，因而也未在反思“李约瑟难题“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值得深思的。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看，尽管作者没有更多论及这一难题背后的历史观念问题，但从全书的行文看，作者是基于西方思维模式在促进西方社会形成世界历史统一性趋势中的现实合理性，而不是基于普遍主义教条的抽象议论，对中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优劣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思考这一难题的历史观基础应该说是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
从反思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看似是一个以近现代西方科技和社会发展作为标准来检讨中国文化、社会和传统的问题。实际上，一方面，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多有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在讨论类似历史问题时的思维模式也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演变发展的。因此，我们在检讨中国思维模式的缺陷和问题时，一方面要积极参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来对比检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这既可以在比较中更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又可以在比较中学习借鉴已经被公认为人类思维成果的先进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思维模式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在不断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的。例如就探讨一个历史结果原因的思维模式看，西方思维模式经历了“原子论”到“系统论”的转变。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是决定论思维模式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突出表现是认定产生一个结果的原因是单一的，即认为一个单一的原因可以决定性地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科技的发展中曾经占据统治地位，并促进了分析方法的发展。但后来，随着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维开始向非决定论与复杂原因生成一个结果的思维模式转变。自然科学饶是如此，历史科学则更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在同类问题上，缺乏“原子论”的基因，而代之以传统“整体论”模式。这种“整体论”虽然具有现代系统论的某些元素，但系统论毕竟更强调分析基础上的综合，而不是笼统的综合。所以在思维模式上，既不能简单地拔高传统“整体论”思维，也不能简单地否定“整体论”思维，而诉诸已经被西方扬弃了的“原子论”思维模式。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看，作者是把思维模式这个被人忽视的因素看作影响近代中国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看作是渗透到制度、体制和传统中的内在因素来加以分析，这无疑为综合全面而系统地解答“李约瑟难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文编辑 陈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