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9_10/21/293140_17.shtml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小幅度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并且还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却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大家对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何凯丰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第二个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第三个例子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第四个例子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战略计划，决策层便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不赞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东征。东征战绩不错，后头形势发生变化，又回到了西边。从这四个例子看，在非常时期，在重大考验关头，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个别人先于多数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属不可避免，但从中也看出，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到了延安，也没有平静下来。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便很闹了一阵子。他一回来，便提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还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一回国就"进攻"中央路线，底气依然来自在抗战问题上觉得自己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而且他的身份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只有王明。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惟其如此，除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是让了步的（"别的问题我都承认"）。惟其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周恩来在1943年的中央会议上，就谈过自己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到，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虽然做了辩白，最终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服从了多数人意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随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96年笔者在杭州采访江华时，江华也有过同样的回忆。
在不断的摩擦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的地方开，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依然没有对中央领导层进行正式调整。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不调整也不影响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二是毛泽东或许觉得条件仍然没有完全成熟。
所谓没有完全成熟，就是说，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不一致，特别是王明，还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具体情况是，王明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将他1931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这说明他仍然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套"左"的东西。与此同时，关于中共中央抗战以来的政策路线，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已经充分阐述，但王明并没有心服。他在会后写的一首诗中说："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又写一首《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的诗，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1940年10月，王明在一首题为《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的诗中，称毛泽东主张的统一战线是"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并在诗下加注说：毛泽东搞的是"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1941年9月底10月初，王明还当面同毛泽东争论，提出中央的抗战路线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都是错误的。毛泽东1943年11月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除了王明的因素，毛泽东还觉得整个中央领导层结构存在着问题，由此认为进行调整的时机没有成熟。还是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说道："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忍耐了多少年"的"矛盾"，是指目前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主要领导者"是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所排挤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己），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班子（"码头"），却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形成的，由此还有不甚协调的地方。为此，必须在领导层当中彻底弄清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1941年9月起，开始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活动，这个活动随后在全党普遍展开。
经历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必须要靠思想理论建设。一到陕北，他就发愤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矛盾论》和《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写出《论持久战》，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等，在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述，渐渐把中国革命的基本模样说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应，通过整风学习运动，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这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这年7月，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从事农村调查期间，也对身边的同志说道："中国革命21年来最大收获和最大成果，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比毛泽东那一代资格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其回忆录里的分析大概是最精辟也最到位的了。他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1943年，终于水到渠成，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主席"职务的确定，标志着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巩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一件事，是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翻译师哲把这封电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通俗地说，头上没有了"太上皇"，无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也有利于中央领导层更权威地发挥对全党的凝聚作用。
第二件事，是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说成是新军阀，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方面还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同时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共必须强化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确立并高扬自己的思想旗帜。于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中还称毛泽东是"我党英明领袖"。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毛泽东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全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了。
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总结历史经验，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空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领导层纷纷表态，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领袖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9月，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武汉时期（1938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
10月6日，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11月1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事实上，周恩来在8月2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这段话收入了《周恩来选集》。
11月下旬，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为中央局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12月，张闻天在其《反省笔记》中写道，从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给我思想上的转变帮助最大"，"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我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中央当权时所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党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同志心悦诚服的感觉，也是从此时发展起来的"。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自然也影响到王明。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期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他的意见。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不管是诚心之举还是应付之辞，他在信中终究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历史的选择，由此尘埃落定。
如果还要说几句，上述过程，确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启示。一个领导团队同它的核心人物是共生同构的。领导团队什么时候形成，它的核心人物就什么时候产生；领导团队成熟到什么程度，其核心人物就成熟到什么程度；团体内部的思想认同和感情联系达到什么程度，核心人物和领导团队的关系就紧密到什么程度。结果是：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团队，就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核心人物；有什么样的核心人物，就干出什么样的事业。
1937年的清明节，对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经历十年内战，共处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来祭奠血脉祖先。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是毛泽东撰写的，代表是曾为国民党早期党员的林伯渠。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祭文不知何人所写，致祭那天，顾祝同去了茂陵，未曾到场。
两党的祭文，均为四言古体。国民党的祭文32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全文为："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距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其他都显得很程式化。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未提团结抗日之事，篇末提到，"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似也点而未透，让人觉得执笔者像是在做例行公文。毛泽东写的祭文56句毛泽东、朱德的祭文全文为："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命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更是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此番告祭情怀，可为历代祭文之拔萃者，说其在国民党祭文之上，当不为过。
毛泽东很重视这篇祭文。他在3月下旬即已写好，并于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陕北采访过的范长江，希望他"可能时祈为发布"。但不知为什么，这篇祭文没有在国统区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更耐人寻味的是，查国统区当时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4月5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的祭文，4月6日的《大公报》、《申报》和天津《益世报》，均报道了张继等祭谒黄帝陵以及其他人祭扫明孝陵的消息，而对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致祭黄帝陵一事都只字未提。只有《益世报》很蹊跷地来了一句："陕甘边区新编军队，亦派代表四人
参加，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那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红军尚未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朱德用的还是"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何来"新编军队"一说。此番曲笔，尚待考证。
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是在延安《新中华报》当年4月6日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披露的。该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当时还是蜡版刻写，发行量很少。在这篇祭文前，有几句话点明此次祭祀活动的意义："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
1939年2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摘自《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1939年4月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摘自《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1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正是毛泽东《祭黄帝陵文》的要旨所在。1937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事公开见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八路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等事宜。洛川离桥山不远，8月25日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拜谒了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他们一边阅读，一边交谈，任弼时说了一句名言："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说起诸葛亮北伐中原前向蜀汉后主刘禅上书明志的前后《出师表》，人们不难想到其中的一些名句，诸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些同毛泽东《祭黄帝陵文》所言之事虽异，情志却相类。视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也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
毛泽东与黄帝陵的故事还没有完。1955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赴西北参观，顺谒黄帝陵，10月9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陵庙无人看管，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院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附近，私坟如鳞。回忆1940年访延安时，亦曾谒陵，"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窃以为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11月1日，毛泽东读到这封信，批示周恩来阅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并说："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阅读中，毛泽东还在信中"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诸句旁画了竖道，似对新中国成立后无专人看管清扫有所不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明确批示："黄陵应明令保护和整修。"1962年，国务院把黄帝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着又拨款对黄帝陵庙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
在国民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曾有一批同盟会会员到黄帝陵前盟誓，立志"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至今还保存有他们在陵前盟誓的照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曾委派一个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黄帝陵致祭，还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写了篇祭文让代表团在黄帝陵前宣读。文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这份祭文取名《黄帝赞》，手迹已经遗失。其中"世界文明，惟有我先"一句，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了孙中山推崇和理解黄帝的名言。
在国民党要人中，于右任先生的黄帝情结也颇让人感佩。他1918年回陕祭陵，返南京即约友人搜集整理先秦以来有关黄帝事迹和传说的记载，花十数年时间，分目编纂，详加考证，辑成一书，取名《黄帝功德纪》，于1935年出版。1942年冬，当时任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曾题写"黄帝陵"三字，刻成高大石碑，立在黄帝陵。前述陈嘉庚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看到"蒋中正题"几个字，建议换下来，后来有关部门接受这个建议，请郭沫若重写了一碑。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吧。黄帝陵如今已恢复了蒋介石的书碑。
这样，在黄陵轩辕庙里，便有四座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西侧二座，前边是毛泽东《祭黄帝陵文》，后边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题写的"炎黄子孙"四个大字。东侧二座，前边是孙中山的《黄帝赞》，后边是蒋介石的"黄帝陵"三个大字。如此安排，确也让人感慨多多。中华儿女之间，不分党派政见，不管居住何地，无论是身处战乱，还是躬逢和平，他们都拥有一个不能割断的精神纽带--被称为人文始祖的炎、黄二帝。
中华儿女自称"炎黄子孙"。有史可考的祭祀黄帝的活动，最早为战国初年的秦灵公。汉初建轩辕庙，唐朝正式把祭祀纳入国祭。对炎帝的祭祀，则始于唐朝，宋初在湖南茶陵县修陵建庙（陵庙所在地后划归酃县，今改名炎陵县），并形成朝廷御祭定例。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炎、黄二帝起着"协和百族，揖睦四邻"的整合作用。在国家遭遇外侮或处于低谷的关头，他们又是凝聚民族力量渡过难关的精神动力。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寻根祭陵，也是要发扬光大人文始祖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更为注重炎、黄二陵的修缮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开始修复炎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5年题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的墓碑。1987年6月19日，炎陵修复工程指挥部派人请陈云题词，把炎帝陵资料送交于若木时，于若木说："陈云同志年纪大了，又有病，他一般不肯再题词了。我等他精神好点的时候把材料送给他看，争取为炎帝陵题词。"结果，第二天，陈云就题了"炎黄子孙，不忘始祖"几个字，并说：别的词不再题了，炎帝陵的词是要题的。到90年代，中央领导同志又指示对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面积扩大了许多。1993年4月，江泽民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同年9月，又为炎帝陵题写"炎帝陵"陵款，并写了横、直两幅。
与此同时，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同胞，祭祀炎、黄二陵，更是不绝如缕。人们记忆犹新的，自然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新党三党领导人，在2005年春夏先后率团参访大陆，其意也是寻民族之根，搭两岸之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送给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礼物中，便有一件精美的青铜制品"轩辕圣土簋"，簋中所盛之土，即采自黄帝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黄帝陵前宣读的祭文中，则有"兄弟扶持成大业，廿一世纪振八荒；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和平一家亲"诸句。
显然，炎黄在今天已成为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一个象征。题写过"炎黄子孙"的邓小平，便是从这个角度来阐发和运用这四个字的。1983年10月21日，邓小平会见蒋经国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高理文时，专门询问了蒋经国的近况，并说：你看我们有希望联合起来吗?我带信给台湾的老人，我说我们老一辈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炎黄子孙，这个观念比年轻人更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1988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台湾客人时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包玉刚时说：大陆和台湾要解决统一问题，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许多人不懂得这是炎黄子孙难得遇到的机遇。
如果说，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是民族危亡时刻炎黄子孙抗击外侮的《出师表》，那么，邓小平历次所谈所念，则可视为炎黄子孙的"统一歌"和"复兴曲"。
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一个很长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谈到1942年的整风时，他说起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情况："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为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就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
引起毛泽东关注的"韩荆州话题"，缘自诗人艾青1942年3月31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章的结尾一句说："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艾青的话，反映了知识分子渴望得到理解和尊重的心情，其中也透露出当时到延安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寻找干事业的立足点上，还有些困惑。
首先对"韩荆州话题"作出回答的是朱德。他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要看得起工农兵。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当时对"韩荆州话题"比较一致的解决思路，是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才会更有作为和成就。朱德如此，毛泽东三年后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列举的工农兵"韩荆州"，赵占魁是农具厂的司炉工，吴满有是逃荒到延安的农民，张治国是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的一个副班长，三人都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韩荆州"这个典故的来历，确与知识分子渴望干些事业却又致仕无门有关。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企盼拥学从政，藉此建功立业，拯时济世，安身立命。在唐代，一些尚未入仕的学子，多向社会名流和权贵上书自我推荐，若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引见，不失为做官的一条捷径。有些官员也以援引才能之士为己任，担任过荆州长史的韩朝宗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向朝廷举荐了严适之、崔宗之、房习祖等名士，而享有奖掖后学的美名。唐开元年间，30岁出头的李白滞居安陆，苦于没有出路，便给韩朝宗写了封信，即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在信中，李白一上来就对韩朝宗大加赞誉："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当然，写信的正题是自我推荐："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其入朝为官心情之迫切、对韩朝宗寄予的厚望，跃然纸上。然而，这位提携了不少后学的韩朝宗并没有推荐李白，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也许韩朝宗认为李白虽然才华横溢，但任情不羁，书生气太浓，并不具备做官的素质。从历史记载看，韩朝宗虽没有太突出的政绩，品行倒还端正。看来，他也不是随便向朝廷推荐人才的。
李白走"韩荆州"之路没能遂愿，但古往今来在这条路上走的人不绝如缕，并留下一个让人思考的话题。能寻得安身立命去处的"韩荆州"，究竟在哪里?人们容易想到的，大体有两处，一是靠掌握权力的人识拔，一是靠掌握舆论的士子们捧场。前者如韩朝宗，后者即毛泽东说的那个苏联话剧《前线》中的记者克里空。那位克里空是派到前线采访的记者，他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写宣传文章，而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却很欣赏他，让他为自己写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宣传文章。后来"克里空"便成了说空话、假话的记者的代名词。毛泽东所以想到"克里空"这个形象，是因为延安《解放日报》曾在1944年连载过《前线》这个剧本，还配发了一篇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而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大量改写和加写的。在毛泽东和朱德看来，无论是"韩荆州"还是"克里空"，似乎都不是正途，他们为延安的知识分子指出的正途，是走向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可靠的"韩荆州"。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和朱德都是把"韩荆州话题"作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泛泛地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如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教授和文化人，都必须到工农兵那里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事实上，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及此事，也是从党员如何处理"个性与党性"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当时指明的这条路，对党员知识分子后来的发展确实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2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艾青在诗后写了一个附记，颇有意思。他说，他1943年春节到延安吴家枣园向吴满有当面征求意见，"不一会，同庄子的人都来了，他的窑洞里人站得满满的。我把《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原有一句"人们叫你老来红"，因吴满有非常不喜欢，就删掉了。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
艾青的困惑解决了，"韩荆州话题"在今天是不是就过时了呢?或者说，"韩荆州话题"是不是仅适用于知识分子呢?对从政者来，甚至可套用老话讲，"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无论是举荐别人，还是求助于有社会名望之人推荐自己，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常有的事。一个干部想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干点事，更无可厚非。各级"韩荆州"要有伯乐胸怀，扬清激浊传正声，自当提倡。但问题依然在于，施展抱负才干的根基，恐怕还是在实践，在实践就离不了老百姓这些"韩荆州"的支持，施展抱负才干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这些"韩荆州"们。正像毛泽东1944年8月12日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说的那样："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如果只走"韩朝宗"们的路子，根基是不会牢固的，且于人于己都是难堪之事。倘若碰上个尚有些分寸，头脑也还清醒的"韩朝宗"，大体也不会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