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

　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成了当代文学的名篇。至少在说到当代散文佳作时，人们不能遗漏《我与地坛》。但据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透露，这篇作品当初是险些被作为小说发表的：“我想我们今天就着重地说一下《我与地坛》，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我们看一看这位创作者的感情的面目，他感情的图画是什么样的？《我与地坛》这篇东西怎么给它归类，也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它当时在《上海文学》发表时，《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我也同意他的话，我觉得是一篇好散文。”（《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因为《我与地坛》当初是作为散文发表的，所以现在成了当代散文名作。研究当代散文的人不能忽略它的存在，而研究当代小说的人则不便将其纳入视野。然而，要是当初史铁生不坚持“这一定是散文”而任其以小说的名义问世，那情形就反过来了：研究小说者会用种种或新或旧的小说理论对其大加谈论，而研究散文者则认为它不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样说来，一篇作品被当作“散文”还是被当作“小说”，有时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捉弄”。
　　《上海文学》的编者最初打算把《我与地坛》作为小说发表，也总有他们的理由。史铁生此前已是小说名家，因而编者把出自史铁生之手的叙事性作品都习惯性地看作小说，这是一层原因。但除此之外，《我与地坛》本身也确乎提供了一份让编者“误认”其为小说的理由。一般说来，“散文”的手法比较单一，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单纯、清晰；小说则总会有比较多样的“叙事手段”，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复杂、暧昧。而《我与地坛》比起一般的“散文”来，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显然要斑驳、丰富得多。王安忆明知《我与地坛》是“散文”而并非“小说”，却仍在专门讲解小说的课堂上以《我与地坛》为“范文”，对其中的“心灵世界”详做分析，也可证明这部作品确实具有“小说”的某些质素。
　　史铁生之所以坚持让《我与地坛》以“散文”的名义问世，我想，是因为他当初本就是把它作为“散文”来写的。作品中的“我”就是史铁生自己，作品中所思所感、所见所闻，不但都实有其事而并没有丝毫“虚构”，而且可谓是在撕心裂肺、披肝沥胆，因此史铁生不能接受“小说”这种称谓，他或许还多多少少以“小说”这种称谓为亵渎和侮辱。没有着意的“虚构”，表达的是自己十分真实和隐秘、轻易不肯示人的情思，——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我与地坛》是标准的“散文”。但写《我与地坛》时的史铁生，毕竟是已写惯了小说的人，他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小说的常用手法用在“散文”的写作上。《我与地坛》虽然“散文”的特色十分鲜明，但它的剪裁结构、布局谋篇，却显然是经过精心权衡算计的；而这种权衡算计体现出的确实是一个“小说家”的匠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地坛》这篇出自“小说家”之手的“散文”，确实与出自“散文家”之手的“散文”有所不同，它带着明显的“小说”的痕迹。这里且以《我与地坛》中人称的变化为例，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抒胸臆，是“散文”的常见方式。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往往在人称上玩出一些花样，即以变换人称的方式来丰富作品给读者的感受。这种小说家惯用的方式，也被史铁生有效地用在了《我与地坛》的写作中。《我与地坛》总体上是以第一人称完成叙述的，作品中的“我”就是史铁生本人。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叙述过程中，史铁生并不总是以“我”的名义出现，有时史铁生成了“你”，有时则成了“他”，还有时竟成了“您”。例如第二部分有这样的叙述：
　　------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
　　在这番话里，史铁生先是以“我”的名义出现，但忽然又变成了“她的儿子”和“他”。这里的“她的儿子”和“他”既是“我”又不是“我”：是“我”，是因为“我”、“她的儿子”、“他”，这三者都是史铁生的代称；不是“我”，是因为“我”是现在的、正在写作《我与地坛》这篇“散文”的史铁生，而“她的儿子”和“他”则是当年那个以自己的任性令母亲加倍伤心的史铁生。史铁生以人称变换的方式把现在的“我”与当年的“我”区分开来，让现在的“我”回想、品评和责备着当年的“我”。当然，人称不变换，“她的儿子”和“他”一直以“我”的名义出现，语句仍然是通顺的，但语意却显然不同。不变换人称，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就拉不开距离。而没有了这种距离，意味就顿觉寡淡。
　　在《我与地坛》的第六部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则更是频频变换：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叨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却又过了头，------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了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感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在这长长的一段话里，“我”与“你”不停地更换着，甚至常常没有一点过渡，上一句还是“我”，下一句就成了“你”。这种人称的变换不停，当然不是一种游戏。这不仅仅避免了语感的单调，更使得自我质疑、自我审视的意味大大加强。史铁生写这番话，甚至写这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是为了叙述在“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上自己与自己的争辩。在史铁生心中本就一直就着两个“史铁生”，一个“史铁生”主张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并且为活着寻找理由；一个“史铁生”主张不如死去，并且不断地质疑不死的借口。这两个“史铁生”时时在对话，在辩论、在吵架。如果这两个“史铁生”都以“我”出现，文意也仍然通畅。但当史铁生不停地变换着作品中“史铁生”的人称时，他内心的那种矛盾冲突就表现得更鲜明、更充分、更具有立体感，他的那种心路历程就更为感人。
　　紧接着上面那段话，史铁生又写道：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慌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
　　在这里，不但有“我”与“你”的交替，甚至连“您”也出现了。当一个“史铁生”对另一个“史铁生”以“您”相称时，我们听出了一种嘲讽的意味。这本来是史铁生在自嘲。但当自嘲以这样一种口吻表达时，我们便更强烈地感觉到了史铁生的困惑和无奈，更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欲罢不能和苦苦挣扎------
　　 虽然史铁生不同意把《我与地坛》看成小说，但作为“散文”的《我与地坛》之所以特别感人，特别成功，却与作者史铁生本是一个“小说家”有着某种关系：不知不觉地把一些“小说手法”用于《我与地坛》的写作，是《我与地坛》特别感人、特别成功的一种原因。
　　当然不能认为，因为《我与地坛》用了一些在小说中更常见的手法，便不再是“散文”而应称作“小说”。实际上，“散文”与“小说”有无本质性的区分以及怎样界定这种区分，都是有争议的，而且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