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22日 14:10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章元佳

2010.2.10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纪念美国人权运动音乐会，鲍勃·迪伦献唱《时代变了》

2007年，鲍勃·迪伦在开姆尼茨美术馆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

鲍勃-迪伦这些年

文/章元佳

即将跨过70岁人生门槛的鲍勃·迪伦终于要来中国了！

去年因为种种原因，迪伦的中国行在演出前数天取消。这次对于首度来华，鲍勃·迪伦非常兴奋，并通过主办方表示，“这将是个独一无二的演出，集简单与虚幻于一身，我将以最轻松的心情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而主办方也别出心裁地把鲍勃·迪伦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日期，1961年4月11日，定为此次中国演出的VIP票价1961.411元，作为纪念。

1961年，相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如此遥远的年份，那也是鲍勃·迪伦开始红得发紫的时候，距今半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化符号、民谣摇滚教父、反战英雄、音乐界传奇……对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人们给予了很多标签。

但是，鲍勃·迪伦说这些标签“没有一个是靠谱的”，他公然不屑。而对主流文化，他也很警惕，认为是“骗人的把戏”。正如他的成名曲《答案在空中飘扬》，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对于中国乐迷来说，他像一个传说一样存在着，现在他要来了，这些年他随着风中的答案，飘荡到了何处，我们试图走近。

永远非主流

2010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携夫人米歇尔在白宫举行了一场纪念美国人权运动的音乐会，也邀请鲍勃·迪伦来献唱《时代变了》。不过，鲍勃·迪伦依然很特立独行，非但不参加排练，就连音乐会当天和总统夫妇媒体拍照环节都丝毫不感兴趣。

奥巴马说两人仅有的互动就是礼节性的握手和迪伦离开时报以的一个笑容。“如果他做些别的什么，那他就不是鲍勃·迪伦了。”

奥巴马很买“非主流迪伦” 的账，是他的忠实“粉丝”。在一次采访中，奥巴马告诉《滚石》杂志的联合创始人Jann Wenner ，迪伦的歌是自己iPod上播放率极高的歌曲。他说：“和新潮音乐相比，我似乎更钟情于小时候听过的那些歌曲，鲍勃·迪伦、滚石、迈尔士·戴维斯。这些都是经久不衰、百听不厌的。”

除了奥巴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十分欣赏迪伦。1997年，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他颁发表演艺术奖典礼时，克林顿任命其为肯尼迪中心荣誉会员，并称赞迪伦作出“激发国家良心的贡献”。

1961年，一个刚二十出头的青涩小伙决定辍学，踏上前往自由之都纽约的旅程，他要去找美国“民谣之父”伍迪·盖斯瑞。这个不经世事的明尼苏达人，就是鲍勃·迪伦。

被传奇制作人约翰·哈曼德发掘后，1962年，迪伦的首张专辑《鲍勃·迪伦》出世。整张专辑带有浓厚的盖式民谣气息，他凭借有如“砂纸一样的嗓音”而一举成名。其中的《答案在空中飘扬》和《大雨将至》成为反战运动的主题歌，专辑在各方评论界也获得一致赞誉。

1964年1月，在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的四个月，迪伦发行了新专辑《时代变了》，里面有更多呼吁民权运动的歌曲，让这张专辑瞬间成为时代最壮阔的政治宣言，而专辑封面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在这张专辑中，迪伦借助音乐表达自我，吸引了很多人，也让年轻人觉得唱出了他们的所感所想。迪伦一跃成为超级巨星，没有人会怀疑，60年代反叛力量的代表，一个体现着非主流青年理想主义的代言人正应运而生。

直到现在，迪伦仍然认为自己上世纪60年代的那些抗议歌曲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写就的，而那些环境不可能复制。他说：“要写出这些歌，你必须具有支配精神的力量。我已经做过一次，而一次已经够了。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

对于音乐，迪伦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我的音乐绝不轻松。它们并不友好或者成熟、甜美。它们可不会温柔地靠岸。我猜你可以说它不商业。不仅如此，我的风格不合规则，无法被电台简单地分类。而这些歌曲，对我来说，比轻松的娱乐要重要得多。它们是我的感受器，指引我进入某种与现实不同的意识中，某个不同的境界中，某种自由的境界。”作为和迪伦接触最多的演出顾问，比尔·格雷汉姆经常会说：“鲍勃并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种民谣歌手。”

1965年，迪伦完成英国巡回演出之后，开始迷恋英伦摇滚的节奏，从此走上“民谣摇滚”这种全新乐风。迪伦的专辑《重返61号公路》发行，大获好评，其中的《像一块滚石》标志着他正式迈入了摇滚创作阶段，虽然当时其公开放弃纯民谣的举动激怒了歌迷，迪伦仍然不顾一切声音，我行我素，继续民谣摇滚乐的创作。

多年以后，这首歌被权威音乐杂志《滚石》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第一名，而甲壳虫乐队、埃里克·克莱普顿等人也都称自己从迪伦的作品中受益匪浅。迪伦的朋友帕蒂·史密斯说：“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情形，它陪伴我度过青年时光。”

迪伦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对主流追求丝毫不感兴趣，对于任何道貌岸然的东西保持着警惕心。他说，“我只是觉得主流文化很落后，是个骗人的把戏。它就像窗外那坚固的冰霜，你不得不穿着笨重的鞋子走在上面。”无论是出席格莱美或是参加义卖唱片《天下一家》时，迪伦“几乎总是以一些孤僻不合群、不情不愿的行为而大煞风景。”小说家乔纳森·勒瑟姆说，“他永远都不是主流。”

“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如果别人能理解这点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在一百年后才会被真正理解。我做过的和我正在做的，都是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迪伦说。

摇滚民谣的遗迹

2007年，鲍勃·迪伦凭借“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其充满感情、极富诗意的作品”，获得普利策委员会授予的特别荣誉奖。

委员会执行官西格·吉斯勒表示：“我们可没有在某个下午随便找找，然后就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奖给迪伦呢？’我们要纵观过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努力，来找出谁才是最受之无愧的人。”

当年就是因为崇拜迪伦·托马斯的诗歌，才把自己的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改为罗伯特·迪伦，后来索性就叫鲍勃·迪伦，可见迪伦对于诗歌的热爱程度。

迪伦的歌曲越听越有味道，歌词的力量举足轻重。天马行空，内容博大精深。很多乐评人都认为迪伦个人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以诗歌般的笔法挥洒出时而讽喻愤慨、时而表达个人喜悦却又发人深醒的词句，为通俗音乐创造了全新的语言，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在我看来，我写的任何一首歌都不会过时。”他说，“无论它们是关于什么话题的，承载的是那些我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东西。就像《玛吉的农场》这样的歌，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感觉，而且我也很确定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仿佛他用左手写着象征主义的诗歌，将时代的事件、场景、心态统统化作富有艺术魅力的隐喻；右手则谱出动人心魄的音乐，为他的诗歌注入了更激荡人心的情感。

2003年，鲍勃·迪伦历时三年在手动打字机上一键一键敲出来的回忆录《像一块滚石》出版，最终将他诗人和散文家的情怀表露无遗。该书进入《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单长达19周之久，还被全球数十家著名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歌手。

在书中，他对自己被无限扩大为抗议、民权、嬉皮等60年代运动代言人表示不认同，甚至嘲讽。他是这么解读自己的身份的，“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的匠人。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画家迪伦

1966年7月29日，鲍勃·迪伦在纽约住处附近被摩托车撞倒，脑震荡、失忆甚至中度瘫痪，不得不暂时退出乐坛，借此机会隐居乡村。这成为他音乐创作的拐点，也让他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

在漫长的休养期间，迪伦却没有停止表达，他开始学习画画。在自传《像一块滚石》中，迪伦写道，“我该画点什么呢？就从任何我手边的东西开始。我坐到桌边，拿出一支笔一张纸，画了一个十字架、一朵玫瑰、铅笔、小刀……完全忘记了时间。感觉自己绘画时，能将秩序赋予周遭的混沌。”

画家Norman Raeben曾在上世纪70年代对他的绘画给予很大的指导。迪伦说：“Raeben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是他激发了自己重拾作曲的能力。”他后来也为自己专辑画过封面。迪伦绘画，如同他唱歌时的角色，永远从边缘凝视中心，仿佛身边所有的一切只是偶然撞进他所在的时空。

2005年，他在绘画方面的造诣被德国开姆尼茨美术馆负责人英格丽德·莫辛格发现。在纽约出差时，莫辛格无意间在一家古籍书店发现了几张迪伦画的素描，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当时，莫辛格对这位早已声名远扬的摇滚明星却知之甚少，于是找来迪伦1965年的《地下乡愁蓝调》反复聆听。“歌词充满想象，能写出这样歌词的人一定懂得画画。” 莫辛格当下决定联系迪伦办画展。

让人意外的是，迪伦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在为展览而写的文案中，迪伦甚至感恩地表示：“听说英格丽德女士对我的画作有兴趣，我激动万分。如果人们对这些作品不感兴趣，那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了。”

莫辛格无疑给了迪伦将数年前创作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动力。2007年，发表过近50张唱片、开过无数场演唱会的鲍勃·迪伦在开姆尼茨美术馆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从1989年到1992年间迪伦在全球举办“永不停止的巡演”时用画笔记录下的所见所闻。巡演期间，他用素描、炭笔画的方式记录了冷寂的自然风景、旅馆的房间和萧瑟大街上的人，起名“憔悴的空白系列”。

迪伦的画作画面简单、干净，色彩明丽、丰富，几笔粗线条勾勒出空间的变幻，看似平凡的景象，却透露迪伦对待艺术的态度。登录他的美术作品的官方网站，你几乎不敢相信这位摇滚乐先驱竟然还有这般美术造诣。“伟大的绘画在人们常往之处。”迪伦曾经说，“想想，如果人们每日用餐时都能看到一幅毕加索，那将会多么美好。”

画展吸引着好奇的艺术爱好者和迪伦的歌迷远道而来。在四个月的展出时间里，开姆尼茨美术馆似乎从未接待过这么多人，共同见证这位摇滚巨星鲜为人知的美术才华。

策展人克斯廷·德雷克塞尔说：“也许这些作品在技巧上还稍欠火候，但如同唱歌一样，迪伦在绘画创作上，也是全身心地投入的。”德国评论家们更是不吝惜溢美之词：“即使鲍勃从未唱过一句，写过一行，正在展出的这些绘画也值得一看。”

迷途之家

半个世纪前，鲍勃·迪伦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如今，他仍有新作不断问世，外加永无休止地在全球巡演。其实迪伦是最有资格谈怀旧的人，但他却坚决地选择说：别回头！

唯独有一次例外。2005年，受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邀请，他决定出演自己的传记影片《迷途之家》，反映1963年至1966年间辉煌的音乐生涯。自1985年出现在电视节目《20/20》里之后，迪伦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录像采访，而他也从未广泛深入地谈过自己的早期生涯，这部纪录片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

而鲍勃·迪伦在进入千禧年后，历时5年炮制的首张录音室专辑《摩登时代》在2006年8月底一经发行，就在美国以19万2千张的单周销量包揽Billboard 200专辑榜冠军，成为其近三十年来的首张冠军专辑。还获得《滚石》杂志颁发的“2006年度最佳专辑”与“最佳单曲”。杂志编辑毫不吝惜地给出五星满分，评价道：“迪伦自从1968年的专辑《John Wesley Harding》之后就没有如此‘活泼’过”。

哪怕已接近古稀之龄，“退休”一词仍然不在迪伦的字典里。在上个月举行的第53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他还率领一批年轻乐手表演“向民谣致敬”节目，虽然《华尔街日报》以调侃的语气抱怨着老迪伦干枯的嗓音，但老当益壮的他舞台魅力仍然不减。

他大可不必再为挣钱操心，但继续创作的动力却一直存在。“对我来讲，创作并不是一件多荣耀的事情，”迪伦说道，“到处露脸和人们的欢呼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做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

在影片《迷途之家》的开头，迪伦说，“我出生的地方离我最终想去的地方很远，可惜我不记得那个地方在哪里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寻找那个属于我的家。”而在影片的结尾，被无休止的巡演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迪伦说，“我哪儿也不想去了，我想回家。”

写着诗、唱着歌、谈着琴、画着画，对鲍勃·迪伦而言，一生就似一场旅程，唯有出发才能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他当时毅然离家出走前往纽约，抑或是现在带着皱纹和乐迷青葱岁月的回忆来到中国。

1965年1月22日，鲍勃·迪伦在纽约

一个七十岁的陌生年轻人

文/张晓舟

我毫不怀疑迪伦在北京工体和上海大舞台会爆棚，即使从不听迪伦的人也会哭着喊着要去“见证传奇”，资深乐迷即使对迪伦没多大感觉，也会想着去了个心愿，而有钱人会当做去赴一场上流豪宴，就像是奢侈品牌来京沪开旗舰店一样，不捧场好像自己就没存在感。

众所周知，中国内地的演出门票普遍高于欧美也高于港台，据说迪伦特意要求不得抬高门票价格，所以虽说迪伦的地位至高无上，但其门票价格比老鹰乐队要低不少。不管是滚石还是老鹰，在西方往往属于中老年人的春药， 然而迪伦一向厌恶自己的演唱会成为富老头阔老太的怀旧派对。

但在中国，由于历史巨大的时间差，迪伦演唱会非但算不上怀旧派对，甚至可以说只是一门新功课，或者说是一门有待恶补的课。首先该赶紧补课的是媒体，前年某著名周刊（还好不是《南都周刊》）赶伍德斯托克的时髦，不料把当年压根没参加的迪伦硬塞进1969伍德斯托克，又有另一著名周刊（还好也不是《南都周刊》）赶批判艺人吸毒的时髦，借满文军吸毒事件莫名其妙自作多情地树立起一个迪伦牌坊：说迪伦从不空虚从不吸毒，云云。可惜，艾伦·金斯堡给迪伦大麻抽，迪伦又给披头士大麻抽，这早已是老生常谈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掌故。

七年前滚石乐队访沪，观众八九成是老外，票价最贵的场地里几乎清一色是鬼佬，以至于贾格尔请出崔健时，只有票价便宜的看台上远远传来弱弱的一阵掌声，而贾格尔学中文大喊“你好”纯属自作多情。然而，滚石在国内虽然没多少铁粉，但却拥有一个教父级粉丝——滚石是对崔健最具启蒙意义的乐队，基斯·理查兹是对艾迪影响甚巨的吉他英雄。至于迪伦，尽管此次中国观众比例肯定会大大超过滚石那次（估计会比老外多），尽管没准连超女快男晚会歌手都会纷纷扎堆去蹭名牌，但迪伦在中国内地，不管是对乐迷还是对乐坛，似乎都谈不上有多大影响。

这跟海峡彼岸大不相同，台湾一直是“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六十年代初的台湾，中学生乐团在唱猫王。后来，对于罗大佑李宗盛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乃至陈升那一代来说，迪伦吉他加口琴的民谣形式以及诗化歌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的，歌词当然是理解迪伦的一大关键，台湾歌手相对来说语言障碍少得多，罗大佑挪用迪伦个别歌词或诗意，胡德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阵差不多以翻唱迪伦的歌为生。

而在大陆，迪伦最早是以文字而不是音乐的方式出现的，就是那两部大名鼎鼎的启蒙大作——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可敬的老翻译家们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压根不知摇滚乐为何物，以为是一种舞蹈，《光荣与梦想》活活把Rock&Roll译成“摇滚舞”，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安局印的以整治风化为目的的小册子还把迪斯科解释为“一种资产阶级舞蹈”，又称“扭屁股舞”。《伊甸园之门》有整整一章专讲迪伦，看得嗷嗷待哺的中国青年干着急，听不到歌，只能加倍把他想象成一个一九六十年代革命尤物。终于听到而不仅仅是读到迪伦，要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通过英语教材有声读物听到那首被翻译为《答案在空中飘扬》的《Blowin’ in the Wind》，迪伦在中国的最初乃至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这首他二十五岁之后就差不多不再唱的成名作普及了英语，并且普及了这个后来臭了满大街的中译句式——直到前年汪峰还把专辑命名为《信仰在空中飘扬》。

迪伦真正较为全面的传播要等到打口时代来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整部摇滚史突然在我们面前决堤，但是市面上的迪伦绝大部分是他八十年代的专辑，我最早听的迪伦唱片不是六十年代那几张经典专辑，而是八九十年代的几张，比如《Under the Red Sky》，我记得每张都有最后一两首歌被打口打到，听不了，那差不多都属于他平庸的专辑，没给我留下太深印象，于是迪伦一下子就被汹涌澎湃的打口洪流淹没。直到1994年那张东山再起的《Time Out of Mind》，我买了张盗版，第一首歌就令我欲罢不能，这才见识到迪伦的厉害，才回过头去找迪伦早期的专辑来听。但1994年是一个Nirvana（涅盘乐队）遮天蔽日的年份，并且，崔健的《红旗下的蛋》无疑远比迪伦更令人感同身受，我还是没来得及深入那个在《今日美国》上面无表情地和克林顿并肩站在阳台上的老男人的世界。

崔健可以讲英语，也翻唱过英文歌，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音乐和歌词上受过迪伦的具体影响。作为一个曾经的打口贩子，左小祖咒对迪伦的感觉远远不如对大门乐队，他几乎从未认真听过迪伦。尽管他后来和迪伦一样喜欢在歌中叨逼叨说事儿，但作为一个连Hello都说不好的土人，他对迪伦本能地敬而远之。有一次我看到杂志上提及张培仁说王磊是“中国的鲍勃·迪伦”，问题是当时王磊压根就没听过哪怕半首迪伦的歌。又有一次看到杂志上说艾敬是“中国的鲍勃·迪伦式民谣歌手”，这就更搞笑，即使要吹捧艾敬，也该攀比琼·贝茨而不是迪伦吧？可见迪伦在中国内地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模糊的神话符号存在，只被当做一个弹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谣标签。

那年头布鲁斯对绝大部分中国乐迷乐手来说都堪称难听，加上唱腔艰涩歌词费解，迪伦差不多就像贴着封条的一扇大门，里头暗藏珍玩却鬼影重重。直到鲍家街四十三号和沙子这样的乐队，才真正把布鲁斯的激情带入中国摇滚。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过好几个歌手或乐队翻玩《敲击天堂大门》，在中国乐坛，翻唱迪伦最多的应该是曾长期在中国美术馆门口卖唱的杨一，迪伦最有名的几首歌——《时代在变》，《答案在空中飘扬》，《铃鼓先生》，《犹如滚石》——他都唱得很地道，这个广东人自己的歌除了陕北民歌路子，也有几首受迪伦影响的布鲁斯民谣。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迪伦翻唱者还有pk14乐队的杨海崧，我曾经说pk14是冒着Bob dylan的大雨在后朋克的窄道上狂奔，有pk14粉丝骂“跟Bob dylan有屁关系“，音乐上当然没什么关系，但歌词上显然有。另一个喜欢翻唱迪伦的是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陆晨，不过那只是K歌式的业余爱好，和顶马的创作没什么关联，陆晨唱迪伦就像他唱张国荣一样，属于以假乱真的模仿秀，他拿手的是难度更高的《荒芜之地》（Desolation Row）。

一网打尽的网络下载时代有损音乐家的钱包，却有助于骨灰级乐迷的升级，迪伦歌词中译的论坛应运而生，我们也轻易可以买到迪伦的打口或圆盘CD乃至黑胶唱片，以及迪伦的影碟：演唱会现场，他出演的故事片，马丁·斯科塞斯拍的纪录片。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和格雷尔·马库斯的《老美国志异》——这部关于迪伦1975年《地下室录音》专辑的评论杰作让我重新翻出那套双张的打口唱片，惊喜地发现尽管口子打得很深，但刚好一点都没伤到歌，我这才第一次认真听了这张奇异而晦涩的专辑。假如说迪伦自传撕下了一个个世人贴在他头上的标签，那么格雷尔·马库斯的书就令人认识了迪伦通过歌曲轮番戴上的各种面具，以及面具背后的美国幽灵。

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我在盖尔森基兴一个河边的露天小剧场看过一场迪伦，看完之后都没反应过来，一切恍然如梦，恨不得马上再来一遍。面对迪伦这门功课，我像是刚刚小学毕业，充满饥饿感，我只是刚刚撕下大门上的封条进入这栋鬼影重重的老宅。

对于不熟悉甚至不了解迪伦的人来说，即便你看过迪伦演唱会可能也跟没看差不多，迪伦始终是一个让人难以接近的陌生人；而对于只熟悉年轻时的迪伦的人来说，即便迪伦重新唱某些老歌，你可能也会因为它们的面目全非而不知所措，迪伦善于让自己不断成为一个新的陌生人。

他始终是盛大的怀旧派对上走失的主人。

对于中国来说，迪伦的亮相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想起在盖尔森基兴河边，他唱的最后两首歌是《永远年轻》和《犹如滚石》，尽管他的音乐生涯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尽管在格雷尔·马库斯看来，二十五岁时的迪伦已经是一个老人，但对于中国来说，迪伦是一个七十岁的陌生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