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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山崎朋子:朝阳门外的彩虹》
出处:南方周末 作者:少堂编辑 阅读次数: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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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朋子:朝阳门外的彩虹
山崎朋子:朝阳门外的彩虹
南方周末 2004-03-04 16:43:02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寅
发自日本
“我叫山崎朋子。”递上名片的时候,山崎朋子用中文这样自我介绍。
71岁的山崎朋子衣着入时,穿着深色底纹上缀有白色小花的曳地长裙,前额上扎着宽宽的绒布头箍,脚步轻巧灵活,忙着给我们端上点心、清茶和咖啡。
山崎朋子的寓所位于东京目黑区,那里是两三层楼高的独立房屋林立的高档住宅区。
早在20年前,中国读者和观众就已经通过电影《望乡》认识和熟悉了山崎朋子。1997年,《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山打根的墓》以《望乡》为书名,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记录山崎朋子坎坷经历的自传《通往望乡之路》也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翻译出版。
山崎朋子历时10年完成的新作《朝阳门外的彩虹》在《世界》杂志连载了19个月之后,去年夏天出版了单行本。《朝阳门外的彩虹》一经面世,立刻受到日本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重印了7次。《朝阳门外的彩虹》是一部反映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纪实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在1921年到侵华战争期间,一对日本夫妇在北京朝阳门外为失学儿童办学的曲折经历。北京现在的陈经伦中学的前身就是这所崇贞学园,日本战败后,崇贞学园迁往日本,后发展成今天的樱美林大学。
在谈到《朝阳门外的彩虹》书名由来的时候,山崎朋子解释道:“朝阳门外以前是北京的贫民窟,在这个贫民窟前,象征日本和中国友谊的虹像一座桥架了起来,我以这个意思写了这个书名。”
“办崇贞学园的清水安三夫妇当年也是很穷的青年,但一定要为中国的少女做点什么的想法让他们建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越办越好,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学校。后来清水安三的妻子得了肺结核,38岁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她最后的遗言要求把她的骨灰埋在北京的校园里,这是她献给中国最后的礼物。清水安三把妻子的骨灰带到了中国。到了学校所在的那条街,看到街道两边有很多戴着黑纱的人等着。他很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学校的老师告诉他,听说您妻子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很伤心,在您回来前的一个月,学校的学生还有周围的民众就开始服丧。清水安三非常感动,这都是战争最高潮的时期发生的事情。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恨死日本人了,但是这对夫妻没有因为战争被中国人仇视。
清水安三的妻子去世之后很多年,她的很多学生都七八十岁了,这些中国的学生自己出钱为她在樱美林大学建了个纪念碑,又在北京的中学原址为他们夫妇各立了一块纪念碑。这个中学的校长说,在中国的中学里,为战争年代的日本人建立纪念碑可能这也是惟一的一块,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很少见。”
记者:写这本书花了您很长时间,当初是不是写得很辛苦?
山崎朋子:我写这本书花了10年时间,采访了几十个人,除了日本,还去了韩国、中国、美国。我采访的方式是一个人至少见三次,而且要用最好的翻译。第一次见面是简单的问候,第二次是简单的聊,第三次当对方真正信任你的时候,才会把心里话告诉你。
记者:10年?对于写一本书来说,太长了吧?
山崎朋子:《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也问我,为什么你写本书要10年?我说,我的写书方针,就是要写一本有质量的好书,所以花很长时间听很多人的话,而且不止听一次。《望乡》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我只有一个秘密,用你的真心去感动对方。
有一次,我去北京采访一个人,我和她曾经在东京见过一面,在北京采访过一次,第三次再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她讲了一件事,让我流了很多眼泪。这个人原来生活在朝阳门外,生活在门外的人比较穷,门内的人生活得比较好。她结婚以后,进了朝阳门内。日本军侵略中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把朝阳门关掉了,门内的人出不去。这个人每次回娘家都要把家里的东西送到父母那里供养他们,但是她出不去了。等门再开的时候,她拿着东西去看父母,发现她母亲和她弟弟活活饿死了,就因为日本军把朝阳门关掉,中国人无辜地死去。这样的话,第一次见面,对方绝对不会告诉你,深藏在心中,非常痛苦,很多年过去了,她也不愿意接近这些伤心的往事。但是一次一次,到我第三次见了对方,对方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信任,才把心里的话告诉了我。我拼命道歉说对不起,我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
记者:您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山崎朋子:从资料中找最小的线索,比如说这里曾经有过学校,就到附近去拼命打听,总会有人为你提供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人,然后就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最后一定能找到想要采访的对象,但花费的时间很长,所以写这本书用了10年。
记者:写作得如此辛苦,那么这本书对于你是不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山崎朋子:我这本书能够出来,都是靠大家的帮忙,我去过中国3次,每次都在一个星期到10天,韩国大概待了2个星期,美国也在2个星期左右。我这个人特别乐观,要去采访的时候,把钱从银行里全部取出来,换成旅行支票,到北京住在天桥宾馆,住进来之后,什么时候离开,我是不管的。翻译问,下面我们去哪里采访?我把鞋往地上一扔,鞋朝向哪个方向,我就说往那里走吧。翻译们都拿我没办法。后来,我手上的钱全都用完了,翻译说我们也不要你的钱了,免费为你工作吧。我不是为了写书而活着,而是要让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段历史,这是我活着的意义。
记者:您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您的作品,包括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深受中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可能还超过了日本。您本人对中国也很有好感,能告诉我是基于什么原因吗?
山崎朋子:一般的人都说中国经济越来越好了以后,很多人都说向钱看向钱看,脑子里只有钱钱钱,但是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样,当初日本在战后也是这样,这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过程,什么国家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中国给我的感觉就是规模很大,看问题的角度和日本人不一样,我每次到中国都感觉很舒服很轻松,回到日本总有一种紧张感,这大概和日本人比较细,比较神经质有关。我的作品不追求很细的细节,讲究的是大的逻辑上的关联,所以我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很好翻译,我觉得我整个的感觉更适合中国。
有一次在北京,我坐在出租车里。司机知道我是山崎朋子的时候,就在不能停车的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上突然停下了车,回过头问,你就是山崎朋子?我说是的。那个人马上和我握手,拿出一张纸要我签名。后面的汽车不能行进了,狂按喇叭,这位司机也不管,他执意要我签名。这位司机还打开车窗对着后面的车辆喊道:山崎朋子坐在我车上。后面的司机好像在对我表示欢迎一样,按按喇叭向我挥手。这位司机说你别给别的司机签名,你如果给他们签的话,这里全部就会堵车,交通会混乱,签字就限于我一个人,别的人你都别给他们签了。
记者:您的作品题材都是女性,但写作方法却不太像一般的女性作家。这是为什么?
山崎朋子: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岛国,岛国的人一般比较细致,只要自己明白就行,这个和女性没关系,如果是美国的女性作家,她们的手法就比较大一点。我写的是最底层的那些女性,不单单是日本,还包括亚洲,如果我完全是以日本女性的那种写法来写的话,我要表达的东西有点没法表达,如果我不是站在那种更大更宽的角度,用不是很女性化的写法,就不能把我的感情表达出来。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国民性格,具体到中国和日本来说,在你的理解中,他们有着怎样的不同?
山崎朋子:一般的日本人如果侵略过中国,侵略过东南亚,到了五十年以后都忘了,但是小的地方一直念念不忘。我的性格正好相反,大的东西一生都不能忘记,但是小的东西都可以忘掉,这大概就是我和普通女性不一样的地方。
我的中国翻译翻译我的作品的时候特别吃惊,因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一点都不顾忌,说得很厉害。一般日本人,背后会说,当着你面不会直接说。翻译问我,你是不是混血儿,你的血液里面是不是有外国人的成分?怎么一点都不像日本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被人叫作铁女人,叫我日本的铁女人。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有八个人对我一个人,拍着桌子吵架,吵完了以后,大家觉得沟通了,前面的误解都消除了,后来就好得不得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不打不成交”,以后这些中国朋友到日本来,坐在这里,说孩子、说老公,连家庭的琐事都和我商量,变成很知心的朋友了。中国人好交朋友,吵完架就完了,日本人吵完架,一辈子都放在肚子里。(此次采访得到成寅、刘亦华的大力协助,谨致谢意)
山崎朋子
山崎朋子的中文版自传
最后更新[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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