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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宕子:欣闻湖南卫视推出端午晚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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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欣闻湖南卫视推出端午晚会有感

(感谢宕子先生来稿)

 

欣闻湖南卫视即将推出“端午赋”晚会有感

 

笔名:宕子

 

《淮南子》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随着年岁日长,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也跟着增长;加之昔日的理想与抱负均已一个一个地破灭,一切原来以为很坚实的东西都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近年来,我很有些颓唐,时常为虚无与荒诞的感觉所缠绕而不能自拔。

裴多斐“希望”之歌云,“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这与我当下的心境很是相合。人到中年,身未老而心已灰,不能说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然虽明知其过于消极而不可取,却又无法强迫自己更乐观、更积极一点,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然而,在这以前,我同样也有过燃烧的青春——“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我曾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想当一名数学家,并且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就在这一世故的成年人看来有点可笑、有点狂妄的理想的支撑下,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十来岁的孩子,在初中阶段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能解常微分与偏微分方程,并能读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这个孩子整天都沉浸在思考的乐趣之中,为了解决一个难题,可以连续一个月废寝忘食地去思考、推算。他用过的草稿纸有好多麻袋,他做了十来本厚厚的数学笔记,甚至还将陈景润的《初等数论》整本地抄了下来。

后来,某一天,这个孩子突然觉得数学家一张纸,一支笔的生活太枯燥——他想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于是,他想当记者或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尝遍世上甜酸苦辣的一切滋味。当时,他已经是高二的学生,很快就要考大学了,但他对读大学却毫无兴趣——他太天真,正好那时读了叶永烈的《人才成败纵横谈》,里面所讲的全是那些自学成才的名人们的故事,他对自己说:“就算不读大学,我照样能够自学成才!”他本来就一直游离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在学习上完全凭自己的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因此,整个高三期间,他完全是在背唐诗中度过的——这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只考了一个专科学校,并选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从此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和沉沦了十年,尝遍了人世间的种种苦辛。

在参加工作十年之后,我——也就是那个孩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卖掉了家里唯一还值点钱的房子,举家迁往武汉,到华中师范大学读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那时,我儿子已经4岁了,而我的妻子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在我所居住的小县城和所工作的单位,大多数人一有空闲就忙于打牌或搓麻将,而我则是一个异类。这十年来,我手不释卷地读书,无法融入同事们的圈子,同时也被他们视为不通人情世故的“怪物”而倍受排挤。说起我的考研,其实很功利——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只是想捞个文凭,通过读研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做出这个功利的选择,因为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三年里,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更重要的是,我在我的导师谭邦和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比知识更重要且让我终身受益的东西——即先生处事的公正与待人的真诚。

谭邦和先生对学生非常好,他知道我卖掉房子,带着家属来武汉读研,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非常照顾我,时常安排一些能挣钱的事给我做。有一年元旦,他还硬塞给我一千元钱,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我儿子那时已到了读幼儿园高年级的年龄,但幼儿园学费太高,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负担不起,只好让他读小学。可华师附小是武汉一等一的小学,而我则只不过是华师一名在读的研究生,我儿子怎么进得去呢!谭邦和先生那时正好还是文学院的副院长,为了帮我,他“以权谋私”了一回——替我开了个假证明,说文学院决定让我留校,而小孩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希望学校能酌情解决。当时,我还花钱在街头做了假的出生证明与户籍材料,就这样,我儿子顺利地进了华师附小读书(正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一直都对那些论文抄袭或文凭造假的国人们充满了同情——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道德有多败坏,他们的弄虚作假往往只不过为生活或生存环境所迫罢了。)毕业那年,我到深圳找工作,谭邦和先生特意为我写了两封推荐信,其中的一封就是给我师叔熊贤君先生的——在熊贤君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并从此在深圳扎下了根。

与过去的十来年相比,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现在却早已经被生活消磨得没有了梦想,没有了追求——整天俗务缠身,生活也失去了方向。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作为一个曾经有梦想,而现在已经从梦里醒来的人,我所面临的却正是这种“无路可走”的困境——虽然仍然还在挣扎,在追寻,却无法让自己相信还能有脱困的那一天。相比较起来,我倒觉得过去那物质生活贫困的十来年倒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不管在如何恶劣的社会环境里,少年人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这是一个社会的幸福感、活力与创造力不竭的源泉,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我——或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虽然已经破灭了,或看不到实现的希望,但只要中国的少年人还有梦想,中国的社会也就还有希望。

上面只不过是我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的一点雪泥鸿爪,展示的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少年人从梦想萌芽到梦想幻灭的零碎生活片断。在我看来,无论一个没有梦想的人,还是一个没有梦想的社会,都是非常可怕的。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而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梦想幻灭的悲剧绝对不能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重演。

“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 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行吟泽畔,以生命书写了这一描绘人类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的千古绝唱。端午将临,欣闻湖南卫视届时将推出一台以“重燃当代中国人之理想,打造全民诗歌时代”为宗旨的“端午赋”晚会,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然而,湖南卫视的宗旨固然好,但光凭湖南卫视唐吉诃德式的努力,是完全不足以担当起“重燃当代中国人之理想”这一沉重的社会责任的——为了替我们的下一代营造一个能让他们实现自身梦想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不再从小生活在谎言、欺骗、庸俗、无聊、暴力与黑暗之中,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在某时某刻有意或无意地做了压抑和扼杀个人梦想或社会梦想的同谋。

尽管上一代人的理想行将破灭或已经破灭,但只要这个社会仍不放弃对于理想的追寻和对于自身的反思,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将会蓦然发现,理想之花早已经开遍了我们和他们生活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和未来有约”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笔名:宕子
 
不管前面是祸是福,人们总是急匆匆地从现在奔向未来,很少有人放慢脚步,去仔细思量现在的行为将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个乌托邦,而未来便是这所有乌托邦的代称。对于神秘而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总是认为只要到了“未来”,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其实,未所表征的往往只过是我们对过去或现在的不满罢了。
 
因为从小受着各种宣传机器的灌输,我一直憧憬着“2000年”,觉得只要一跨过“2000年”这个时间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从此就会变得和天堂一样。可等到“2000年”真的到来了,却又发现理想中的它却是那么地平淡无奇,没有任何新意。
 
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让我们变得如此地幼稚,如此地主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像一个巫师,总认为自己的某种行为会产生某种预期的结果,或使这个世界产生某种预期的变化。有人说,“精神可以变物质”,似乎美好的愿望就像童话里的魔杖,可以无中生有地给变出你所希望的一切,可现实的结果往往却如海涅所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由于在教育系统混饭吃,时常耳闻目睹很多教师——甚至是所谓的优秀教师——的言行,发现身边的大部分教师原来是“美好的愿望可以改变一切”这种信念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一切美好的愿望往往都拥有自我合理化的魔法:
 
有人让学生拜孔子,读《弟子规》,不停地向小学生灌输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以为这些神圣的玩意所具有的魔法可以为学生带来一个每一位家长或每一位教师所期待的不一样的人生。在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巫术光环的笼罩下,学生一切好的变化都被看作是这一群“精神巫师”们所施展的“白色魔法”的成果,而一切不好的变化都被看成是学生不遵循魔法的指引所导致的恶果。
 
有人希望广大的小学生们“能读会写”,于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即电脑与网络引入了语文教学。这一群可爱的“精神巫师”们向外界宣称,他们的学生几岁时就可以写多少字的文章。但文章的好坏是由字数决定的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那些诗人们所写下的二三十个字能流传千古,而当代中国那些所谓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们却有可能一个字都流传不下去?对小学生而言,能读固然重要,会写也同样重要吗?就算“能读会写”都很重要,那么,应该读什么,写什么,怎么读,怎么写呢?遗憾的是,几乎没人提出或回答过这种问题,而这一群巫师与他们进行的实验却在媒体上成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我的儿子就曾经充当过这种教育实验的“小白鼠”——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要他分析“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并且要求我给他买王立群的《秦始皇》。另外一次,老师又要求他去购买和阅读毕淑敏的那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散文。在进行这个著名的教育实验时,很多老师都将那些像公文一样,充满了假大空的字眼和思想的文章当成范文推荐给学生——它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也是最可怕的后果便是,使儿童过早地成人化。
 
我还看到——很多老师只要自认为自己的某种言行将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后果,就会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将之强加在学生的身上,而不管学生是否愿意或是否喜欢。既缺少对自身的反思,又缺少对学生的了解,甚至对自己所教内容也缺乏基本常识,却拥有满腔的热情与良好的愿望——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恐怖的图景呀!在这些有着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称呼——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精神巫师”们的统治下,一代一代中国人满怀着对老师们的感恩度过了他们无欢的童年,走进了他们枯燥乏味、没有生命活力、缺乏创造力的成年生活。
 
然而,湖南卫视2011“和未来有约”六一晚会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对待儿童与未来的视角。在这个着眼于当下的舞台上,没有板着脸孔的教训,也没有酸不拉叽的国学,没有一切成人世界自以为是的武断和专横,有的只是快乐、奇妙、梦幻、尖叫和感动——“放肆玩”、“放肆叫”、“放肆爱”,这种快乐很久以来就已经远离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教育与社会语境似乎与快乐有不共戴天之仇,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尽千般手段,万般办法去压抑和剥夺所有的人——尤其是儿童——对于快乐的追求。
 
古人曾倡导“寓教于乐”,并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有些人却认为,快乐令人堕落,会侵蚀和腐化人的灵魂,甚至将快乐与“庸俗、低俗、媚俗”三者划等号。其实,知识与快乐二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双伤——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类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贵的需要,人类也只有生活在快乐之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创造性。如法国作家贡斯当所言,“人类生活最高尚的部分如果受到攻击,很快就会感觉到这种毒害作用逐渐向最遥远的地方蔓延。你以为你只是剥夺了它某些多余的自由,或者删除了某些无用的虚饰,实际上你那有毒的武器正好戳到了它的心脏。”因此,对快乐的剥夺所剥夺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幸福感,更是对他或她的生命活力与创造力的剥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对儿童的快乐的剥夺无异于不但剥夺了儿童的未来,更剥夺了这个社会或这个民族的未来。
 
我一向逢人就说,最好不要读大陆作家与大陆学者49年后写的书或文章,包括我自己的――因为这些人是在一个与快乐有仇的环境中长大的,不但在知识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其心理更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然而,我们却不可不看湖南卫视的“和未来有约”——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并追求快乐当下的快乐,而一切以牺牲当下和当下的快乐为代价的教育必将受到“未来”的惩罚,即连“未来”本身都将被牺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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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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