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茲维坦·托多罗夫发表于2007年的一本书：《文学在危难中》（Flammarion出版社），书很薄，不足百页，但题目很大，似乎要对法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进行清算，或者进行清算之前的准备，清算的对象是统治法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因为托多罗夫是法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鼓吹形式主义甚力，如今颇有反戈一击的意思，故有人称托氏此举为“起义”。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托多罗夫1984年还发表过一本书，题目是《批评之批评》，在法国文学批评界引起过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因为他对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形式主义（其主要形式为结构主义）进行了反思，明白了文学不仅仅是形式和结构，还是思想和历史，故有人称之为“转向”。这本书在我国已有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但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似乎我们对“反思”一类的作品不感兴趣，尤其是反思现代派或先锋派的作品。两本书的间隔不过二十多年，作者的行为却从“转向”进而演变为“起义”，我觉得这些字眼都嫌派性浓了些，不过是表明了传统批评和新批评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如称“反思”较为确切，前者反思的对象是文学批评，后者目标扩大了，也明确了，甚至明确到了学校中的文学教学，可以说是追到了根本，溯到了源头。
托多罗夫是保加利亚裔法国文学理论家，他在书中说，他是在书籍的包围中长大的，他幼年的书是格林和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汤姆·索耶历险记》、《奥利弗·退斯特》、《悲惨世界》，等等。他对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说不上反叛，但至少是不认同，文学作品为他提供了可以呼吸的天地。他在索菲亚大学学习了五年，毕业的时候要写一篇硕士论文，为了不和主流意识形态冲突，他玩起了猫鼠游戏，避开内容而专注形式，例如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动词的完成体与未完成体等等。1963年，他到了巴黎，学术的自由使他可以不再恐惧内容的研究了。但是，他发现法国的文学研究未免太自由了，居然很少有人关心理论，“文学理论”成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学科。他找到了杰拉尔·热奈特，并结为好友；他参加了罗兰·巴尔特的研讨班，并成了他的坚定的追随着；他编选出版了《俄苏形式主义文选》，成为结构主义的鼓吹者。他说他的本意是：“内在的方法（研究作品诸成分之间的关系）应该补充外在的方法（研究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美学的语境）”，他的意图是：“在内在和外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然而，事与愿违，1968年的学生运动打乱了大学的结构和既有的等级，终于使形式主义在文学的教学中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今天，法国文学及其批评仍然禁锢在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令人窒息的紧身褡”之中，在法国之外的地方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其原因不仅仅是结构主义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不再关心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结构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内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虚无主义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而唯我主义则认为世界上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这种文学观导致了文学教育的畸形发展，即人们在学校里（中学里和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只注重批评家的言论，而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弃置不顾，就是说，如今在学校里只教方法论，即“把文学作品看作封闭的、自足的、绝对的语言对象”，人们失去了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这样的生活导师。如果说大学生学习文学批评的方法还是必要的话，那么中学生舍弃内容而专注方法的学习则有本末倒置之嫌了。托多罗夫说：“无论如何，方法的研究不能取代意义的研究，意义的研究才是目的。”托多罗夫的警告发人深省，其实这种警告非自今日始，早在1980年，罗兰·巴尔特就说过：“先锋派可能错了。”1984年，托多罗夫已经否定了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到了2007年，他的警告更是具有了一种新的含义。
托多罗夫无论认同与否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毕竟来自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并在那里接受了大学教育，他给法国带去了俄国形式主义，成为结构主义的急先锋，如今又提醒人们注意其流弊，警钟两次由他敲响，个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