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内容依然还是第一讲——“文化与人的生命过程”。这一次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文化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第二，文化与人的生存困境有什么关系。第三，文化与意义世界的关系。

二、“文化”创造的是“意义世界”

1、“文化”遗案

上一次课我们提出，中西方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的问题，中西方文化在发生和展开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在“找人”，在思考人的问题。首先“找人”的是苏格拉底，其次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尼采。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尼采，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苏格拉底死了，尼采疯了。为什么他们“找人”，可他们的个人的结果、个人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呢？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尼采为什么会疯？这是我们思考文化和人的关系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上一节课我们只是开了个头，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通过上一节课的铺垫，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的观点是：苏格拉底必须死，尼采只能疯。 　　为什么？ 　　苏格拉底是人类文化史上，特别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开山式的人物。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发现了“人”。他首先从自然状态当中把人唤醒了。上一节课我们讲过，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化对世界问题的思考、对人的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把人当作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当中没有对人进行专门的探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就是人和万物是一体的，因此只要知道了这个世界也就知道了人，人与世界是不分的。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是万物之灵”的理念截然不同。 　　苏格拉底觉悟到人与自然区别，开始把目光指向人，研究人的问题，把人从自然状态之中唤醒。于是从苏格拉底开始，“人”成了一个实体，有了“类”的概念，“人类”诞生了。在苏格拉底之前，人还没有“人类”的意识，人和整个世界、和整个自然界是一体的，人不是一个类。苏格拉底的贡献是，提出人是一个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他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在苏格拉底所处的雅典城邦时代，个人和城邦，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实体是不分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人还没有个体意识，有的只是城邦的实体意识。 　　关于个体意识和实体意识的概念，很多同学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讲的主题是文化与人的生命过程，文化有什么特点呢？文化是与人的生命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相通的。人类的原始状态相当于个体的婴儿状态。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只有实体或氏族集体，没有个体。原始社会的人只有集体的社会意识，没有个体的自我意识。现代学者在考察原始部落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情况，许多年前，人类学家去考察鄂伦春族部落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毛毯，发现他们把毛毯剪成了十八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落有十八个人。原始人的意识的重要特征就是没有个体性“我”的意识，或个体自我意识。婴儿状态是生命刚从母体中分离出来的状态，这阶段他同样没有“我”的意识或个体自我意识。一个婴儿要经过若干时间的发展以后，才有了“我”的意识。起初你把一个东西放到婴儿手里，谁去拿走都可以，但是当他慢慢有了自我意识，喜欢上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去拿，他会抓紧这个东西，不会给你的。这说明孩子有了自我意识。 　　苏格拉底的贡献在于把雅典人从实体状态中唤醒，把人从自然状态唤醒，有了“类”的意识，也有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但是一旦经过这样的唤醒，社会原初的同一体或同一性也就开始瓦解了。苏格拉底唤醒了人的“类”的自我意识，唤醒了“类”意识中的人的个体自我意识，进行了西方文化史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人”的启蒙，但是苏格拉底解构和颠覆了原初的希腊文化，具体说苏格拉底解构和颠覆了雅典的城邦文化。所以雅典的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他的罪名是教唆年轻人。“苏格拉底之死”成了文化史上非常值得探究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前一节课说道，苏格拉底生的很丑，但死的很美。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他的学生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逃跑，但是苏格拉底不走而选择慷慨赴死。为什么？苏格拉底在自己的精神中有一种对雅典同一体的深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唤醒了人的“类”意识、人的个体意识，但是苏格拉底本身还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雅典城邦意识。所以苏格拉底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但是又遵从城邦的法律，要为城邦而死。苏格拉底有一种悲怆情愫，所以他必须死，也应当死。 　　如果说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在源头上的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精神意义的事件的话，那么尼采的疯就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尼采生于1844年，死于1900年，活了56岁，但是尼采在44岁的时候开始疯了。当尼采要“瞧”“人”的时候，他就疯了。苏格拉底要“找人”，而尼采号称已经找到了人，他要“瞧人”，他所瞧的人就是他自己。尼采鼓吹一种生命意志，也就是权力意志，强调一种“超人”，尼采最著名的口号是“上帝死了”。上帝是什么？苏格拉底把人从实体中唤醒，从自然状态中唤醒。个体从实体中被唤醒以后，有了“我”的意识。大家注意，“我”是一个单个的个体。所以在英文当中，“我”笔划非常简单,就是一个“I”。而在中国文化当中，“我”的象形和会意就是一个人拿着武器保卫自己的庄稼。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可以去看一本书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⑥，这本书中讲到人类一开始没有私有的观念。我们是一个农业型的国家，所谓“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偏旁是“禾”，表示庄稼，右边是一只手向里弯，表示“这个庄稼”是“我”的。这本书讲到人类一开始没有私有意识，忽然有一天，一个恶棍站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宣布：“这块地是我的”，于是私有制就产生了。当然，这种对私有制的解释未必正确，但是它形象的解释了“我”是怎样产生的。 　　苏格拉底以后，西方文化遇到各种难题。苏格拉底最得意的弟子是柏拉图，柏拉图最得意的弟子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化、哲学的重要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解构了一个实体，而柏拉图则建构了一个实体。柏拉图有一个“众理之理”，这个“众理之理”就是上帝的哲学表达。所以马克思讲，在柏拉图的理念之中可以找到上帝的影子。苏格拉底解构了人的原初的实体，在柏拉图那里又创造了一个观念性的“理”的实体，这个“理”透过基督教人格化为上帝的终极实体。经过二千多年后，尼采却宣告这个终极实体“死了”，当人再次失去这样的终极实体以后，就成了没有皈依的幽灵。尼采本人鼓吹生命意志、鼓吹超人，他认为自己就是超人，尼采自己非常自我欣赏甚至自恋，可是当他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自己也没有归属，也成了没有归属的幽灵。于是不难理解，尼采的命运只能是：疯！ 　　这就涉及到中西方文化代表人物对于文化的态度问题。上一讲已经说过，人的文化有两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应当如何生活？”一个是“我们如何在一起？”人应当与动物、与自然相区分，于是人就要有文化，所以人和动物、和自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穿上了文化的铠甲。人不是处于自然状态，而是处于教化状态、文化状态之中的。人应当按照文化的法则来生活。可是，自人从原初实体当中分离出来，以后的最大的文明难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一起”。一开始没有人，没有人类的意识，没有“我”的意识，苏格拉底解决了这些难题，认为人是不同于自然界的类，同时又启蒙了个体性的自我意识。自从“我”的意识产生以后，更麻烦的问题是“我”如何成为“我们”。这个问题就成了苏格拉底之后困扰人类文化的最大的难题。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第一人称的单数如何成为第一人称的复数，是我们文化带有某种终极意义的深刻而巨大的难题。 　　在苏格拉底以后，人类在“人称”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有第一人称单数，还有第一人称复数；不但有第一人称，还有第二人称——你、你们；还有一个与我和你都不相关的不在场的人——他、他们。现代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称谓叫做“他者”，这是一种不在场的存在。这样，人类文化的难题就充分展开了。在这个难题展开的过程当中，体现着各种文化以及各位文化大家的文化心态、文化态度、文化理念和他的文化理论，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表现了他们的文化命运。 　　于是，人就面临这样的难题：既要有类意识又要有自我意识，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还要回归到实体意识，个体意识要与实体意识处于和谐当中。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于是上帝没有让尼采跨世纪，在1900年死了。面临同样的难题，中国的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冷眼看这个世界，棒喝一声：“这个世界会好吗？”、“人类还会有前途吗？”。有趣的是，梁漱溟既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像尼采那样疯，他活了九十多岁，这是中国文化大师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它与西方的文化大师们的态度有一种很大的不同，最后的命运也有一种戏剧性的差异。 　　我不能再展开讲这个问题了，我想把它切入到我所讲的主题：文化与人的安身立命是紧密相关的。这是我们上节课引而未发的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应当如何在一起，我如何成为“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⑦，以及尼采的《瞧！这个人》，还有一本外国人写的梁漱溟的口述自传。我们可以看看中西方文化大家讲解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有何不同，以此来透视中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共同性。

2、“文化”的本质——“人化”

(1) 文化的真义及其把握方式 　　上一讲我们着重强调文化与人的生命过程及其生存困境之间的深刻关联，这个问题一些同学表示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还要略加展开和论证。 　　考察文化史就会发现，文化大师们的重要文化作品都是在思考和发现人类生存困境时产生的。中国的四大名著，即《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莫不如此。关于四大名著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它们的看法不一样，西方人认为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应该居于首位。为什么？因为《水浒》揭示的是一部分人或者说一个阶层的人的生存困境；《红楼梦》是以一个人的生存困境来窥视一个时代的变迁，曹雪芹从自己家族的兴衰没落当中来揭示整个封建社会的没落；《水浒传》上只是一个个的人或是一部分人如何摆脱生存困境，例如林冲、李逵、宋江；而《西游记》是反映整个人类的最大痛苦，佛要普度众生，要超度一切人。而且，在《西游记》中包含了一种叛逆精神、追求自由的意识，这种意识比其它三大名著更为明显强烈。所以说，西方人在理解中国四大名著的时候把《西游记》摆在首位。 　　我在这里强调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作品都是和当时的大痛苦相关联的，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不是说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痛苦或者说没有大痛苦的社会吗？那么按照刚才的推论，这样一个没有大痛苦的社会是不是就没有文化？这就产生了一个文明的悖论，大文化产生于大痛苦，可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理想就是要消除这样的痛苦。如何解释这个悖论？我们是要追求这样一个没有痛苦的社会，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的构想，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到佛家的极乐世界，再到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向往着、追求着一种没有痛苦的生活状态。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只是人类的一个终极的理想。我们的社会，事实上是存在痛苦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揭示这种痛苦、发现这种痛苦，问题在于我们只是揭示发现个人的小痛苦还是揭示发现了整个时代、整个人类面临的大痛苦。只是表达个人小痛苦的人是满腹牢骚的人，如果是揭示、发现人类所面临的大痛苦的人，那么他就是文化上的大家。 　　我上一节举了鲁迅的例子，今天谈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上一节课讲到唐朝，为什么在唐朝以后封建社会一下子走了下坡路，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因为唐朝思想文化上出了问题，它的文化发展不平衡。讲到唐朝必须要讲到南京。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一种观点说南京这个地方不能建都。南京号称六朝古都，但是六朝古都留下的是悲怆的记忆。历史上在这里建都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在明朝，朱元璋在南京大修城墙，可他的儿子说“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轰到南京城”。所以到了朱棣便迁都北京了。历史上很多带有革命性的起义事件都起源于南方，但是发展到南京就没了。例如天平天国，洪秀全到了南京称了帝，败在南京；辛亥革命从广州发端，可国民党政府葬送于南京。我是在日本第一次听到南京不能建都这个说法的，当时觉得有些荒谬，但是仔细想它也有一定道理。毛主席当年不肯在南京建都，而选择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做北平，因为它不太平才叫做北平，希望它平静些。中国有许多地方带有“宁”字，南宁、西宁、宁夏……为什么叫做宁？因为历史上它处于偏远地区，是不安宁的地方，所以希望这些地方安宁，而把它们称作南宁、西宁……文化与现实之间存在一个相反相成的关系。 　　南京和北京相比，历史上当然是富庶的，南京的文化在传统上很发达。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时常侵袭，即便现在还风沙频频，它们使北京充满了一种忧患意识，它不仅有政治上的忧患，还有自然环境上的忧患。到了南京就不一样了，南京虽然没有苏州富庶，但是南京毕竟比其他地方要安静富庶的多。今年九月中旬我去俄罗斯，留心把南京的秦淮河和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作了一下比较。南京的秦淮河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朱自清和沈从文各写了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秦淮河》。他们把秦淮河写的那么令人向往，现代人对于秦淮河的向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散文。在秦淮河边留下了什么故事？最著名的是关于金陵十二钗的故事。我们可以到夫子庙去看一下，夫子庙有一座文德桥，它是测量文人德行的一座桥，它的南边是歌妓们的住处，北面是考生的贡院。“文德桥”的寓意是：真正有德行的人是不过文德桥的。文人们不过桥，却在河里放了船，歌妓里最出名的是李香君，她的房子不仅有前门，还有后门，后门就在河边。“君子不过文德桥”，那与李香君幽会的达官贵人们就乘船从后门进去。这就是南京，这就是秦淮河在历史上留下的文化幽默。 　　涅瓦河是怎么样的？涅瓦河在圣彼得堡。历史上，圣彼得堡是一片沼泽地。彼得大帝要在那里建一座城市，最后竟在一片沼泽地上建立一座象征俄罗斯人意志的繁荣富庶的城市。涅瓦河早期就是这个沼泽地城市的排水渠，慢慢成了河。在涅瓦河边上和在秦淮河上走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秦淮河上游走，你可以在船头上放一杯茶，慢慢去品味，可是在涅瓦河，风急浪高，它是那么的刺激，它是那么的让人提心吊胆，让人充满忧患。 　　我不赞同南京不能建都的宿命说法，但是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任何时代都有忧患，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种敏锐的观察能力去发现、揭示这些忧患。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种文化同样如此，兴于忧患，衰于安逸。一个安逸的文化很难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东西。这个时代不缺少安逸的文化，比如北欧的一些富裕国家，像瑞典等等，他们在文化上对当代文化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不断的颁发诺贝尔奖，但是他们自己到底产生了多少与诺贝尔奖相匹配的东西？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我要强化这样一种观点，文化是超越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大痛苦产生大文化。由于文化是一种超越人的生存困境的努力，所以文化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战略。关于文化战略，大家可以看看荷兰学者A·皮尔森写的《文化战略》。 　　我们说文化是超越人生存困境的解释系统。那么解释系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对文化本身的第二个方面的解释。 　　(2)“文化”就是“人化” 　　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解释和表达的话，那就是： 　　“文化就是人化”。 　　“文化就是人化”，是关于文化的一个理念。一个学科、一种学问到什么时候才比较成熟，我认为就是当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它的概念时候。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文化的实质呢？两种方法比较有效也比较重要。 　　首先，要把“文化”当作一个动词，而不只是名词，“文化”就是由“文”而“化”。通过“文”而使人发生变化，或者通过文使自身发生变化，从而将“人”从自然状态当中“化”出来。这就是文化。在英文当中，文化是culture,如果在前面加上agri成了agriculture，就是农业。农业是什么呢？农业的对象是土地，它上面长了农作物，农作物成熟一茬后，用犁翻土，精耕细作，再把新的农作物种下去，它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文化最初与农业相通。 　　其次，要找到它的反概念或对概念。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概念考察来说，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就是找到它的“反概念”。当我们回答什么是文化的时候，要找到什么不是文化，这是人文科学或者说整个科学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什么不是文化，那么我们就能找到什么是文化。 　　“文”的反概念、对概念是什么？就是“质”。“文”在古汉语中的通借字是“纹”。借助纹身现象可能对理解“文”的概念有一定帮助。古人乃至今人在自己的皮肤上雕龙绣凤，就改变了身体的自然状态，这就是纹身。但是纹身的文化意义并不限于此。人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要改变“质”的状态？对此的解释多种多样。首先是要表达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刚才说过了，人要从实体中分离出来，就要强调个体的特点，我纹身了，你没有，说明我和你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哪里？至少在于我有忍受痛苦的意志力。所以原始人纹身现象是最普遍的。那么为什么要纹上一条龙、一条蛇或者是一朵花？因为觉得这些是好的。为什么它们是好的？我们可以很简单地用人类学的知识来解释这种现象。在非洲的一个部落，人成年的时候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把门牙敲掉，第二是在嘴唇上钻一个洞，然后吊一个铁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刚才说文化是解释系统，要能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在这样的民族里牛是最大的财产，于是他们就模仿牛。牛是没有门牙的，他们就认为人也应该这样。中国是农业国家，猪是最大的财产，到现在猪还象征着财富。于是中国人的“家”字就是宝盖头“宀”下面一个“豕”，即同一个屋沿下共养了一群猪，这就是对“家”的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原始部落的人要在嘴唇上吊一个铁环？钻洞吊铁环象征着我可以忍受痛苦，并且铁环表示拥有了财产，就像现在的女士在耳朵上带耳环一样。在非洲还有一些原始部落，部落的首领的妻子的手上、脚上、脖子上都戴着沉重的铁环。这些铁环对于现代人来说无异于手铐脚镣，但是她们却非常的自豪。为什么？因为这些部落正经历着一个铁的世纪，铁是贵重的金属，就像我们黄金一样。把黄金挂在脖子、手上同样是手铐脚镣啊，你为什么挂金而不挂铁？因为现代人把金看作贵金属，并且是通货。如果有一天人类用黄金砌厕所的时候，我们再戴金戒指、金耳环，就像原始人戴钢筋一样可笑了。 　　“文”是对自然状态的改变，这样一种自然状态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质”。中国文化把质的状态和“朴”相联系，所谓“质朴”；把“朴”又和“素”相联系，叫做“朴素”。什么叫做朴素？刚刚锯下的树木，没有做成任何家具，这就叫做“朴”。什么叫“素”，刚刚从茧里抽出的丝，没有染上任何颜色，这叫做“素”。朴素就是人或者事物那样一种原初的状态，或者叫做自然状态。文是和质相对的，文化是对这样一种质朴状态的改变、超越。人类的祖先本来是一丝不挂的，人是从动物中演化而来的，到现在我们也只能说人身上的动物性只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而不能彻底消除人身上的动物性。基督教记载的人类最初的状态是这样的：人类最初的时候只有一个亚当，亚当感到寂寞，于是上帝抽出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夏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类文明是从父系社会演化而来的，因此，直到现在人类社会也还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人类文明社会的前身是父系社会。如果人类文明是从母系社会而来，那么可能就不是亚当的肋骨做成夏娃，而是夏娃的肋骨做成亚当。文化就是这么简单。 　　当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两小无猜，可是忽然有一天夏娃和亚当受到引诱偷吃了智慧果，他们一旦吃了智慧果，就“明”了。什么叫做“明”？在汉语中，有太阳和月亮就是“明”，有了日月之后就亮了，可以看得见了。由“文”而“明”了，即受启蒙而“明”了。人类的祖先本来是朦朦胧胧不开窍的，亚当夏娃一旦睁开眼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丝不挂的，于是害羞了。人类祖先自觉害羞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了遮羞布。人类面临着两大任务，一个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第二个就是人自身的再生产，即人种的繁衍。自第一块遮羞布产生，人类就开始了他的服装文化。所以人类的服装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将自己从动物状态中区分开来。穿衣服与不穿衣服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但是人类为自己的第一次觉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帝震怒了，把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打到了人间，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受难。西方人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为什么要受苦，是由于祖先是有“原罪”的，这与犯人的劳动改造似乎是一个道理。而对于诱惑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果实的那个人，上帝的惩罚就更严重了，连赎罪的机会都没有给他，让他永远只能在地上爬，这就是蛇。 　　(3)“文化”与“过度文化” 　　在解释“文”和“质”相对应的时候，我们说“文”的最初觉悟是一块遮羞布。可是我们现在穿的再也不是遮羞布，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这就是“化”。人一旦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就有了服装文化。文化一旦产生之后，它就依循独特的规律行进。但是无论它遵循着怎样的规律，无论它怎么变化，无论它变得如何复杂，文化的本质并没有变，从第一块遮羞布到现代时装，它的“人化”本质是没有变的。如果不明白最初的遮羞布和现代的服装到底有什么区别的话，你们只要想一下现代的比基尼就知道了，它和亚当夏娃用的遮羞布在形式和意义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说在亚当和夏娃那里可能只是一片树叶，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布料，但是其作用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许多林林总总的服装呢？因为文化一旦产生以后，它就和物质生产相联系了，和经济相联系了。我们的服装到底穿什么不仅仅取决于为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一些人会考虑如何通过服装来挣钱。那么想如何挣钱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要让你不断的换服装，这就叫时尚。时尚本质上是商家炮制出来的伎俩。我们一开始穿的服装是棉布、麻布，但是后来发现外国人穿的是化纤，那时候叫做“的确凉”。后来又有人说穿化纤的不好，还是棉布的好，要回归自然。这都是商家发明的。商家不断地炮制时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到了享受，因为人在文化上有一种要求，就是一方面满足生活需要，另外还要表达自己的优越感，要表现出我和你的不一样。其实都是那些经济地位占优势的人在制造时尚，今天有文化的人很少去追逐时尚，时尚里头的文化含量是很低的。 　　我要强调的是，文化不仅改变了人的自然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可能也退化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猴子无论春夏秋冬是不需要穿衣服的，人在穿上衣服以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减弱了。人冬天怕冷，穿上棉袄；当棉袄不足以御寒的时候，人就向飞禽借衣服，就有了羽绒服，人没有办法对付自然，只能求助于动物，当还不足以御寒的时候，就穿貂皮。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见动物热死，但是人吃不消，就使用空调。可见，人在进化的同时也在退化，这就是文化的一种悖论。 　　必须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之下，我们又在“过度文化”。什么叫过度文化？什么叫自然状态？少数民族中好多人天生是音乐家，他不需要培训，他的嗓门好得很。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音乐家。有些人在放羊、放牛的时候寂寞了，就大声唱，于是他的音乐天赋就开发出来了。这是不是一种“文”？这很难说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它是和质相联系的文。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赵本山曾经有一个小品，表现的是音乐导演要找一个能唱“红高粱”主题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人，到音乐学院、到歌剧院，找来找去找不着，最后找到了一个卖大米的人，他最合适。它讽谕这样的歌不需要技巧，只要按照自己的本能喊就行。现在许多歌就是这样，只要发泄出来就行。我们来看看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最大的不同就是“心动身不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人们都会被它的旋律中表达的命运主题所激荡，但是必须坐在那里静静体验。中国古典音乐《春江花月夜》，当欣赏它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在江边，在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它令你心驰神往，人虽然在音乐厅里，但是心早就飞到江边。而现代音乐的旋律就是让你动，把人的压抑、人的紧张发泄掉。在这个发泄的过程中达到一片空白，这就是“身动心不动”。 　　文化的大智慧是在文和质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孔夫子曾经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太质了，就太野蛮了。什么是野蛮，你们去看一下《红高粱》就知道了，它表达的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现代人叫做“祛魅”，就是人和自己的本能之间没有距离，用西方哲学的话语表述，就是所谓“距离感的消蚀”。文是要人和他的质之间保持一种距离。我们比较一下古典文学和我们所谓的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中的《红楼梦》写的是那些十三四岁的娃娃们朦朦胧胧的爱情意识，两个人两小无猜，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到了现代文学，有个著名作家早期的作品，经常有很多的空白框，把表现原始冲动地方框住，说“这里省去几个字，那里省去几个字”，让你去想象，你的本能冲动到什么程度，你就会想象到什么。现在讲回归自然，但不要回归野蛮，“质胜文则野”，人正在变成动物。但是，“文胜质则史”，史就是虚伪。一个人太文了，不能保持朴质的本性，就会流于虚伪。《论语》中孔子云：“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一个人太花言巧语了，就太谄媚了。本来笑是表达感情的，但是笑的方式不一样——可以哈哈大笑，也可以笑不露齿，其结果是，一种笑让人如沐春风，一种笑让人寒心彻骨，这就是过度文化。这就联系到文化史上的另一个悬案，就是鲁迅批判京戏。他说，一个好端端的男人干嘛要学女人的样子唱，男声唱女声，女声唱男声，彻底颠覆了原来的本性，用现代话讲这就是过度文化。所以文化的一个最大难题、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文质彬彬”，在文和质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既能保持人的质的本性，又能保持人的教养。教养就是教化，就是文化。质朴而不野蛮，有教养而不虚伪，这就叫“文质彬彬”。中国文字当中有一个反文旁“攵”，反文就是动武，我们讲教化，教化的教是一个孝字加上“攵”旁，“攵”会意一个人拿着棍子——这个人可能是家长，也可能是教师，他用棍子在教他的孩子学孝。所以，我们必须把文和质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和准确地理解文化。 　　文化的“文”，我们讲清楚了，还有一个“化”字。“化”的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变化”，是指人最初的那样一种自然状态的变化，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在中国文化中，“化”是一种境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化”不仅仅指变化，而且是指一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变化。所以，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指彻头彻尾、彻内彻外地改变了人类的最原始的那样一种自然状态，从而使人成为一个完全或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个人，马克思叫做“大写的人”，我们称为“大人”。 　　总而言之，文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最后还是一种境界。文化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开化的状态，“有文化”与“没文化”相比较，它是一个开化状态，由文而明，有了文我就明了，我就知道了。它是一个状态、过程，是通过文而使人发生变化的一个过程，即由文而化的那样一个过程。文化是一个开化状态，也是一个由文而化的过程，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境界，是摆脱人的动物性的那样的一种境界。状态、过程、境界，三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文化的本义和真义。 　　(4) “文化水平”就是“人化水平” 　　由此，就和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相关联了，即“文化水平”。我们现在填表格，动不动就被要求说明自己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通常的表述是：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或者博士。可“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怎么相联系呢？“文化水平”的本质是指文和质之间的距离，是人和自己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人和动物的距离，在本质上它就是这个意思。人应该怎样“成为一个人” ，我通过文来使自己发生变化，通过文使人发生变化。怎样来衡量这种变化呢？我们就把这个衡量标准叫做“文化水平”，也就是与本能状态的那种距离。与本能状态的距离越大，文化水平越高。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距离，才能创造这个距离，只有透过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仅仅是教授知识，单一的灌输知识是教育功能的异化！上面说过，“教”字的本意是教子行“孝”。所以，中国古代就有“大学”、“小学”的区分，什么叫做“大学”、“小学”？这个词最明显的考据来自孟子的那句话，“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大学”就是培养“大人”的学问，就是培养“大人”的地方。“大人”就是和自己的原始自然状态距离最远的那样一种人。而在西方，大学叫university,为什么叫university,它的前缀universal，是“普遍的、全体的、共同的”的意思，名词“universe”则是“宇宙、世界、天地万物”的意思。大学所培养的那样的一种人，是和人的实体性，即和人的普遍性之间距离最为接近的人，这就是大学。这和中国的“养其大者为大人”是完全相通的，因为到了最高境界上，文化就相通了。“University”培养人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和人格的那样一种人，由此与“college”相区分。“小学”是什么呢？“养其小者为小人”。孟子认为人有体：一个是大体，一个是小体，小体就是人的自然本能，大体是指人的伦理道德。你把大的地方养成了就是大人，把小的地方养成了就是小人，但是小的地方也难养啊，你也要满足，所以要去创造财富。小学是培养那样一种初级人才的地方，小学不是一个简单的small，它是一个初级的、简单的意思，“小”是人格意义上而不是规模意义上的。于是，我们是大学生，衡量你真正所达到的“文化程度”，就是看你能多大程度上驾驭你的自然状态，能否控制自己的本能，人的自然本能完全放纵、放任的人，不是自由的人，自由和任性完全是两回事。

3、“教育”的本质——“解放”

这样就谈到大学和小学的教育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是解放，教育的绝对工作是解放或者达到解放的更高层次的工作。 　　教育和“解放”相联系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解放？如果一个人被绳索捆住了，把绳索去掉了，这叫解。什么又叫放？把一个人倒悬着吊在梁上，把他放下来，立在地上，这叫放。人在自然状态当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凭着自己的自然本能行动，看起来是很自由的，而恰恰相反，实际上是最不自由的，这样一种状态是完全由人的生物性的本能来操控，是绝对不自由的，他完全听从于人的生物性本能支配，这种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说精神病患者不负道德法律的责任，因为他完全受自己的本能束缚，没有那样一种控制自己本能的能力，他没有从本能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解放”的意义。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解除人的本能束缚，改变被教育者受自然本能驱动的那样一种状况。这并不是要彻底改变他的自然生物本性，而是要改变他的主观任意性。 　　我们看看教育是如何开始的。我们过去曾把小学一年级的教育叫做蒙学，叫启蒙。小孩如果不上学，在家里的时候，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动就动，愿意吃就吃，愿意哭就哭，愿意闹就闹。而到了小学一年级时如何解放？我曾仔细观察过他们的第一次课怎么上。那个老师很有经验，让大家比赛“看谁坐得最好”，小孩子本来是很爱动的，彼此之间没有形成行为的统一性，老师说大家统一把手放到背后，大家就都把手放到背后，就是引导他们改变原初的主观任意的那样一种状态，从这样一种没有自由的主观状态解放出来，从而产生所谓的纪律。自然的生物性要受意志的指导，这样获得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把人身上不好的东西去掉，就好像是把人的脸上的雀斑去掉一样。教育并不是附加，并不是我任意把什么东西附加学生身上去都可以，你原本没有什么仁、义、礼、智、信，我把它给加上去。教育不是这样的。教育最高的本质是把人解放出来，它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真正的人的造就。我们现在对教育有很多的误解，我们的教育方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个理念：“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最爱听这句话，但每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就非常害怕。因为，在坐的同学将来有很多人是要做工程师的，我们都知道工程师的重要努力就是要消除个性，完全追求一种统一性。土木工程师怎么造路面？首先把石子和水泥把它们调和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抹平。其间总有某些石子要冒出来，那怎么办？再用磨石机把它磨平，最后磨到完全没有棱角，完全是平的，这就是工程师的工作。工程师特别强调统一性、规范性，技术取向是消除个别性。可我们的教师，不但要加人的行为，还要加工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也有这样高度的统一性。在“灵魂工程师”的理念下，我们的教育就流变为现在这样一种很让人忧虑的状态。 　　这完全是我们在文化引进的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误读，这句话是从俄罗斯引进过来的。在俄罗斯这句话据说最早是加利林讲的，且不管他讲没讲过这句话，中国把它引进来的时候前苏联正处在一个科学的时代——什么是最科学的，工程师是最科学的；同理，什么人是最理想的，工程师最理想的，因此教师就要变成工程师。可教师不是加工物质对象，而是加工人，加工人的灵魂，这样我们的学生培养出来之后就缺少个性，缺少创造性，一旦逆反以后学生就干脆什么都不听你的，我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叫个性解放。所以，我认为“灵魂工程”作为教育理念本身是错误的，用工程师的文化来对待教育，不是解放而是束缚。

4、作为超越“生存困境”的“意义世界”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化。如何达到人化？必须透过解释系统，文化的创造的解释系统就是一个意义世界。文化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文化怎么帮助人们超越生存困境？全部的“努力”在于创造意义世界。所以意义是文化的核心，意义世界是“解释系统”的存在形态。 　　(1) “意义”的真谛 　　什么是“意义”？这是人文科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最难定义的就是它的基本概念。一个物理学教授，如果能用最简单的话语说明什么是“物理”，那这个人学问就到“家”了。研究人文科学的人——譬如我是人文学院院长，什么是“人文”，我就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否则就是“大家”了。如果一个人能一下击中要害，几句话就能把这门学科最基本的概念讲清楚，那他肯定是大家了。所以，某一学科基本概念的突破，往往能推动这一学科革命性的进步。 　　那么，到底什么是意义？我们可能会先从英文当中得到启发。“意义”不是存在，我们讲的“意义”是mean。what means?英文当中有两个系动词，一个是mean,一个是be，be是一个存在的判断，一个事实判断，比如“它是一个茶杯”，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它就是一个茶杯，它和“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茶杯”这个概念指证不同的东西。而“means”就不同了。你说它是，它也不是，你说它不是，它又是,这就是mean。它处于一个存在和非存在之间，完全仰赖于一个主体对它的认同，这就是mean。在中国文化中，“意义”的概念就更难解释了。我们先从艺术讲起。中国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写意与表意。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什么是焦点透视，什么是散点透视？我们看创作西洋画、油画的过程，画师一把板凳坐在那里，就是不能动，同样，如果模特一动也可能画走样，所以做人体模特非常难做，画的时候即使表情也是不能动的，一动画出来的就可能似马非马，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有那么永恒的魅力，全世界都在研究她，她那个神秘的微笑到底是什么意思？现代人没办法找到答案，我想可能是达芬奇在作画的时候，蒙娜丽莎坚持不住了，笑了一下，于是就画成了变态。西洋绘画它就是这个样子，它是焦点透视。在西方艺术逐渐与科学合流的过程中，后来有一些聪明的人提出了大胆的想像：与其这般麻烦，何不创造一个玩意儿，轻轻按一下，“蒙娜丽莎”的瞬间的表情就被复制出来？！于是照相机产生了。照相机叫写真，绘画叫写生。活灵活现的一个活人在“写”另外一个对象就叫做写生，而借助照相机，就只能是写真了。但照相机只能把你的“像”给照下来，只能复制到你的部的东西，你内在的东西它是照不到的，写真也就是写形。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西洋绘画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没有能够表现出人的内心世界。我是很喜欢西洋油画的，但它全部的奇迹是对存在者的一种复制并没有什么创造，只是他们复制的非常“真”。大家都知道西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印象派的画叫《日出》，太阳出来以后，照在树林里，光的透视用的非常好，画出了“日出”这样一种印象，我以为它已经将写形和写意结合起来了。但是中国绘画不一样，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它不需要画师和模特都用一条板凳坐在那里，在古代如果画个皇上的话，皇上当然不可能老是端坐着，皇上要处理事务，得走来走去呀。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写神。中国人画人体画、画肖像画，认为最重要的是眼睛，因为眼睛能传神，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是精神的窗户。历史上那么多雕塑和绘画，都是很注意这方面。像大雄宝殿的如来佛，不管在什么角度，你都能发现他总是在看着你。中国艺术写神写到了这个程度，是很见功夫的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得意忘形”。这“忘形”一开始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就和我上节课讲的“衣冠禽兽”一样，它根本没有讽刺的意思。衣冠禽兽是“天人合一”的表现。中国人过去以衣服上的图案区分做官的等级，皇帝的衣服上绣着龙，宰相穿的衣服上面是麒麟，把最奇特的动物画到衣服上来区分人的等级，这叫衣冠禽兽。衣冠禽兽的本意是用禽和兽来作为人的地位的象征，到现代才演化为一个贬意的词。我们所说的“得意忘形”，本意指抓住对象的意，而把它的形忘掉了，忽视他的形而抓住了他的意，中国绘画写生、写神就是写意。 　　得意忘形，在哲学上也叫得意忘象。什么叫得意忘象？得意忘象就是指抽象。抽象就是把它的现象给抽掉了，留下的是它的本质。搞哲学的人的全部的伎俩与你们在座的各位学理工的是不一样的，看到一个东西，你们可能马上将它表象出来，甚至制造出来，研究哲学的人就没有这个伎俩，他们的伎俩是“万物森严于方寸之间”，就是说，把整个世界装进我的大脑里。哲学研究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如何研究形而上？就是把事物的众多的“象”彻底的抽掉，留下的只是一个概念。概念是本质，是普遍性或共性共相，而概念“现”出来的“象”则是个别的、多样的，杂多的。搞哲学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玩概念，用概念来进行思维，进行概念思维。最著名的哲学故事之一，就是惠施的“白马非马”：惠施要过关，关口写了一个告示：“骑马者不得过关”。因为古代马也无论作为交通工具还是作为战争装备，都是很宝贵的，马一过关就有可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惠施骑着马走到那儿，士兵不让他过关，而惠施辨说：我骑的不是马，而是白马；白马不是马；你们说骑马不能过关，你们能找一个马给我看看吗？惠施的辩白表面上是诡辩，实际上很富粗哲学的智慧。世界上存在的不是黑马就是白马、黄马等各种各样有形的马，而不存在“马”的概念，白马、黑马是马的概念“现”出来的“象”。就像白骨精，她的真身不是那样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却是一堆白骨现出来的“象”；也像孙悟空，他什么时候都能抓一把汗毛变出一堆小猴子，小猴子也只是他的那样一种能力现出来的“象”。所谓“得意忘象”，就是要要把个别性、多样性的“象”给忘掉，直接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是搞哲学的人的全部伎俩，如果不会这样用概念进行思维，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哲学就没有学到家，就没有哲学素养。现在很多人看不起搞哲学的人，可是搞哲学的人自古到今都是很了不起的，在古希腊，柏拉图就认为，只有一种人才有资格做王，那就是哲学家。在中国，因为有一些不懂哲学的人讲哲学，结果就把大家对哲学的趣味给讲倒了，倒了以后就误解哲学，贬低哲学。 　　如果“得意忘象”还觉得难懂，就用另一个词诠释：“得鱼忘笙”，“得鱼忘签”。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上总有一个个木头，为什么要扎木头，就是因为鱼进网以后木头就会往下沉，这和钓鱼时鱼线上绑一个稃是同一个道理。鱼入网以后浮在水面的木头往下沉，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起网捕鱼，而不是救起下沉的木头，这叫“得鱼忘笙”。“笙”是“象”，鱼是“意”，“得鱼忘笙”就是“得意忘象”，也是“得意忘形”。 　　经过这样的诠释，诸位可能对“意义”有一定了解了。但“意义”有一个特点：只能通过理解来获得。我们过去讲意义、讲价值的时候，认为它有三个要素：主体的需要、客体的属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客体到底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取决于这个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需要—满足的关系。我需要它，它有满足我的需要的属性和能力，意义便发生了。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笔是越来越廉价，在很久以前，钢笔挂在上衣口袋里就是有文化的象征。现在这个破玩意儿随处可见，可是到了特殊的时候，它却会变得非常的有意义。这次我到俄罗斯去，忘记多带几支笔，到了机场的时候两支全用完，再想写日记，就没有笔可用了，在机场到处找，可最便宜的也要五百块钱。我是不能买了，就到处借笔，这个时候一支笔是多么的有价值、有意义呀！意义就发生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机。意义，你说它有就有，你说它没有它就没有，它既不是完全虚无的，也不是完全实在的。文化的意义，发生在生命过程和生存困境的解释当中，在生命的过程当中，面对一个生存困境，对它作出解释，便赋予它意义。这样一个解释系统既表现为知识，又不完全表现为知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别以为有知识的人就一定有文化，完全不是这回事，只有透过知识建构意义世界，才是有文化的表现。 　　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所谓文化素质，这样一种素质是解释系统创造意义世界以超越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也是人们用解释系统创造意义世界来超越生存困境的一种状态。一个人如果能用解释系统创造一个意义世界并超越生存困境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有文化素质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解释系统创造意义世界，并使其坚定化，那这个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 　　(2) “意义世界”如何超越“生存困境” 　　实际上，我们都处于三个世界当中。第一个世界是自然世界，第二个是世俗世界或生活世界，第三个是意义世界。其中，前两个世界可以统称为事实世界，后一个世界也被称为价值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本能，都依自己的自然本能而生存，这叫人的自然世界；但每个人都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自然本能的满足受这些客观关系的制约，这是第二个世界即世俗世界、生活世界；第三个是在我们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对自己的自然本能、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解释中所产生的、创造的那样一个世界，这就是意义世界。意义世界不完全是虚拟世界，它和电脑里面的虚拟世界完全是两回事，它是有一种由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缔造的世界。 　　我们还是用具体的案例来分析。上一讲说过，人类面对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一是人种的再生产。第二个再生产决定了爱情成为文学也成为文化永恒的主题。可是爱情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爱？到现在为止许多文学家不能讲清楚，他们知道“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情，但是他们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爱情的真义，所有才唱“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 　　爱情是如何发生的？它完全是人的三重世界同一的结果。我们如果要诠释爱情这个概念，最好将人与动物进行比照。动物也要进行物种的再生产，但不能说它们有爱情。最典型的就是鹿王。在鹿的世界里总有一个鹿王，在这个鹿王所处的鹿群当中，所有雌性的鹿都是它的妻子，其他所有的公鹿绝不能染指他们。这个鹿王是怎么诞生的？每年都要决斗一次，最后获胜的那个鹿就是鹿王。所以，如果你要是找鹿王的话，不要找那个膘肥体壮的，那个不是鹿王。相反，那个瘦悍的、全身伤痕的才有可能是鹿王。因为鹿王要斗，要南征北战，并且地位很不稳定，今年它可能是鹿王，明年可能就被其他的鹿所取代了，所以鹿王往往是很瘦的。我们读古典小说，往往宣扬美女爱英雄、英雄救美之类的故事。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最刚的和一个最柔的会联系在一起？很简单，因为人种繁衍的关系。人种繁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了优化，优生优育从人类开端就存在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比如在古希腊时期，打仗打胜了，在战场上最勇敢的人，就可以到城邦里面任意选一个或几个女人作为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妻子都是这个城邦里最漂亮的人，于是英雄就有了一个特权——选美女，这样希腊城邦就保持了他们人种的优势。中国过去也是讲英雄配美人，像秦汉之际的项羽本是一介武夫，粗鲁的不得了，但是他娶了一个美人叫虞姬，项羽乌江自刎时，最担心的问题是“虞姬、虞姬奈若何”，意思是我死了以后虞姬你怎么办，虞姬心领神会，自己吊死了，在这武夫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爱情的证迹。 　　但是，我们在那些著名的文化人，像文学大师的身上往往也能发现“鹿王的逻辑”。普希金是怎么死的？决斗而死的。他和英国公使的养子同争一个女人。按照西方人的规则两个人喜欢一个人怎么办？只有决斗，哪个人败了就退出，胜出的人就拥有她。在决斗中，普希金受到致命的一剑，在现在的普希金城度过一年后死掉了。普希金的死成了对爱情的一种千古绝唱，可是，鹿王为什么会没有爱情？因为那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普希金是为爱情而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比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意义。 　　爱情——把爱和情放到一块儿，于是文学家们就创造出了一个意义的世界。中国文学史上像这样的情种也是很多的，徐志摩最典型。徐志摩到底恋了多少女人，可能谁也搞不清楚，可是徐志摩所有的魅力，陆小曼所有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有这样一种爱情的千古绝唱。在徐志摩于三十多岁坐飞机英年早逝之后，郁达夫在悼词中说：“诗人如美人，活久了便不美了。”徐志摩是诗人，就像美人一样，只有年轻的时候死才是美的，太老了就不美了，所以徐志摩要这么早的离我们而去。这本来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可在郁达夫的笔下却赋予这等样的诗情画意，“诗人如美人”，这就是意义。 　　世俗世界同样是如此。世俗世界和意义世界关系如何？我们还是重温鲁迅讲的那段很有名的故事：一个人家生了小孩，抱出来给众人看，一个人说这个小孩将来是要做官的，于是得到一片喝彩；另一个人说这个小孩将来是要发财的，于是得到了一顿奖赏；另一个人却说这个小孩将来是要死的，于是得到一顿毒打。鲁迅就不满了，就说，发财做官都是偶然的，你怎么知道他将来发财升官，他也许将来是个不孝之子，绝对必然的事实是这个小孩将来必然会死，哪一个人可以不死呢？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悖论，就是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矛盾，人有生必有死，但人却“向死而生”——知道自己必然死，但又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很好的活着、有意义的活着。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握着拳头来报到的，他要在这个世界捞一把——我要去上学，上大学，读博士，要做教授，要做名教授，于是人一生下来拳头就握的紧紧的。可是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叫做“撒手而去”，很少有人是握住拳头走的，大多手都是摊开来走的，他再也不抓了，他知道了，人生原来是一场梦。但是问题是你要做一个好梦，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美好的活着。怎么办？就需要为人生提供和创造文化的意义即人生意义。生和死之间有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靠什么来联结，要靠意义，所以就要有一个叫“人生观”的东西。什么叫做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人死观”，因为有死才想到生的问题。这就是意义。 　　在世俗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歌颂好多人，而歌颂最多的就是教师、护士、工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粉笔，牺牲了自己而教诲了别人”；“护士是白衣天使”等等。我们看有那么多的节日，有母亲节，有教师节，有护士节。可当我用考古学的眼光去看它们，结果却发现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弱者的节日”，为什么先有母亲节，后有父亲节？为什么父亲节远没有母亲节那么的隆重？因为母亲总比父亲弱势，并且是这个社会中比较能吃苦耐劳的一类！这些节日就是世俗生活中的意义世界。我们再比较一下西方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外，教师、护士的工资都比较高。我在1994年的时候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做讲座，问一位著名教授拿多少钱，他说十二万多。我搞不清楚是一年还是一个月，他说是一个月。我说我做教授几年了，我拿到的连你的一个零头都不够。香港中文大学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但当时它是英国体制下的大学，英国的工资标准是以伦敦为圆心向外扩散，离伦敦越远工资越高，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离伦敦最远，所以香港教授的工资最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世界的逻辑。过去我们动员大学生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外国人可不吃这一套。中国文化通过文化上的建构来达到一种社会的平衡。我们现在看这些好像是一种虚无，实际上不是，它同样是一种力量，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看到那时的人更为简单、更为阳光、更为意气风发，现在的人口袋满了，脑袋却更空，人们缺少这样一种意义世界。打一个比方。我过去看过一幅漫画，一对夫妇带着他的小孩儿去公园，这个小孩因个头矮够不着买门票的窗口，于是父亲就用一百块一捆的钞票往小孩的脚下垫票，直到小孩能够着售票窗口，漫画下的标题是：分数不够钞票凑！讽刺那些想上好中学、好大学而又分数不够的学生只能用钞票凑。文化的逻辑相反：钞票不够意义凑！ 　　 我们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上来。在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当中，为什么我们总是歌颂春天？其实，在事实世界中，一年四季中最不好的就是春天。春天叫青黄不接，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出来逃荒；春天是疾病高发的阶段，很多病都是在春天里爆发；春天也是人的生命气息最为薄弱的时节，所以一到春天人就打瞌睡，老师打瞌睡，学生打瞌睡，交通事故频发，叫“春困”。尽管春天难过，但还是要年年过，于是那些专事意义世界创造的人们，那些文人们，就从春天下手做工作，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毫无例外的歌颂春天。怎么歌颂，通过意义世界的创造。虽春暖花开，可是春天只有在诗人的眼睛里才是美好的。人们为什么会歌颂花呢？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男女分工，男人打猎，女人采集果实。男人出去打猎的成果如牛等动物，分给大家都吃掉，把牛头留给打到这头牛的人，挂在他脖子上，让他感到非常自豪，表示“这是我的成果，我曾经打过一头牛”，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教授，出了一本书，到处去送，说这是我的成果。可是女人出去找果子，如果找到了一个苹果地，一个梨园，她不能把苹果吊在脖子上，因为苹果会烂掉的，有一种办法就是插上花，开花就意味着结果，我找到了一个花园，就代表我找到了一个果园，花就是女性的成果，这样花才美好，才成为女性永远的专利。花就是一种意义。如果所有的花都是无花果，只开花不结果的话，是不会有人去欣赏它的，只有在大家都能吃饱的状态下无花果才是美好的。花之所以美好是在于开花之后会结果。春天虽然没有稻穗，没有那种收获，但是春风解冻，大地回春，人们在绿油油的庄稼中，看到了希望，人在希望中最有力量，最有信心。这样，文学家们、诗人们、哲学家们对春天便情有独钟。秋天是最好过的，苞谷熟了、稻穗黄了，农民只需拎着篮子、挥起镰刀把它们收割回来就行了。然而，文人的任务是创造意义世界，在这个时候，必须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所以秋天在文人的笔下都充满了忧患，叫做悲秋。秋天虽然是一片金黄，是收获的季节，可秋风萧瑟，果子熟了，叶子黄了，秋风吹过，树叶掉地上，四处飘零，叫秋风扫落叶，残酷无情。秋天是那么的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忧患，乃至邓颖超要写诗劝说那些老年人，“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文化用意义世界把它超越；一个充满收获的时节，文化告诉人们要有忧患意识。英国诗人雪莱有一句诗让寒冬天里的人们充满了信心：“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文化就以春天为坐标，让人们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 　　所以，意义世界和事实世界的关系，就好比人的两条腿。人只要是往前走，永远是一条腿悬在空中，一条腿站在地上，这样才能前进。你如果两条腿永远踩在地上，脚踏实地，那永远是立正稍息。悬在空中的世界就叫意义世界，踩在地上的世界就叫事实世界。于是一个人只有一半是生活在意义世界当中，一半是生活在事实世界当中，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活力的人，才是一个有前途的人。否则，按照韦伯的说法，他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单面的人。

三、如何才是“有文化”和“有人文素质”的人

简单讲讲第三个问题，什么才是有文化的人和有人文素质的人？ 　　通过以上讲述，我们可以演绎出这样的结论：能透过解释系统创造意义世界，藉此超越生命过程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的人，就是有人文素养的人。一般说来，经济创造的是一个利益的世界，政治创造的是一个权利的世界，而文化创造的则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三者对社会文明的着力点是很不相同的。由此就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中国大学生们所争论的那个问题：张华救一个老农民值得不值得。张华是军事院校的大学生，一个大学生把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农民从水中救上来，自己却牺牲了，这在事实世界里面无论如何难以诠释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它们只有在意义世界里才能解释。现在大学教育中有一种倾向，特别注重对人的行为的心理学解释，教育尤其道德教育越来越倚赖于心理学，似乎这样才真正“科学”。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持怀疑态度。我的怀疑有两方面。一是搞心理咨询的人是不是真的懂心理学，搞心理咨询的人是不是也有心理障碍？我怎么也不明白，一个人不经过博士阶段的严格学术训练，怎么能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第二个怀疑是，心理学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的，心理学的基础是生物学，生物学就是把人当做动物。这样一来，它对人性就往往缺少一种文化上的解读和解释。心理学事实上是将人滞留于自然世界，因而必须要对它进行文化上的超越。难以解释的是，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心理学，可是没有那么多自杀的人，现在有了心理学，自杀的人却那么多，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看还是文化的问题吧。 　　所以，我讲文化与安身立命，倡导以文化素质的培育来超越生存困境，通过建构合理的文化意义世界，让自己来超越生存困境，这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这才是一个大学所要做的根本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这门课取这样一个表面看来古怪的名字——“文化与安身立命”的缘由。什么才是有文化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必须有能力创造意义世界来让自己和他人超越生存困境。不能简单地说一个人能够识字，受过大学教育，是硕士，是博士，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现在通常认为，一个人只要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就是知识分子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知识分子的概念产生于法国，知识分子是指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那些对这个社会提出反思和持批评态度的人，所以，知识分子身上总有一种理想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乌托邦精神”。不少人可能会以为，读过《红楼梦》、《西游记》就是有文化了？其实，还差的远了，只有能为自己的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能够让自己超越生存困境的人，才是真正有文化和文化素质的人。正如这一讲开宗所申言的那样，“文化与安身立命”的关系有三大基本课题：用生、用世、立命。用生的基本问题是心与身的矛盾；用世的基本问题是身与世的矛盾；立命的基本问题是性与命的矛盾。文化如何用生、如何用世、如何立命，是我们研究文化，也是我们人文素质教育的三大兼具学术意义与实践意义的三大课题。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使大家解决这些课题有所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