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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8


	标题：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路易斯•博洛尔

马基雅维利并非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发明者——政治权力会败坏道德——暴君年轻时的情形表明正是权力败坏了他们——大权在握者寡廉鲜耻——错误的政治原则——两种道德观——古人信奉的道德观——西塞罗论政治正义——中世纪的政治是一门欺诈与暗杀的门道——在现代，政治不受正义的规约，而受国家原因的规约——外交是一所欺诈的学校——马基雅维利论大使的职责——蒙太古和十六世纪的道德家论政治欺诈——政治暗杀：圣•巴多罗缪——基督教的道德家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波舒特、菲烈隆和马西隆的观点——十八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米拉波的政治学说——重要革命家丹东的政治观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次实际运用：恐怖的统治——罗伯斯庇尔：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门徒——马拉——拿破仑政治——政治犯罪的后果证明它是非正义的——这一事实的例证——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在政治上的错误也是道德上的错误——合乎道德的策略是最成功的策略。

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不是产生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创造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内容都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东西。大家公认的马基雅维利的唯一罪行就是他没有去谴责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犯下的罪恶，而是站在肯定暴力侵害与政治阴谋的立场去解释当政者们的政策，并证明不管政治行为怎样残忍、邪恶、狡诈，都可以用来追求并维持权力。

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利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怎样为恶：欺骗民众、放逐政敌并没收其财产。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

要有节制地、公正地使用权力是相当困难的。塔西伦在解释提比略(Tibetrius)[①]的残忍时就指出，提比略正是因为占有了权力才使自己心理变态，误入迷途。权力是一种腐蚀剂。普卢塔克(Plutarch)[②]曾经说过，苏拉(Sylla)[③]在年轻时心地善良，“天真活泼，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极富同情心，常常会因为同情而潸然泪下。然而，到后来，他却变得残酷无情。尽管他曾经以权力和荣誉会败坏人的本性为由而谴责过分地占有权力和荣誉，但是他并不努力去限制自已的权力欲和荣誉感，而是拼命地去追求，使自己的竞争对手们都一败涂地。他不仅在追求权力与荣誉中使自己变得残酷无情，丧尽天良与人性，而且也使他的竞争者们变得残酷无情，丧失天良与人性。”“荣誉会败坏人的本性(Honores mutant mores)”是一条拉丁格言，在政治生活中既追求权力而又不使本性败坏的事例是极为少见的。在塔西佗笔下只有韦思巴芗(Vespasian)[④]是这样一位少见的人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私生活到政治生活都是道德的。

在尼禄(Nero)[⑤]、查理九世(Charles Ⅸ)[⑥]和其他许多国王年轻的时候，都看不出他们以后会犯下无数伤天害理的残暴罪行。查理九世的大臣德•洛比达尔非常惊讶查理九世竞会彻底改变自己的本性。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到：“我现在已到了垂暮之年，我非常懊悔我竞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看到国王的形象在遭到败坏，国王竞变成了一个暴君。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国王年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不是这样。”

谄媚会使人陶醉，傲慢会使人迷误，一个掌控无限权力的国王会因此而掉下脑袋，丧失自己的生命。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拿破仑在临死前回顾他一生的政治生涯时曾说道：“是权力支配着人的理性。”

当权者们为了达到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在选择使用权力的手段时往往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他们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他们常常宣称：当有效的政治措施或手段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人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安全而牺牲道德。

政治会败坏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在实践中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这些危害极大的格言就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没有哪一次政治犯下的罪恶不是以国家理由为借口来企图证明其为正当的，也没有哪一次国家理由不是合理的。这些国家理由被统治者们当作他们发泄私愤、放逐无辜的借口，当作他们侵占他人财产、践踏一切人间正义以扩大他们权势的借口。统治者们正是这样用国家利益的华丽词藻来掩盖他们犯下的罪恶。苏格拉底正是以国家的名义被判处死刑，饮鸠而死；早期的基督徒们正是因为国家的理由被罗马皇帝迫害摧残；新教徒们也正是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遭到查理九世的屠杀和路易十四的放逐。尼禄也正是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证明他杀害他母亲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上述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掩盖统治者们所犯罪行的事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剧作家欧底比得斯的《Phoenissae》一剧中就能够看到。在这一悲剧中，厄特俄克勒斯(Eteocles)[⑦]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需要采取不正当手段才能获得权力的话，那就让我们拥有这种获得权力的力量源泉吧。让我们在其它场合再做到正直与诚实吧。”这种理论把道德分成两种：一种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一种是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应该遵守正义；但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则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修昔底德曾说过雅典人常常像下面这样去评判斯巴达人：“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城邦制度的范围内，他们一般来说是能够遵守道德规范的，但是，在他们同外国的关系中则不是这样。在对外关系中，他们把快乐与满足看作是正直，把对自己有用看作是正义。据我所知，他们在这方面的特性比其他城邦的人民更为明显。”

雅典人的政治同斯巴达人的政治差异很大。罗马元老院也曾以罗马共和国的安全与利益为借口实施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政策。

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中，非正义会被谎言与借口所掩盖，使人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有时候，无所顾忌的政治野心家们会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是在追求正义。例如，来自科林斯(Corinth)的代表曾说到：“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抓住时机去进行武力扩张是合乎正义的。”

在古人当中，西塞罗[⑧]驳斥了政治上流行的错误理论。这些错误理论认为不可能按照正义来治理国家；并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顾原则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制定权宜之计的政策。他谴责那些提倡用非正义手段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因为他们断言“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利益”。西塞罗说：“那种认为不违背正义就不能治理好国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真理是：通过绝对的、唯一的正义，完全可以治理好国家。”西塞罗站在崇高的道德立场上对政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严肃的思考，区别了什么是正直，什么是有用，从而得出了他关于正义的理论。

在罗马帝国时期与中世纪，当哲学家宣称正义是人类社会与政治的最坚固基础的时候，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却充满着压迫、腐败与不义。特别是意大利的王侯们把政治变成了一门精湛的欺诈之术，变成了一种暗杀与放毒的奸计。虽然基督教同马基雅维利主义永远处于冲突状态，但在政治实践中，基督教却不能根除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在西班牙、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在这些所谓最文明的国家里，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理由来决定政治的大政方针。正是因为国家理由，斐迪南(Ferdinand)和伊沙贝拉(Isabbella)才把犹太人赶出西班牙，英格兰国王才犯下了许多违背正义的罪行。英格兰民族是一个功利色彩非常浓厚的民族，他们常常把有用与正义混淆起来，他们的政治家常常提出一些非正义的治国方案，因为照他们的观点，是国家的安全要求他们这样做[⑨]。

在法国的历史上，最好的国王要数圣•路易了，最好的大臣要数黎塞留和马沙林了。除了这少数几个人外，其余的国王和大臣都信奉国家理由高于一切的理论。亨利四世提议让伊百莎白女王去安排执行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

在私人生活中，人们普遍看不起用欺骗手段待人的人。健在政治生活中，老谋深算、模棱两可、狡诈奸滑、掩盖事实真相的每一种手段都变成了外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外交可以为每一种侵略提供各式各样的借口，并在华丽崇高的词霞下掩盖政治上的野心与贪婪。古代政治，即希腊政治、迎太基政治与罗马政治都不具有信奉善与追求善的特征。“背信弃义”(Fides punica)是迎太基人信奉的政治原则，这条政治原则一直流传到今天。欺骗狡诈与厚颜无耻是罗马人实现他们政治扩张的主要方法。在现代国家中，政治也不是一研培养人们善良品质和平等观念的学校，无法使人们去信奉善良。

在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暗中诡秘阴险地玩弄政治并不会给政治带来污名，反而使人们认为这是政治本身的功能，值得称赞。布朗多梅(Brantome)认为路易十一的计谋堪称“善良的诡计”，科明尼斯(Comines)[⑩]认为是“美好的谎言”。1494年，米兰大使向科明尼斯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的公爵并没有参加反对法国的联盟，这时，一位威尼斯人沙鲁多则宣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他向他的敌人们表示他们将如何行动，但事后他们的做法竟然与当初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马基雅维利认为，大使应该具有说谎的能力，可以违背他们的誓言。为了使大使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欺骗，他们应该捞取正直诚实的好名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并不厌恶马基雅维利这种反道德的言论。[11]

在十六世纪，大多数道德学家都承认“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条使人迷惑的错误格言，其中，蒙田与卡洪(Charron)最为突出。众所周知，蒙田强烈反对残忍狠毒与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他所生活时代的宗教斗争与政治斗争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蒙田却写下了下面一段表达了他关于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话：“由于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软弱无力，这就经常迫使我们必须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的目的。”

卡洪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说：“人们经常被迫依靠并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避免更大的邪恶或达到善的目的。在此情影下，在这样的范围内，有时甚至是必须使邪恶的行为变得合法，使明显的坏事具有权威。”

这位道德说教者在论述何谓“精明”的论文中认为，只要伪善欺诈与残暴狠毒对国家有用，就可以接受。他说道：“伪善与掩饰对个体的人来说是恶，但对国王来说则是非常必要的治国之术，因为没有它，国王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也不可能获取他所渴求的利益。

在卡洪看来，“精明稳重”的国王不仅要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如果需要的话，他将把他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在大事上做到公正，有时就必须在小事上违背公正。在考虑国家重大利益时，为了做到公正，就应允许在其他不甚重要的事情上犯错误。

必须为每一件事情找到借口：“一个好国王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非正义的行动对国家是有好处的，那么，他们非正义的行动就是值得原谅的。国王们放任自己去违背正义，这只是“令人遗憾和叹息的”而已。

马沙林的图书馆馆长卡伯瑞•洛德写了一本名为《论政变》的书。在该书中，洛德企图在政治上和道德理论上为国王的正义行动辩护。在这点上，他比卡洪走得更远。他说：‘普遍的正义是很难达到的，这就使得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普遍的正义成了一个使人讨厌的、烦煞人的麻烦之源。因此，必须使普遍的正义去适应政治的需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国王将允许自己在政治中权衡取舍，去谴责严厉的正义观念，去效法他的同类。国王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义、道德和诚实与个人在私人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义、道德和诚实不同，国王在正义、道德和诚实的范围内活动余地很大，‘可以自由伸缩。”很明显，国王在这里是把诚实正直等德行同它们的有用性等同起来，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已充分证明他们违背了正义。洛德把政变定义为：“在没有考虑公道，甚至没有考虑正义形式的情况下，国王在特殊紧迫的艰难处境中被迫作出的果敢而例外的行动，这一行动使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而处于危险之中。”洛德宣称，国王只是在紧急关头才诉诸政变，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补救办法。为了医治更大的疾病，这种办法应该保留下来。当政变成为必须的时候，行动就要干脆利落。一次成功的政变就像雷鸣前的闪电一样预示着惊天动地的时刻即将来临。

在洛德看来，当国王的行动是为了公共的利益时，或者是为了与公共的善紧密相联的他自己的善时，暗杀是允许的。洛德赞成对圣•巴多罗缪的杀害，认为有理由对此进行赞扬。在洛德看来，道德禁止暗杀，但是，当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时，政治则允许暗杀。

卡迪纳•德•拉兹在其回忆录中，也把政治看作一种反道德的事业，并且公开坚持马基雅维利的原则。但是，在他布道的时候，却又谴责马基雅维利的原则。

认为国家理由高于一切的反道德理论被所有的政府、国王及共和国推祟并实践。在实践这种反道德的理论时，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残暴，要首推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运用监禁、甚至溺死等残忍手段来消除他们的政治反对者。在1566年4月，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在一份加紧公文中写道：“我们做的比说的多。我们虽然未诉诸火与剑，但我们明白那些注定活不成的人会被秘密处死。”威尼斯人的口头掸是：“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关心政治问题的基督教道德学家有波舒特(Bossuet)[12]、菲烈隆(Fenelon)[13]、马西隆(Massillon)、科迪拉克(Condillac)[14]和马布利(Mably)。这些基督教道德学家们竭尽全力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进行辩论，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能保证合乎道德的政治原则获得胜利。波舒特所理解的政治来源于《圣经》，菲烈隆所理解的政治来源于《新约》。波舒特认为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普遍的共和国，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菲烈隆认为即使不得已爆发战争，也应遵循善良信念而避免残暴行为，因为在敌对阵营中的人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兄弟、同胞。菲烈隆还告诫勃艮第(Bur—gundy)公爵不要把他个人的要求、他对荣誉的渴望以及他的抱负同国家的需要混同起来。菲氏教导这位公爵：政治并不能解除他做一个正直、诚实、富于同情心的人的责任，不能使他处于普遍的正义与人道的法则之上。

在十八世纪，马西隆与科迪拉克继续从事着波舒特和菲烈隆的工作，他们力图使路易十五与巴马(Parma)公爵认识到政治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迪拉克在他所着的《历史研究》一书中驳斥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政治中不可能存在诚实的错误看法。人们认为政治中充斥着的只是卑鄙、狭隘、诡计、狡诈和荒谬，并要求每个人对此进行颂扬，但科迪拉克则认为这是政治骗术。

但是，当基督教的道德学家们与某些哲学家们，如霍尔巴赫(Holbach)、巴贝拉克(Barbeyrac)和马布利(Mably)拒绝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时候[15]，瑞根特(Regent)、杜勃斯(Dubois)、路易十五、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俄国的卡捷琳娜(Cathenine)在十八世纪继续实行着缺乏道德原则的政策。特雷教长(Minister Terray)甚至说：“需要能够证明每一件寥情都是正当的”，他以此来为自己的失败辩解。在法兰西，也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政治保留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性质，依靠一个个权宜之计来确保有效的政治统治，即国王和大臣们在宫廷中打情骂俏，依靠阴谋诡计和密探来进行统治：索烈尔(Sorel)[16]一针见血地指出： “整个十八世纪的政治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原则和目标，以阴谋诡计作为手段的。”国家利益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法律这一陈述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甚至在圣•皮埃尔(Saint Pierre)的着作中也不例外。他主张君主并不一定要遵守诺言。他说：“宣布信守诺言的法律必须服从另一条法律，即服从‘公共利益是最高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ax)这条法律。”这个时代的外交也是厚颜无耻的。哲学家们肉麻地吹捧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卡捷琳娜，而这两位君主都是马基雅维利的门徒。普鲁士国王年轻时曾表示不愿当国王，但他一登上王位，马上就实践马基雅维利那反道德的原则。他在自己的着作《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毫不犹豫地写道：“当君主考虑到背信弃义、违背条约对他有用时，他完全可以不遵守诺言，不履行条约。他忘记了并违背了他曾写下的诗句；

当政治诉诸诡辩时，它从马基雅利的理论中汲取灵感，
此时政治中只有阴谋、欺骗与谎言，
大臣们欺骗别人而大臣们又被欺骗。
一定要用诚实正直来取代马基雅维利的错误原则，
所谓统治的艺术实际上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当法国大革命在正义与人道的伟大原则下爆发时，人们希望政治不再按照非道德的方式运作，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西耶士(Sieyes)[17]’在他着名的小册子中批评了法国革命的参加者。他说：“这些人掌握着正义和自然的方法而不考虑社会的利益，这些人只重视人为的权宜之计而不管这些权宜之计是否合乎道德，这些人关心的只是到处建立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声誉。”由此可见，乐观的前景是注定不会实现的，法国革命切断了自己同道德的联系，只有依靠一系列的政变来完成。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不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开始我们就要去克服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且不断地克服下去……。从前叫做政变的那种东西，现在不再具有恐怖的成分，而仅仅是一种不够谨慎的行动。”然而在法国革命中，政治事件的残酷性揭穿了这种乐观主义的虚伪性，以正义的名义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以暴力来推行。比如，1793年10月15日、9月2日、6月20日、8月10日、1月20日、5月30日，1794年3月、4月，热月9日葡萄月[18]13日、果月[19]18日和雾月[20]18日等这些日子，都是暴力取得了胜利。

革命只是一系列政变的爆发：6月20日、8月10日是针对君主的政变，5月31日、6月2日是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一七九四年四月二日是针对丹东的政变，热月九日是针对罗伯斯庇尔的政变，果月十八日是针对温和的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的政变，雾月十八日是针对五人执政内阁的政变。在恐怖统治时期，巴黎的人民被屠杀和被送上断头台，南特的人民被溺死，里昂与土伦的人民被枪决。在五人执政内阁的统治下，受害者们被驱逐出境，并在雾月十八日被流放。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原则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时代，屠杀、溺死、枪决、流放却成了政府的正常体制。

法国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从米拉波(deMirabeau)[21]到波拿巴(Bonaparte)都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米拉波说：“卑劣的行为比高尚的道德更具有决定命运的力量，因为它能够摧毁高尚的道德。”这显然是被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所激励。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为王室的利益制定策略，他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教唆国王，他用一系列狡诈的奸计劝告国王破坏议会的权威，他设置陷阱陷害议会，他制造障碍阻挠议会，他怂恿国王去篡夺议会的所有权力。”他写道：“这些步骤将逐渐把国家的秩序打乱，并且将加剧国家的无政府状态。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为危机铺平了道路，为邪恶打开了大门。从这些危机与邪恶中，国家将遭受痛苦，并且这些痛苦将日愈加深，用不了多久，国家就将因此耗尽所有的资源，但国家也将因此不得不去求助王室的权威。”“这一米拉波劝告路易十六接受的策略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一策略加深了政治的罪恶，要依靠这一策略去达到善是绝对不可能现实的空想。

米拉波也怂恿王室不择任何手段去调和同政党领袖的关系。他说：“如果对他们的野心阿谀逢迎还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那就采取其他的手段吧。为了获得成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绝不存在任何例外。”这就是米拉波反复向王室提出的忠告。

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制定的政策完全是旧制度下不道德政策的翻版。这些政策包括权宜之计、紧急措施、阴谋诡计、暴力镇压等政策，这些政策需要武力的支持，才能使骚乱闹事与政变夺权获得成功。对这些旧制度的反对者来说，他们也同样要求助于任意逮捕、任意杀害、任意审讯、任意放逐、任意没收财产等不道德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关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学说中寻找他们的灵感，他们向旧制度的惯用手法中借来政府绝对至上的原则，例如，他们借来目标高于一切的原则、蔑视个体存在的量量：他们在这些方面都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了亨利八世，腓力二世和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的残暴专横。

阿里斯泰德(Aristides)[22]认为雅典议会制定的法律虽然是有用的，却是非正义的，但雅典议会拒绝听取阿里斯泰德对这一雅典法律的诚恳批评。雅典的立法议会与公民大会不会有阿里斯泰德这种因道德上的踌躇不安而产生的沉重压力：他们投票通过了大量法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法律都是有用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法律是非正义的。米歇利特(Michelet)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非常宽容，但他也不得不量认。当他们的事业达到高峰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黔非常错误的理论，即认为存在着两种道德：一种是私德，一种是公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强调公德而不管私德。这是这一时期所有政治家都信奉的理论。他们想象自己瘦这一点上是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Brutus)的传人，然而，马基雅维利才是他们真正的始祖。”在他们眼中，目的能够证明手段正当。只要是针对“贵族”，他们认为所有的手段耀是允许的。一位革命党人向格拉特(Garat)宣告：“你有一个性格上的严重缺陷，那就是你不适应去做不好的事，甚至公共的善要求你去采取不好的行为你也不愿意。”巴塞(Basire)在讲坛上强调，只要是用来对付国家的敌人，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接受。勒克莱尔(Leclerc)大声疾呼：“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实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当丹东认定情况需要时，他允许自己不去阻止眼前的犯罪。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达到巴黎人与外国移民血流成河的目的，他诱发了九月的大屠杀。在九月大屠杀之后，巴黎政区怂恿各省去效法自己的榜样，当时的司法部长丹东听任这种煽动屠杀的犯罪行为，并且迅速派人送去他的部长印章签署认可这一行为。

恐怖统治是马基雅维利错误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位意大利作家写道：“当国家爆发革命时，不管是共和政体变为专制暴政，还是专制暴政被共和政体取代，都必须塑造出一种恐怖形象，然后使这一恐怖形象深深印入新秩序敌人的心中。”

马基雅维利进而写道：“在消灭政治对手的过程中，最适合的手段就是干净利落与胆大无耻。”“肆元忌惮这个词永远是恐怖主义者挂在嘴上的口头掸!当九月大屠杀爆发时，丹东兴奋地吹呼：“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圣•鞠斯特(Saint Just)的座右铭与丹东完全一样，他说道：“大胆构成厂革命的所有秘密。”制造恐怖的人古往今来都是无法无天最后胆大包天的人!

罗伯斯庇尔在他的讲演中反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在他的行动中却求助于马基雅维利主义。他宣称：“管理的艺术，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到现在，都是欺骗人的艺术、败坏人的艺术。这种艺术按其本性应该是启发人与完善人的艺术。”然而，他的行动表明他永远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他援引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政敌，他认为为了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必须采取流放与监禁的严厉手段。

马基雅维利说道：“在讨论国家安全赖以存在的手段时，就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劳与耻辱的顾虑去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恐怖主义者也在重复这种论调，他们喊道：“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扫除我们心中所有的置露记亿吧!”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马拉(Marat)在《告人民书》中写道：“人民的安全处在生死他关的危急状态中!在这一最高的法律面前，其他的所有法律都将无效。只要能够拯救国家，所有手段都是善的，所有方法都是正义的。所有措施都是值得赞赏的。”像马拉一样，许多雅各宾党人都认为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与目的的伟大，所有的流放与监禁都是正当的。

从上述马基雅维利与恐怖主义的各种比较中我们看到，那些宣布自己开创了治国方略新纪元的政治家们不过是在重复专制政府治国的老方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引进的新原则，他们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的情操。他们并非政治领域的先驱者，因为他们的所作研为都是在抄袭马基雅维利式的旧方法。他们以捍卫人民事量的名义为借口，心安理得地使用政治上的犯罪手段，而这些犯罪手段正是以前压迫他们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使用过的犯罪手段。

五人执政内阁继承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他们通过暴力、奸计以及果月十八日对国家代表权的侵犯来勉强维持他们对权力的控制。

果月十八日的事件是三个厚颜无耻的内阁成员和一个胆大妄为的士兵阿格留(Augereau)促成的，这一事件迅速导致了雾月十八日由另一将军发动的另—场政变，这位将军的道德意识与他的军事才能完全不能成正比。这场政变由昂吉安(Enghien)实施，由教皇引诱，由巴约纳(Bayonne)伏击，这一事件使我们不可能相信拿破仑一世的治国方法可以永远保持正直与诚实。 “伟大”这一称号给予拿破仑一世，是因为历史考虑的是智力的伟大而非道德的伟大，所以这一称号可以给予所有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凯撒、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但是，拿破仑既配不上贤明的称号，也配不上公正的称号，因为拿破仑毫不犹豫地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公然侵犯正义。拿破仑宣称：“国家利益在现代取代了古人所信奉的天命，高乃依(Corneille)是欣赏这一真理的唯一一位法兰西悲剧作家。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一定会任命他为我的首相。”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将进一步考察不道德的治国方法带来的好处是否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据我看来，马基雅维利式的治国方法会带来好处被明显夸大，因为这种治国方法通常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结果。个人的生命存在非常短促，一个人可以通过犯罪获得利益而在被惩罚前死去。人类的生命存在则要长得多，政治犯罪在获得短暂的好处后，总是在最后才被惩罚而抵罪。狡诈与暴力的胜利通常都是短暂的，如果从长远的历史时期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不道德的政策必然伴随着失败。政治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想通过不正义的权宜之计来获得暂时的利益，并想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逃避道德责任，但是，即将发生的事马上就会使他明白不正义会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

狡诈与不正义并非总会带来好处，反而会不止一次地使热烈地追求它们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马基雅维利列举出许多政治背信弃义与残忍狠毒的例子，并把这些例子看作是政治上机智敏锐的榜样。但是，这却给他带来身败名裂的后果，因为马基雅维利所赞美的君主们精心炮制与鼓励的背信弃义与变节行行为，就连君主们也不愿长期欣赏自己这种犯罪的结果。马基雅维利所推祟的英雄博尔吉亚(Borgia)注定不会博得命运的微笑；尽管马基雅维利自己才华横溢，也并非是一位成功之士，而是一位被他的野心所激励奋斗一生而一无所获的落魄者。

政治犯罪，就像其他犯罪一样，不可能不受惩罚，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无辜者处以极刑，而自己最终常会落得悲惨结局。那些放逐监禁他人的人，到头天包会被放逐监禁。吉伦特派要为1月21日的事件负责，而他们又成为5月31事件的受害者。丹东的党徒们控告温勾的吉伦特派成员，后来他们自己也被作为温和派惨遭监禁胡放逐。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们把许多受害者送上断头台，最后也轮到他们自己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的骨干分子们创立了革命审判法庭，他们却成了这一革命法庭的牺牲者。英国长期国会的成员，包括被处死的查理一世和被放逐的许多臣僚，最后又被克伦威尔不光彩地赶下权力宝座。克伦威尔在放逐他们时说道：“对你们来说，你们是酒鬼，你们是恶棍，你们是马屁精，你们是强盗。”

危害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往往是不承认正义的存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在政治上最大的错误就是误解了道德观念。当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法令》(Edict of Nantes)[23]时，他是想强化国家的职能，而事实上他却削弱了国家的职能。当首席执政官的妻子了解到昂吉安被劫持时，哭着哀求他的丈夫波拿巴不要滥杀无辜，波拿巴对她说： “你是一个女人，我的政策你完全不能理解，你的本份是保持沉默。他自以为通过这种不道德的犯罪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殊不知这种违背道德与正义的行为激起了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所有善良人们的愤慨，使他在最需要文持的时候失去了俄国的支持，从而失去了有利于英国政治目标的国际环境。在谈到昂吉安被杀时有人惊呼：“这比犯罪更严重，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评论是不道德的，因为对这种人来说犯罪似乎不如政治上的错误严重。不过，这种人把这一滥杀行为看作一种错误也甚符合其一贯的思想逻辑。心灵敏感的女人比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更能直觉到真理的存在，当人的理智离开感情单独起作用时最容易犯错误。在政治生活中，就算感情支配了理性过程，这种理性过程绝不会涉及到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大妄为的士兵阿格留(Augereau)促成的，这一事件迅速导致了雾月十八日由另一将军发动的另—场政变，这位将军的道德意识与他的军事才能完全不能成正比。这场政变由昂吉安(Enghien)实施，由教皇引诱，由巴约纳(Bayonne)伏击，这一事件使我们不可能相信拿破仑一世的治国方法可以永远保持正直与诚实。“伟大”这一称号给予拿破仑一世，是因为历史考虑的是智力的伟大而非道德的伟大，所以这一称号可以给予所有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凯撒、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但是，拿破仑既配不上贤明的称号，也配不上公正的称号，因为拿破仑毫不犹豫地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公然侵犯正义。拿破仑宣称：“国家利益在现代取代了古人所信奉的天命，高乃依(Corneille)是欣赏这一真理的唯一一位法兰西悲剧作家。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一定会任命他为我的首相。”

当拿破仑一世从查理四世及其嗣子斐迪南手中夺过西班牙王冠时，他企图以政治需要为理由为他的暴力行为和阴谋诡计辩解。他说道：“从某种观点来看，我所做的事不符合道德正义，但是，政治有它的紧迫要求，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严酷的。……政治，只有政治，才是指导像我这类人所有行动的唯一目标。”
拿破仑想用他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西班牙的复兴——来为自己的政治犯罪行为作辨护，然而，他未能如愿，他企图干预西班牙的独立反而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条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格言是多么的错误。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目的并非必然要靠应受谴责的手段来获得。拿破仑干预西班牙的独立不能达到他所追求的复兴西班牙的目的，就像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法令》不能达到他追求宗教统一的目的一政治人物的天才能力必须受到规定了政治惩罚的法律所制约，就像一般犯罪要受到规定了处罚的法律所制裁一样。如果拿破仑不是凭借武力抢夺政权，而是等待着将权力合法地委任给他，那他所成就的就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一伟大行动定会使他名留青史，光照人环。然而，对他的政治野心进行限制的强硬措施最终使他愚蠢的名声四处远扬，因为正是他政治野心带来的愚强行为不仅使他自己的事业毁灭，也使整个法兰西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当代的政治天才通过理性的精心计算仍然不能避免在政治上犯下大错，因此，政治上最保险最稳当的政策无疑是合乎道德的政策。
阻碍法国大革命事业成功的障碍正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百多年来法国政局动荡不安法国人民备受折磨的根本原因产生于下述事实：受到委托去实施新政治原则——自由、平等、博爱——的人忽视了道德。并不是这些原则本身有问题引起了麻烦，而是政治家们在政治实践中采取的罪恶手段有问题引起了麻烦。暴力的使用、有组织的叛乱、流放和监禁、革命审判法庭的随意定罪、断头台与绞刑架的血腥恐怖，……正是这些不道德的手段延迟了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兰西人民的团结。
战功显赫，56岁时继承岳父奥古斯都的帝位，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死。——译注。

[1]普卢塔克，古希腊传记传家、散文字，一生写有大量着作，其中最着名的是(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译注。
[1]苏拉，古罗马时代大奴隶主，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军的刽子手，执政手段凶狠残暴。——译注。
[1]韦思巴萝，古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创立者，在位期间政绩显着，声名良好，对人民温和宽厚。——译注。
[1]尼禄，古罗马皇帝。——译注。
[1]查理九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译注。
[1] 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儿子，被其弟Polynices所杀。——译注。
[1] 西塞罗(106—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着有《论着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译注。
[1] 这种把有用与正义混淆起来的做法在英国员着名的政治家的演讲中也可以找到。例如，1821年坎宁勋爵在辩论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时就认为，如果“需要”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的话，那么，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就是正义的，他并证明非正义的就是“不需要的”。在盾姆士一世的统治下取消了迫害天主教徒的法律时，坎宁勋爵又说道： “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些法律条文不再是正义的。”——原注。
[1] 科明尼斯(1447—1511)，法国历史学家、外交家，以其所着记述1489—1498年历史的《回忆录》而闻名。——译注。
[1] 柏拉图也有类似马基雅维利这样的观点，他写道：“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行政长官们有责任经常借助于说谎与欺骗来谋取他们的同胞们的利益。另外，当说谎与欺骗被当作一种解决困难的手段时，那么，说谎与欺骗是有用的，因而也就是正当的”(《理想国•第五卷》)。波烈沙克是国王的顾问，1652年发表了他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演讲。在这一演讲中，他宣称政治上的欺诈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政治上的欺诈是有用的。他说：“当我们观赏一幅画时，我们决不会认为这幅画是在用它的明暗色调来欺骗我们的眼睛，尽管这幅画中的风景不是真的……。同理，政治使用诡计与欺诈去实现它祟高远大的目的，有谁又能够因此而大惊小怪呢?”——原注。
[1]波舒特(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拥护天主教统治，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基督教新教，若有《根据经文论政治》。——译注。
[1]菲烈隆(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支持寂静主义，主张限制王权、教会脱离政府控制，被国王和教皇所贬斥，着有《死人对话》、《泰雷马克历险记》等。——译注。
[1]科迪拉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继承和修改了约翰•洛克的感觉论，着有《论人类知识的起源》。——译注。
[1]霍尔巴赫在其着作《社会制度)一书中展开了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这本书很有价值，可惜鲜为人知。这本书正确地阐述了下述关于政治的概念，即政治应该是道德国家政府中的运用。巴贝拉克力图揭露在宗教与公共利益的掩盖下，政治伪善的真正基础是不法与暴力。巴氏认为，由于人们在宗教上和政治上被一些毫无意义的大话所蒙蔽，看不清政治伪善的实质，所以要滑除人们对政治的幻想。马布利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去证明如果政治偏离了严厉的道德法则，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原注。
[1] 索烈尔（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变化并非决定于经济的自然演进，而是暴力的创造过程，着有《暴力论》、《进步的幻想》等。——译注。
[1] 西耶士(1746——1836)，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活动家，天主教教士，当选为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起草《人权宣言》，他写的着名小册子是《第三等级是什么?》。雾日十八日政变后为临时执政官之一，波旁王朝复辟时流亡比利时。——译注。
[1] 葡萄月，法国共和历的1月，相当于公历9月23日到10月盟囚。——译注。
[1] 果月，法国共和历的12月，相当于公历8月18日到9月16日。——译注。
[1] 雾月，法国共和历的2月，相当于公历的10月盟日到11月20日。——译注。
[1]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充当王室的秘密顾问(1790)。——译注。
[1] 阿里斯泰穗(530?—468?BC)，雅典政治家和将军，提洛同盟的创建人之一。——译注。
[1] 《南特法令》，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法令，给予胡格诺派教徒政治上一定的权利，该法令于1邱5年被废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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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比略(公元前42年—37年在位)，长期从事征战，军功显赫，56岁时继承岳父奥古斯都的帝位，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死。——译注。
[②]普卢塔克，古希腊传记传家、散文字，一生写有大量着作，其中最着名的是(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译注。
[③]苏拉，古罗马时代大奴隶主，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军的刽子手，执政手段凶狠残暴。——译注。
[④]韦思巴萝，古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创立者，在位期间政绩显着，声名良好，对人民温和宽厚。——译注。
[⑤]尼禄，古罗马皇帝。——译注。
[⑥]查理九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译注。
[⑦] 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儿子，被其弟Polynices所杀。——译注。
[⑧] 西塞罗(106—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着有《论着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译注。
[⑨] 这种把有用与正义混淆起来的做法在英国员着名的政治家的演讲中也可以找到。例如，1821年坎宁勋爵在辩论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时就认为，如果“需要”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的话，那么，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就是正义的，他并证明非正义的就是“不需要的”。在盾姆士一世的统治下取消了迫害天主教徒的法律时，坎宁勋爵又说道： “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些法律条文不再是正义的。”——原注。
[⑩] 科明尼斯(1447—1511)，法国历史学家、外交家，以其所着记述1489—1498年历史的《回忆录》而闻名。——译注。
[11] 柏拉图也有类似马基雅维利这样的观点，他写道：“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行政长官们有责任经常借助于说谎与欺骗来谋取他们的同胞们的利益。另外，当说谎与欺骗被当作一种解决困难的手段时，那么，说谎与欺骗是有用的，因而也就是正当的”(《理想国•第五卷》)。波烈沙克是国王的顾问，1652年发表了他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演讲。在这一演讲中，他宣称政治上的欺诈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政治上的欺诈是有用的。他说：“当我们观赏一幅画时，我们决不会认为这幅画是在用它的明暗色调来欺骗我们的眼睛，尽管这幅画中的风景不是真的……。同理，政治使用诡计与欺诈去实现它祟高远大的目的，有谁又能够因此而大惊小怪呢?”——原注。
[12]波舒特(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拥护天主教统治，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基督教新教，若有《根据经文论政治》。——译注。
[13]菲烈隆(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支持寂静主义，主张限制王权、教会脱离政府控制，被国王和教皇所贬斥，着有《死人对话》、《泰雷马克历险记》等。——译注。
[14]科迪拉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继承和修改了约翰•洛克的感觉论，着有《论人类知识的起源》。——译注。
[15]霍尔巴赫在其着作《社会制度)一书中展开了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这本书很有价值，可惜鲜为人知。这本书正确地阐述了下述关于政治的概念，即政治应该是道德国家政府中的运用。巴贝拉克力图揭露在宗教与公共利益的掩盖下，政治伪善的真正基础是不法与暴力。巴氏认为，由于人们在宗教上和政治上被一些毫无意义的大话所蒙蔽，看不清政治伪善的实质，所以要滑除人们对政治的幻想。马布利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去证明如果政治偏离了严厉的道德法则，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原注。
[16] 索烈尔（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变化并非决定于经济的自然演进，而是暴力的创造过程，着有《暴力论》、《进步的幻想》等。——译注。
[17] 西耶士(1746——1836)，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活动家，天主教教士，当选为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起草《人权宣言》，他写的着名小册子是《第三等级是什么?》。雾日十八日政变后为临时执政官之一，波旁王朝复辟时流亡比利时。——译注。
[18] 葡萄月，法国共和历的1月，相当于公历9月23日到10月盟囚。——译注。
[19] 果月，法国共和历的12月，相当于公历8月18日到9月16日。——译注。
[20] 雾月，法国共和历的2月，相当于公历的10月盟日到11月20日。——译注。
[21]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充当王室的秘密顾问(1790)。——译注。
[22] 阿里斯泰穗(530?—468?BC)，雅典政治家和将军，提洛同盟的创建人之一。——译注。
[23] 《南特法令》，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法令，给予胡格诺派教徒政治上一定的权利，该法令于1邱5年被废除。——译注。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 路易斯•博...

2009-04-18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路易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