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生教
一帮“70后”诗人成立了“大生教”，意在讽刺刘大生老师的《病句走大运》。难道刘大生不懂诗歌的韵律吗？读到《病句走大运》，我眼前一亮，文章竟然可以这么写，可以这样立意。难怪诗歌在当代很不景气。胸襟不开阔不能会心一笑的“诗人”怎么可能成为诗人。诗人本来是最聪慧的人，他们却这样小肚鸡肠，可叹诗歌何辜啊！竟然被这些人来做。
二、示威取消论
“示威取消论”一出，刘志强先生和李睿先生以为刘大生老师在反讽，水扬、谢志浩诸君纷纷质疑。这些博友都很有见识，有些甚至是研究权利的专家。他们对刘大生老师的误解和质疑令我感到遗憾。示威自由，在根本上与宪政精神是矛盾的。宪政精神，概括来说即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理性”或政治协商。宪政不是斗气的示威，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协商与沟通。在外国，似乎也只有“斯大林宪法”规定了示威自由。我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在沙俄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和余绪，由于习惯和定势思维，示威自由带到了苏联社会。其实，示威自由不是现代宪政的真精神，言论自由才是。
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它们既不属于请愿自由这个范畴内的宪政权利，也不属于示威自由这种范畴内的“非宪政权利”。汉密尔顿曾经说过，这类权利没必要在宪法上规定。但由于宪政初立，人们识见有限，随后还是在宪法修正案上列举了十项权利。
直到今天，即便是美国，对宪政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的。无疑，刘大生老师“示威取消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
三、病句走大运
大三时，从裴德海老师的口中知道王彬彬。当时他向我们推介王彬彬新文章“革命与流氓”。岁月蹉跎，我一直没有机缘读这篇文章。今年，王彬彬揭发了《读书》主编汪晖的抄袭，不仅仅揭发了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而且不遗余力戳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个百衲衣。这的确是刘大生老师“病句走大运”的一个例证。
几年前，高全喜在一个研讨会上批评了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只不过比较含蓄。也许他也只是浅浅地翻了翻，没有仔细深究。汪晖的书因为是大部头，再加上他晦涩的文风，迷惑了不少青年。这些青年有梁文道和毛尖，以及许多中文系哲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谁能想到这个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会抄袭呢？正如谁又能想到纯洁的钟欣桐会发生婚前性行为、拍些艳照呢？即使是吴冠军这样的才子也被汪晖忽悠得晕头转向，不亦悲乎！更重要的问题是，谁认真对待了汪晖的著作？不是和他唱和的朋友，而是批评他的王彬彬。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功力拆穿他，有功力的人心知肚明，不屑于读他的作品，打个哈哈了事。这是学界的悲剧，汪晖的不真诚只是他个人的污点。平心而论，汪晖读了不少书。由于才力有限，他始终无法驾驭这些书，一直没能提炼出纯粹清晰的思想。
在法学界，苏力的文风和“本土资源”迷惑了不少人。刘大生一直坚守“反苏力论”的立场。可惜当今中国没有哪家出版社出版“反苏力论”。
四、坏人人权不可无
去年，读赵汀阳的《直观》，几乎是一气读完。哲学书，写得这么生动引人入胜，极其难得。我对赵汀阳深为叹服。但在刘大生老师看来，赵有些东西禁不起追问。他早年写过《坏人人权不可无》，驳斥了赵的某些观点。我最欣赏刘大生老师这点，他对所有大师、学者的观点从来不盲信，他总是保持审慎怀疑的眼光。因为这点，他常常发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教授“美国宪法”时，他从一个法条引出“总统行政审查”制度，我大为振奋。这个观点已经被研三的史华松师兄演绎成毕业论文。
五、萧翰和刘大生
08年，在考研选取导师方面，我一直徘徊在刘大生和萧翰之间，久久不能定夺。后来这个问题被顺利解决——萧翰辞职了。世上的事大多超出预料，后来，萧翰又返校了。再后来，就是现在，萧翰被辞了。以前，我很喜欢看萧翰的文章，深深地被他广阔的知识视野和纯真的思想所吸引。随着自己读书范围的扩展和接触不同言论机会的增多，我渐渐远离了他的文章，觉得他陈义过高，有标榜之嫌，陷入了凌空虚蹈的个人狂欢。极端地说，他以斗争的、不调和的思维观察解读中国，他不理解现实中国，他不懂宪政，他偏激，他提不出具体的方法。
刘大生一如既往，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宪法学家，他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方案，他写了一些有意义的文章。
六、课上课间风云
去年，“中国宪法”，上过他两次课，第一次课和最后一次。也许是因为敬畏和陌生，我总觉得那两次课很失败，以致我一直有个错误的判断：刘老师上课远没有文章写得漂亮。这学期的“外国宪法”是他一个人教授，开始的两三次课，我有点战战兢兢，到后来，便慢慢地喜欢上他的课。
第一次上课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让我们课间去借20本书。我买了一些书，回宿舍选了20本，便返回教室，和他聊了一会。他走过来，翻了翻我的书。看到阿伦特的《论革命》时，我说这本书读起来不知所云，感觉很差，不忍卒读。他说：读不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作者表达不清，另一个是读者理解有限。这本书论革命没有谈到革命的伦理、原则问题。他对王怡评价很高，我当时提到王怡“宪政转捩”的后面几篇论文写得很好。最后，他说我没有“文学书籍”，比如“飘”、“汤姆叔叔的小屋”之类，我说，我现在不看小说了。他说，可以看看小说，小说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现实，对理解美国的宪政发展很有助益。
课间时，他极少和我们说起什么，我们也不敢问他。第一次上课时，班主任课间时来了，和他聊了不少，我是一个忠实的旁听者。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聊房子的大小，聊养狗的乐趣，聊奖金的分配。课间，他一定会抽烟，一只接一支。抽烟的神态、姿势颇帅，酷劲十足。浓浓的烟雾从他鼻孔里激射而出，像两束白光，又像两道细小的水柱，遒劲有力。其他专业同学，也许因为是选修，少了那份敬畏和忌惮，他们课间经常问问题。有一次，一位同学问道：刘老师，当年党校的民运是怎么开展的？刘老师沉默了一两分钟，说：你回去问问你们的主任吧。据说，当年他在鼓楼演讲过。我实在没有想到。联想他的诗句：为人不狂枉少年，少年不狂枉为人，他在而立之年有此壮举也在情理之中。另一女同学在电脑桌面上看见过刘老师幸福的家庭——他、他的妻子、儿子的合影，倒是我们专业无缘得见。
上课时，他的声音大部分时间是低沉的，但也有高亢的时候，几乎每节课都有这样的高亢。每当这时候，他精神振奋，妙语连珠。即便是低沉的时候，他提出的问题依然令我们深思。我们上课是这样的，外国宪法主要是讲美国宪法，英国宪法和法国宪法各讲了一次课。美国宪法，我们师生5人几乎探讨了一学期。刘老师帮我们梳理宪法条文，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课下查资料，对于他已经研究的问题，分析给我们听。下次课每个同学主讲自己的问题时，他会不时地插话：这种观点是谁说的，源于何处？这个规定有什么意义？什么，说清楚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他同学听完后必须提问，若不提问，必须复述主讲同学的研究内容。有一次，我主讲美国“jury”表决程序，我那师妹居然没问题。刘老师便说：那你复述吧！我那师妹真是奇才，居然把我内容几乎一字不漏的复述了一遍。即使是我自己再说一遍，也未必说得如此详尽。我们四个同学互相提问过程中，误解对方题目的情形时有发生，这时，刘老师说出我们最想表达的问题。他总能理解我们的意图，我想这不仅与他近三十年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关，也与他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和思考者大有干系。有一次，我拉拉杂杂地讲了一上午，他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甚至还有善意的鼓励。有时候他很温和，以我举例打比方，说些学术规范上的事儿。最后一次课，我们交课程论文提纲给他。刚到办公室，摘下墨镜，他便立即听我们的汇报。那天，他一改往日的严肃，极其宽和平易。平时上课，他总是会追问出许多新问题，搞得我们焦头烂额。临走时，他将师兄写的毕业论文《美国行政审查制度研究》拿给我，叫我们回去看看。
七、刘大生的治学和读书观
他身材魁梧，甚有伟人风范，特别是戴上墨镜，更是旁若无人，威风八面，旁边的人黯然失色。
在学习美国宪法中，我们受益匪浅，许多问题都可以写文章。我们师兄弟几个甚至想合著一本“美国宪法评注“之类的专著，以期对刘老师的思想观点有所传承和发挥。毫不张狂地说：国内研究美国宪法确实不够深入，有待于丰富研究内容和提升研究水平。
刘老师兴趣广泛，治学范围广阔。文学上，他锱铢必较一个诗人和一个词汇；历史学上，他反思五四痛骂鲁迅；哲学上，他和某哲学家商榷一下；经济学上，他打破科斯的迷信；法学上建树更是举不甚举；自然科学方面，他研究过“向日葵”和“水利”等问题。他的学术一以贯之的是批评，是怀疑，是认真对待。其实关于美国宪法的文章够他写几本专著了，但他却忙于研究更重要的问题，比如哲学上的“自由”和“自如”问题。
我以前觉得他很像李敖，现在觉得太像了。畏寒怕冷，较热的天气，他还要穿个外套；戴墨镜，与李敖也很像啊！与李敖最像的是怀疑精神、与众不同的性格。
他夸过史华松师兄几次，但在师兄论文的问题上却引发了“史华松事件”。一般的老师笑笑算了，他却较真起来。我想这与他一向坚持的学术规范有关。他说：孙悟空在八卦楼里炼一炼，会变成火眼金睛；猪八戒炼一炼，就成为烤猪了。师兄答辩那天，我没有和师兄联系好，错过了他的答辩。听说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春福反对“美国行政审查”一说，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总统捍卫”之说不能作为总统具有行政审查权力的依据，若是如此，民众也有这样的权力。第二，违宪审查主要是司法审查制度。人们之所以很少提起行政审查制度，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是弱势机关，有必要奠定它的“违宪审查权”。若强调“行政审查”，势必使弱势的司法机关更加弱势。刘老师那天没有和杨老师辩论，让其他答辩老师大失所望。我认为总统和民众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总统在事实上可以行使具体的“捍卫”，这种捍卫可以称为“行政审查”，而民众的“捍卫”实不足以和司法机关抗衡，只能以诉讼的方式展开捍卫“宪法”或“宪法权利”的活动。民众的主动性根本不能与总统相提并论。美国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更要强调它们的制衡。提出“行政审查”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三权分立”，有利于我们突破“违宪审查”、“司法审查”陈词滥调的局面。
刘老师读的书不是特别多，但也绝对不少。他最厉害之处是书不用读那么多。他读通了，一两句话就能把你噎死。据我观察，马恩的书他读得很熟，他在课堂上讲过“反杜林论”的背景。美国历史方面，特别是宪政方面，他用力较多，应该看过不少书。古典方面，他也读过不少，在课堂上时有引用。他有点文人气质，偶尔说起我没听过的诗句。我很赞成刘老师的读书观，他说：名家经典，也只需翻翻。视野要开阔，文学书、哲学书、史学书、科学方面的书都要看看。最重要的是追问到底，把问题弄清楚。
“独立思考是重要的，一定要注意结论的渊源和来龙去脉。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一定要注意学者们没有仔细说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也是模糊不清的、没搞明白的，他们也许是想蒙混过关。要知道：未知推论已知常常出错，千万不可胡猜臆想瞎推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些。
刘老师的新观点非常多，暂时没有认真总结，记忆深刻的有以下几点：“jury”的翻译、源头、发展和现状；“equity”的翻译和在美国的发展以及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天赋人权和宪法上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言论自由的限度；妇女和奴隶的历史地位；社会政策对各阶层的影响；美国的警察制度。
八、一个讲座
（按：这节说的依然是读书。关于刘老师的讲座，下次专文写作。）
昨天听了个讲座。南师大孙迎光老师主讲“学问与人格”，他学识渊博，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学校却没有安排互动时间，甚遗憾！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认为主要是“学”的意思说不清楚，造成这种误解——学习知识并不时地温习，就会感到高兴。他说“学”应是“体悟”的意思。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这句话主要不是“学”的问题，而是“习”的问题。李敖认为：“习”是人们仿效学习之意，译为人们效仿实践我的学说，我感到高兴。梁作民教授认为中国人是“学以致用”的思维，西方是“为学问而学问”，他也认可李敖的解释。实际上，孔子的一生不就是“布道”吗，不就是“希望人们仿效实践他的观点，以他的思想学问为示范吗？《易经》下经第一篇咸卦，有人说描写“性交”，潘光旦认为是“性前戏”，李敖也认为是“性前戏”。有的书上，翻译咸卦吞吞吐吐，不得要领缺乏神韵。
以此两条看《论语》和《易经》，南怀瑾的书，我决定不看。因为这两条，他完全没有潘光旦和李敖解释得好。
一开始，孙老师主张学生要有文化，后来谈到慧能时，他却夸赞慧能的天赋，实际上这时文化被割离。可见，有的东西完全是因人而异，“应该”和“不应该”完全是一个问题，完全不是问题。（尼采语大意）
钱学森晚年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师”，不知道他有没有反思“早年亩产十万斤”的问题。汪晖为什么不道歉、不解释，中国的大师们是这样的学问和人格？
九、最后
刘大生老师的学问是这样的，与功力浅的人相比，他功力似乎稍微深一些；与功力极深的人相比，他只是稍逊半筹，管他是马克思还是尼采，是科斯还是德里达。颇有九阳神功的味道，遇强则强，遇弱不弱。他体系浑成，自成一家。他说，他至少有十几篇文章可以传世。这点，我深信不疑。学术文章能写得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当代恐怕没有几个吧！
刘老师为人处事极其不合时宜，完全是北大的特色。虽然他是典型的批北大派，但北大的灵魂还是在他身上扎根了。说话做事过分谨慎，出人意料，与人交往，留给人的初步印象欠佳。他的英语发音不是很准确，对英语语法句法深有研究，错讹处也有。但他对翻译的东西的敏感和判断的精准让人望尘莫及，这都源于他批判的习惯和怀疑的精神。他不是那种写大部头魄力十足的学者，而是那种有灵气魅力无限的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