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中一定要有引文作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不能含含糊糊地说“有人认为”，“有人说”，“据有人研究”，等等。那样，表明你对他人不尊重。你用了人家的东西，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你理所当然要宣传一下人家啦，为他做做广告嘛，不能一点补偿不给嘛！即使是为了批评某个人的某个观点，也要提一下人家的大名，人家都给你做靶子了，你还不提一下人家的大名，这是对他人不尊重。

　　有时候，你引用的一段话，或者说你批评的一段话，抄录的文字比较长，他的文字中又引用了别人的话，它里面又有引号、冒号，这个时候你不太好打引号。打引号比较麻烦，不打引号读者弄不清楚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怎么办呢？你可以换一种格式。这就叫叫引导格式，或格式引导。所谓换格式，就是换字体，另起一段，缩进，第一行空四格，第二空两格。这样，读者一看就明白了，立马就明白了。

　　当然，在变换格式之后，你如果认为仍然有打上引号的必要，那当然也是可以的。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

　　这种方法不是我发明的，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了，但是，最近十多年被我们的一些学者搞乱了，大段大段地引用别人的话，也不换字体，也不打引号，也没有“张先生说”、“李女士认为”等引导语，至多有个参见，这个就不像话了。我们的好多名著中，短短的几句话它都换格式，比如说，《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写到曹操在长江岸边，在大船上饮酒赋诗的时候，场面好壮观啊，写完了以后作者很感慨啊，感慨啊感慨，于是就引用唐朝诗人的诗句说：“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罗贯中没有注，但他这明显是引用，我们的出版社为了让读者明白这四句话不是罗贯中本人的话，它就换了一种字体，换了一种格式，让你一看就清楚：这是引用，是“张三说、李四说”，而不是罗贯中的“我认为”。你翻翻经典著作，像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你仔细翻翻，如果是大段引用别人的文字，它们都换一种字体，换一种格式，以免让读者误解。但是，现在我们好多学者，他是故意地不换格式，不换字体，故意地把引号拿掉，故意地不用“张三说，李四说”，仅仅用“参见”来蒙蔽读者，蒙蔽编者，蒙蔽评委，这实际上就是抄袭，甚至是剽窃。

　　引就是引号、引导语、引导格式。通过这些让读者看到这些话是张三说的，李四说的，而不是我说的。

　　（三）标注

　　标和注可以当一回事，也可以当两回事，为什么呢？你说是张三说的，张三在什么地方说呢?这时候要注明出处。而要注明出处，就必须在引文结束的地方插入一个角标，小圆圈，方括号，都可以，这就是“标”。没有标，注就没有价值；没有注，标就没有必要。所以，标、注是一体的。但是最近十几年有人玩滑头，他只注不标。你不标，我怎么知道你这话从哪儿开始的呢？到哪儿结束的呢？我省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录用他人的文字，正文中一个标也没有，文末却有注。这样的注有价值吗？你要说他是抄袭吧，他说我文章底下有注啊！你要说他是引用吧，他没有引号，没有“某某某认为”这样的引导语，没有变换格式，也没有标。从哪一段开始？到哪一段结束？他注的是哪一段？根本说不清楚！这实际上是一种狡猾的抄袭。这个，老实人、“笨人”不会搞出来，我要注了，那肯定有标啊，没有标怎么会有注呢？标和注一定是对应的嘛，有了这个标，你下面才会有注。对不对？要标注。

　　这个标要放在引文的结束处。如果有引号，那就紧跟着引号；如果是没有打引号的，在那个人的话的结束的地方，你要有个标。现在有的人呢，他还有一种滑头，他明明意录了别人的五百个字，他的“标”不标在五百个字的最后，他标在五百个字的中间，在二百个字的地方，给读者的印象，他仅仅录了别人的二百个字，后面三百字是他自己的。二百个字是“张三认为”，三百个字是“我认为”，其实那五百字都是“张三认为”。他为什么这样？他这样就是玩滑头，他这样就懒得去“我认为”了。这样显得好像是正规引用，实际上是抄袭。这叫“长录短引”，“长录短标”，或者叫“长引短注”，有不同的说法，说法还不统一，反正是不规范，是玩滑头，这种行为要不得！最近，我发现，南京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博士生导师，他在他写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里面——《学术规范通论》那本书里面，他就玩这种滑头。他自己是研究学术规范的，但是他这本号称规范的著作自身就不规范。批评他的文章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在投稿，如果没有刊物用，我就挂到博客上。这个也太不像话了！自己研究学术规范，结果自己长录短标，隐瞒了别人的文字。他这个标没标好。

　　“注”里面，究竟注哪些内容？注要全面，注不能编造，反对装点门面的“伪注”，反对“当注而不注”。

　　“当注而不注”就有抄袭嫌疑了，是不是抄袭，我们要再研究，但是肯定有抄袭嫌疑。

　　假注、伪注是为了装点门面。有的人，他没看过那么多文章，他胡编乱造，弄出一大串注释来让你看。让编者看一看，我这个文章资料丰富啊，我看过好多书啊，你看我这文章几十个注，引用别人几十段话。其实，他没有看过那么多文章，这个叫“伪注”，假的。不能假注，没有张三说，那就不能说是张三说的。张三仅仅说过这一句话，没有说过另外一句话，你不要把另外一句话强加给他，否则，人家如果和你较真，问你：我在哪里说过这个话？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千万不能搞“伪注”。

　　最近，我遇到一个注，我们江苏的一位哥们，好大的一位哥们的一个注。这个注是怎样注的呢？“《纽约时报》某年某月某日”。这就完了，没有作者，没有版面，没有文章的题目，也没有译者。你看的是英文原文啊，还是中文啊？如果是中文，那就有译者，对吧?如果你看的是英文原文，那么英文的作者、标题你得弄出来呀，对吧？没有文章的题目，就《纽约时报》某年某月某日，《纽约时报》几十版呢，你在哪一版上看到的呀？明显就是伪注嘛！装点门面！

　　“注”的内容，首先就是“见”。见某某某、某篇文章、多少页，某出版社、某本书多少页，一般就是“见”。现在这个“见”被省略了，你直接注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了。

　　除了“见”，还有“参见”问题。这个“参见”我是反对的，尽量不要用“参见”。“参见”说不清楚，我有篇文章就是关于“参见”的，叫做《宁愿被“剽窃”，不愿被“参见”》，我在学术批评网上也发过。这个文章在博客上的题目叫《宁愿被“剽窃”，不愿被“参见”》，但是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的时候，主持人毫不犹豫地把我的题目给改掉了。学术批评网的主编杨玉圣先生，他就直接改成疑问式标题——《是参见还是抄袭？》。他的理解是，你刘大生批评的这三种“参见”实际上就是抄袭。这样的“参见”是不对的。

　　当然，也有对的“参见”，朱苏力的“参见”有时是对的，他在注释里面先说“见”，提供了一个资料，提供了美国有一个什么观点，说见某某人某某书，美国某某人某某书，表明美国现在正流行一种什么、什么说法，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还可以“参见”某某人某某书。这种“参见”是合理的，这种“参见”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他把“见”和“参见”都给你，这是对的。还有一个“参见”，我发现也是对的，就是王庆五教授的一个“参见”，他说：“中国从改革初期”就“明确”了“市场化的基本思路”。这个，你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当时的文件、当时的宪法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开放初期就是这个路子，没有说要搞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谈话，《邓小平文选》里是有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政策，作为改革过程的一个历史描述，应该找文件依据、找法律依据，但是实在找不到怎么办呢？找到领导人的讲话作为依据也是可以的，那就“参见”，这就是一个次要的依据，“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页”。这是王庆五教授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用的一个“参见”，我认为这个“参见”是合理的。这个参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参考的间接证据，不要说我瞎说，我没有瞎说，虽然没有政策依据、法律依据，但是我王庆五也不是瞎说的，邓小平曾经是主要领导人啊，他的话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证据，至少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间接证据啊。可见，合理的“参见”一般是提供间接证据或次要证据的。

　　但是我发现有三个人很不规范地“参见”了刘大生的文章，我觉得这三个“参见”都是不合理的，至少对我刘大生很不尊重。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你们可以到网上看。一个是金太军的“参见”，一个是褚宸舸的“参见”，还有一个是管斌的“参见”。这个管斌好像是一个教授，褚宸舸好像是个副教授、在读博士，金太军是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啦。

　　我反对“参见”，尽量不要“参见”。对于意录的文字，应当注为“详见”，现在广泛流行的“参见”是不对的。

　　除了“见”、“详见”，还有“转引自”。你没有找到原著，那你注“转引自”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要引用米寿江教授的一个宗教观点，但是我没找到他的书，另外一位学者的著作引用过米寿江教授关于宗教的观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转引自”。“转引自”要放在后半截，前半截还是正儿八经的“见”。比如说你引用米寿江，你首先要把米寿江这个名字打出来，“见米寿江什么什么的”，这里边的内容要把它弄清楚，后半截再“转引自”。

　　“转引自”一定要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一般来讲你不要“转引自”，尽量找原文原著。一般学者的文章他都放在网上，你在他的网站、他的博客上找他的原文，你直接引用，比“转引自”好。实在是网上找不到，图书馆找不到，这个时候你再“转引自”。明明能找到，你来个“转引自”，这个不合理，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明明该加“转引自”，你却不加“转引自”，好像你读过那本书，就更不对头了，这个注释就是抄袭，抄袭注释也是抄袭。抄袭来的注释也叫“伪注”，叫“连注释一起抄”。“连注释一起抄”会出错误。有的学者比较严谨，他的注释没错，你照着抄不会犯错误。有的人注释不严谨，有错误，这个时候你照着抄，就不行了。人家错了，你也错了，你的抄袭也就赖不掉了。你抄袭人家的错误，这是抄袭的重要证据，想赖也赖不掉。现在台湾的翻译家会在译著里面故意留几个小错误，为什么呢？防止别人抄，防止抄袭者抵赖。你说：“翻译的内容相同是英雄所见略同嘛！你能那么说，我就不能那样说吗？那本书你能那样翻译，我就不能那样翻译吗？”那行，你说你没抄我的，为什么错误也一样，几个小错误怎么就完全相同了呢？这就说明你是抄的。所以说，注释也不能抄！该转引的就要转引，该查原著的要查原著。

　　十多年前，科斯热、产权热的时候，大家都写产权的文章，引科斯的话，我们南京有位哥们也引过科斯的话，注释中说那句话在科斯某本书的50页上，他注得很清楚。我根据他的注释查阅原文，发现科斯没有说过那句话。为什么他会注错了呢？因为他从《经济研究》上抄来的，《经济研究》上注的就是50页，他也注50页。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是实在找不到科斯的书，你就应当来个“转引自《经济研究》”，那就不是你的错误了，对吧？

　　当时，科斯的书能找到吗？能找到，不仅中文版的能找到，英文版的也能找到，只是没有网络，比现在麻烦一些罢了。我当年研究产权理论的时候，中文版的找到了，发现有一些病句，我就怀疑了，究竟是这本书的英文原文有病句呢？还是译者译出来的病句呢？我给北大同学打电话，请他帮我借一下科斯的那本书的英文版，北大的同学可能看不起江苏省委党校，可能觉得：我堂堂北大教授都看不懂科斯的英文，你这省委党校的刘大生怎么可能读懂科斯写的英文？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此后，我们学校的孙霞教授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就给孙霞教授打电话，我说：“孙老师，请您帮个忙，请您帮我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借一下科斯那本书的英文版，帮我把《社会成本问题》那一篇文章复印出来。”孙霞教授帮了忙。看了英文原文以后，我才敢给科斯的代表作下结论：泡沫且有病句，所谓科斯定理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所以，我非常感谢孙霞教授。

　　资料是好找的，现在有了网络就更好找了，好多资料不需要你跑到北京，更不需要跑到美国、法国就能找到。你为什么不去找呢？你不找外文版的也就罢了，你总要把中文版的找一下吧？起码也要来个“转引自”嘛，怎么能连注释一起抄呢？

　　所以，凡转引的，要注明是转引。

　　“注”里面不能“缺胳膊少腿”，基本的信息要注清楚：作者、文章的题目、出版社，还有页码，等等。现在人们做注，书，一般注到页码。杂志上的文章，一般不注页码，这个也不对。因为这个杂志的文章有的比较短，有的比较长。陈兴良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那篇文章，五六万字，占了好几十个页码，你不注明页码，你仅仅说陈兴良这篇文章讲过某句话，读者怎么查对啊！编者怎么查对啊！没法去查对，所以要注明页码。那么，报纸呢？要注明作者或记者的名字，要注明文章的题目，还要注明版面。你不注明哪一版，也不好查对啊！现在的报纸版面越来越多啊！有的报纸几十个版面，上百个版面，每天就是本大书啊！你仅仅说某某报纸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怎么核对，没法核对！没法核对怎么行呢！所以要注版面。

　　是不是所有的“张三说、李四说”都要注呢！不一定。有些话是名言，不需要注明出处，可以不注。还有成语、俗语，不需要注。著名的诗词也可以不注明出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要不要注啊！不需要注。还有一些公认的历史事实，不需要注。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这个顺序，不需要注。这个说法，几十年、几百年都这么说，还需要注明出处吗，不需要。但是你引用了一个不是公认的事实，或者你引用的事实跟公认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一定要注。秦朝灭亡后是汉朝，这不用注。如果说“秦朝灭亡后建立的不是汉朝，而是唐朝”，这要注明出处。这话是谁说的？对不对，究竟是谁说的？公认资料不需要注，违反常识的话一定要注明出处。赞扬别人的话可以不注，我说的是可以不注，并不是必然不注。批评别人的话，你引用别人的话是为了批评，一定要注明出处，要注得清清楚楚。不然人家说：“你栽赃吧，我在哪儿说过这话？”你就没办法回答了。白纸黑字，那一篇文章，在那份杂志上，你注清楚了，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他说：“这不是你写的吗？”那他就没办法了。关于注，就说到这儿。

　　（四）用

　　引用，引用，“引”的目的就是“用”。那么，什么是“用”呢！批评是“用”，张三说的不对，说错了，这是“用”。张三说得太好了，这也是“用”。“用”就是深化，这个，《著作权法》有规定，就是使用别人的作品为我的文章服务，论证我的思想、观点，来推动学术的发展、文化的发展。

　　我举个例子，谈镇教授说过：“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是不是这意思啊？我原话记得不准确，就谈镇认为吧！谈镇先生认为，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不打引号，换个字体变个格式，这样就很清楚了。还可以加个注，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我把这句话录到我的文章中干什么呢？不能仅仅录啊！这就产生了“用”的问题。

　　假如是一篇经济学文章，我先弄个谈镇先生认为，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我再弄个孔陆泉教授认为，休闲可以发展成大产业，应当鼓励；我再引用李炳炎的话，来个李炳炎认为，公有制跟市场经济不矛盾，可以对接；我再弄个蒋海益教授认为，《资本论》讲的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非常合理的，应该鼓励；我再来个冯必扬教授认为，政府招商相当于观众站着看戏，观众站着看戏扰乱了剧场的秩序，政府招商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应当叫停。我把这些话全部弄来，好像也是篇文章，起个名字叫做《当前经济改革问题的若干思考》，说不定还能获奖呢，因为里面的话都是我校学术名家的学术精华。如果将引导语去掉，再将“见”和“详见”改为“参见”，就更能获奖了，因为评委们会认为刘大生的这篇《若干思考》字字珠玑，句句精华，并且都是刘大生自己的原创。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原创，而是汇编、集萃。这都是“张三说、李四说”啊，刘大生的“我认为”在哪里呢？没有，一句也没有。没有“我认为”，就是录而不用，就不是论文。

　　针对上述各种说法，来几个“我认为”，就是“用”。比如，针对谈镇的言论，我可以从两个方向分析使用，一个是赞扬，作为论据；一个是批评，作为靶子。

　　谈镇先生认为，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根据谈镇先生这个逻辑，根据这个思路，或者说根据这个道理，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或者另一个观点，那就是我刘大生的观点：只有夕阳的教授，没有夕阳的课程。根据谈镇教授的原理，我还可以再推出一个观点，也是关于教育的：只有夕阳的大学，没有夕阳的专业。这话可不可以呢？这话也可以，对吧！这就是我赞成他的观点的一种“用”，作为我的论据使用之“用”。

　假如我不赞成谈镇的观点，我也可以“用”：谈镇啊，按照你这观点，好像有些话讲不通啊。比如说，制造兵马俑的产业是不是夕阳的产业呢？你今天开公司专门去制造兵马俑，有人买吗？为什么到了汉代以后，就没有人制造兵马俑了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需要兵马俑了，兵马俑这个产业就成了夕阳的产业。成了夕阳的产业之后，相关企业也就完了。我这里用事实进行推理，论证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也是“用”，作为批评的靶子使用之“用”。

　　批评完以后，谈镇肯定不服啦，肯定要反驳。他可能（我说的是可能，也是我的假设）会写文章，论证说：

　　刘大生对我那个观点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我谈镇说的这个产业是广义的，是可以变的产业。你不能紧盯死扣“兵马俑”三个字。兵马俑是什么呢？是陪葬的产品。生产兵马俑属于陪葬产业，今天有没有陪葬产业呢？仍然有陪葬产业，对不对？今天陪葬的不是兵马俑，是模型轿车，模型手机，模型电脑，模型别墅，模型小姐，这就是今天的陪葬品，仍然是陪葬的产业嘛！从这个意义来讲，陪葬的产业也不是夕阳的产业，生产陪葬品的企业，搞得好也能赚大钱。所以，刘大生对于我谈镇的批评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二去，理论不就深化了吗？学术不就前进了吗？认识不就越来越清楚了吗？真理不就越来越明白了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针对“张三说、李四说”，来几个“我认为”。“我认为”就是“用”，没有“我认为”就是录而不用，引而不用。录而不用，引而不用，说得好听一点叫资料汇编，说得难听点也就是抄袭，即使有注，有参见，也是抄袭！对吧，所以这个“用”很重要，很关键。

　　请大家注意，“注”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用”。因为这个“注”是最近几十年才逐步逐步规范起来的。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论语》，孔子为了批评他学生，引用了别人的话，《论语》中有没有注啊，孔子有没有注啊？没有，为什么没注啊？当时还不习惯。用刀子在竹简上刻字，在下面刻注很麻烦。但他有“用”，有“用”就表明不是抄袭。明白这个意思吧？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对司马迁的话的引用，是为了论证“张思德同志的死就重于泰山”这么一个观点，这么一个“我认为”。毛泽东有没有注？没有。追悼会上的讲话，怎么注？有注也不能念出来。《毛选》关于司马迁这句话的注，是后来的编辑家们补上去的。毛泽东当时没有注，为什么不是抄袭呢？为什么没有人批评毛泽东抄袭呢？因为“注”不是关键，“用”才是关键，有“用”就不是抄袭。

　　衡量是不是抄袭，我有个观点，还没有得到公认的一个观点，正在准备发表。我认为抄袭和剽窃是有区别的，所谓剽窃，是秘密的，“窃”嘛，把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弄到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任何注释，叫剽窃。那什么叫抄袭呢，抄袭是公开的，它是有“注”的，有出处的，但是它没有“用”，没有“我认为”。把别人的一段话、两段话放在自己的文章之中，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虽然后面有个注，我觉得这也叫抄袭，这是公开的抄袭，但不叫剽窃。所以说，“用”是关键。

　　引一句话就要“用”一句话，引两句话就要“用”两句话，引一段就要“用”一段。“用”了才能成为你的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你造房子，买了许多建筑材料，买了木板和砖头堆在那里。堆在那里能成为你房子的有机组成部分吗？不能！你只有“用”过之后才能成为你房子的有机组成部分。那砖头一块一块地砌到你墙上去，才能成为你房子的一部分。那个木板“用”了之后，变成你的家具，变成你的地板了，才能成为房子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就叫“用”。如果不“用”，那叫材料的堆砌，没有价值。所以说，写文章，最关键的是对材料的运用。引的话都要“用”，要么是赞扬，要么是批评，要么是拿他的话作为我的论据，做进一步推论。时间关系不细说了，如果有兴趣，我们课下继续讨论。

　　八、投稿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投稿问题。怎样去投稿？我告诉你，最好的文章是发表不了的，你写的最好的文章，最优秀的文章，可以传世的文章，肯定发表不了，你干脆不要投稿。怎么办？你放在网上。次好的文章，第二好的文章，刊物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文章要掂量掂量，然后再决定是不是投稿。

　　另外，不同的刊物对文章有不同的要求。这也要求你把文章写好后自己掂量掂量，掂量掂量投哪个刊物。我发现我们有些同学文章写得很好，投稿时却没注意掂量。我们法学专业的史华松同学比较有学术天赋，比较会写文章，但是他投的那些刊物都是影响不大的。当然，从长远意义上讲，任何一篇文章，只要发表了，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都享有著作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每篇文章也平等。但是呢！现实的影响不是很好。某某专科学校学报上的文章，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上的文章比较一下，人们会觉得《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上的文章分量比较重，那个专科学校的就比较轻。《江海学刊》与我们党校的《唯实》一比，人家就觉得《江海学刊》的分量重。这些，对你找工作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你投稿要尽量向高处投。我说的是尽量，但是呢！你也不能太盲目，明明这文章不会被高级刊物采用，你也投，那也不好，所以你要掂量掂量。你的文章适合那个刊物？有些刊物侧重学术，有的呢关注现实，这个也要掂量掂量。

　　首先要掂量掂量，然后还要适当迎合，我说的是要适当迎合刊物。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刊物，在格式上，在注释体例上，在行文风格上，有些不同的要求，不太一样，不完全一致。你投稿之时故意跟它对着干，它明明要尾注，你全部用脚注，它看了你的注就不高兴，它怎么会乐意发表你的文章？当然，对于权威人士，刊物不会计较这些，刊物会帮助他处理好这些技术性问题。但你作为一般的作者，如果有一点点和刊物的要求不协调，编辑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怎么这么多脚注啊！我们要求的是尾注，你根本没看过我们的刊物嘛！”人家就懒得看，懒得理睬你，不说采用，也不说不采用，让你等，让你白等。所以要适当迎合。

　　第一个是掂量，第二个是适当迎合，第三个呢，要多投几家，多投几家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能对你的文章失去信心，只要是花了功夫写出来的文章，有价值的文章，就要有自信，这家刊物不用，就投那一家。那一家还不用，再另投，要多投几家。如果是花了功夫的文章，最终是能发表的。

　　投稿要注意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投稿之后究竟等多长时间？一般的刊物都要求三个月。我告诉你，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学术期刊的霸王条款》，我觉得这三个月是霸王条款，你不要理睬它。《著作权法》规定的是一个月，我们要以法律为依据。所以，你投稿等一个月就可以了。等三个月，就是霸王条款。报纸，等多长时间？等半个月。一个月、半个月，没回复，你不要指望它了，你就另外投吧。以后它又发表了，你就告它，这是它的责任，它不能告你。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技巧问题，注意新刊物。新刊物，刚开始，投稿的人不多，它的影响不大，经常需要出去组稿，这个时候你投稿就比较容易发表。

　　投稿要考虑的第六个问题，是版面费问题。这个世界有许多公平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公平的东西。你们研究生是最没有钱，最缺钱的，发表文章呢，他不给稿费，还要版面费，这个是最不公正的事情。按理来说，稿费就该给你们研究生，教授们就不应该给。教授有工资嘛，有津贴、补贴、课时费嘛，教授们还有课题呢，应该为国家做贡献，国家花钱给你搞课题，写文章还给稿费啊！学生没课题，也没有工资，才应该给稿费，而且应该给高稿费。但这仅仅是我的看法，他们不听我这一套的。但是，你们应当尽量不交版面费。你说你们生活这么困难，有时还要打工，跟父母要钱多么不好意思啊！学校、国家给的补贴又那么少，写文章最好还是挣点稿费，尽量不要交版面费，多投几家。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假如你觉得：我的文章特别特别重要，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可以开创一个新纪元，可以成为一个里程碑，相当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发表出来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发表出来，虽然我牺牲了一点版面费，但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我支持你付版面费，如果你付不起，我可以赞助你版面费。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少，特别特别重要的文章极少。所以，请不要支付版面费。

　　另外，你还可以向海外投稿，香港的没问题，澳门的没有问题，台湾的也没有问题啊！两岸关系不断地和谐，不断地亲近，不断地改善，我们党校不少老师在台湾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我也发表过，那没问题。我在香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中文刊物上也发过文章，这都没问题。海外的审稿要求和我们大陆有些差别，有些文章在大陆发表不了，可以在海外发表。所以，尽量不要交版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