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传奇

 

　按沈某极尽妆点的这节话，到底发生在解放后还是一九四八年末，的确值得考证。沈某当年见我藏有鲁迅两书，十分羡慕，向我求借久矣，纠缠不休。最后由沈提出换书条件，交还欠债借条，骗书而去。既已“抵债”，等于抽去集资，此后关于纫秋山馆书事，已无权说三道四。沈某特别写入“第一笔付定金”，是重要的伏笔，照例付定金与付足余额之间时间极短，此后实际与沈某已无经济关系，伏笔暗示他仍与纫秋一案有某种关系与发言权。解放后（在五七年后）向我逼债（其还我的借条，早已失去），实为当时政治形势下（于顾廷龙馆长、书估孙实君这些旧熟人的态度可见）对我早已抵消的“旧债”的重复勒索。鲁迅两书，终被骗去。

　　沈某着意收集关于我的信息，不顾真伪，不分时代，无不以为攻击之具，如听到徐千（平）羽对我的批评、陈虞孙对我的“力保”、蒋文杰钦本立对我的“照顾”，时代错杂，混在一起。不知陈虞孙再主文汇报，已在反右展开后，他是执行反右政策来的，蒋、钦等自顾不暇，何从“照顾”。奇怪的是最擅收集文字资料的沈某，竟无“文革”中恶毒“揭发”我的亲笔底稿留底，见有关人士的披露全文，亦无一字摘录，其文品人品可知矣。

　　新时期初，单位将抄去的日记、交代、思想汇报等一并发还，包括据我的日记编成的类似“起居注”的一大捆定稿，领回以后，除几十本日记（也有缺失）以外，即遵嘱全部销毁。

　　出乎我的意外，单位仍保存了一批我的档案材料。照沈某的说法，是由于康生的“批示”，“上海市革会文教口”开展了一年左右的外调追查，外调对象有书店从业员、顾廷龙、潘景郑（滂喜斋后裔）、瞿凤起（铁琴铜剑楼主人）等名流。这批没有发还本人的材料，在单位迁往新社前扫数当废纸处理了。后来在旧纸摊上被“有心人”买去，视为奇货，传示多人，要价高至十数万元。我的几位朋友都曾寓目，并以内容见告。沈某当然也见到了这批材料，曾细读两日，也曾先后非法透露过部分内容。最后因兜售不成，这位“有心人”竟打电话给我，被我严词拒绝收购而后已。我断定这批材料无疑都是真品原件，感兴趣的是几位名流的证词是怎么说的。顾君是旧相识，他是如何从我的书跋中发现“以伪乱真”的；潘、瞿两位素未谋面，只通过书店买到过几种他们家传书籍（包括黄丕烈手跋），也不知他们揭发了些什么。

　　至于我于购赎纫秋山馆书不成之后，全权与书估商定以嘉业堂书论价做抵，其时沈某因已骗去《域外小说集》等书，抽去集资，无权再说三道四，其绝大部分集资全出本人及同学、好友，自信有充分权力处理此事。仔细回忆，换得之书凡九种，细目如下：

　　（一）残宋刻《东坡后集》。

　　（二）号称元刻之和尚语录一册，不忆书名，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楷书双行朱文长印。

　　（三）《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明初刻本，有补版，迟至万历中。徐紫珊旧藏。（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收）

　　（四）《山谷大全集》，明刻本，莫友芝批。

　　（五）《世说新语》，嘉靖袁氏嘉趣堂刻，后印，牌记失去。

　　（六）明万历翻宋刻《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有牌记，及天一阁“大司马印”印记。（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收）

　　（七）明钞本《吹剑录》，棉纸，无格。旧藏明弘治中石湖卢氏，有藏印。并有王雅宜、季沧苇、范承谟、谦牧堂、叶名沣、结一庐诸家藏印。

　　（八）《天顺日录辩诬》，明黑格钞本，写手精甚。

　　（九）《幻迹自警》，明见独山房皮纸钞本，有曹楝亭藏印。

　　从此单看，可知当时选书眼光水平。大抵陈于文海书店架上之嘉业堂书，绝少上品，只《东坡后集》残卷为佳，书口有“黄州刊”字样，宋刻本。纸墨俱精。曾见周叔弢丈藏宋黄州刊《东坡先生外制集》三卷，与《后集》刊刻合同，当是一书之失群者。读周藏本后袁克文跋，略云：“《东坡先生后集》残本二十三叶，……缪艺风曾得数卷，……惜未能假缪氏所藏一校正耳。”方知刘氏藏《后集》，中多缺番，当即艺风抽出别售而以残卷售归刘翰怡，刘君固是“傻公子”，为缪氏所愚而不知耳。

　　此外后印又失牌记之《世说》、《杜诗》、《山谷集》等皆曾于《书林清话》中知为名书，一见即不欲失，其不为书估窃笑者几希！至三种明钞，皆戋戋小册，却为此单中白眉。我有手抄刘氏藏钞本目，残失过半，唯跋尚存，文云，

　　三十七年二十月六日，雨，午刻去文海，检所藏钞本，尚存一大橱，此目中大批已去矣。余少选小册零本归，中有《吹剑录》，明棉纸钞，无格，旧藏石湖卢氏，玉兰堂、季沧苇、谦牧堂、结一庐、叶名沣，为最佳。

　　忆这批书藏于附近一小楼上，凡名书巨帙都在此中，并不公开，我因纫秋书事得以入观，并得知得书时日，可知诸书实非一日选得者。

　　我说沈某有“久假不归”的恶习，事在数十年前，记不清楚，姑就回忆所得，聊记其略。

　　（一）《金陵杂记》稿本。此余作系列纪游文，原刊于《文汇报》“浮世绘”副刊，因故（沈某有说，待考）半途中止。我有一大册荣宝斋簿子，用毛笔记余稿、素材、零感，后为沈某取去。

　　（二）明万历刊《方氏墨谱》一函四册，棉纸初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读书》作《晚明的版画》一文，偶忆曾藏此书，被沈借去。因而文中未论及明代制墨与雕版关系。

　　（三）《域外小说集》初二编凡二册，东京印。

　　（四）鲁迅自刊木刻本《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

　　以上两种三册，系沈某自承于一九四八年将其赎买纫秋山馆书之全部集资（此后更无经济往来）作为换得此三册书之书值。而解放后拒不承认一九四八年达成之原议，向我逼索全部已作价抵消之旧债。因此，鲁迅两种三册珍籍不能不视为被骗去之赃物，应予归还原主。

　　（五）《周作人回忆录》（此书多有异名，记忆不清）之最初香港三育版。

　　（六）唐云旌诗集。书名难以确忆。以上两书都是沈某见于我案头方寄到之书，时在一九八零年前后，此最“新”的书账，也已“借去看看”三十年矣。

　　（七）郑西谛手写《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并跋》一册。

　　沈某为文，表面上看十分啰嗦，杂乱，不分时间先后，拣到篮里都是菜，全可任意歪曲。如鲁迅的《域外小说集》等书的抵数年前旧债一事，发生于一九五七年后就绝无可能，沈某竟含糊其词地企图蒙混过关，窜改真相。这就不是啰嗦、逻辑不清，而是假此掩盖其混淆事实、不可见人的阴谋。驳斥此类奇文，其复杂、繁琐，实不易想象。有如捉臭虫，只能见一只消灭一只，几经努力，也只能捉其大者而消灭之，说得竟全功还差得远。以陈福康教授之高明，也只能拜服于其说教，情愿隶属麾下。至于沈某从我的文字中搜寻故实以为攻击之据，如巴金老人平居闲谈中对我的评论；我以廉价或平价买得的《冬心诗集》、《读书堂诗》、《春融堂集》三书，发还后迄今仍在书架上，并未高价售出；五四年偕内人赴京，梅畹华为预定饭店；上海住所亦非用金条顶入，只以预付半年“压租”条件入住。在沈某笔下，无一而非“罪状”，其用心之恶毒，出乎常情，而仍以“故交”、“黄迷”自诩，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者！

　　

　　二

　　二○○七年秋，有一天得北京友人告知，说刘厚生在打听我的住址，说将有一册大书见赠，初不以为意，不久果然有一册刘曾复先生关于京剧脸谱的著作寄来，还附有刘老的一封信，是很漂亮的写在八行笺上的“手笔”，命我为他的新作撰序。此后笺札往来不断，从信里看出刘老虽已高龄，但思想不失新锐之气，说与吴祖光相熟，曾以我赠吴的一册《黄裳论剧杂文》转赠。刘老高年硕学，是京剧界的老前辈，不敢以无知辞谢，写了一篇《脸谱臆测》应命。奇怪的是刘老从未以北京居址见告，书信往来，全由一位在北京某著名京剧院团的年轻人中转。后来想刘老年高，有位年轻人为之奔走，也在情理之中。这位年轻人殷勤得很，时以该院出版物如孟小冬清唱录音带等寄示，也不以为意。最后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叠《梅兰芳歌曲谱》的彩色照片。后来这位年轻人也曾携原书见访，可惜那天来客甚多，未能细谈，只翻阅原本一过，匆匆一两分钟而已。

　　《歌曲谱》印制极精，传本绝稀，其为京剧史中珍贵资料，自不待言，尤可注意者为书中题跋传达“五四”诸贤对此传统剧种态度衍变的信息，从最初的全盘否定、“扔进茅厕坑”的断然态度，少少改为参与整理改革（以音乐家刘天华参与制谱、刘半农为之撰序为例）；最后有周作人晚年得读名演员小翠花的回忆录极度欣赏，彻底改变了全盘否定的立场，可以看出知识界对传统戏曲态度之衍化。从刘半农那篇古怪的“跋文”看，似是赠书长题，又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也不见受赠对象名字的奇怪姿态，可以约略看出鲁迅与半农交情的变化。尤为难得的是二周不约而同写了同一对象的悼文，不是哪位有通天本领的编者组稿的结果，而纯为自发的写作，两篇都是可以代表作者性情、风格、对死者的态度、评价的名文，也可以看出不同读者不同的感兴。随后根据这样的思路写成了《鲁迅·刘半农·梅兰芳》一文。此文在《读书》编辑部压了很久始得发表，在这中间那位年轻人曾想极力取得此文的副本，被我拒绝了。接下去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歌曲谱》上拍，而且立即高价拍出了。紧接着就是议论蜂起，不是针对我那篇文章的某一论点，而集中于《歌曲谱》上鲁迅十来个字的真伪。我则因评介了《歌曲谱》负有一定责任，不能不起而应对。首先跟别人绑在一起跳出来的是陈福康教授，他举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理由，可惜都站不住，最后以洞悉内情人士资格宣布，这是一场局骗，在拍场上无人举牌，为了面子，由自己人高价买回去的。同时还暗示，我对此书的高度评价，为拍卖行起了宣传作用，是得了好处的。历历如绘，说得有趣得紧，可惜没有丝毫凭证，效果只如听了一场“评话”而已。

　　持“伪迹”说者其实也不无惊人奇论。“笔会”副刊曾用大半块版面，复制了《芥子园画谱》书影和鲁迅题于书上的赠景宋诗手迹，伴以论辩长文，以自定的古怪“律令”，断言这部有题赠诗的曲谱不可能是鲁迅自存的珍物。

　　此后讨论继续进行，但越说越远，离开了字迹真伪，多少接近鲁迅研究的话题了。我懂得这是专家之学，局外人本不应轻易涉足。但感到鲁迅研究，有渐近于清人考据遗风，且为其末流饾饤之学，而遗其大者。不止此也，有的研究家的研求愈“深”却离鲁迅愈远，有些说法甚至是和鲁迅唱反调的。心以为危，不敢不言。至于鲁迅在书上留下的那几个字的真伪，先生的手迹，原件和印本，已遍天下，为广大读者所习知。那么就留给他们来辨真伪吧。

　　正当热闹的争论渐近收梢之际，收到了那位神秘的年轻人一封来信，不是手写，是打字，用的是公家的信封。措词迷离惝恍，索解为难。姑据原件照排如下。

　　黄老您好：

　　之前呈示的《歌曲谱》是位朋友再三相求，请我托您与刘老鉴定的。之前也不知竟会上拍。本周在文汇读书报上看到您的文章，我想：有必要向您禀告《歌曲谱》的真实来历。

　　《歌曲谱》是这位朋友花巨资购置了原民族文化研究指导委员会资料室萨空了旧物中的一部藏书。由于牵扯到中间人，他再三要求不要提到民族文化研究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至今是否还在，不得而知）。他从这批藏书的一个笔记本中得知1963年萨空了带北京京剧团赴港，又知道我刚刚替刘老向您索序之事，便找到我，希望当作我院藏品请您鉴定（其实我院1979年才建院，之前的资料档案极少）。我考虑，您与他素不相识，我贸然请您鉴定也属唐突，就借单位名义请您帮忙看一下，问题也不大（就连讲述藏书来源的信件也是那位朋友事先拟好的，萨空了旧物不假，文化局领导追捧均为托词），不想竟有此风波，后悔莫及。在毫不设防的友情之下被人利用，颇感心酸，尤其给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备感不安！

　　特致信道歉！请您恕我幼拙！

致歉！

　　致歉！

　　晚×× 谨上

　　2008年9月16日

 

　至此，我才悟出，这可能是一件精心策划的骗局，设计周详，绝少漏洞，就连刘老那几封毛笔八行书，可能也是“高人”的代笔。除了刘半农的长“跋”是无疑的真迹外，疑点多多。我深悔对青年人轻易的信任，更为接受邀请，缺少考虑，轻易为人作序，如刘曾复的新书，序文发表经年，迄未问世，因之陷于骗己同时也骗人（读者）的后果。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得信后我即致函刘老，请求有所解释，先寄此年轻人所在的单位转致，不答。又请京中友人探得刘老工作单位后去信，仍不答。

　　作为此案的余波，有两事可记。

　　在“刘老来信”中说及，祖光曾将我的赠书——《黄裳论剧杂文》转赠一事，言犹在耳，却已出现在拍卖场上，为陈子善兄所得，持以见示，我的题赠确实无疑，何以辗转沦于拍场，何人提供，都是不可解之谜。

　　我曾前后三次接到广州周某的来信，内容全同。今以二○一○年四月八日一函为例。开始以双行大字标示，“欢迎对号入座、欢迎诉诸公堂；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以下就是发信人的真实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码。下面是周某载于“博客”的文章。文题亦大字双行“他比余秋雨更无耻”、“上海文坛大佬黄裳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文物”。文长不录。周文重点与特殊贡献是，《梅兰芳歌曲谱》的上拍，“黄裳为了区区五千块钱的好处费，就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鲁迅文物进行诈骗”。这并不是“可供一笑”的闲话，周某是认真的、杀气腾腾的。全信（包括信封）都是印刷件，好像决心要寄下去，可惜韧性不足，三次以后就刹车了。但功不可没，比起陈教授来，他到底提供了“好处费”的“实际数字”。

　　三

　　这两年与我时有文字纠缠的是“书评人”止庵。但实在又说不上“争论”。止庵曾明确声明过“不算争论吧？我不与人争论的，只是喜好不同而已”。但这不包括在博客上发表“我看黄裳”，在《远书》中大量对我的议论，结论大抵是“立言一贯左，文字喜抒情”，都是要不得的。原来，这些都不属于“争论”。他编印《周作人自编文集》时，使用了夸大、虚假的宣传手法欺骗读者，惊人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造成错字如麻的“伪劣产品”，经我指出后郑重的回应，仅“有错当改”四个字。此后就再也不见正面的回答，主要采用旁敲侧击、辗转腾挪、“王顾左右”五花八门的游击战术，有机会就抽空子扔来一枚石子，自鸣得意，乐此不疲，如是而已。当然说不上“争论”。

　　不值得浪费过多的篇幅，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说明。如胡适的“六言诗案”，原是一九四七年顷，国民党导演“国大”，胡适积极参加，写下了他政治生活中突出的“败笔”，连胡适之的忠实徒弟傅斯年都垂涕而道、苦苦谏阻，这时我偶然发现了有名的“六言诗”，我根据的“母本”是军统办的一张小报。六言诗公布后风行海内，很长时期里胡适本人是承认的、没有对诗中字句提出任何异议。可是在六十多年后，止庵却根据我当时不可能读到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胡适日记”、若干年后胡适编定的《尝试后集》以及更晚的两种胡适传记，提出诗中两个字的差异，进行低层次的“考据”，仿佛颇有点“学术味道”的讨论，虽非正面回应，读者是知道攻击所在的。

　　我在一九四七年批评过胡适，但不代表我对胡适的全面评价。好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演的举国批胡闹剧，依常例这正是我大出风头的“良机”，但在批胡巨浪中（包括五七年以前所有文艺批判），我身在新闻岗位，未写一字、未发一言。等到八十年代以来，胡适在大陆得到全新的评价，成为当红人物。而在此际，出现了对胡撰六言诗的评价争议，我则是被质疑的对象。此时而提出此一“冷题”大事宣扬，指鄙说为“丐词”，着实得意了一番。从此文可看出止庵窥测时机、选择论题的本领。虽为论战文字，但未点出对方姓名，是“缺席审判”，依旧可以“不算争论”！这是止庵扔过来的一粒较大的石子，也许是鹅卵石吧。

　　止庵见赠的不指名的“批评”，还兼有“不知不觉、或以知觉的口吻作左论、唱高调者”的论定（也见《“六言诗案”及其他》）。

　　止庵曾仿胡适《四十自述》作《五十自述》。对“我”与“我们”之间的区别，说：“所谓‘改造’，归根结底就是把‘我’变成‘我们’。”止庵还对“陈寅恪热”看不顺眼，其理由是：“以定论为前提，‘独立’与‘自由’充其量不过是别出心裁地为定论作诠释罢了。”止庵还对朱安深感兴趣，前后作《鲁迅与朱安》、《她也是鲁迅的遗物》两文，特别强调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却无一言论及周作人的凉薄。鲁迅刚逝世，周作人就忙不迭地赶办八道湾宅户主变更手续，由鲁迅改归周作人。“冷漠”与“凉薄”之间的差别就存而不论了。

　　止庵作为“书评人”，以“文情俱胜的随笔”赞誉《金性尧全集》的出版，确实是让人吃惊的。止庵接过某论者提出的“周作人传统”说，接下去畅论周的“四大弟子”，并指出“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真正有意接受周作人的影响的，乃是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一批作者。其中成绩最大、地位最高的是文载道和纪果庵”。文氏的“代表作”是《风土小记》与《文抄》，是专学知堂“文抄公”路数的，学得也真像，取材、谋篇、议论，无一不像，惟独缺了自己特有的东西。周作人抄书，篇篇都有自己的用意，意在言外，清醒的读者明白，粗疏的读者看到的只是漆黑一团，莫明所以，只好弃置一旁。这是周作人最大的遗憾，其自命“文抄公”者，真意在此。这当儿忽然发现有忠实的追随者，亦步亦趋，虽然得貌失神，也着实难得了。至于纪果庵，有唯一“名作”《两都集》传世，其当行特色为“衮衮诸公”（周公启明）作“起居注”，文格之卑极矣。止庵以此两位领袖群伦，可谓巨眼。

　　止庵接下去说，“要讲‘周作人传统’，不能忽略这两位。此外，还有柳雨生、周黎庵、谢刚主以及用‘南冠’‘楮冠’之类笔名发表文章——作者后来声明系为了‘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的黄裳等等。”止庵在与人对谈时透露心中自有合理人选，不过他不说。转而以一连串“次品”充数，值得注意的是，只对我特别“照顾”，加上长长的介绍。这种手法，止庵用过两次，此其一也。好像躲在阴暗角落里，看准时机，扔来一粒石子，也许是板砖，想给我以伤害，自己却在一旁暗笑。这且不言。我在少年时，年轻气盛，常有奇特构想，根本没有反复思虑的打算，冒然实施，往往失败，“纫秋山馆”一案即是好例。只有向《古今》卖文取得旅费一事终于成功。无论有多少人兴趣始终不衰，炒作不已，我自己却始终以冒险奋斗成功而高兴自喜。

　　无论论人论事，止庵持论往往与我相左。如二周同撰纪念刘半农文，止庵说：“我对他（鲁迅）写的《忆刘半农君》尤其反感。……相比之下，知堂的《志摩纪念》、《半农纪念》……有如废名所说‘生死之前（疑误，或当作‘间’）至情乃为尽礼’，或许正是其高一头地者乎。”（《远书》十四页）这与鄙见可谓针锋相对矣。 止庵在《远书》中颇有评论鄙人之处。如：“那篇《真正的书话》……是出版社的一位朋友约我写的，不甚方便说不好听的话，某些地方只得闪烁其辞。譬如黄裳，我说‘读的不多’，其实读的不少，因为总的来说不很喜欢，又不能直说，只好这么讲了。他的书说实话我只觉得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和《来燕榭题（当作‘书’）跋》，其余都不大以为然，有时甚至有点儿反感。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尝想写‘两论’，关于黄裳与孙犁，后来放弃了。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远书》第一五九页）

　　一下子就抄了这许多。一是因为这是难得的率直、全面对我的评论，代表了某一群的意见。其中有些“好”听的话本想省略掉，又怕“断章取义”，反而失去了原义，所以抄得多了。止庵说我“很有书的学问”，此言不确，应将“很有”改为“少有”才对。至于他希望我老老实实关在书房里埋头做“学问”，少发“代表集体”的“左论”，则因自己到底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很难办到做一名“现代陈眉公”，有违雅令了。

　　止庵在同一信中，还提到“贰臣文学”，这本是我杜撰的提法。止庵认为“总之黄裳这番话不仅说得浅了，而且根本就错了”。他的意思是，“所谓‘贰臣文学’，总得包括：第一，作者被迫成为‘贰臣’；第二，他对此有所悔恨。这两点对于周作人都不大对得上号。他是既否认被迫，又不曾悔恨的。”的确，周作人至死也没有一字表示悔恨，可谓以铁杆汉奸赍志以没的。而这正是止庵所剧赏的“汉奸气节”。止庵又说，“何况他不能算是‘贰臣’，他只做过一次官的。”（《远书》一六一页）我不懂这种“论法”逻辑性何在。不禁想起近有论者称张爱玲下嫁胡兰成是“暂时”的、是在胡失掉汪伪宣传部次长职位之后。同为可解人颐的“妙论”。

　　不妨试行回溯一下，周作人落水前后的“思想路径”。

　　自从他在沦陷后的北平出席那个“座谈会”后，立即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轩然大波，谴责与惋惜之声并作，而且是全国性的。他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分量，慌忙作出回应，以苏武自命、自解。一开头或不无真实心情流露，但这块“挡箭牌”到底不能长久使用，只好收起，开始了迄一九三九年四月写《玄同纪念》时止的漫长“不说话”时期。如知堂自己所说，“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这段日子里没有有关的文字留下，但写有不少“诗”。这些诗集中发表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作的《苦茶庵打油诗》里，充分流露了他“不说话”时期的变幻激荡心情。“照年代说来，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十月”，这是作者说明这些诗的创作时期。

　　“打油诗”劈头两首就是使人出惊的怀陆放翁之作，“燕山柳色太凄迷”与“家祭年年总是虚”两首。特别是第二首，全为住在日寇铁蹄下沦陷区的故国“遗民”声口、也是苏武的声音，更是与放翁完全一致的心愿。此诗如在写成当时（一九三七年冬）发表，后果不可想象矣。

　　下面的“禹迹寺前春草生”一诗，曾寄沈尹默读之，后得沈的和诗，末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显然是知堂向老友商量自己的出处问题的答案，而知堂不能接受，且有所声说，这就不能不想到《玄同纪念》中的许多话，同样是老朋友间商量个人出处、家庭生活这些切身问题，钱玄同的回答也是正面的、实在的，不是不负责任的“高论”，知堂的感受则是“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同样也是否定的。可见他对自己的出处问题确曾反复思量找人研究，结果老朋友（必不只一二人）的正确意见都是白说，他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登场做戏”之余，为了“心的平安”，必须找到一种“理论”的支持，即对下水投敌、九死不悔信念的有力支持，此一“理论”，即所谓“道义之事功化”是也。

　　知堂于一九四五年冬撰成长文《道义之事功化》，是对自己落水迄今言行的总结。自知文章写得枝枝节节、杂乱无章，非一次所成，但思想资料是丰富的。读后选其中的“精语”，条列如下。

　　“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孟子》与阮元说）；推重立功在德与言之上（颜习斋说）；又引傅青主说，以为“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忠”；知堂反复赞赏的洪允详语：“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作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案知堂引用洪氏此言，前后不下三五次，各有所指。此处重引，意更分明。）“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得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并认定“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并称以上所论，“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思想”。并感到了自己思想之危险。可以悬想，写到此处，知堂的思想已达何种境界，手舞足蹈乎？充分的自我安慰、以至昏眩乎？不可知已。

　　他最后还不忘霭理斯和佛经。引前者的话后说，“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是即道义之事功化也。”引后者之说后叹道，“我们如能学得千百分之一是光荣，虽然同时也是烦恼。这样想来也就觉得心平气和，不必徒然嗔怒。”知堂是博学的，他援引了许多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助自己摆脱说不尽的“烦恼”，终于达到了“心平气和”的理想境界。

　　知堂就是倚靠此种“理论”，坚持其所作所为皆为“道义”化成的“事功”，是辛苦得来的“真理”，值得毕生坚守，决不让步。其艰苦卓绝，又哪里是“软骨头文人”如庾子山、吴梅村等可与相提并论。这就是止庵的据点所在。

　　写到这里，竟已浪费了如许纸墨，虽尚有些许话题，也不想说下去了。反正我又没有写“新儒林外史”的任务，那么就暂时到此为止罢。

　　此集收有一两篇旧作，有一篇是六十多年前写的，论资排辈，置之卷首。感谢德明兄，从藏书中发现，复印见寄。不是文章写得好，只因它带有当时自己的文风，一种满溢愤激，却以不正经的笔墨出之。岁月易迁，此种旧日文风不可再得矣。

　　我不用电脑，也不上网，所得信息多由朋友供给，得以随意使用，但必确有实据，方以入文。为避烦琐，未能各加附注。好在并非“博士论文”，读者谅之。

　　辛卯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