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

　　常年在加拿大读书、写作的深圳作家薛忆沩，前不久利用暑假，“回家看看”。８月的一天，薛忆沩走进后院读书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他刚刚在台湾的《新地》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介绍创作的甘苦和读书的心得。

　　薛忆沩文学上的成就已渐渐被人认可，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不过，一般读者有所不知的是，薛忆沩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属于“迷人的异类”。

　　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

　　我最早知道薛忆沩是１９９６年。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叫“薛铁龙”的人的文章。编辑告诉我，这是深圳大学的一位老师。

　　２４岁时，薛忆沩写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然后，他陷入了严重的忧郁。跟着，写作的能力也丧失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甚至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一度认为，他可能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没有想到，终于，非常艰难地，他又开始可以写一点随笔。他因此欣喜得不得了。

　　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他写的长篇小说《遗弃》，在过去十年，只有过１７个读者。吸引我注意的不是“读者之少”，而是行文的语气，那是薛忆沩特有的表述方式，我无法复述。

　　第一版的《遗弃》主人翁叫“铁林”，其实他本来应该叫“图灵”。后来再版时，他终于叫回了“图灵”。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铁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最初的１７个读者可能包括了何怀宏、周国平、艾晓明等等学者。他们对这部气质跟国内的文学大异其趣作品评价甚高。其中，艾晓明说，“如果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王小波的小说获得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那年，薛忆沩也同时获奖了。艾晓明一直推崇王小波。艾晓明也向国内的读者推荐薛忆沩。

　　另一个欣赏薛忆沩的人是林贤治。２００９年，林贤治编辑《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入选的１２个作家，鲁迅打头，薛忆沩收尾。薛忆沩的小说，似乎是偏于哲人气质的学者更易欣赏。刘再复就撰文说到读薛忆沩的“狂喜”。香港哲人李天命说“薛忆沩是一个天才”。据说，薛忆沩的朋友有时用“下一个”来指代他。所谓“下一个”，也就是，薛忆沩将会是下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用汉语写作的人。大胆地做出这样预言的人，他们掌握的根据，除了薛忆沩已经写出来的小说，最重要的是薛忆沩的生活状态。

　　我曾经说，写小说的人很多，每天跑１０公里的人很多，懂高等数学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写长篇，每天跑１０公里，消遣时去解解高等数学题，那么，这样一个人，可能只能是薛忆沩。

　　在蒙特利尔，在北京，在深圳，每天早上，或者是下午，他都坚持长跑。“希望在６０岁时跑马拉松。”他说。在我看来，长跑是薛忆沩的道德。因为，他把肥胖视之为一种堕落，长跑制止了这样的堕落。最近一次见面时，他又说到，长跑是他回到现实的一种方式。在写作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时，他常常恍惚，不能自拔，必须用长跑慢慢找到“在地”的感觉。他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本来是在加拿大读书时的“课堂作业”。他的写作课老师是一位在加拿大极负盛名的女作家。薛忆沩过去在深圳当老师时，他教的一门课就是写作。那位女作家当然不知道座下有一位这样的“学生”，不过，她一眼就看出这位学生的“课堂作业”非同凡响。

　　在国内，一个４７岁的作家可能已经“功成名就”，而在薛忆沩，他的写作好像是刚刚开始。见过他的人总是会好奇薛忆沩为什么好像是刚刚走出校门的样子。我的解释是这样：这其实是一种“初始状态”。十几年前，我见到薛忆沩时，他就是这样，一切都刚刚开始。在说到为什么要选择去加国时，他说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不了公交车上的声音太大。“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那么大的声音。”薛忆沩说。

　　他也不用手机。不过，他倒是并不拒绝电话。他的一早就移民到英国的姐姐，在几十年间，每天都会跟他通一个电话，每天。

　　电话也是薛忆沩的一扇窗户。时不时的，我会接到他从蒙特利尔打来的电话。“刚刚从雪地里跑步回来”，一次，他说。每一次电话里，都是书。他刚刚读到的书，他昨天或者是前天读到的书。他记得的书。爱书的很多，但是像薛忆沩这样读书的人，我只见过一个。“你看，他是这样写的……”他在电话那一边念道。他总是能够找到了一句话当中一般人不大容易发现的精妙之处，开心地笑。当有些人试图用“背井离乡”来描述他的移民时，他就会说，对于作家而言，他的家乡在书里。你不难听出他的潜台词：一切放弃了阅读的人才是真正的背井离乡。他又这样解释“事业”，一切都是职业，只有文学才是事业。当然，“这不是我的原话。是一位台湾的诗人说的。”他补充说道。在蒙特利尔，他上课，读书，跑步，写作，跟有限的几个外国老头子交往――为什么不是女人呢？我没有问这个问题――过去，他生活里的谈话对象是他那位颇有音乐天分的儿子。不过，现在，儿子长大了，“他去找同学，或者呆在电脑上。”他语气里有不易觉察的失落。生活，被进一步简化了。

　　他对写作的认真程度，也常常令我叹为观止。他不会轻易答应你的约稿，因为，哪怕是一篇千字文，他也会来来回回地修改，把自己改得精疲力竭。他的《出租车司机》，就被某些评论家说，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但此说法违背了他的“信仰”。他相信改过的文章总比没改过的好。“我最近就在改《出租车司机》，我要推翻评论家的话。”他呵呵笑着说。“我还打算把《遗弃》里主人翁写的几篇小说，全部改写。我现在确实比过去写得好多了。”

　　他的生活像僧侣。他走过的道路，很像他在《遗弃》的扉页上写的话：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他不事喧哗，静悄悄地呆在他觉得舒服或者也许不那么舒服的世界里。“谁比谁活得更好，只有天知道。”貌似苏格拉底讲过这样的话。

　　薛忆沩小档案

　　１９６４年出生于湖南郴州。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１９９３年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１９９６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２年起移居国外。

　　主要作品

　　中篇小说《睡星》

　　长篇小说《遗弃》

　　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

　　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获奖情况：

　　１９９１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薛忆沩：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17 　　责任编辑: 苏向东

“垃圾论”的“证伪” 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激烈批评是近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多数中国学者为他的“垃圾论”所激动：赞同者拍案叫绝，反对者义愤填膺。与危言耸听的“垃圾论”相比，顾彬对中国作家基本修养和生活方式的批评可以说是逆耳的忠言。但是，当这些批评刚出笼时开始，一些学者就注意到顾彬的结论（如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不耐寂寞、妄自尊大等等）很容易被“证伪”。薛忆沩如果不是唯一的例子，至少是可以“证伪”顾彬对中国作家的结论的最明显的例子。 去年底，薛忆沩中断他将近８年离群索居的生活，重食人间烟火，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访问学者。他的“回归”激起了批评界对他的写作新一轮的关注。批评家吴亮主编的、典雅的《上海文化》杂志在２０１０年第一期刊出了关于他的战争小说的长篇评论。而同时与顾彬教授主持岭南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旅美学者刘再复教授偶尔读到了他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这部作品与《阿Ｑ正传》等１１种经典作品一起入选由林贤治、肖建国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兴奋之余，刘再复教授写下《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一文，称薛忆沩的小说用“金子般的文字”写成，似乎故意是与德国同行的“垃圾论”大唱反调。文章还为薛忆沩的“名”不副“实”鸣不平，称薛忆沩的写作有非凡的实力，却没有与之相称的超凡的大名。文章在香港《明报》月刊二月号发表后，又很快于《南方都市报》发表，引起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读者和学者的注意。接着，《明报》月刊又在五月号发表了《遗弃二十年：一份奇特的文学档案》一文。薛忆沩那部著名的“旧书”又再一次成为了“新闻”。而香港的哲学家李天命在读到薛忆沩的小说之后，直截了当称薛忆沩为“天才”。“他还有英式的幽默感，善于自我嘲讽和贬抑。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也非常罕见。”薛忆沩的德国朋友有一次跟他讨论起卡夫卡的幽默，她说他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有幽默感的人。 中国文学的“博尔赫斯的高度” 事实上，正如刘再复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对薛忆沩的作品在国内外早有“先觉者”。作家残雪２００６年在北京《京华时报》上评论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时这样写道：“薛忆沩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地内省的。他的感情真挚、细腻，具有很高的玄想的天分。读他的书，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精神的前沿，对于世俗不屑一顾的真正的作家。”她不仅认为薛忆沩的一些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还认为中国官方文学界对薛忆沩作品的冷漠是“中国的羞耻。” 而批评家林贤治在去年接受深圳《晶报》采访时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所见到的中国当代为数极少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个人认为至少是１０年来极少数最好的小说……至少有两点它是非常优秀的，第一是在形式技巧上，它具备现代小说的许多优点，可以说它的形式和语言在当代文学中是上乘的。其二，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革命，这是一个传统的主题，小说却开拓出了一个更新、更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１９９７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上的著名推荐将被遗弃的《遗弃》带进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之中。这部仍然在等待批评的介入的作品为２０年来的中国文学留下一份奇特的档案。（评论家张守义在《夜无虚席——与文学大师交谈》一书中将它列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４９种“理想藏本”之一）。何怀宏教授去年又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推荐为年度好书。他称这部小说可以让人“读懂革命……读懂革命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而评论过薛忆沩所有著作的英文《中国日报》认为薛忆沩的作品“着意于挖掘短暂的生命所承受的永恒的空虚”。在关于《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评论中，它称这部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薛忆沩又是德国学者彭吉蒂十多年来关注的主要中国作家之一。她在几次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试图从“疯狂”的角度探讨《狂人日记》与《遗弃》的联系。 频繁越界的“迷人异类” 一位批评家指出薛忆沩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他的确有太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应该是中国作家中最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作家协会，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集体的文学活动。他习惯于离群索居。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为顾彬教授所不齿的“妄自尊大”。他的第一篇访谈的题目是《面对卑微的生命》。他相信卑微是生命的本质。而写作者是比常人更加卑微，因为他受制于一个更神妙莫测的主人。写作者是语言的奴隶，对语言的敬畏和“愚忠”是写作者的基本美德。 薛忆沩还会弯腰去捡起别人随意扔在路边的包装盒，将它扔回到垃圾桶里。他还会在汽车上请求年轻人给需要座位的人让座。他当年在深圳大学下课后会跑遍教学楼将空教室里的灯关掉。他还会兴致勃勃地倾听一个热爱文学的中学生对他的小说的批评。 应该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像他一样有实力和兴趣在西方的大学里以每星期２００页的速度啃读英语文学中的“天书”（《尤利西斯》以及《押沙龙！押沙龙！》），然后写出令洋教授赞不绝口的长篇论文。也应该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会用演算数学难题来消除大脑的疲劳和生活的寂寞。 徒步和长跑是他著名的爱好。据说现在在深圳很时髦的“暴走瘦身运动”是源于他的不时从深圳大学走回罗湖区的经历。这次他回归香港的当天，早上７点钟在住地放下行李，马上就出发完成了第一次长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除了几乎每天长跑５公里外，每两星期都还有一次在大埔和沙田之间的１２公里长跑。 德国学者彭吉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薛忆沩大概是“越境”最频繁的中国作家。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跨越边境。他在长沙长大，在北京受高等教育。然后，又被分配到株洲的国营工厂工作。然后，又回到长沙，在政府机关工作。然后又脱离体制、南下深圳，在民办公司工作。然后，又折回广州，完成博士学位。然后，又回到深圳，在大学任教。然后，又离开中国，到地球的另一侧去做学生。他还跨越了学科的“边境”，２０岁弃理从文。他还跨越了语言的“边境”，从用中文写作到开始尝试用双语写作。尽管有如此频繁的“跨越”，他的生活又从来不变，阅读和写作一直是他的不离之宗。他信奉“简单的生活”。他将奢侈留给想象和意念，留给情感和思想。 “人可以两次当处女” 自《遗弃》成为知识界的话题并于１９９９年再版之后，薛忆沩出版了两本书：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２００６年）以及被收入“中篇小说金库”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２００９年）。在最近的几年，他的大部分时间被“英美文学”占用，每年只用中文发表一篇他的“深圳人系列短篇小说”。而每次发表都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他刚刚在《花城》杂志上发表的《母亲》尤其好评如潮。 事实上，近年薛忆沩写作的重点在随笔。２００７年他为《南方周末》、《随笔》及《深圳商报》撰写的专栏，引起了知识界的很大兴趣。他的随笔作品频繁入选各种“选本”。他是近年国内最引人注目的随笔作家。《中国随笔年选》２００８年卷没有选入他的作品，而主编者李静竟在该卷的序言中将他作为“文体意识和精神气质十分醒目的”作家突现出来，她这样写道：“薛忆沩是低调而出色的小说家，近年在《随笔》、《读书》等杂志发表了不少人物随笔和阅读随笔。他善于以小说家的敏感，抓住人物命运中脆弱易碎的部分，以之击中读者的良知；亦善于在读解文学作品时，高度精确地捕捉其诗学细节，彰显其哲学意味。他的文字饱蘸体恤慈悲，散发诗之光芒，对柔软灵魂的呵护凝视动人不已。” “高度精确”其实是有识之士对薛忆沩写作风格的共识。在读完薛忆沩短篇小说《老兵》的英译后，他的美国文学教授卡罗琳·布朗称薛忆沩的作品“既贯穿着数学般的精确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除了文体的拓广之外，薛忆沩还试图完成他的语言的转向。他除了每年要完成近百页的“英美文学”论文之外，还开始尝试用英文创作。他已经发表两首英文诗（《北京》和《巴黎》），他还完成了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写的是两个中国家庭中的三个孩子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奇特经历。他盼望着自己的这部英文处女作将来能够出版。他幽默地说人虽然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却可以有机会当两次“处女”。 寻找文学的“最好的解法” 薛忆沩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揭示灵魂的秘密，而要揭示灵魂的秘密一定必须有智力和情感的高度默契。没有对个人生存困境智慧的洞察和深切的同情，一部作品就没有价值。对语言的精细的把握也是智力和感性的共同要求。薛忆沩不信任所谓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陈词滥调，还是最不负责的行为。作家要用智力来节制情感和升华情感。 所以他很感激自己的数学训练。他在即将由《今天》杂志上刊出的关于７０年代的回忆长文中总结了数学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这样写道：“数学教给我节制和逻辑，我相信这是文学的根基。写作是对语言的苛求，进而也就是对写作者自己的苛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我的一生将是这苛求的祭品’。这是７０年代对我的宣判，是无法推翻的宣判；数学还告诉我‘捷径’的奥秘。我相信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所有解法中，一定存在着一种最好的解法：它最简洁、最漂亮、最令人意想不到。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问题和解决之间的这种捷径。同样，在文字的组合中，也一定存在着对生活最准确的捕捉和对语言最到位的操纵。这文学里的‘捷径’是上帝的作品。不过，写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怀着对语言的无限热爱和敬畏去努力接近那部作品。” 薛忆沩写得很慢，写得很精。他连写一张便条都要煞费苦心。他的每一部作品（甚至一篇短短的专栏文章）都是经过反复修改的结果。 来自深圳的“最不深圳的作家” 薛忆沩９０年代初已经在《收获》、《花城》、《作家》以及台湾《联合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已经获得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但是，他的发表于１９９２年突然中断。当他于１９９６年“重返文坛”的时候，薛忆沩已经是深圳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深圳在他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的《遗弃》是何怀宏教授在深圳无意中发现的。而他的《出租车司机》（２０００年中国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的灵感直接来自深南东路上的车流。收集在《流动的房间》里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那几篇被学者推崇备至的战争小说）也都是在深圳写成的。他甚至承认他在海外完成、以１９３８年的中国为背景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深圳有着神秘的联系。 薛忆沩走进深圳又走出深圳。而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却永远见证着他与深圳的历史关系。他无疑是至今为止与深圳有关的在中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作家。同时，他又是深圳出品的最“不”深圳的作家。他的作品关注的是“普遍人性”，甚至他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味道。 一个“学生”的“别处的生活”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９年的八年间，薛忆沩主要在北美居住，他借用法国小说的题目称自己“生活在别处”。除了为国内写专栏的那一年多时间，他的身份是“学生”。最近的两年，他更是专注于“英美文学”，从“古英语文学”一直读到了“《尤利西斯》”。他以全优的成绩结束了他的学位课程。而且每年他的论文都被推荐为研究生最佳论文。他的现代派文学教授安德鲁·米勒在读完他关于庞德的一首小诗的论文后，称赞他具备“非凡的文学解释力”。他还称赞他关于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的论文是自己在多年教学中读到的最好的论文。而他的文学理论教授艾里克·萨瓦伊对他以德里达“档案”理论为基准分析“白求恩文学档案”的超长论文赞不绝口，力促他将论文发表，让更多的学者读到。中国作家中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学生”无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次应邀在香港做访问学者给薛忆沩提供了一个重新体会祖国母亲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回归的想法。但是，他肯定拒绝不了“常回家看看”的诱惑。而且他意识到他应该争取在国内出版更多的作品。现在，《上海文化》开始连载他解读卡尔维诺名作的“与马可·波罗同行”，他盼望那一批作品能够尽快成书。同时，他盼望着他的“深圳人系列小说”能够结集出版。还有国内的出版社有意再版脱销多年的《遗弃》。而国内的杂志也在敦促他尽快将自己的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他的一位朋友提醒他，他已经是“饱学之士”，不应该再用“深造”来耽误时间。他准备结束他的“学生”生活，开始新的一轮创作和发表。这正是他不断壮大的读者群体所等待的。（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