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及恐惧的形式
——薛忆沩三篇小说札记
张志明
《上海文化》2010年第1期
读薛忆沩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三篇：1998年及2001年发表于《天涯》的《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首战告捷》，2000年末发表于《花城》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
理想主义者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取材于北伐战争，类似于叶挺独立团参加的汀泗桥战役。作者在小说中直言，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黄营长从来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是黄营长的标签，是他参加革命战争的理由，也是他的悲剧的来由。
黄营长的革命热情是由理想支撑的，他不相信在具体的“革命”斗争中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他相信上级的命令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在攻打那座小镇之前是否要休整的问题上，他的副官认为上级的命令不是为了整体革命的胜利，“有人不想让我们抢了头功”，“这场战争的后面还有一场战争”。革命需要理想的召唤，但战争还在进行，革命阵营就发生了分化。他们因为共同的敌人结合在一起，但最初就怀有不同目的，这些矛盾会在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变得尖锐，而得到胜利的一方不是因为理想更伟大，而在于其手段更加有用。手段和目的之间必定会不一致，目的会让位于手段，而手段带来的结果却早早和目的背离了。
副官认为黄营长“上衣口袋里的是一道充满了私欲的命令”，而这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黄营长不相信的。在即将分化的两大阵营中，不管哪一方，都会背离理想。在斗争中，生存是首要的，而坚持理想的那些人，注定会成为理想主义的牺牲品。
生活的无意义
作者直言，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没有直接说出黄营长参加革命战争的理由，但也许可以从黄营长的同学那里得到线索。他和他的同学曾经一起谈过理想：“西方的历史和东方的未来。”他同学强悍的父亲使他屈从于家庭的纪律，这使黄营长的同学越来越消沉，他在给黄营长的信中说：“如果社会不发生剧烈的变化，他的儿子一定跟他有着同样的命运。他很沮丧。他不知道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黄营长在得到他同学的死讯后到白教士那里第一次祷告。黄营长是因为内心的重大决定才去祷告的，而那次祷告距黄营长收到他同学最后那封信仅仅一个月。两年前他同学结婚，一年零四个月后有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星期，他的那位同学就离开了人世”， 这离那个“转折点”只有七个月的时间。黄营长是在这之后参加战争的，依照这个次序，可以推测他同学的那些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黄营长。黄营长生长在开明的家庭中，因此有机会让他同学的理想在他的身上延续，而黄营长同学信中的内容也代替了黄营长的想法。尽管黄营长有一个开明的家庭，但他同学（他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使他做出了从军的决定。不能接受“一代又一代的生活”，这就是理想主义。然而替代他所厌倦生活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新的生活也会很快被厌倦。到了那个“转折点”，黄营长的理想变得不再那么坚定：“黄营长却以为自己知道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里。”
也许这件事在黄营长出发不久就发生了，按照事先交代的“转折点”所在的那个小镇与黄营长家乡的距离，邮差的信要一个月才能送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月前，当黄营长还在为他的理想而英勇战斗的时候，那个让他理想破灭的事情已经发生——那个使他决定在战斗中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消息一直追随着他。
日常不幸的不可忍受
《首战告捷》讲的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的故事。将军应该算是一个革命的胜利者，然而他身上进一步体现了对“一代又一代的生活”的厌倦的悲剧。将军在再次厌倦当下的生活状态，希望回到他曾经抛弃的生活时，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后来热爱的他曾经抛弃的家庭已经家破人亡。
与黄营长的家庭不同，也与黄营长同学的父亲不同，将军有一个并不开明的家庭和一个脆弱的父亲。尽管有着优裕的生活，但将军还是无法逃过常人要面对的灾难。而且，这些灾难对于优裕的家庭来说，显得更加沉重。这的确是极重的灾难，将军和他的父亲不断失去亲人，这使得日常生活变得无法承受。“将军的母亲在将军十五岁那年突然死去”，“母亲的死使他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怀疑。怀疑使他恐惧”。这对他脆弱的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有一次对他的儿子说，他的世界已经崩塌掉了一半”。父亲的脆弱让将军失望，将军说：“每当父亲悄悄地流泪时，他都感到极度绝望。”
将军成年后的又一次变故使这种绝望更加深刻。“两年以后，他的女人在分娩时死去，那场变故让将军感到了孤独，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极度的孤独”。他的父亲还想为他的儿子做一些努力，却遭到了将军的拒绝，他是因为见到父亲自己所做努力的无用的结果，才不肯接受补救的。“当他的父亲又想给他安排一个新的女人时，将军拒绝了。他心想，你看，你给自己迎来了三个女人，但你的心情没有任何的改善……他开始对平庸富足的生活产生了真正的怀疑。”
两年后又一次变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的孙子“被一位庸医误诊而死”，这使脆弱的父亲更加脆弱。他对将军说：“自从你母亲死去以后，这所房子里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奇怪了……我不想再做什么努力了。”对父亲来说，崩塌从他的妻子去世就开始了。在小说中，将军和他父亲有同样的遭遇，妻子、儿孙相继离世，父亲脆弱却执著地坚持“平庸而富足的生活”。而将军的面对方式则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已经有了真正的怀疑。他总觉得生活不应该是他正生活着的那种样子。他觉得生活应该是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样子”。
暴力——对平庸生活的反抗
“生活应该是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样子”？生活之外的生活怎么会是生活。这句看上去同语重复的句子却是将军生命的实质。有一次机会，将军看到了革命，看到了暴力创造的意义，其实也看到了暴力毁灭的意义，看到了可怕的虚无的意义。那一次，将军看到革命的队伍，“枪声、炮声、叫喊声混杂在浓浓的夜色之中。将军一点也不恐惧。相反，他很兴奋，他好像看到了希望……他开始对革命产生了向往”，“他猜想只有暴力才能创造生活中的意义”。
将军决定参加革命，父亲仍执著地劝将军留下，这就是被将军当做“首战”的那场较量。如果将军参加革命离开父亲，父亲将面临精神上的全面崩塌。这崩塌从他妻子去世时就开始了，这是将军的父亲不断重复而且是最后的语言，“自从你的母亲死去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奇怪了”。这句话在小说中重复出现，母亲的死是将军的父亲精神崩塌的开始，也被将军的父亲当成是他的生活最后全部崩塌的原因。将军的父亲为了挽回自己的儿子，跟进了革命的队伍，但将军的决绝使他父亲生活的意义彻底崩溃了。小说似乎特别强调将军参加革命的个人意义，他的指挥官因将军父亲的举动而感动得去劝将军随他父亲回家，“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对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将军坚决地回答：“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我自己。”在那场较量中，将军“首战告捷”。与父亲分手之前的“那场恶战使将军变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革命者”。
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
将军与将军的父亲和黄营长一样，是理想主义者。坚持与决绝的放弃是同一种形式。厌倦并不指向具体的生活，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样是对现实的不敬。对将军而言，理想主义者的意思是决不能有任何可成为现实的理想，而是在“理想”中不断地背叛。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是他的反面——虚无主义。
将军参加革命后，屡建战功（要不怎么会成为将军），但到了革命的后期，他对革命又失去了热情。暴力让他麻木，“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战役，死亡已经不能激起我们的同情”，将军说，“在战争的后期，经常有一种极度疲劳的感觉”。他的意义不是革命的胜利，也不再是暴力创造的意义，他希望挽回他曾经抛弃过的那种生活。他“会非常想念他的父亲……那成了他憧憬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将军回到家乡找他的父亲时，老屋已经变成了断墙，父亲“跟少爷走了，再也没回来过”。将军不再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悲剧的数学归纳法
薛忆沩的小说中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悲剧人物，他的小说就像一部电脑程序，小说中的人物就好比代入这一方程的初始值。但不管设置怎样的人物，经过逻辑的演绎，结果总是几乎相同的悲剧——即生活意义的破碎。这些人物被安排在不同的小说中，也在单独的小说中以不同的主人公对照出现。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中，人物是同为理想主义者的黄营长和他的同学。
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精神上的脆弱，使黄营长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最后在战斗中自杀。黄营长出身于一个开明的家庭，这使得他有机会参加革命，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条件。作为对照，黄营长的同学有一个强悍而保守的父亲，他没有机会参加革命运动，这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在写给黄营长的信中，黄营长的同学说他因为无法实践自己的理想而非常沮丧。黄营长同学的命运使黄营长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被事先堵死了。必须注意，黄营长和他同学的另外一种生活可能（摆脱悲剧）事先被否决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黄营长或者他的同学，不管选择A还是非A，结果都是悲剧。
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黄营长同学的命运是黄营长命运的另一种可能。而在《首战告捷》中，将军代替了黄营长，并迎来了革命的胜利，这和黄营长或者黄营长的同学形成了对照。将军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不同于黄营长的同学），在革命中坚持到了胜利（不同于黄营长），却还是在回家的时候遭遇了生活意义的崩塌。在《首战告捷》里，将军的父亲又成了将军命运的一个对照，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命运中，循环往复，始终无法走出去，这成了一个死循环。似乎做任何选择都是无济于事的，死亡——作为人的命运的最终结果是注定的，这是人的宿命。在薛忆沩的“函数”中，输入不同的“自变量”，却得出同样的悲剧结果——生活意义的崩塌。
莫比乌斯环的两面
黄营长被当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他相信人性的善，自己也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残酷的现实和他的理想的冲突让他不可接受，黄营长用自己的死保住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纯粹。这里说的理想主义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而应该是追寻“理想”的“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范畴更加广泛，包括寻找生活意义的“主义者”，也包括顽强地保守生活意义的“主义者”。在对生活意义的依赖上，人和人都是一样的，连被当做犬儒主义祖师的第欧根尼也不例外。如果真有不谈任何生活意义的犬儒，那它们将形同野兽，不属于人的范畴。可是，人何尝不经常成为野兽？！
《首战告捷》里的将军也参加了革命，但他一开始就宣称他参加革命的动力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为了他从暴力中看到的意义。薛忆沩的小说有意地拆解革命的意义，其实那些看起来宏大的历史事件到底还是由个人的故事构成的。工农参加革命是为了填饱肚子，可还是有很多富家子弟参加了革命。他们不是因为饥饿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生活的意义，是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说的“人类需要精神的面包”。对意义的追寻是革命的动力，也是暴力的源泉。将军一开始对革命的向往是因为不堪忍受日常生活的无意义，而他参加革命的“神圣举动”后来（甚至是一开始）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这样“坚定”的理想主义等同于虚无主义。“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原本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句子。将军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回到了原点。这时，人成了爬行在莫比乌斯环上的虫子，以为这个世界有正反两面，但这只是假象，不管怎样爬，它都会不断回到原点，只有生命的终结会让人走出这个死结。
保守生活意义的代价
如果将军的父亲也被归类为理想主义者，那他是属于守旧的“理想主义者”，对亲情的依赖和软弱使他无法接受将军的离开。将军的父亲在与将军分手以后就失踪了，他或许已死于意外，或者因为受打击而自杀。但无论如何，将军父亲生活的意义已经彻底崩塌了，“坚持”而“守旧”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也是注定要发生的。在《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中，外公的父亲同样是一个“坚持守旧”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家史》的时间跨度更长一些，故事的主体是抗战时期和建国初，而叙述向前延伸到民国初，向后一直到当代。外公并没有一个离家出走去参加革命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孝顺。但在外公和他的父亲身上，同样演绎了一出悲剧。
故事是十年前X的外公在即将去世的时候讲给X的，外公在故事中回忆了他的父亲。故事从一场灾难开始，“日本人烧掉了我们的房子”，外公家的长工被日本人杀掉了。长工的死给外公记忆盖上了很深的烙印，他记住了目击者讲述的很多细节，以至于在回忆自己父亲的死时，外公的记忆发生了混淆。也许并不是混淆，确实是外公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因为极度的悲痛而产生了幻觉。在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回忆中，外公重现了长工被打死时的场景：“突然，我外公听见了六声枪响……接着，第七声枪响了”。外公把长工的死看做后来所有灾难的开始。
外公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这善良不仅表现在他的慷慨募捐上，更体现在他的自责上。对于长工的死，他就很自责，后悔当初不该离开家躲避日本人，后悔不该把长工一个人留在那个大宅院中。他知道自己的逃开是因为恐惧，所以他特别理解长工的行为，尽管大家都不同情那个长工，他们说“他是因为恐惧才开了那一枪”，正是朝日本人那毫无意义的一枪让长工丢了性命。他知道自己的恐惧，也理解长工的恐惧，“他知道他一个人守着那个巨大的宅院会有多么寂寞。寂寞有足够的时间积累起来，在那个寂寞的清晨突然演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彻底爆发出来”。小说以莎士比亚的“our fear do make us traitors”作为题记，寂寞、恐惧、背叛与真实成了这篇小说的主题。
保守与新潮之间的争执
外公的父亲对历史以及祖辈留存的事物怀有固执的感情，这在他的“那五百亩土地”面临真正的威胁之前就表现出来了。日本人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他的藏书也付之一炬，外公的父亲尤其心痛的是那“三卷刻印于明朝崇祯年间的名为《春夜观奇》的画册”。那些画册是一位藏书家十几年前送给他的，那是一位更为执著的藏书家。那位藏书家曾经组织一个武装来对抗农民运动，他失败了。“藏书家在一次公开的宣判大会上被一位农民领袖用大刀砍掉了脑袋”。农民领袖们在砍头之前烧掉了藏书家苦心经营多年的藏书楼，藏书家目睹了那一切。那些书是藏书家生命的全部意义，“先烧楼再砍头等于是对这个试图阻挠历史的人执行了两次死刑”。当藏书在日本人放的那场大火中焚毁以后，外公的父亲一直难以释怀，他说他“用记忆捍卫那些稀世的珍藏”。
与外公的固执和传统不同，当时的外公“染上了很多新潮的习惯”。他从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学的是经济学，这使得他的观念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扔掉土地包袱，会更有应变能力。他还建议父亲卖掉土地，搬到城里去住。但这样的建议是他的父亲决不能接受的。当外公说“他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失去那些土地”时，外公的父亲大发雷霆：“这些土地是我们的。谁都知道！连上帝都知道！它们永远是我们的。”在是否坚守“五百亩土地”的问题上，外公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分歧。当时外公预感到的灾难让他非常焦虑，但父亲的固执使他意识到他无法说服他的父亲离开那“五百亩土地”。几年后，日本战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外公的父亲又惦记起他那三卷画册的下落。外公说“有些东西最后总是要失去的”，这句话让他的父亲非常敏感，他意识到他的父亲“还是不相信他会失去他拥有的土地”。
保守生活的意义也是因为恐惧
对土地的执著被当时的外公认为是他父亲的悲剧的源头。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新的胜利者要重新分配土地。土地将不仅不是一种保障，甚至会为自己留下祸根，土地不仅会失去，父亲还会因此而受到胜利者的追加处罚。对外公的父亲而言，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只有生活在那“五百亩土地”上，生活才有安全感，才不会流离失所，才不会受到恐惧的威胁。不是吗？外公的父亲留在日本的情人在城市里生活得很糟，外公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土地总是没有保障的。”在新的世纪，外公的父亲的话在失地农民和在城市中漂泊的年轻人那里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实。也许革命还不会波及他热爱的土地，就像前些年躲过让藏书家丧命的那场革命一样。但也许革命在全世界都胜利了，那就算逃到香港又有什么用呢？谁能知道未来会成为历史的事情，安全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历史风暴中的一颗尘埃，不管你怎样选择，风险都一样。
当时的外公和他父亲的争执是因为恐惧，他害怕革命将对保守的父亲带来灾难，而外公的父亲不肯放弃他的土地同样是因为恐惧，外公的父亲害怕失去他赖以生存的生活的根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成了外公的觉悟的一部分。恐惧甚至可以毫无对象的存在——“害怕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害怕什么，但我真的很恐惧！” 这恐惧不单单出现在革命者身上，也出现在“反”革命者的身上，他们都担心失去生活的意义。
灾难到来时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外公的父亲是以汉奸的罪名被抓的。被当做汉奸是因为他托他那位日本情人的弟弟给她一点钱，他觉得对那个女人有些内疚，尽管不知道他的那位情人的生死，他还是坚持送了钱，他希望能给他那没有土地的日本情人很糟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很不理解，“几年前，他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后来他却还给日本人钱”，他“做善事的名声已经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外公去监狱探望他的父亲时受到了阻拦，那里的人质问他：“是不是汉奸不重要，你们家的黄金埋在什么地方？”也许家里有黄金的说法是从那个“善良”的消息变化出来的吧，哪里有黄金？！外公的父亲正为黄金藏在什么地方而遭到刑讯，这让当时的外公感到绝望。
当时的外公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恐惧。“你们家的黄金埋在什么地方”这句质问省略了一个前提，即到底有没有黄金。在这句质问中，有黄金已经被当做一个事实了，所以外公一定无法回答这样的质问。说没有，被认为是撒谎，要用刑；说有，也是撒谎，他说不出黄金埋在哪里，还是要用刑。其实，撒谎早已武断地包含在那句省略了前提的质问当中了。外公感到，“撒谎者在向自己的对方要求真实时，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当时的外公意识到，“将来的一切动荡最开始都可能是一场语言的风暴。接下来才是肉体的折磨和痛苦”——难道只是在“文革”当中才是这样的，语言何尝不从来而且永远都是暴力的媒介和方式？！
面对灾难
四个月以后，外公父亲的尸体被抛弃在他家附近的大樟树下，外公对他父亲命运的噩梦变成了现实。那一天“清早，外公梦见一只白色的老虎叼走了他刚刚出生十个月的孩子”。外公对他父亲有着极深的感情，他对亲情的热爱有点像将军的父亲，他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的父亲。外公万分悲痛地抚摸着父亲的尸体，“他的手势和心情就好像是在抚摸他熟睡的孩子”。外公的父亲因监狱里面的折磨，瘦得让外公不敢相信那就是他的父亲。悲痛让外公进入幻觉当中，他想起了那个悲惨死去的长工。噩梦，还是噩梦变成了现实？“他充满恐惧地想，也许他的父亲并没有死”。
百感交集，薛忆沩精确地描写了《家史》中的高潮部分。外公的父亲的死成就了外公的父亲的悲剧，也让外公经历了那一次痛苦。但那使外公终于变得从容，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父亲的死让外公悲痛却从容。在经历了那一场变故以后，外公以前的担心变得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了。那悲剧已经发生，恐惧因灾难的来临而被克服。
诚实与背叛
外公的父亲死后的 “当天晚上，外公就带着一家人就逃离了他父亲一直不肯离弃的土地”。外公改换了姓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起了新的生活，那一连串噩梦一样的记忆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外公从此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使他躲过了后来发生的一场场政治风暴。 “诚实”，对于外公来说，这是一种讽刺，外公说他的“诚实就是建立在不诚实的基础上的。一开始的不诚实使他能够保住他的生命，也保住了他的品性”。可是，当你沉默寡言，独自面对那曾经的噩梦时，是怎样的孤独？！“在外婆几年前去世以后，唯一知道外公身份的就只有他自己了，就是将那种真实的过去抹掉的他自己了”。“他的‘真实的过去也就永远不能找到真实的证人’”。X说“可——可你是我外公”，外公激动的拉着X的手“谢谢你”！可是，X怎能真切地理解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他不是证人，甚至不是一个忏悔的对象（神父），那只能是属于外公的独白。
我一位朋友的小说中，也曾说起过背叛。在那里，背叛成了生存的法则。那位主人公曾在革命中多次成为叛徒，最后一次叛变使他成了胜利者一方的英雄。他回忆了一次残酷的战役：“友军也向阵地上开炮，整个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埋好的棺材都被炸飞了。可是我活了下来，你知道吗？如果你守在一个地方不动，那就不止一颗炮弹会炸死你，可是我在每次幸运地活下来以后，我就躲到一个新的弹坑里，再打炮，我再换新的弹坑。那些弹坑又都被炸了不止一次，但我还是幸存下来。我是因为不断地背叛才保住了我的生命！”
外公从容地讲述了他的家史，“不需要背叛”。外公从容地面对死亡，但依然孤独。在一部叫《搏击俱乐部》的电影中，有一句将死病人的独白：“有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不再惧怕死亡了，但我感到很孤独，我想……”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终点，只有死亡兑现才有可能真正终结孤独。在我的作者的故事中，当主人公被问及生活的意义时他说：“这是一个秘密，到了地狱，我还是要靠它‘活’。”也许秘密，是对孤独的反抗。
与悲剧和解
外公对X讲述了他对那场家庭悲剧的看法，他说土地和语言是他们家庭悲剧的源头，“这种最重和最轻的东西是上帝投放到人类生活中的诱饵，它们使人的虚荣心面临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崩溃”。外公对X说，“你现在可能还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我想也许外公的父亲舍不得离弃那些土地是因为他只有在那片土地上生命才有安全感，对流离失所的恐惧使他不敢放弃。保守秘密的孤独使他不自禁地说出了那些使他得到罪名的事情。在动荡不定的历史中，谁又知道哪一种选择能让人体面（保住品性）地活下来——人在历史中是那么渺小无力。
“外公从容地讲述着。对他来说，他的讲述更像是安慰曲，而不是对沉默的反抗”。外公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面对死亡不再恐惧。他也不再为他父亲悲惨的死去而伤心了，他曾想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受到刑讯时是多么的恐惧。直到自己也将面临死亡时，“他不再为他的父亲难过了”，当曾经最让你恐惧的事情真正到了你的面前时，你就不再恐惧了，这并不需要勇敢的天性，而是“觉悟的产物”。外公说他“终于盼到了这样的日子，这时候，生存还是毁灭对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部安慰曲。外公虚构的生活后面的真实的家史其实是虚构，一篇小说。有多少人是孤独地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借此告慰那些孤独的灵魂，抚慰那些孤独地生活在悲剧中的人们。我曾经问我的一位朋友为什么愿意写悲剧，他说“写悲剧是为了抚慰生活在悲剧中的人，让他不再感到孤独”。也许吧，哪怕是减轻一点孤独！“也许雨季过后，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希望能够慢慢地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