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少堂和著名教育学家王道俊、王策三、扈中平教授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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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和著名教育学家、我国发行量最大的高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人教版）主编、我的导师王道俊先生（85岁）与师母合影。
王道俊先生早年曾任华中师大教育系主任多年，德高望重，是华中师大教育系最受尊重的的学者。21年前，我参加华中师大教育系研究生（脱产）入学考试（全国统考），专业课成绩第一，但是由于我的外语考试成绩不及格，录取受阻。当时我并不认识王道俊先生，王道俊先生看了我做中学教师期间发表的《教学风格论》（这篇文章后来被天津教科院院长张武升博士认定为我国学术界尝试建立教学风格论学科的第一篇论文）以及《中国当代教育弊端的文化分析》的系列论文（这几篇文章的撰写和研究过程，与我后来的语文味及文化语文有极深的关系），力主将我破格特招为研究生。就是这位老先生在华中师大教育系研究生招生会议上拍桌子说了一句“不招进程少堂我一个也不招”的话，才让我有幸“破格”进入华中师大教育学原理研究生行列，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图二：向著名教育学家、我国教学论第一权威、北师大策三先生（83岁）敬酒。
图三、和王策三先生、师母合影。
图四、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原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学家、华南师大教科院前院长、我的老师扈中平先生合影。
由于我本科是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学的专业是教育学，按规定要补修教育系本科主干课程。其他非教育系本科毕业的同学都做了补修，但导师放手让我自己读书自己研究，特批我一人教育系本科课程一门也不用补修（我的回报是三年硕士没念完就在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最权威刊物《教育研究》发表研究教育规律的论文。后来硕士论文的主体部分 《试论教育规律的实现机制》以近万字长篇论文形式发表在《北师大学报》头版头条。最后导师特批我提前半年硕士毕业）。研究生课程，除了英语课之外，导师特批我只上了三门课，一门是王道俊先生的《教育问题与教育研究方法》，一门是副导师郭文安教授的《教学论》，一门是虽然只大我几岁还是讲师但当时已是华中师大教育系学问最好的年轻学者的扈中平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其他课我都没有听。
我这个学生与扈中平老师之间还有一个“浪漫”故事：我研究生刚入学不久，华中师大研究生院在学校图书馆门前的大橱窗中宣传三位在读的“有成就”的研究生，其中两位是博士生，一位硕士生就是我。某天晚上，住我隔壁的同学、教育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邵勇（和我同级的德育专业研究生）跑到我寝室和我聊天，他说：“少堂兄，你念研究生专业这么好，要业务政治双丰收啊！”他要我写入党申请书，于是我就写了。1992年秋季的一天，邵勇通知晚上要和我谈话，谈话中他告诉我，教育系党总支讨论我的入党申请的会上，按规定要提一些批评意见，他受党总支委托转达给我。邵勇告诉我，有老师在会上说：“程少堂这个人内心比较狂，教育系除了王道俊老师之外，他是谁也看不上的。”我说我没有这样子啊，顺便问邵勇是哪位老师说的。邵勇说：“这是组织原则，不能讲，不过你应该能猜得到是哪位老师讲的。”（已收到职高语文教材中的我的读书演讲《及时读书就是及时行乐》一文对此事有记载。）我和扈中平老师多年师生成兄弟，我猜测，这话，是咱们扈老师讲的。
图五、我和扈中平先生。
程少堂：拜会教学论权威北师大王策三教授纪实 | |
（程少堂2011年11月15日23:01:50报道）今天上午，我念研究生时的任课老师、著名教育理论家、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华南师大教科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扈中平教授告知，我念硕士时的导师、我国老一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高校公共课教材《教育学》（人教版）主编王道俊教授（85岁），和我国教学论第一权威、北师大教授王策三先生（83岁）来深。12年前，王道俊先生第一次来深时，我刚来深圳工作，出差东北，没有能在深圳接待老师。王道俊老师2009年第二次来深，我带他们上了彭年广场旋转餐厅，一边吃自助餐品红酒，一边欣赏深圳美景。今天我去看我的导师王道俊先生，也是有幸第一见到王策三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老师王道俊先生与北师大王策三先生、东北师大王逢贤先生、中央教科所张同善先生（已故），四人同在一个研究生班，接受苏联专家指导学习，而后他们四人都成长为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被称之为中国教育理论界著名的“三王一张”。
上世纪90年代，我念研究生时，王策三先生的《教学论稿》，是教学论方面的第一必读书。
扈中平老师约我下午6:30到华侨城丹桂轩酒店，我5时多一点驱车前往，路上堵车，结果到酒店已经6:45。我以为迟到了，到酒店后才知道老师们在世界之窗游览，一直到晚上7:20，扈老师、两位师弟郭声键、任平陪着王道俊老师和师母、王策三老师和师母一同走进酒店。
见老师们走进酒店，我趋前迎接，扈中平老师向王策三先生介绍我道：“又来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厉害。”
王策三先生完全不像83岁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看上去顶多60几岁。开始我不敢给他名片。饭局开始，扈中平老师让我给王策三先生敬呈名片，王策三先生一看我的名片，道：“你就是程少堂啊？”我说是啊王老师。王策三先生又问：“你就是多年前写文章批评课改中形式主义的程少堂吗？”我说是，然后说：“王老师您批评课改的著名文章引用过我的这篇习作，看到您老肯定我的观点，我高兴得不行，现在还高兴呢！”
我再次向王策三先生敬酒时，王策三先生对我说：“多年前你文章中的那些话，有的人说不出，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不愿说，有的人觉得没有到说的时候，但是你说了。”
王策三先生用温暖赞赏的目光不断看我，同时一句接一句地复述我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他尤其对拙作用“四个满堂”“四个虚假”来概括课改中的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赞赏有加。
我惊讶老人的记忆力真惊人。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向王策三先生敬酒时，老先生告诉我：“首都师范大学有一位教授，今年写了一篇批评课改方向的长文，发在北京教科院《教育科学研究》2011年第四期，其中引用了学术界评价课改的有代表性的三家观点，华东师大钟启泉教授的观点是第一家，他是完全肯定课改的；批评的一方观点是我的；你是第三家观点，引用你的文章还很多。”说完，老先生不断地用赞赏的眼光看我，同时告诉我这篇文章的作者姓名。
老实说，这些年学术上我得到的夸奖不算少，但是今天我太高兴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得到一流学者赞赏目光的反复沐浴。（我国著名教育理论家、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厦门大学原副校长潘懋元先生在给博士生硕士生上课时，经常称赞我对教育规律的研究，潘懋元先生从教70周年纪念文集不太厚，其中收了我两篇研究教育规律的论文，但我迄今都没有见过潘懋元先生。）
晚餐回来后，我在网上搜索到王策三先生提到的这篇文章。
在学术上，我幼稚而自信。今天，著名学者的赞赏，再次增加了我的自信。
我给我的导师王道俊先生敬酒时说：“王老师，当年考研究生我的外语不好，您在系里拍桌子，说，不招进程少堂，我谁也不招了！结果把我破格招进去。不是您老人家拍桌子，哪有我的今天！我总算没有给您老人家丢脸啊！”王道俊老师道：“你给我们增光了！你给我们增光了！”
老师的话当然是鼓励，我要化鼓励为力量，更加努力。
除了语文味能走进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史，今晚王策三先生赞赏的目光和鼓励有加的话语让我有勇气遐想——
也许，中国当代课改的学术历史，会记下我幼稚的呐喊。
附：王策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教学论权威。安徽省潜山县人，汉族，1928年10月15日生。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和城镇的私塾、小学、中学读书。1946年秋，考入当时设在安庆的安徽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学习，读完二年级，转入哲学教育系。1949年新中国建立，新的安徽大学在芜湖复校，原哲学教育系改为教育系。1950年春，由安庆转赴芜湖继续学习，1951年7月毕业。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学习。1952年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53年7月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助教，1956年任讲师，1980年任副教授，1986年任教授，1999年4月退休。
王策三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经历新中国建国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主要学习西方哲学和教育思想理论；后期主要学习苏联教育学。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学论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等工作。主要论著有：《教学论稿》(专著)、《教育论集》(专著)、《教学认识论》(主编)、《教学实验论》（主编）、《现代教育论》（合作主编）、《基础教育改革论》（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