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就义后9天，6月27日，宋希濂密电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呈报瞿秋白案文证，内中就有《多余的话》。电文如下：绥靖主任蒋：有未法电敬悉。靖密。瞿匪秋白临刑前及枪决后之照片各两张，及在杭之自供一份，呈报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自供一份，多余的话一份，苏维埃组织概要一份，未成稿之目录一份。已遵于感日密封邮呈，乞察核为祷。职宋希濂叩。感申印

　　宋希濂在四十四年后谈及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多余的话》，及该文送呈和瞿秋白委托三十六师军官邮寄该文给亲戚的情况时说：瞿秋白被解送到卅六师，那时他已暴露了身份。过了几天，他要纸笔说要写东西，我们给了他。5月20号后开始写的，主要写了《多余的话》。写完后，先交给参谋彭励，后交给参谋长向贤矩，后又交给我。是用十行纸写的，字很端正，蝇头小楷，有几千字。看过后总的印象是比较消沉，同时很伤感，当时就是这种印象。我让彭励把《多余的话》油印了，印多少，不记得了。我们向上级报了两份，一份给东路军司令蒋鼎文，一份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向上级报的是手抄本，以示恭敬。

　　大约是1935年6月16日晚，接到处决瞿秋白的电令后，我要参谋长向贤矩，去向瞿秋白暗示一下，看他有什么要办的事，有什么要求。6月17日，向贤矩找瞿秋白谈话后，瞿说：我早已料到会这样，没有什么。我写的东西，请你寄往武汉某处某人。这是在处决瞿秋白之后，向贤矩对我说的。他问我可以不可以办？我说可以寄去。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回忆不起来，寄到什么地方去给什么人了。

　　关于《多余的话》是否经过改动，宋希濂予以否定。他说：

　　有人提出《多余的话》是不是瞿秋白写的，有没有篡改过的疑问。“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读了《多余的话》。我的印象是没有改过，别人谁也写不出来。他讲的那些事，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懂得。实事求是地说，是没有改过。

　　宋希濂所说，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和文职人员，包括中统派来劝降的特工们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看，没有人能够达到“篡改”瞿秋白文章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中那种凄清伤感、坦荡无忌情怀和文字中的深意。

　　时任蒋军第十师师长、兼任福建绥靖公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的李默庵后来回忆说：瞿被处决后，第三十六师将情况上报于我，并转来瞿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那是一份很厚的材料，题目为《多余的话》。翻阅了一下，内容是用毛笔工整地写在旧式十行纸上，笔迹很清秀，多是讲了瞿自己的一些感想和对革命的认识，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我看后，感叹于瞿先生的思想和文采，同时也觉得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没有滞留，很快派人将此件送到南京政府。不久之后，瞿秋白的这篇文稿便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1979年，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在中央档案馆所保管的敌伪档案中找到一份《多余的话》手抄本。全文用钢笔誊抄，字体时而楷写，时而行书。所用竖十行红格纸，是福建纸印厂当时的产品。可以确认，这个抄本就是三十六师当时上报的两份抄本中的一份。它是随同瞿秋白的口供、笔供、呈文等一起呈报给国民党中央和驻闽军事当局的。

　　《多余的话》原稿用纸，并非宋希濂、李默庵所说的“十行纸”，而是写在本子上。当时《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于1935年6月4日到三十六师监押所访问瞿秋白。7月3日至6日，《福建民报》连载李克长写的《瞿秋白访问记》，《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六期亦全文刊出。文中有关《多余的话》问答如下：问：此外尚有何作品否？答：我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写了一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检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写者，封面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是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的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一《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注明，但恐记忆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然大体当无讹谬。请细加阅览，当知我身世详情，及近来感想也。

　　问：此书亦拟出版否？答：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我近来想读的书，开有一张名单，写在《多余的话》后面。

　　李克长的记述，没有故意作伪之处，内容可信。“答”语中关于《多余的话》内容概述写作时间及所附《记忆中的日期表》等，均与现存手抄本相符。尤其李克长所说原稿本是写在“黑布面英文练习本”上，正与杨之华回忆瞿秋白前往苏区时带走的“黑漆布面的本子”相合。杨之华在她所写《回忆秋白》中说，瞿秋白动身离沪赴苏区前的一个深夜，拿着我买给他的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这是他最爱用的），把它们分成两半，对我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对爱妻杨之华的思念，瞿秋白对三十六师的军官们也是不回避的。吴淞涛供称：之华先生原是他的学生，结婚以后，得到她的精神安慰，也是无比的。她也是革命的，相信她将来，一定有她的光明前途。这话，是在替他送发一封给之华先生的信之后谈的，谈时似有无限感慨，热泪盈眶。

　　在生离死别之际，《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对爱妻兼战友最想说、最“要说的话”，是他对妻子“彻底坦白”的话。他要践行上海一别的诺言，而且一定要把这些话写在他最爱用，也是妻子最爱看的黑布面本子上，虽在战火硝烟转战征程之中，这与爱妻互约专用的本子，与他须臾不离。即使原由上海带出的本子早已用完，在号称闽西“小上海”的长汀，也可以买到同样来自上海的黑布面本。瞿秋白把这本《多余的话》原稿，托三十六师向贤矩寄给亲戚，他的最大愿望是他死后杨之华终能得到《多余的话》原稿，看到他最后的遗言。

　　有两个人，坚信《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所写，而非别人伪造。一个是瞿秋白的学生和挚友丁玲，一个是瞿秋白生前战友和同志周恩来。

　　丁玲在瞿秋白获得平反前夕，回忆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我便从中宣部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我读着文章仿佛看到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

　　丁玲是瞿秋白的“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她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是迂回曲折，还是其真诚坦率之心的表达。当她看到《多余的话》时，她“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同时又说他那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资历，与瞿秋白不相上下。六届四中全会，瞿被开除出政治局，周被留用。瞿秋白被“左”倾中央贬谪到中央苏区不久，周则是中共中央拥有最高权力的“三人团”成员。瞿秋白未能随军长征，即由“三人团”决定。

　　周恩来自云看过《多余的话》的真迹。

　　据陆定一回忆，大约1964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时，周恩来同志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的真迹，确实是秋白的笔迹。因此，过去我说是假的，这话是错的。

　　周建人也说，全国解放后，我间接听周恩来说过这样的话：国民党的报纸上，早就有《多余的话》的消息，我们不能相信。后来看到了真笔，才相信是有这个东西的。

　　周恩来活动范围广泛，接触人员众多，且领导特工情报工作，他说看过《多余的话》手稿真迹，极为可信。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遗文，已是多数人的共识，但它是否经过敌人“篡改”，一些人仍心存疑惑。下列考辨将进一步证明，《多余的话》确具原真性而没有被篡改。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遭到不公正对待之后，心境复杂，情绪波动。1932年11月所写《骷髅杂记·序》，笔调低沉隐晦，颇有深意。它与《多余的话》代序思路相近，所云“骷髅”的话、“鬼话”、“无聊的记录”、“对于鬼,也许又都是不新鲜的”等语，与“多余的话”可谓异曲同工。《多余的话》说“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所附《未成稿目录》中《油干火尽时》文题，与《骷髅杂记·序》中的“肉已经烂光了，血早就干枯了”之间的内在联系明显可见。《多余的话》号称“多余”却非写不可，它与虽云“骷髅”，却“不肯沉默”之语，也是相通的，一致的。

瞿秋白留下不多的诗中所显现的个性心理特点，与《多余的话》也有相近之处。在1924年所写新诗《寄××》中说:“贵族的血，冷”，“劳工的汗，香”。“怕自己的冷血”换不了劳工的“心肠”，但相信“洪炉大冶的人间”、“澎湃的赤潮”，会“涌出诗神历万劫”，“劳作之声”“涌得出炎炎的红日”，“血冷汗香”才能“融尽”。而成就“深深心印”的“整个儿的生命”。不过，仍然感叹“沧海中的波涛，沉溺了几多个性！”二者虽然“一个是浪漫世界中的豪客，一个是情天万劫里的皇冠”，却“同样是历史的误会，同样是时代的牺牲”。“个性”的“沉溺”和“历史的误会”，恰恰是《多余的话》所着力剖析和索解的重要问题。

　　1932年瞿秋白把早年在北京所写的一首七绝《雪意》书赠鲁迅。诗曰：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这首诗有坚守高洁品格的情怀，也有作者书赠鲁迅时所写跋语中说，有“颓唐气息”、“忏悔的贵族”的心情。这时，正是瞿秋白向鲁迅、茅盾讲自己当政治领袖好像“犬耕”之时。诗中表现的怅惘情绪，旧梦如烟、天寒沽酒的冷落孤独感，口服心不服的无奈，正是他在备受打击之后的当下的处境和心境的写照。诗与跋，一方面表示自己真实的心境，一方面给予批判以自戒。《多余的话》中，怅惘、冷落的心情更复杂更抑郁，而保持高洁品格之志也更充分更深沉，对绅士意识、贵族气质和颓唐情绪的批判则更全面更严厉。

　　事实证明，《多余的话》与瞿秋白入狱前所写诗文作品存在着的文化心理、性格气质、思想境界，有着不可分的承接关系，符合瞿秋白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逻辑。

　　关于《多余的话》与狱中诗文书信比较，将在下文《狱中诗文》一节详述。

　　瞿秋白为什么要写《多余的话》？《多余的话》问世后，人们便对其写作动机作出种种判断。

　　最早是来自国民党中统《社会新闻》的编者按语，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不仅无“悔过”之意，而且“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认为瞿秋白“至死不变”，仍然宣传共产党人的思想主张，与国民党为敌，且手段“狡猾恶毒”。

　　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以“求生”。这种恶意的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工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方，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三十多年后的“变节自首”、“叛徒自白”说，导致“讨瞿”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竟与三十多年前连国民党人都不赞同的“求生”说不谋而合。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研究者否定了“叛徒自白”说，但对于写作动机的判断仍有多种意见。诸如：“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忏悔”说、“向党检讨”说、“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有限度的退却”说、生死观等“基调”全面否定说(此说重复“文革”时期“讨瞿”论调，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反对)、“殉情”说。其中，“忏悔”说、“检讨”说、“希望了解”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说，在其所取角度上虽有正确的一面，却不全面。而“退却”说和“殉情”说，虽在探讨作者写作心境情绪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用来诠释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片面的。

　　“求生”说之谬更不待言。此说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对敌人有所“求”的。持此说者往往引《多余的话》中的一个“假定”为证据。这个“假定”是：“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一“假定”是什么意思？故作解人者以为这是“动摇”或“乞降”，“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其他研究者则往往绕过这个难解的问题。

　　七十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感悟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政治伦理与人性理念的冲突。在文化上如何认知《多余的话》，从心灵上怎样解析《多余的话》，学术界虽未达致，也不必达致共识，它在学术上的意义却是公认的。《多余的话》，是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众多学者、读者的参与和关注，已使《多余的话》成为百年乃至更为久远的话题。

　　《多余的话》，并非多余。《多余的话》同时也反映出瞿秋白的缺点。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寻路者之一和中共早期领袖之一，瞿秋白有开拓首创之功。他与同时代的战友们一样，参与新文化启蒙时间短促，知识积累、理论准备、人才培养、力量聚集，都很薄弱。俄国“赤色革命”成功所激起的冲动加上中国传统的造反夺权的心理潜因，使得这些激进青年精英们很快被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所吸引，迅速走向革命之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在革命过程中不免发生严重挫折，出现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多余的话》中所说“误会”、扮“戏”、捉“老鸦”来“做窝”、用“犬”来“耕田”等等，都是这种困惑中的产物。

在文化思想上，瞿秋白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笼统否定观念的影响，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律视为异端，追求纯粹的“无产文化”，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近代世界其他文化思想和文明创造有所忽视，甚至一度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余的话》在理念上依然没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文化产生明显的新认识。

　　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文物典籍中的优良的和腐朽的因素，瞿秋白一代人没有来得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常常在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口号声中简单地否定不应全盘否定的东西，如对中庸、忠恕的一概排斥等。同时，却在外来新名目下，实际上承袭着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因素，例如宗法专制主义和内部残酷斗争自相残杀等，在“原则”、“纪律”和“路线斗争”名目下复活。瞿秋白曾在莫斯科指令下，对别人进行过惩办，后来则在同样方式下，身受其害。《多余的话》对此有所醒悟，对国际路线提出怀疑，对变化了形态的专制主义略有所讽，这无疑是不小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多余的话》在理智上对传统文化仍旧持笼统的否定态度。这也正是《多余的话》留给后人审视和解析的历史课题。

　　瞿秋白因《多余的话》而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到1980年才得以昭雪。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瞿秋白文集》四卷本筹措出版时，杨之华写信给瞿秋白生前战友、此时已是中共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请他为文集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一篇高度评价瞿秋白的文字：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下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集体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文感情饱满，恰切精当，可谓不刊之论。然而，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把这篇题词装进信封，写下送交杨之华收启字样之后，并没有把信寄出。直至他逝世后的1980年，人们才从档案机关意外地发现这件尘封三十年写而未寄的信件。

　　江苏常州，是瞿秋白的家乡。为纪念瞿秋白，常州市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纪念陈列展。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但同年8月，瞿秋白陈列展停办。

　　在此之后两月，公安部完成瞿秋白被害案的调查工作。关于瞿秋白被害问题的调查，是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陈定、向贤矩二犯参与杀害瞿秋白的有关口供材料，按照罗瑞卿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指示，责成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查办。经过十年的严密调查侦审，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

　　公安部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共二十卷，约三尺厚。内中有蒋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参谋彭励、机要秘书陈定、司书高春霖、排长冯心田（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中统特工王杰夫、钱永健、朱培璜；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带队围捕瞿秋白）、排长曾起（劫金后枪杀何叔衡）、士兵范金标、赖忠顺（二犯俘获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词。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掀起了“抓叛徒”的浪潮。《多余的话》被诬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北京八宝山的瞿秋白墓被砸烂，杨之华被监禁迫害致死，其他亲属多受严苛待遇，同时株连不少研究瞿秋白的学者、收集和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工作人员。

　　“文革”浩劫曾经使人沉默，使人死寂，更催人觉醒，在觉醒中人性奋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以《多余的话》为中心，展开一场讨论，尽管看法迥异，绝大多数人认为《多余的话》绝非“叛徒自白书”。

　　以《多余的话》为中心的争论，促进了瞿秋白历史政治结论的形成。1979年5月，根据陈云同志的批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瞿秋白案复查组，全面调查瞿秋白被害案。198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有人提到如何对瞿秋白进行公正科学的评价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任何意图。复查报告最后写道：

　　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

　　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上述两个报告的结论，终于使瞿秋白冤案得以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