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传奇
——《来燕榭文存续集》后记

■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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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歌曲谱》上的鲁迅手迹真伪难辨 
 
    　　　　一
    　　　　《来燕榭文存》于二○○九年出版，迄今两年矣。检箧中新作积稿渐多，倏忽可成一册，因以去年岁末为下限，编为续集。其中除有少量旧作外，以打架 文章为多。此种文字一般都视为“论战”，实事求是，不敢掠美，从俗而已。旧编分四辑，今本约略以撰作先后为序，亦未能严格照办。事非得已，读者谅之。  
    　　　　新世纪零七年三月，沈某伙同韩石山在其主编之《山西文学》上对我展开声势浩大的人身攻击，连续四月之久。表面上看沈是主攻，韩是帮腔，实际并不尽然。发凡起例、幕后指挥，实皆韩主编为之策划，即文字之恶毒阴狠，二者实亦有上下床之别。  
    　　　　我最先拜读的是韩某的《可怜天下黄迷心》，不禁失笑。直感地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嘘”过的“粪帚文人”又借尸还魂了。不久，又读到该 刊发表的反驳谬说的通讯，有理有节，觉得不必多说什么了。通讯中还引用了我在《读书》发表过的两篇《书跋》，可惜没有深论赎还“纫秋山馆”藏书一事发生的 确切时间为憾。(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此番重理旧存文件，发现当日匆匆读韩文一过，实未能领会其深意之十一。实有重新学习，加深理解之必要。  
    　　　　首先发现的是韩某战术的范本，显然是《新青年》上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答王敬轩先生书》。将旧套路重新组装，由双方对峙改为提线傀儡，虽仍由两人出场，实由韩某一人操纵，从而取得得心应手、任意发挥、捏造诬陷之能事。这是一大进步。  
    　　　　旧时代“粪帚文人”的主要手法是造谣生事，这一节韩某是全部继承了，而且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将我与文坛大前辈、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 扯在一起，说什么文学所的成立（一九五六年改属中国科学院，据韩某考证），郑先生接任伊始首先做的两件大事是调人和买书。所内虽有何其芳任副所长，实际处 理业务，但这两件“大事”，“郑振铎不会不躬亲的。不一定是黄见机钻营，说不定还是郑振铎委托他购书的。”  
    　　　　按此说，只有在黄郑“反目”之前方有可能（案，“反目”是韩某的用语，我在《西行书简》一文[收《来燕榭文存》315页，二○○九年一月三联 版]中的原话是：“西谛对我颇有意见，过从渐少。”并对当时情况少有说明）。按其时已在彼此“反目”之后，何能以此“秘事”相托。  
    　　　　韩某说我借此机缘卖给文学所大量自藏书，不只《荇溪诗集》一种而已，并对我在原书上写下的“醉后漫书”短跋追寻“用意”，将今日司空见惯的权力寻租现象转移到弊绝风清、政治清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只是对我也是对郑振铎的恶毒攻击。这都是为了什么！  
    　　　　韩某肆无忌惮地作了如许“大胆假设”，是否多少拿出些许文字或他种实证来呢？例如黄郑之间“密谋”的函件以及有关人士、朋辈的旁证；文学所购书的时间、来路、价格等，必有详细记录存档，皆可作为实证。可惜的是，一概空空如也。  
    　　　　韩石山的嫡祖固然是三十年代的“粪帚文人”，但接受了先辈全部衣钵之余，还有更多青出于蓝的全新创造，到底经过几十年的历练，更加十年动乱的熏陶、示范，因而提升到更高的境界，阴险的暗示、指控继之而出，实不足异。  
    　　　　沈某主攻的主题，是赎取郑西谛“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一案。我有两篇书跋，先在《读书》上发表，后将多篇原跋手迹汇印为《惊鸿集》（二○○八年十月“东方出版中心”版）。两跋所记，有关史事甚重，爰录如下。  
    　　　　明抄《吹剑录》《幻迹自警》等  
    　　　　嘉业堂书于劫中散出，先有一部归朱嘉宾，后张叔平更巧取豪夺以去。张以事遁香港，久不敢归，其书则由三马路新张之文海书店售出，余获其多种。今 所见刘翰怡书之前后有朱张二印者，则皆如此展转以出者也。其抄校本有一目，余录有副本，不尽精而亦有精绝者，亦为南京某君（或云系图书馆）先取一部分去， 馀书庋于一弄堂书店之阁楼上，余因为西谛购赎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得入内纵观所馀，如明抄说郛、国朝典故等皆至佳。而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尤为巨观，惜以直昂 力有未逮，终乃得此明抄旧抄三数种，以为纪念。此册及吹剑录、幻迹自警，三册皆是也。后韩贾士保以金价微涨，余本已谐价付款，终乃悔约。郑氏藏书终归四川 商人李某，捆载入蜀矣。此事不成，甚令憾惜。今日书价益昂，而时世更非，余亦久不收书。灯下无事，辄取旧本翻阅，以遣闷怀，因记数语，时三十八年五月七日 夜也。天燠如在仲夏，期人民义师不至，令人闷闷，黄裳。  
    　　　　明抄《吹剑录》  
    　　　　去岁冬，郑西谛质于某氏之纫秋山馆行箧书，将出售矣。余为谋所以赎归之道，商于文海，以黄金八两议定。付去款一半时，金圆券方暴跌，翌日书贾遂 悔前约，其事终未成。余则于文海购取嘉业堂劫馀零种数册以归，此其一也。书为明抄，卷前钤印累累，珍重之至，未经题记。其石湖卢氏家藏一印甚旧，不知谁 何。适于铁琴铜剑楼书影中见宋板温国文正公文集后，黄丕烈跋中所记卷中（第八十）后空叶有墨书三行，云国初吴儒徐松云先生收藏温公集八十卷，缺第九卷，雍 谨抄补以完书云。弘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卢雍谨记。是吴中藏书故家，卷首藏印当即其人也。后又归王雅宜、范承谟、季沧苇、揆文端、叶名澧、结一庐诸家， 皆足为是书增重也。今日午后早归无事，爰记此一段故实。天气阴晦，斋居翻书，不觉移晷。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黄裳。  
    　　　　两跋均作于一九四九年。议购纫秋山馆书则在“去岁冬”，即一九四八年冬。与书店已议定之书价（并已预付半数）黄金八两。沈某所出集资，黄金一两 及十余枚银元，约占全部八分之一强。我因不愿收归已换成金圆券之纸币，与书估商定以几种嘉业堂书抵去已付价款，亦非一次结清，而是陆续选定者。议购之初， 只取归西谛手写之书目并跋一册为凭信，并未检阅原书，而此手写书目被沈某取去作为质物，始终未还。当时市场惯例，小额交易、大宗生意，皆使用金圆券，只因 保值计，以金价为准而已。沈某所说何不以金银直接交易而必换为金圆券，直同梦呓，实为诬陷也。当议购之初，我坚信这是西谛的藏书，毫未料到这批书早已易 主，是由张叔平转手倒卖的。虽然在前面两篇跋中，已提出朱嘉宾、张叔平插手嘉业堂书的疑点。书估如不打出郑西谛的招牌，这批书怕是无人过问的。以研究郑振 铎知名的陈福康教授在《新文学史料》（二○○九年第四期）发表《关于郑振铎卖书的一件事》，才多少泄露了此中奥秘。  
    　　　　陈教授在说明西谛困居沦于敌手的上海时，不得已卖书易米的困窘时说，  
    　　　　到一九四三年底，他竟不得不考虑出卖一批……明版书了。……现在，他却又得一本本一部部写出书目，供书贾去看了。……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 他躲在屋里写了一篇《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所谓“行箧书”，表明这也是他搬往匿居处随身带的一批书（此外，他还有明刊本约二千多种，因非随身所携， 所以未入此目）。  
    　　　　按这一夹注十分重要。当年我翻阅此目时，就发现西谛藏书精粹所在的明代版画书、戏曲书全不在内，也悟出二千多种明刻本，何以仅索价黄金八两，聚集赎资，尚不十分困难，因此才毅然从事的吧。  
    　　　　陈教授又从他辛苦辑集的《郑振铎日记全编》、一九四四年台历上的简单记事，就发现有八处说到给张某送书、售书、反复周折，直至取得书款，情事连 贯，并论定此张非张叔平莫属，从而断定所售之书即纫秋山馆的行箧书。书估所称郑氏书实际是张叔平的藏书。对此，我是始终被蒙在鼓里的。 
    　　　　郑西谛困守孤岛，为国家抢救古籍善本，丰功伟绩，人所共知。却放过了嘉业堂藏书不着力争取，转而为张叔平作介价购，陈教授所给的解释，就不免苍白无力了。西谛在两造之间作中证人，直至双方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后，才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九日抽身退出中证。  
    　　　　关于张叔平与嘉业堂主人之间的种种纠葛，可见刘承幹所撰《壬午让书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历史文献》第八辑）。这位“傻公子”实在被张叔平 欺负得够了。这是一篇有根有据的“报告文学”。张叔平到底是什么人？陈福康教授有详细的小传介绍，称之为一位“正人君子”，颇有文化建树，只于结尾处加了 这样一段“附记”，  
    　　　　“又据说，张叔平在战后曾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同时又曾在中共秘密战线潘汉年领导下做过一点情报工作。”说来说去，张叔平在 各种政治势力转换之际，总不失为一个“正面人物”，绝非刘承幹口中的“声气甚广”的日伪双方都吃得开的特等脚色。“刀笔”运用之妙，可谓出神入化矣。  
    　　　　出奇的是，陈教授又提供了一则讯息，郑振铎将他编著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题赠张叔平。书前有手书长题，对张叔平称颂备至，有“古道热肠，助人 救世，目不暇给”、“叔平先生愿力弘伟，继此必复将有所刊布也欤”！自然这是对张某助成此书的感谢，但不也说明有些措词失当了么？陈教授为了保护西谛，千 方百计地美化张叔平，其实不也是对郑先生的过度美化，适得反效果了么！  
    　　　　此后，陈教授笔锋一转，回到二○○七年《山西文学》事件上来，将沈某的攻击文字（两篇）钩玄摘要，化为四点，并声明自己是站在《山西文学》一方的一名义勇军，参加战斗了。认为我当时未做答辩，就是“心虚胆怯，或者是默认事实”，自鸣得意，阿Q气盎然。  
    　　　　《纫秋书目》到底有多少本，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大致可分繁简两类。在京部分，可参阅西谛最忠实、最努力的学生吴晓铃所编的《西谛书 跋》（文物出版社），有的附有简单的“提要”，都是未成的遗稿。手写附长跋的有两种，都曾在文海书店内，书估并不重视，随手给欲购这批书的人作为宣传品， 以示原书的确出于藏书名家。我拿到的一本立即被沈某取去，作为他所出集资的抵押品，后来一直未还，书店也未追问。另一册则归书主李君，今在重庆图书馆。  
    　　　　后来我曾作文怀疑曾向西谛借读过的张天如集与《几社壬申合稿》或在此目中，沈某振振有词地加以反驳，说细查《行箧书目》并无此二书。不知沈某为此细事，曾北上京师、南下重庆，察阅原目，还是就近翻阅自己“秘藏”的西谛手写原目，才敢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语。  
    　　　　在议赎“行箧书”经书估悔约未成后，我与书估交涉，以已付订金、加上携来待付的余额，作价转购一些嘉业堂书抵消全部书款，以免将书款（金圆券）取归换回硬通货之损失与麻烦。书估自然同意。后来陆续取得书约十种，即沈某所说“十种宋板精本”者。  
    　　　　沈某发表于《山西文学》的长文———《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确是一篇奇文，“粪帚文人”的又一代表作。其手法之一是无微不至地寻求摘录我的 文字，并随宜插注。曲解文意、栽赃诬陷，俱见于此。且全无证据，人往风微，无从质证，只能听其任意编造。如：“按当时（一九四八）实况‘大头’是硬通货， 市面通用，无须换成纸币的。”这明明是胡说八道，难道买纸烟、火柴，打瓶酱油，也要用银元交易不成？不像《水浒传》所写，有“散碎银子”可以找零。又如手 写本《行箧书目》，沈说“当时他为了取信于我，曾拿书目为证，后即取回”，事实是沈某以书目为质物，取去至今未还。这是属于死赖一类。又如沈某处处以唯一 出资人自居，其实占“八两黄金”不过八分之一强耳。又说“而黄裳一日之间就得到宋版精本十种之多”。沈某又称赎归纫秋山馆书，“是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 夕”事，这是别有用心制造伪证（《山西文学》第九页）。  
    　　　　沈某对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两篇书跋，视而不见，却引西谛哲嗣郑尔康撰《郑振铎传》说事。引《郑传》说，“一九四九年初，……一天，党派了陈白 尘同志来郑振铎家，动员他去解放区。……当时陈白尘同志还问他，你不是欠了不少债么？我们（共产党）替你还吧。……（郑）于是便婉转地对陈白尘同志说， ‘谢谢党的关心，钱我不能要，我自己可以设法解决的。’后来他只得卖掉了一些心爱的藏书，还清了债务，同时也解决了去解放区的路费。……二月十五日一早， 他带着女儿小箴乘‘盛京’轮扬帆远航了。”  
    　　　　这节描述十分详尽，但不免含糊，如欠债几何，卖去何书，都未指实，自然这是不能要求于作传者的，但却留下了给恶人去钻的空子。且与陈福康教授的 考证有明显的矛盾。《郑传》中并未指实所卖之书即为纫秋山馆行箧书，据陈说则在日寇投降前这批书早已转卖给张叔平了。不可能迟至一九四九年初才由郑氏售 出。且以市贾估价八两黄金论，以此还债加路费，去事实更远了。  
    　　　　事实昭然，沈某弄此狡狯，移花接木，将一九四八年事推后一年，无非想颠倒是非，骗去《域外小说集》等书而已。其视而不见我的书跋的缘故也在此。 “……过了几天，他拿来日本东京版《域外小说集》两册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木刻本一册，说是来抵债。”沈某又说为此还去请教了顾廷龙。顾的回答是，“有人 花了二元钱淘得《域外小说集》第二册，这三本书，石米的代价足矣。”顾先生已死，无从对证。其口吻确有几分版本学权威之声价、气势。沈某又接着说，“我对 黄裳说，这三本书抵第一笔付‘定金’时借去的‘一两黄金和二十枚大头’，他欣然同意了。”  
    　　　　按沈某极尽妆点的这节话，到底发生在解放后还是一九四八年末，的确值得考证。沈某当年见我藏有鲁迅两书，十分羡慕，向我求借久矣，纠缠不休。最 后由沈提出换书条件，交还欠债借条，骗书而去。既已“抵债”，等于抽去集资，此后关于纫秋山馆书事，已无权说三道四。沈某特别写入“第一笔付定金”，是重 要的伏笔，照例付定金与付足余额之间时间极短，此后实际与沈某已无经济关系，伏笔暗示他仍与纫秋一案有某种关系与发言权。  
    　　　　解放后（在五七年后）向我逼债（其还我的借条，早已失去），实为当时政治形势下（于顾廷龙馆长、书估孙实君这些旧熟人的态度可见）对我早已抵消的“旧债”的重复勒索。鲁迅两书，终被骗去。  
    　　　　沈某着意收集关于我的信息，不顾真伪，不分时代，无不以为攻击之具，如听到徐平羽对我的批评、陈虞孙对我的“力保”、蒋文杰钦本立对我的“照 顾”，时代错杂，混在一起。不知陈虞孙再主文汇报，已在反右展开后，他是执行反右政策来的，蒋、钦等自顾不暇，何从“照顾”。奇怪的是最擅收集文字资料的 沈某，竟无“文革”中恶毒“揭发”我的亲笔底稿留底，见有关人士的披露全文，亦无一字摘录，其文品人品可知矣。  
    　　　　新时期初，单位将抄去的日记、交代、思想汇报等一并发还，包括据我的日记编成的类似“起居注”的一大捆定稿，领回以后，除几十本日记（也有缺失）以外，即遵嘱全部销毁。  
    　　　　出乎我的意外，单位仍保存了一批我的档案材料。照沈某的说法，是由于康生的“批示”，“上海市革会文教口”开展了一年左右的外调追查，外调对象 有书店从业员、顾廷龙、潘景郑（滂喜斋后裔）、瞿凤起（铁琴铜剑楼主人）等名流。这批没有发还本人的材料，在单位迁往新社前扫数当废纸处理了。后来在旧纸 摊上被“有心人”买去，视为奇货，传示多人，要价高至十数万元。我的几位朋友都曾寓目，并以内容见告。沈某当然也见到了这批材料，曾细读两日，也曾先后非 法透露过部分内容。最后因兜售不成，这位“有心人”竟打电话给我，被我严词拒绝收购而后已。我断定这批材料无疑都是真品原件，感兴趣的是几位名流的证词是 怎么说的。顾君是旧相识，他是如何从我的书跋中发现“以伪乱真”的；潘、瞿两位素未谋面，只通过书店买到过几种他们家传书籍（包括黄丕烈手跋），也不知他 们揭发了些什么。  
    　　　　至于我于购赎纫秋山馆书不成之后，全权与书估商定以嘉业堂书论价做抵，其时沈某因已骗去《域外小说集》等书，抽去集资，无权再说三道四，其绝大部分集资全出本人及同学、好友，自信有充分权力处理此事。仔细回忆，换得之书凡九种，细目如下：  
    　　　　（一）残宋刻《东坡后集》。  
    　　　　（二）号称元刻之和尚语录一册，不忆书名，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楷书双行朱文长印。  
    　　　　（三）《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明初刻本，有补版，迟至万历中。徐紫珊旧藏。（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收）  
    　　　　（四）《山谷大全集》，明刻本，莫友芝批。  
    　　　　（五）《世说新语》，嘉靖袁氏嘉趣堂刻，后印，牌记失去。  
    　　　　（六）明万历翻宋刻《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有牌记，及天一阁“大司马印”印记。（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收）  
    　　　　（七）明钞本《吹剑录》，棉纸，无格。旧藏明弘治中石湖卢氏，有藏印。并有王雅宜、季沧苇、范承谟、谦牧堂、叶名澧、结一庐诸家藏印。  
    　　　　（八）《天顺日录辩诬》，明黑格钞本，写手精甚。  
    　　　　（九）《幻迹自警》，明见独山房皮纸钞本，有曹楝亭藏印。  
    　　　　从此单看，可知当时选书眼光水平。大抵陈于文海书店架上之嘉业堂书，绝少上品，只《东坡后集》残卷为佳，书口有“黄州刊”字样，宋刻本。纸墨俱 精。曾见周叔弢丈藏宋黄州刊《东坡先生外制集》三卷，与《后集》刊刻合同，当是一书之失群者。读周藏本后袁克文跋，略云：“《东坡先生后集》残本二十三 叶，……缪艺风曾得数卷，……惜未能假缪氏所藏一校正耳。”方知刘氏藏《后集》，中多缺番，当即艺风抽出别售而以残卷售归刘翰怡，刘君固是“傻公子”，为 缪氏所愚而不知耳。  
    　　　　此外后印又失牌记之《世说》、《杜诗》、《山谷集》等皆曾于《书林清话》中知为名书，一见即不欲失，其不为书估窃笑者几希！至三种明钞，皆戋戋小册，却为此单中白眉。我有手抄刘氏藏钞本目，残失过半，唯跋尚存，文云：  
    　　　　三十七年二十月六日，雨，午刻去文海，检所藏钞本，尚存一大橱，此目中大批已去矣。余少选小册零本归，中有《吹剑录》，明棉纸钞，无格，旧藏石湖卢氏，玉兰堂、季沧苇、谦牧堂、结一庐、叶名澧，为最佳。  
    　　　　忆这批书藏于附近一小楼上，凡名书巨帙都在此中，并不公开，我因纫秋书事得以入观，并得知得书时日，可知诸书实非一日选得者。  
    　　　　我说沈某有“久假不归”的恶习，事在数十年前，记不清楚，姑就回忆所得，聊记其略。  
    　　　　（一）《金陵杂记》稿本。此余作系列纪游文，原刊于《文汇报》“浮世绘”副刊，因故（沈某有说，待考）半途中止。我有一大册荣宝斋簿子，用毛笔记余稿、素材、零感，后为沈某取去。  
    　　　　（二）明万历刊《方氏墨谱》一函四册，棉纸初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读书》作《晚明的版画》一文，偶忆曾藏此书，被沈借去。因而文中未论及明代制墨与雕版关系。  
    　　　　（三）《域外小说集》初二编凡二册，东京印。  
    　　　　（四）鲁迅自刊木刻本《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以上两种三册，系沈某自承于一九四八年将其赎买纫秋山馆书之全部集资（此后更无经济往来）作为换得此三册书之书值。而解放后拒不承认一九四八年达成之原议，向我逼索全部已作价抵消之旧债。因此，鲁迅两种三册珍籍不能不视为被骗去之赃物，应予归还原主。  
    　　　　（五）《周作人回忆录》（此书多有异名，记忆不清）之最初香港三育版。  
    　　　　（六）唐云旌诗集。书名难以确忆。  
    　　　　以上两书都是沈某见于我案头方寄到之书，时在一九八零年前后，此最“新”的书账，也已“借去看看”三十年矣。  
    　　　　（七）郑西谛手写《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并跋》一册。  
    　　　　沈某为文，表面上看十分啰嗦，杂乱，不分时间先后，拣到篮里都是菜，全可任意歪曲。如鲁迅的《域外小说集》等书的抵数年前旧债一事，发生于一九 五七年后就绝无可能，沈某竟含糊其词地企图蒙混过关，篡改真相。这就不是啰嗦、逻辑不清，而是假此掩盖其混淆事实、不可见人的阴谋。驳斥此类奇文，其复 杂、繁琐，实不易想象。有如捉臭虫，只能见一只消灭一只，几经努力，也只能捉其大者而消灭之，说得竟全功还差得远。以陈福康教授之高明，也只能拜服于其说 教，情愿隶属麾下。至于沈某从我的文字中搜寻故实以为攻击之据，如巴金老人平居闲谈中对我的评论；我以廉价或平价买得的《冬心诗集》、《读书堂诗》、《春 融堂集》三书，发还后迄今仍在书架上，并未高价售出；五四年偕内人赴京，梅畹华为预定饭店；上海住所亦非用金条顶入，只以预付半年“压租”条件入住。在沈 某笔下，无一而非“罪状”，其用心之恶毒，出乎常情，而仍以“故交”、“黄迷”自诩，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者！  

    　　　　二 

    　　　　二○○七年秋，有一天得北京友人告知，说刘厚生在打听我的住址，说将有一册大书见赠，初不以为意，不久果然有一册刘曾复先生关于京剧脸谱的著作 寄来，还附有刘老的一封信，是很漂亮的写在八行笺上的“手笔”，命我为他的新作撰序。此后笺札往来不断，从信里看出刘老虽已高龄，但思想不失新锐之气，说 与吴祖光相熟，曾以我赠吴的一册《黄裳论剧杂文》转赠。刘老高年硕学，是京剧界的老前辈，不敢以无知辞谢，写了一篇《脸谱臆测》应命。奇怪的是刘老从未以 北京居址见告，书信往来，全由一位在北京某著名京剧院团的年轻人中转。后来想刘老年高，有位年轻人为之奔走，也在情理之中。这位年轻人殷勤得很，时以该院 出版物如孟小冬清唱录音带等寄示，也不以为意。最后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叠《梅兰芳歌曲谱》的彩色照片。后来这位年轻人也曾携原书见访，可惜那天来客甚多，未 能细谈，只翻阅原本一过，匆匆一两分钟而已。  
    　　　　《歌曲谱》印制极精，传本绝稀，其为京剧史中珍贵资料，自不待言，尤可注意者为书中题跋传达“五四”诸贤对此传统剧种态度衍变的信息，从最初的 全盘否定、“扔进茅厕坑”的断然态度，少少改为参与整理改革（以音乐家刘天华参与制谱、刘半农为之撰序为例）；最后有周作人晚年得读名演员小翠花的回忆录 极度欣赏，彻底改变了全盘否定的立场，可以看出知识界对传统戏曲态度之衍化。从刘半农那篇古怪的“跋文”看，似是赠书长题，又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也不见 受赠对象名字的奇怪姿态，可以约略看出鲁迅与半农交情的变化。尤为难得的是二周不约而同写了同一对象的悼文，不是哪位有通天本领的编者组稿的结果，而纯为 自发的写作，两篇都是可以代表作者性情、风格、对死者的态度、评价的名文，也可以看出不同读者不同的感兴。随后根据这样的思路写成了《鲁迅•刘半农•梅兰 芳》一文。此文在《读书》编辑部压了很久始得发表，在这中间那位年轻人曾想极力取得此文的副本，被我拒绝了。接下去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歌曲谱》上 拍，而且立即高价拍出了。紧接着就是议论蜂起，不是针对我那篇文章的某一论点，而集中于《歌曲谱》上鲁迅十来个字的真伪。我则因评介了《歌曲谱》负有一定 责任，不能不起而应对。首先跟别人绑在一起跳出来的是陈福康教授，他举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理由，可惜都站不住，最后以洞悉内情人士资格宣布，这是一场骗局， 在拍场上无人举牌，为了面子，由自己人高价买回去的。同时还暗示，我对此书的高度评价，为拍卖行起了宣传作用，是得了好处的。历历如绘，说得有趣得紧，可 惜没有丝毫凭证，效果只如听了一场“评话”而已。  
    　　　　持“伪迹”说者其实也不无惊人奇论。“笔会”副刊曾用大半块版面，复制了《芥子园画谱》书影和鲁迅题于书上的赠景宋诗手迹，伴以论辩长文，以自定的古怪“律令”，断言这部有题赠诗的曲谱不可能是鲁迅自存的珍物。  
    　　　　此后讨论继续进行，但越说越远，离开了字迹真伪，多少接近鲁迅研究的话题了。我懂得这是专家之学，局外人本不应轻易涉足。但感到鲁迅研究，有渐 近于清人考据遗风，且为其末流饾饤之学，而遗其大者。不止此也，有的研究家的研求愈“深”却离鲁迅愈远，有些说法甚至是和鲁迅唱反调的。心以为危，不敢不 言。至于鲁迅在书上留下的那几个字的真伪，先生的手迹，原件和印本，已遍天下，为广大读者所习知。那么就留给他们来辨真伪吧。  
    　　　　正当热闹的争论渐近收梢之际，收到了那位神秘的年轻人一封来信，不是手写，是打字，用的是公家的信封。措词迷离惝恍，索解为难。姑据原件影印如下。  
    　　　　黄老您好：  
    　　　　之前呈示的《歌曲谱》是位朋友再三相求，请我托您与刘老鉴定的。之前也不知竟会上拍。本周在文汇读书报上看到您的文章，我想：有必要向您禀告《歌曲谱》的真实来历。  
    　　　　《歌曲谱》是这位朋友花巨资购置了原民族文化研究指导委员会资料室萨空了旧物中的一部藏书。由于牵扯到中间人，他再三要求不要提到民族文化研究 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至今是否还在，不得而知）。他从这批藏书的一个笔记本中得知1963年萨空了带北京京剧团赴港，又知道我刚刚替刘老向您索序 之事，便找到我，希望当作我院藏品请您鉴定（其实我院1979年才建院，之前的资料档案极少）。我考虑，您与他素不相识，我贸然请您鉴定也属唐突，就借单 位名义请您帮忙看一下，问题也不大（就连讲述藏书来源的信件也是那位朋友事先拟好的，萨空了旧物不假，文化局领导追捧均为托词），不想竟有此风波，后悔莫 及。在毫不设防的友情之下被人利用，颇感心酸，尤其给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备感不安！  
    　　　　特致信道歉！请您恕我幼拙！  
    　　　　致歉！ 
    　　　　致歉！  
    　　　　晚××谨上  
    　　　　2008年9月16日  
    　　　　至此，我才悟出，这可能是一件精心策划的骗局，设计周详，绝少漏洞，就连刘老那几封毛笔八行书，可能也是“高人”的代笔。除了刘半农的长“跋” 是无疑的真迹外，疑点多多。我深悔对青年人轻易的信任，更为接受邀请，缺少考虑，轻易为人作序，如刘曾复的新书，序文发表经年，迄未问世，因之陷于骗己同 时也骗人（读者）的后果。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得信后我即致函刘老，请求有所解释，先寄此年轻人所在的单位转致，不答。又请京中友人探得刘老工作单位后去信，仍不答。  
    　　　　作为此案的余波，有两事可记。  
    　　　　在“刘老来信”中说及，祖光曾将我的赠书———《黄裳论剧杂文》转赠一事，言犹在耳，却已出现在拍卖场上，为陈子善兄所得，持以见示，我的题赠确实无疑，何以辗转沦于拍场，何人提供，都是不可解之谜。  
    　　　　我曾前后三次接到广州周某的来信，内容全同。今以二○一○年四月八日一函为例。开始以双行大字标示，“欢迎对号入座、欢迎诉诸公堂；欢迎跨省追 捕、欢迎黑帮暗杀。”以下就是发信人的真实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码。下面是周某载于“博客”的文章。文题亦大字双行“他比余秋雨更无耻”、“上海文 坛大佬黄裳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文物”。文长不录。周文重点与特殊贡献是，《梅兰芳歌曲谱》的上拍，“黄裳为了区区五千块钱的好处费，就涉嫌勾结拍卖行，伪 造鲁迅文物进行诈骗。”这并不是“可供一笑”的闲话，周某是认真的、杀气腾腾的。全信（包括信封）都是印刷件，好像决心要寄下去，可惜韧性不足，三次以后 就刹车了。但功不可没，比起陈教授来，他到底提供了“好处费”的“实际数字”。 

 
    　　　　三

    　　　　这两年与我时有文字纠缠的是“书评人”止庵。但实在又说不上“争论”。止庵曾明确声明过“不算争论吧？我不与人争论的，只是喜好不同而已”。但 这不包括在博客上发表“我看黄裳”，在《远书》中大量对我的议论，结论大抵是“立言一贯左，文字喜抒情”，都是要不得的。原来，这些都不属于“争论”。他 编印《周作人自编文集》时，使用了夸大、虚假的宣传手法欺骗读者，惊人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造成错字如麻的“伪劣产品”，经我指出后郑重的回应，仅“有 错当改”四个字。此后就再也不见正面的回答，主要采用旁敲侧击、辗转腾挪、“王顾左右”五花八门的游击战术，有机会就抽空子扔来一枚石子，自鸣得意，乐此 不疲，如是而已。当然说不上“争论”。  
    　　　　不值得浪费过多的篇幅，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说明。如胡适的“六言诗案”，原是一九四七年顷，国民党导演“国大”，胡适积极参加， 写下了他政治生活中突出的“败笔”，连胡适之的忠实徒弟傅斯年都垂涕而道、苦苦谏阻，这时我偶然发现了有名的“六言诗”，我根据的“母本”是军统办的一张 小报。六言诗公布后风行海内，很长时期里胡适本人是承认的、没有对诗中字句提出任何异议。可是在六十多年后，止庵却根据我当时不可能读到的“一九三八年十 月三十一日胡适日记”、若干年后胡适编定的《尝试后集》以及更晚的两种胡适传记，提出诗中两个字的差异，进行低层次的“考据”，仿佛颇有点“学术味道”的 讨论，虽非正面回应，读者是知道攻击所在的。  
    　　　　我在一九四七年批评过胡适，但不代表我对胡适的全面评价。好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演的举国批胡闹剧，依常例这正是我大出风头的“良机”，但在批 胡巨浪中（包括五七年以前所有文艺批判），我身在新闻岗位，未写一字、未发一言。等到八十年代以来，胡适在大陆得到全新的评价，成为当红人物。而在此际， 出现了对胡撰六言诗的评价争议，我则是被质疑的对象。此时而提出此一“冷题”大事宣扬，指鄙说为“丐词”，着实得意了一番。从此文可看出止庵窥测时机、选 择论题的本领。虽为论战文字，但未点出对方姓名，是“缺席审判”，依旧可以“不算争论”！这是止庵扔过来的一粒较大的石子，也许是鹅卵石吧。  
    　　　　止庵见赠的不指名的“批评”，还兼有“不知不觉、或以知觉的口吻作左论、唱高调者”的论定（也见《“六言诗案”及其他》）。  
    　　　　止庵曾仿胡适《四十自述》作《五十自述》。对“我”与“我们”之间的区别，说：“所谓‘改造’，归根结底就是把‘我’变成‘我们’。”止庵还对 “陈寅恪热”看不顺眼，其理由是：“以定论为前提，‘独立’与‘自由’充其量不过是别出心裁地为定论作诠释罢了。”止庵还对朱安深感兴趣，前后作《鲁迅与 朱安》、《她也是鲁迅的遗物》两文，特别强调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却无一言论及周作人的凉薄。鲁迅刚逝世，周作人就忙不迭地赶办八道湾宅户主变更手 续，由鲁迅改归周作人。“冷漠”与“凉薄”之间的差别就存而不论了。  
    　　　　止庵作为“书评人”，以“文情俱胜的随笔”赞誉《金性尧全集》的出版，确实是让人吃惊的。止庵接过某论者提出的“周作人传统”说，接下去畅论周 的“四大弟子”，并指出“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真正有意接受周作人的影响的，乃是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一批作者。其中成绩最大、地位最高的是文载道和纪果庵”。 文氏的“代表作”是《风土小记》与《文抄》，是专学知堂“文抄公”路数的，学得也真像，取材、谋篇、议论，无一不像，惟独缺了自己特有的东西。周作人抄 书，篇篇都有自己的用意，意在言外，清醒的读者明白，粗疏的读者看到的只是漆黑一团，莫明所以，只好弃置一旁。这是周作人最大的遗憾，其自命“文抄公” 者，真意在此。这当儿忽然发现有忠实的追随者，亦步亦趋，虽然得貌失神，也着实难得了。至于纪果庵，有唯一“名作”《两都集》传世，其当行特色为“衮衮诸 公”（周公启明）作“起居注”，文格之卑极矣。止庵以此两位领袖群伦，可谓巨眼。  
    　　　　止庵接下去说，“要讲‘周作人传统’，不能忽略这两位。此外，还有柳雨生、周黎庵、谢刚主以及用‘南冠’‘楮冠’之类笔名发表文章———作者后 来声明系为了‘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的黄裳等等。”止庵在与人对谈时透露心中自有合理人选，不过他不说。转而以一连串“次品”充数，值得注意 的是，只对我特别“照顾”，加上长长的介绍。这种手法，止庵用过两次，此其一也。好像躲在阴暗角落里，看准时机，扔来一粒石子，也许是板砖，想给我以伤 害，自己却在一旁暗笑。这且不言。我在少年时，年轻气盛，常有奇特构想，根本没有反复思虑的打算，贸然实施，往往失败，《纫秋山馆》一案即是好例。只有向 《古今》卖文取得旅费一事终于成功。无论有多少人兴趣始终不衰，炒作不已，我自己却始终以冒险奋斗成功而高兴自喜。  
    　　　　无论论人论事，止庵持论往往与我相左。如二周同撰纪念刘半农文，止庵说：“我对他（鲁迅）写的《忆刘半农君》尤其反感。……相比之下，知堂的 《志摩纪念》、《半农纪念》……有如废名所说‘生死之前（疑误，或当作’间‘）至情乃为尽礼，或许正是其高一头地者乎。”（《远书》十四页）这与鄙见可谓 针锋相对矣。  
    　　　　止庵在《远书》中颇有评论鄙人之处。如：“那篇《真正的书话》……是出版社的一位朋友约我写的，不甚方便说不好听的话，某些地方只得闪烁其辞。 譬如黄裳，我说‘读的不多’，其实读的不少，因为总的来说不很喜欢，又不能直说，只好这么讲了。他的书说实话我只觉得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和《来燕 榭题（当作‘书’）跋》，其余都不大以为然，有时甚至有点儿反感。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尝想写‘两论’，关于黄裳与孙犁，后来放弃 了。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远书》第一五九页）  
    　　　　一下子就抄了这许多。一是因为这是难得的率直、全面对我的评论，代表了某一群的意见。其中有些“好”听的话本想省略掉，又怕“断章取义”，反而 失去了原义，所以抄得多了。止庵说我“很有书的学问”，此言不确，应将“很有”改为“少有”才对。至于他希望我老老实实关在书房里埋头做“学问”，少发 “代表集体”的“左论”，则因自己到底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很难办到做一名“现代陈眉公”，有违雅令了。  
    　　　　止庵在同一信中，还提到“贰臣文学”，这本是我杜撰的提法。止庵认为“总之黄裳这番话不仅说得浅了，而且根本就错了”。他的意思是，“所谓‘贰 臣文学’，总得包括：第一，作者被迫成为‘贰臣’；第二，他对此有所悔恨。这两点对于周作人都不大对得上号。他是既否认被迫，又不曾悔恨的。”的确，周作 人至死也没有一字表示悔恨，可谓以铁杆汉奸赍志以没的。而这正是止庵所剧赏的“汉奸气节”。止庵又说，“何况他不能算是‘贰臣’，他只做过一次官的。” （《远书》一六一页）我不懂这种“论法”逻辑性何在。不禁想起近有论者称张爱玲下嫁胡兰成是“暂时”的、是在胡失掉汪伪宣传部次长职位之后。同为可解人颐 的“妙论”。  
    　　　　不妨试行回溯一下，周作人落水前后的“思想路径”。  
    　　　　自从他在沦陷后的北平出席那个“座谈会”后，立即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轩然大波，谴责与惋惜之声并作，而且是全国性的。他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同时 也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分量，慌忙作出回应，以苏武自命、自解。一开头或不无真实心情流露，但这块“挡箭牌”到底不能长久使用，只好收起，开始了迄一 九三九年四月写《玄同纪念》时止的漫长“不说话”时期。如知堂自己所说，“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这段日子里 没有有关的文字留下，但写有不少“诗”。这些诗集中发表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作的《苦茶庵打油诗》里，充分流露了他“不说话”时期的变幻激荡心情。“照年代说 来，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十月”，这是作者说明这些诗的创作时期。  
    　　　　“打油诗”劈头两首就是使人出惊的怀陆放翁之作，“燕山柳色太凄迷”与“家祭年年总是虚”两首。特别是第二首，全为住在日寇铁蹄下沦陷区的故国“遗民”声口、也是苏武的声音，更是与放翁完全一致的心愿。此诗如在写成当时（一九三七年冬）发表，后果不可想象矣。  
    　　　　下面的“禹迹寺前春草生”一诗，曾寄沈尹默读之，后得沈的和诗，末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显然是知堂向老友商量自己的出处 问题的答案，而知堂不能接受，且有所声说，这就不能不想到《玄同纪念》中的许多话，同样是老朋友间商量个人出处、家庭生活这些切身问题，钱玄同的回答也是 正面的、实在的，不是不负责任的“高论”，知堂的感受则是“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同样也是否定的。可见他对自己的出 处问题确曾反复思量找人研究，结果老朋友（必不只一二人）的正确意见都是白说，他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登场做戏”之余，为了“心的平安”，必须找到一种“理论”的支持，即对下水投敌、九死不悔信念的有力支持，此一“理论”，即所谓“道义之事功化”是也。  
    　　　　知堂于一九四五年冬撰成长文《道义之事功化》，是对自己落水迄今言行的总结。自知文章写得枝枝节节、杂乱无章，非一次所成，但思想资料是丰富的。读后选其中的“精语”，条列如下。  
    　　　　“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孟子》与阮元说）；推重立功在德与言之上（颜习斋说）；又引傅青主说，以为“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 忠”；知堂反复赞赏的洪允详语：“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作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案知堂引用洪氏此言，前后不下三五次，各有所指。此处重引，意更 分明。）“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得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并认定“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并称以上所论，“可以说 是一种革命思想”。并感到了自己思想之危险。可以悬想，写到此处，知堂的思想已达何种境界，手舞足蹈乎？充分的自我安慰、以至昏眩乎？不可知已。  
    　　　　他最后还不忘霭理斯和佛经。引前者的话后说，“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是即道义之事功化也。”引后者之说后叹道，“我们如能学得千 百分之一是光荣，虽然同时也是烦恼。这样想来也就觉得心平气和，不必徒然嗔怒。”知堂是博学的，他援引了许多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助自己摆脱说不尽的“烦 恼”，终于达到了“心平气和”的理想境界。  
    　　　　知堂就是倚靠此种“理论”，坚持其所作所为皆为“道义”化成的“事功”，是辛苦得来的“真理”，值得毕生坚守，决不让步。其艰苦卓绝，又哪里是“软骨头文人”如庾子山、吴梅村等可与相提并论。这就是止庵的据点所在。  
    　　　　写到这里，竟已浪费了如许纸墨，虽尚有些许话题，也不想说下去了。反正我又没有写“新儒林外史”的任务，那么就暂时到此为止罢。  
    　　　　此集收有一两篇旧作，有一篇是六十多年前写的，论资排辈，置之卷首。感谢德明兄，从藏书中发现，复印见寄。不是文章写得好，只因它带有当时自己的文风，一种满溢愤激，却以不正经的笔墨出之。岁月易迁，此种旧日文风不可再得矣。  
    　　　　我不用电脑，也不上网，所得信息多由朋友供给，得以随意使用，但必确有实据，方以入文。为避烦琐，未能各加附注。好在并非“博士论文”，读者谅之。
                                                                    辛卯上元■
  
    　　                                           载2010-4-10《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