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葛剑雄)
　
　　葛剑雄
　
　　去年读到沈容写的回忆录，其中有一节涉及李慎之夫妇。大意是在延安某次政治运动中，她受到审查，李慎之夫妇落井下石。作者还提到，李慎之与她丈夫李普过从甚密，是她家的常客，她因有此不愉快的经历，始终不愿理睬。
　　
　　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我们自然没有怀疑的理由。但读到时却不无遗憾，因为作者发表时李慎之已经去世，他的夫人虽还健在，却基本上丧失了记忆和思维能力。如果作者在李慎之在世时，或者在李夫人思维正常时就发表这段往事，如果发表后又得到李氏夫妇的承认（包括默认），那么它的真实性就能得到证实。根据我对晚年李慎之的了解，确信他是敢于面对自己以往的失误和缺陷的。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当时李慎之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又刚随《新华日报》从重庆撤到延安，是初次接受政治运动的考验，对沈容的态度或许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李的晚年，以他们两家的关系，双方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沟通，或者弄清事实真相，至少能够给李慎之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这样，这段历史记录将更真实，更完整。
　　
　　我不敢苛责作者，在旁观者看来举手之劳的事，当事人未必能轻易做到。除了个人感情上的障碍外，还可能面对道义上的责难——都到了这年纪，还要触别人的痛处，揭人家的疮疤？或许作者和当事人就是在犹豫中错过了一次次的机会。
　　
　　十多年前，我在为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撰写传记时，也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艰难选择。从存史求实的角度考虑，我应该将了解的事实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无法做到。例如有人曾在以往的政治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今天已被外界视为“德高望重”的名教授。有人曾在无意中卷入某一事件，事过境迁后却不愿意被提及。有人对以往的错误行为毫无忏悔，却以“受害者”的身分继续歪曲事实。如果都秉笔直书，可能会伤害好人的感情，引起无谓的争论，甚至可能被迫应对无休止的、不利的诉讼。因此我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在不影响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保留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对施害者或其他敏感人物则隐去姓名。与主题关系不大又过于敏感的事，则完全回避。尽管如此小心谨慎，还是被人告上法院，一场官司由杭州打到上海，由区法院打到中级法院，历时两年有余，虽然以我的全胜告终，却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感情。
　　
　　正因为如此，对有些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要不要写出来公开发表，我也犹豫再三。特别是看到有些回忆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差异时，我完全有资格说明真相，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敢这样做。等到当事人去世，就更不好说话了。如果我是旁观者，肯定也会提出疑问：“他活着时为什么不说？现在死无对证了，谁会相信？”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经历不过是这段历史中一个极其微小的片断，或者只能作茶余饭后的谈助。但我作为历史研究者也明白，宏大的历史其实离不开这类细节性的片断。所以我准备将一些往事陆续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如果我的记忆有误，也欢迎其他当事人及时指出，说明真相。
　　
　　这次试写的是我在《读书》发表谈冯道的文章引发的争论和余波，遗憾的是，柯灵先生、张中行先生已归道山，不可能对我的回忆置可否了。
　　　
　　1995年2月，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冯道的文章《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5月间去北京，《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按惯例作东，为我邀集京中师友聚餐。平时与我联系的编辑赵丽雅女士告诉我，沈先生也请了张中行先生，因张老看了我这篇文章后，曾在电话中与她谈及，颇为赞许，并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17日晚上，我在孔乙己酒店第一次见到张老，主人特意安排我坐在他旁边，以便我们交谈。那天来的还有王蒙、庞朴、雷颐、吴彬、陈玲等人，闲谈中知道张老乔迁新居，在元朝所建土城外。张老对我很亲切，但说话不多，并没有多谈那篇文章。
　　
　　1996年1月9日，我白天有事外出，回家后得知有好几位友人来过电话。我逐一回复，原来都是见到了当天《文汇报》笔会刊登的黄裳先生的文章《第三条道路》，竟是批判我《冯道》一文的观点的。因为我不订《文汇报》，当晚见不到黄文。我不认识黄先生，此前也没有得到《文汇报》方面的消息，不知有何背景。打电话给笔会主编萧关鸿先生，一直没有人接。
　　
　　第二天早上，萧关鸿给我来电话，告诉我发表了黄先生的文章，希望我能作出回应，并准备请张老也写文章发表。我到学校看过《文汇报》，才明白黄先生是看了张老在去年《读书》12期上的一篇文章《有关史识的闲话》作出的批评。他对张老文章中引我《冯道》文中的话“产生了大的疑惑”，并且“浮想联翩”，认为我的话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由于《读书》编辑部给我的赠阅一般要在出版后才寄出，所以当时我还没有看到过张老的文章，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如果根据黄先生文章所引，张老的个别话的确说得有点过头，但这与我文章中的意思是两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黄先生要将我也扯进去。但既然黄先生说得那么严重，《笔会》又希望引起争论，我就不得不回应了。
　　
　　当天下午，我为了在2月份召开纪念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学术讨论会的事打电话给王元化先生，请他在会上发言，顺便也谈起了黄先生的文章。他说张中行与我的文章他都没有看过，但如果张老的确是这样说的，他是不赞成的。我说，我不反对黄先生批评张老，但没有必要将我扯进去。如果黄先生真要批评我，至少应该根据我的原文，不应断章取义。王先生表示他会给黄先生打电话，说明我的意思。当天晚上，我针对黄先生的批评写了一篇《可怕的浮想——答黄裳先生》，第二天寄给萧关鸿。
　　
　　几天后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位女士（事后得知是柯灵先生的夫人）的电话，告诉我柯灵先生要与我通话。我很惊奇，因为我从未涉足文学界，也没有机会见过这位老前辈。柯老告诉我，他是从其他人那里找到我的电话的，他说：“我看了黄裳的文章，感到很奇怪，也很生气。他在文章中写得那么义正辞严，却不想想自己的过去。我是了解他底细的，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你们肯定不知道，所以今天要告诉你。孤岛时期汉*办了一本杂志《古今》，受到大家抵制，相约不给它写文章。但黄裳是第一个给它写的，并且写了很多。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就是黄裳。”我对柯老的关心并告诉我这段史实表示感谢，但说明我在回应黄先生的批评时还是就事论事，不能涉及文章以外的事。柯老说他要将这本资料寄给我，并已在书上作了标志。随后柯夫人在电话中问了我的地址，几天后我收到了这本书。
　　
　　《笔会》于1月18日发表了我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称黄文发表后“引起读书界的广泛注意和各种反响，今发表葛剑雄先生的答辩文章。我们欢迎各种学术观点的争鸣，以活跃思想，繁荣学术”。
　　
　　1月31日，萧关鸿寄来了黄裳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和张老一封信的排样。我觉得，我要说的话都已说过，黄先生的文章并没有提出新的意见，所以给萧打电话，说明我不再奉陪，并建议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萧表示同意，但告诉我又收到了刘梦溪先生批评张老的文章，还收到了其他类似文章。我建议可以发表张老的信作为结束，因为他已明确表示不愿与黄先生等争论。如果要继续讨论，也应由其他人进行，不必再由张、黄与我发表意见。
　　
　　2月间，沈昌文先生来上海，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筹办《万象》杂志。在出版社的宴请时，我第一次见到黄裳先生，在我礼节性的自我介绍后，他说他写文章时没有看过我的文章。
　　
　　我曾与一位相当熟悉情况的朋友谈及柯灵先生告诉我的事，他也隐约知道黄先生给《古今》写稿的事，但黄先生多年来从未提及此事，在黄先生已经出版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这些文章。
　　
　　今年张老去世时，我本想写些纪念文字，已从日记中摘出有关内容。我与张老交往有限，要写的话就不能不提这件事，但感到不应该打扰年事已高的黄先生，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动笔。
　　
　　但此后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黄先生为《来燕榭集外文抄》写的自序。这大概是黄先生首次公开谈这段历史。据他说，当时《古今》的一位编辑周黎庵约稿，他又急需筹集去大后方的旅费。到这些文章发表时，他已经离开日伪地区。此书已经出版，其中收录了黄先生发表在《古今》的全部文章。黄先生的自序中谈到，周黎庵就是后来的周劭，晚年与黄先生同在上海，有与他见面及在同一张桌上聚餐的机会。周劭已于2003年8月去世。

黄裳反击文： 忆旧不难2007-04-08 14:52
　　编者按：我刊2007年第1期发表了葛剑雄先生的《忆旧之难》一文，黄裳先生对此作了回应，现应黄裳先生之请，一字不改予以刊发。
　　
　　忆旧不难（黄裳）
　　
　　我跟葛剑雄教授见过两回面，说过三五句话。一次是在沈昌文为《读书》召集的座谈茶会上，而非《万象》的宴请。葛教授跑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告诉他我的文章是批评张中行的。他的论冯道的大文不曾读，迄今也不想重读。又过了年把，这次是真正的宴会了。葛教授来得迟了些，一落座就开始“演讲”，滔滔不绝，谈兴甚豪，旁若无人。我的耳朵不好，始终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煞车的意思。这时救星来了，朋友问我可要先回去休息，我立即同意，抽身告退了。我问朋友，这是哪位先生，在席间上大课，才知道又是他。这是仅有的两次对葛教授的感性认识。
　　至于理性认识，又别是一番风景，在报刊上经常碰到葛教授的文字。突出的印象是十之四五开章明义必先抬出他的恩师谭季龙（其骧）先生。整理遗著，撰写传记，确是得传衣钵的得意门生。今天而有如此尊师重道的人物，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就最近发表在一月号《随笔》上的大作《忆旧之难》也绝不例外，照例请季龙先生唱开锣戏。用沈容和李慎之的纠葛引起，说到他为其先师作传时的困惑。据事直书还是“为贤者讳”，着实感到为难。事实也确是如此，困难与为难也一直存在。眼前就有好例，我也有一位先师，在中学教过我的老师章丹枫（巽）先生，也是专攻古地理与中外交通史的，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授，就曾与顾颉刚一起研究创始绘制中国历史地图，其最先拿出的成果可能还早于谭季龙。我就在闲谈中听到不少属于《忆旧之难》的例证。因为外行外加少兴趣，许多佚事已成无从追忆的过眼烟云了。
　　其实以上说的都是闲话。《忆旧之难》的主题并不在这里。作为副题的“并谈一件往事”可能倒是真正的主题也说不定。
　　我的《第三条道路》一文是批评张中行的“有关史识的闲话”的。张文引用了葛教授原文中的一段话并就此展开讨论。可见张中行对这段引文的重视与钦服，不独可代表葛氏全文的精萃，并不惜使之成为论证的主干。因此评张文时就躲不开葛文。现在葛教授责我“断章取义”，其实是找错了事主。真正“断章取义”的其实正是张中行。
　　其实辩论并未能展开，也无可展开。所谓“过头话”也抹不掉，张中行写了一封短信，说了些“恭喜发财”之类打哈哈的“淡话”，抽身而退了。葛教授也顺势提议就此了结，不再“纠缠”。
　　事情并未结束，葛剑雄教授又顺便抛出了柯灵不失时机提供给他的一批过期失效的弹药，当时未能利用，虽然有些像杨修猜破曹操的心事——鸡肋，还是觉得弃之可惜，岂不辜负了有心人的苦心。
　　此事说来话长，很早以前就有收集旧报刊的“藏书家”，得到一册《古今》的周年特大号，从编者周黎庵提供的笔名线索，知道我曾在《古今》上发表过文章，不只一篇，而是大量的。以为秘闻，叽喳不已。我都未加理会。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编印六卷本《黄裳文集》，原拟将零星旧作，包括在《古今》上的文字，统统编入。后来觉得篇幅过大，搜索更难，遂变计以已成集出版者为主，也还有六大册，几经抄家，旧作全失。将解放初出版的《新北京》、《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两种也漏掉了。古典文学研究诸作也不收。去年在更多热心朋友的帮助下，勉强印出了一册挂一漏万的《集外文钞》，将在《古今》上发表的文字全部收入，包括周黎庵漏记的一篇六十三年前所作的“红学”论文，让读者看到我曾经说过些什么话，有过怎样的观点。又写了一篇颇长的后记，附于书后。这许多葛剑雄教授全都看到了，但仍提供了我未能前知的绝非可以忽视的文坛秘闻，勇敢地踏破了《忆旧之难》，这是不能不使我佩服与感谢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我和柯灵的交往始末，是怎样从投稿者与编者的简单关系逐步变为知心朋友、亲密合作者的渐进过程。有一件小事至今未能忘记，一次柯灵为了逃避追捕，躲到我家，脱去西服，换上先父的一袭皮袍从容离去的往事。从《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开始，柯灵编过许多副刊，我一直是他的积极供稿者。一九四二年离沪之前，他对我的行止也是完全了解的。《古今》周年特大号出版后，他特地来信向在重庆的我通报，对《古今》编者周黎庵颇加调侃、揶揄，此时他在沦陷的上海编辑《万象》，还不停地向我约稿，我的《锦帆集》里有些篇章就是曾刊于《万象》中的。这和柯灵向葛教授说的“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今昔心事，何其相异如此。偶翻旧作，不免兴概。抗战胜利，唐弢和他在上海创刊《周报》，又不断向我约稿、催稿，我在重庆给《周报》写了不少通讯，《关于美国兵》就是在《周报》上连载的。听说颇引起哄动。但柯灵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撰长文记《周报》始末，表彰其进步立场，不但一字不及《关于美国兵》（此书出版也是柯灵力主“上海出版公司”付印的，同时还有其他我的著作广告。可惜为时已晚，政治局势大变了）。同时在《周报》作者名单中，也删除了我的名字。大概从此时起，在柯灵眼中，我的形象、地位已经大大异于往昔了。
　　什么原因，复杂纷纭，加以人事变换，互为因果，连我也说不清楚。印象较深的是此前他曾与我长谈唐弢，多有攻击，出语甚重。我才知道这两位好朋友，关系已经破裂，只能默坐聆听，无从应对。“文革”中我的几本破书被抄没了。新时期来，国家明令发还抄家物资。有关方面知道我与柯灵的友谊，请他劝我或捐献或作价卖给图书馆，我不想让这些辛苦收集来的书在馆中睡大觉，婉言辞谢了。八十年代以还我写的十来本不像样的小册子，大都取材于此。这就扫了他的面子，使他很不高兴。
　　一九九四年夏，柯灵在《读书》上发表《想起梅兰芳》一文，大肆攻击我的旧作《饯梅兰芳》。这是一支策划周密的“冷箭”。只揭出文章题目而不指明作者，因为我在《读书》上有一个常年不断的专栏，指名不大方便。文章发表后，该刊编者赵丽雅寄来好几封小楷长信，反复解释。说明不知道被攻击的文章是我写的。我相信这是实情，以赵女士的年龄，不能要求她熟知一九四七年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及其作者。这是属于“君子可欺以其方”范畴之内的。我自然不能甘受诬蔑，只有起而应战，说明道理。
　　《饯梅兰芳》发表的当时，正值国共和谈紧张关头，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下了。蒋介石兴高采烈，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并召集全国名伶作盛大演出，以资庆祝。我说这是一场“祝捷大会”，柯灵力持异议，并提出政治与艺术无关的高论，唱戏归唱戏，管你是谁家“堂会”。如此妙论，不一而足。连人尽皆知的梅畹华与孟小冬的一段关系，我偶尔提起，也被认作对梅的恶毒攻击。为了劝阻梅先生去淌这潭浑水，在当时白色恐怖的言论环境笼罩下，文章也不能不这样写，也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据柯灵引作论证的亲临“盛会”者所说，梅还是演出了《御碑亭》。我的小文没能起到所有的作用，失败了。
　　柯灵精心结撰的这篇奇文，企图完成的两项任务是，一、破坏我与《读书》的关系，希望我一怒罢笔，使专栏中断。二、引起梅家对我的恶感，破坏已有的融洽关系。不能说没有多少起到所期的作用。
　　梅兰芳一生历经几重历史变局，交满天下却并未谤满天下。自然人无完人，不能毫无缺失，然就大的方面说，无论做人、从艺，是当得起“德艺双馨”的称誉的。这也是我向他提出自传写作的初意也是奢望。可惜期望过高，结果远离理想。今天“德艺双馨”的徽号颇有满天飞之势，念之不禁令人概然。
　　《忆旧之难》一文的另一卓绝贡献是提供了连我也一直蒙在鼓里的“秘闻”。柯灵在久攻不下之际，忽地发现了绝好的机会，想借论敌之手，给我以致命的伤害。柯灵晚年失聪，还要借重夫人陈校长的帮助，自己则在电话里亲口布置谋略，并送上参考资料。展转联系，颇费周折。可见他对此役期望之殷。不过他提供的炮弹终无大用，而我当时的决策，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走上抗日战争前线的机会。
　　为了一件小事，浪费了三千字的笔墨，看似无聊，实却不然。因为忆旧虽不容易，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去做，其实也并不难。
　　
　　 二00七.一.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