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著名教育学家、我的导师王道俊先生（86岁）和师母前年来深圳旅游之后，本人念研究生时的另一导师、著名教育学家郭文安先生去年曾来电话，说想到广东来玩，我马上说：“欢迎您和师母任何时候来，提前跟我讲就行了。”2012年3月3日，郭文安先生（81岁）和师母（80岁）从武汉到广东旅游。老师和师母先在广州玩儿了几天。在广州由他的老学生、华南师大教科院院长扈中平教授领衔接待（之所以说领衔，是因为导师有好多徒子徒孙在广州）。接着到肇庆玩儿了两天，由导师的博士后学生、肇庆学院教育学院院长胡海建教授接待。此前扈中平老师交代我：“郭老师在广州，我负责，到深圳由你负责。”我说那当然。

王道俊先生、郭文安先生不是我一般意义上的老师，而是真正的恩师，没有他们当年（1990年）破格把我特招为研究生，就绝对没有我的今天。硕士提前半年毕业后，两位老师要我留校我没有留，甚是惭愧。好在我还算用心，19年后学问尽管不大，没有读博士当博导（郭老师的说法是：“你要读博士干什么？你没有必要。”），但也没有愧对老师。如今我虽不是“名马”，却还是想套用韩愈的说法：如果没有碰到我的两位导师，我程少堂这辈子肯定只能“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以后我讲《马说》有生命体验了。）是故，我把接待老师当成尽天职。

接待老师不仅是天职，而且是光荣任务。因为，我觉得，老师来深圳旅游，跟谁打招呼，是老师看得上谁。

3月10日中午一点，胡海建教授将郭老师和师母送到深圳。我将他们一行接到彭年酒店50层的旋转餐厅。彭年酒店旋转餐厅是深圳最著名观光景点，消费较高（每人308元，还要另加10%服务费），只有贵客我才领到这儿来。郭老师能喝酒，我还在旋转餐厅为他点了澳大利红酒。10日、11日两天，我和夫人全陪（陪吃、陪玩、酒店陪住）。夫人表现特别好，一边打吊针（感冒），一边陪老师师母，毫无怨言，而且对老师师母很尊重很周到。她知道没有郭老师和王道俊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10日、11日两天，我驾车带老师兜风，聊天，吃饭，郭老师提出想见的人凡联系得上的都让他见到了。师母把曾经在华中师大帮她带了几个孙子的保姆（现在深圳打工）也叫来见了。一共有30几位吧。难得的是，师母还见到她66年前（1946年）念师范时睡上下铺的老同学（83岁），跟我们讲当年这位地主出身的小姐是怎么接济她这位穷学生的，讲得很动感情，让我感动莫名。我以前没有见过跨度66年的如姐妹般的同学之谊。友情竟可以如此漫长，以后写小说，会把这个细节写进去。

好老师永远不说学生坏话。郭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这两天郭老师逢人就夸我，每次会见其他学生（多半是华中师大教育系80年代的本科生），郭老师就表扬我：“这是程少堂，在深圳教科院，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老师。”郭老师往往把“很有名”连说两次，而且他喜欢把“很”说得很强调。有时他还补充一句：“程少堂没读研究生之前就很有名。”夸得我直脸红。我驾车载老师和师母兜风时，耳背的师母在后座高声问过几遍：“程少堂啊，郭老师老在家里说你很有名很有名啊！”师母也是把“很有名”说两次。我连忙说：“哪里哪里，只是在语文界浪得一点虚名，在老师面前不敢说。”

11日下午6点，我们将老师师母送上火车软卧。师母反复责怪：“软卧这么贵买软卧搞么事呢！”我说：“郭老师是博导，国家规定博导出差坐软卧，我是按文件办事。”郭老师在旁笑着。

今早七点我打电话，老师师母已顺利到武汉家中。郭老师在电话中反复表扬我夫人。

老师蛮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