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理论：中国与西方
黄维樑
内容提要 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名目繁多，都先后输入中国，从世纪初即如此。中叶以后，文论的西潮更汹涌流入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众多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崇洋趋新，以西方的马首是瞻。20世纪西方文论内容丰富，有助于文学析评，却也有艰深或欠通达的不足。中华学者从这些文论中有所得益，却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而贻笑大方的。至于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论虽见成果，但难免有偏差；一般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论则只作极有限的“接受”，甚至完全忽视。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国多入而几乎没有出，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本文作者建议中华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重新诠释，并斟酌应用于实际批评，然后考虑向西方输出。作者认为可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一个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让雕龙成为飞龙。
关键词 文学理论 中西文化 文心雕龙
一、西方文论在中国
中国自古即与西方作文化交流，交流中互有影响。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中国惨败，暴露了国弱民贫的窘境。自此众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社会落后，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主要乃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乃是西方的文化流向中国，中国严重地入超，出现了文化赤字。20世纪伊始，中国的青年学子，大举留学西方。1911—1929年间，利用庚子赔款留美的中国学生就有1279人，此外还有略受资助的留美自费生475人。中国青年浩荡向西征，与此同时，西潮滚滚涌入中国。由基督教团体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先后在大江南北成立，课程等各种制度、思想的西化，不问可知。① 1896年由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北洋大学堂（其前身为中西学堂），从成立之日起，“完全仿照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课程编排、讲授内容，聘美国公理会牧师丁嘉立（Charles D. Tenney）博士出任总教习，负责管理学堂”②。这真是鲁迅所说“拿来主义”的最佳例证。20世纪是西方文学、文化上主义纷纷而立、纷纷呈现（所谓isms）的时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自然也引进这些主义——大量地、义无反顾地。温儒敏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③ 中重点论述十个中国批评家的理论及其实际批评，这十人无一不是“拿来”西方的文学理论。以下援引温氏之言，让我们重温这一章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
王国维“借用外来理论方法以求打破传统批评思维模式”，借来的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洗涤”说、叔本华的“解脱”痛苦说、康德的“美在形式”说。④
周作人非常佩服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学说，如“情绪的体操”，介绍并引用其观点。⑤
成仿吾对基友（J. M. Guyau）和格罗塞（Ernst Crosse）的艺术论都非常重视，时加引用；对前者的《社会艺术论》尤其“心悦诚服”。⑥
梁实秋师从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阐释并征引其学说，对亚里士多德的“排泄涤除”说和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试金石”说也如此。⑦
茅盾在其早期的论文中，一再援引法国学者泰纳（Hippolyte Taine）的“三因素”说，以此来论述写实主义作品，并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后来则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其论徐志摩、冰心等文，明显受到“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观念的影响。⑧
李健吾推崇印象主义诸批评家，受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影响尤深，一再引用其说法：好的批评家叙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⑨
冯雪峰服膺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他评论丁玲的小说《水》，即是此法的实践。他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其评论都贯穿着他“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考”。⑩
周扬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Lewis Sinclair）也很推重，首肯其“一切艺术是宣传”的思想。(11)
胡风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强调作家作品“对于现世人生斗争所能给予的意义”；他的“许多评论的基本框架都属于社会—历史的批评”。(12)
朱光潜的“直接的理论源头包括康德、叔本华、尼采，一直到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所谓形式派美学”；它“几乎是抱着难于抑制的兴奋从这位意大利人［克罗齐］这里搬运了很多东西”。(13)
上述十家之外，温儒敏在“其他几位特色批评家”中，论及沈从文、梁宗岱、李长之、唐湜等人，他们也无不或多或少从西方“拿来”一些理论。
笔者“坐享其成”，引述温氏的书，以见中国批评家所受的西方影响。继续“坐享其成”地引述。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14)，其至1949年为止的“现代”部分，论述不为著作所涵括的批评家如鲁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也都受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论的影响。
庄锡华的《中国现代文论家论》(15) 一书论及不为温、黄二书所包罗的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何曾逆西潮之流，何尝不马首是瞻——依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论？
1949年之后，即是20世纪的后半期，中国的批评家仍然多以西方的文论为马首；不过，已不一定是以马克思为首的马首了。香港、台湾，然后是大陆，在崇洋、改革开放的一波又一波浩荡大潮流中，很多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向西方文论取经。上引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半部，以及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16) 述说了“龙的传人”以西方为马首的梗概，就举了不少影响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起，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先后引入并运用西方的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理论，西潮如钱塘江大潮，简直可把崇洋趋新的弄潮儿卷走。这里列举的十二种理论，正是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17) 一书所涵盖的。台湾的《中外文学》、《当代》，大陆的《南方文坛》，大概是近三十年来最努力介绍、运用西方新理论的文学、文化刊物。
20世纪西方的种种文论，有其各领风骚的盛况，盛况维持得最长久的文论之一，是女性主义。陈惠芬、马元曦《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18) 一书的“推荐阅读书目”，列出了45本大陆和台湾出版的相关专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一个主要栏目是“女性文学”，其2007年第二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一文，附录了两份书目。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人译介女性主义理论的书籍，一共有44本；其二是大陆女性主义理论主要研究著作，一共有196本，数目之大使人惊讶。
“洋为中用”成为大潮流、主旋律，不论这西潮是清是浊，会不会呛人甚至溺死人。20世纪西方文论百川争流，自有其多姿与壮美之处，让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得益，开拓视野，增加批评的资源，有非常丰富的收获，但其流弊也不少。以深奥复杂的论述来表达普通观点甚至浅白道理（所谓the elaboration of the obvious）者，或作“语不惊人死不休”论者，甚为常见。钱锺书说西方的一些文论家颇有“把术语搬来搬去，而研究原地不动”的情形；夏志清则曾埋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理论，比中学时读的代数、几何还要艰深。(19) 美国也有对文化上的同宗提出批评。道格拉斯·布殊（Douglas Bush）数十年前已严加斥责文论的“假科学”陈述，对其佶屈聱牙的行文大加针砭。(20) 艾伯拉穆斯（M. H. Abrams）对“一切诠释都是错误的诠释”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论调十分反感，斥其作为是自杀式（suicidal）行径。怀恩·布扶（Wayne Booth）为《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刊登的论文，愈来愈叫人看不懂，使人掷卷三叹。(21) 1996年上演的骚哥恶作剧（Sokal Hoax），正是对“以艰深文饰浅陋”与“以艰深包装谬误”的辛辣讽刺。(22)
然而，众多中华文论界的弄潮儿，学习、援引这些艰深甚至谬误不通的文论乐此不疲，或者说苦此不疲。前几年，一位中年教授说：“我从前搞过心理分析研究，现在它已过时，我已转而投入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了。”(23) 另一位中年教授写论文评论台湾“三十本文学经典”之一，他的论文被评为内容十之八九讲西方理论，讲该经典作品的不到十之一、二。他主持的一个当代文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被批评为“论文的焦点大都集中在现代主义、父权、流亡、后殖民、族群、省籍、女性主义等时髦议题上，西方文学理论是主体，而文本倒成了客体”(24)。一位后中年教授曾在某研讨会上公开说：“我近来甚感困惑，我做了数十年的散文研究，现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叫研究生介绍西方文论的书给我看，以赶上潮流，可是我读来读去读不懂。研究生交给我的论文我也读不懂。真是苦事啊！”(25) 叹文论之路艰险兮，他仍将上下而求索。趋向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论的中华学者为数众多，中年甚至后中年的教授纷纷成为“后学”。另外，一位年轻的教授曾说：有人说读我的中国散文研究论文读不懂，我却要这样写，这样“艰难处理”，非如此，就不能在研究上有成果。(26)
对于西方当代文论，有人乐此不疲，有人苦此不疲，更有人照单全收。有一位中华学者，服膺后现代主义理论。“杰出”的后现代大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告诉我们，后现代社会的某些征状是焦虑，是颠覆；后现代的艺术是：在音乐厅里，“钢琴家”上台演奏盖奇（John Cage）的作品，他在钢琴上嘭嘭乱按，发出一阵噪音，然后停顿、静默。台下听众疑惑不安。突然间，钢琴家又乱弹一阵，然后又是沉默。听众又是疑惑不安。又来一阵噪音，作品就这样奏完了。这就是后现代艺术！这位中华学者对杰姆逊的说法并不疑惑，且奉之如神明。杰姆逊说当代人看电影已经不重视情节，“因为一切情节只不过是为打斗和科技镜头作铺垫而已，人们只注目于所谓镜头的精华”。这位中华学者深信不疑，并加上脚注，说：不是吗，在北京，“许多人花费七八美元去看一场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就是为了能一睹随片附送的《星球大战》的预告片”。笔者去过北京多次，耳闻目睹所得，北京人似乎没有这样多的打斗迷、特技迷，更没有豪气到这样一掷七八块美金。近年的电影《天下无贼》和电视剧《汉武大帝》都叫座，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更风靡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它们都没有什么打斗和特技，而且以非常“古典”的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故事情节取胜。然则，我们是“前现代”社会的人了。(27) 中国古代文论专家黄霖就曾为当代一些西化学者在文论、文评方面的牵强附会、削足适履而感叹。(28) 中华学者如此近乎盲目地崇洋，不无文化自卑感作祟的因素。
二、中国文论在西方
20世纪西方文论在中华学术界获得礼遇、厚待，构成这样一章热烈而有时荒谬的接受史。中国古今文论在西方，我们只看到冷遇和忽视。
20世纪西方的重要批评家或文论家，如艾略特（T. S. Eliot）、佛莱（Northrop Frye）、威礼克（Rene Wellek）、艾伯拉穆斯（M. H. AbRams）、布扶（Wayne Booth）、伊高顿（Terry Eagleton）等等，或者一般的文论学者如霍洛步（Robert C.Holub），其著作全不见中国古今文论的片言只字：古代的刘勰或金圣叹，20世纪的朱光潜或钱锺书，完全无踪无影；没有“赋比兴”、“兴观群怨”，更无“神思”、“知音”、“情采”、“通变”。随便举例，如在T. S. Eliot,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3); Paul Hernadi, What. Is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 Robert C. Holub, Reception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4) 诸书里，中国古今文论全部缺席、哑然“失语”，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征引。个别西方文论家不识或忽视中国古今文论，西方学者集体编写的文论词典一类书籍，则若非同样忽视，就是予以冷处理，或不当的处理，下面举出几本书，并对其相关内容加以评论。
（1）Leonard Orr, ed., A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2） Alex Preminger, ed.,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74, 1993).
（3）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 ed.,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Theresa Enos, ed. , 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Commun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Information Age(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 1996).
（5） Chris Murray, ed., Literary Critics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9)
（6） Julian Wolfreys, et al, ed., Th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Modem Criticism and Theory(New York, Continuum, 2002)
（7） M. H. Abrams and Geoffrey G. Harpham, ed.,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New York, Thomson Wadsworth,2005).
（8） Wolfreys, Rubbins and Womack, ed., Key Concepts in Literary Theory(Edinburg,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上述（1）《批评理论辞典》一书中，是有中国词条的，但收的二十多个词条，都是1950、1960年代那些与当时政治关联的词语，如“庸俗社会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郭沫若、茅盾、陆定一是该辞典认可的文论家；毛氏出现了六次。其索引部分把日文的kyojitsu误作中文词汇。
上述（2）《普林斯顿诗歌诗学百科全书》先后有三个版本。两个旧版本只有一个中国词条，就是Chinese poetry（中国诗歌）；1993年的新版本增加了Chinese poetics（中国诗学）一条。
上述（3）《J.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引》只有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中国理论与批评）一个条目。这本指引的L字母里有J Lacan, FR Leavis, GE Lessing, Longinus, G Lucacs, Lyotard，甚至有小说家D.H.Lawrence，就是没有 Liu Xie（刘勰）、Lu Ji（陆机），当然更没有James J. Y.Jiu（刘若愚）。
上述（4）《修辞与作文百科全书：古代至信息时代的传播》关于中国的有Chinese rhetoric（中国修辞学）和Confucius（孔子）两个条目，前者占一页半，后者四分之三页，加起来篇幅不及西塞罗（M.T. Cicero, 106—43 B.C.）之多：东方古国两个条目共占2.25页，“西”方则“霸”占了2.75页。
上述（5）《文学批评家和批评》有Chinese literary theory（中国文学理论）和陆机、刘勰、胡适共四个词条。
20世纪下半叶的情形，大概如上述（1）至（5）所表示。进入21世纪——不少中国人、亚洲人兴高采烈地预期的“中国人的世纪”、“亚洲人的世纪”，这类文论辞典的中国词条数量应该“大跃进”了吧？不然。（6）（7）（8）三书即《Continuum现代批评理论百科全书》、《文学术语辞典》和《文学理论关键概念》，完全不涉及中国文论。艾伯拉穆斯在学术界德高望重，其成名作The Mirror and the Lamp（《镜与灯》）有中译本，为众多中国学者所识。这个2005年最新的第八版《辞典》，却依然只有西方，而没有东方——他不买中国的账。
这里对上述诸书再略加评述。（2）《普林斯顿诗歌诗学百科全书》的“中国诗学”词条，由Richard Lynn（汉名林理彰）执笔，文长约2500字。林氏略述中国历代重要文论著作，分析其观点，然后用了全文三分之二篇幅介绍刘若愚的六种理论说。刘氏六论说乃从艾伯拉穆斯的四论说发展而来，用以概略中国历代种种文论内容。刘氏六论说自有其贡献，林氏为刘氏学生，传老师之“芬芳”（杜甫诗句“晚有弟子传芬芳”），既彰理，也可能隐情（隐含师生之情）。林氏对魏晋六朝的中国文论黄金时期着墨不多，使读者看不到《文心雕龙》和《诗品》等的重大价值，颇为可惜。
（5）《文学批评家和批评》有四个中国文论的词条。一是通论性的Chinese literary theory（中国文学理论），篇幅大概是《普百》Chinese poetics那条的三倍。这第一条上半部讲的是古代文论，颇为平稳扼要；下半部讲的却不是现代文论，而是现代文学，简直文不对题。另外三条分别是陆机、刘勰、胡适。在世界文论组织（WTO即World Theory Organization；此乃笔者据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戏拟）中，有中国文论家的席位了；陆、刘、胡这份名单，大体上也可接受。刘勰这一条中，对《文心雕龙》的介绍，则有可议处。
（3）《J.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引》的“中国理论与批评”词条分为三部分：（a）前现代的诗歌理论，（b）前现代的小说和戏剧理论，（c）20世纪；分由三人执笔。这个词条占了十四页，主编者不吝啬于篇幅，又顾及小说和戏剧理论，可谓得体。20世纪部分有瞿秋白、胡风、毛泽东等，而没有朱光潜、钱锺书等，更不涉及台湾、香港、海外的文论家，是其不足处。“前现代的诗歌理论”部分的论述，问题很多。题目中只有诗歌而没有散文，不妥；这部分论及的《文心雕龙》，就兼及诗文多种体裁。这部分执笔者Steven Van Zoeren（汉名范佐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并不中肯。举例而言，范佐伦下面的三个论点，都是反驳之论：
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语言是用典故的（allusive）、用比喻的（metaphorical）语言；批评家极爱用关键词（key terms），而同时对界定这些词条的问题几乎全无兴趣。
Ⅱ.中国古代极少“全面的、完整的理论著作（full- scale, intergral works of theory）”；它们的存在是例外。“在中文中，没有一个词严格地和‘理论’（theory）相应。”
Ⅲ.除了《文心雕龙》之外，大体的情形是：“中国古代没有全长的、标准长度的（full- length）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篇章，行文时固然用比喻也用典故；然而，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观群怨”以及历代喜用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何比喻、典故之有？ⅡⅢ所述，也与事实不符。中国传统文论有其笼统含糊、印象式、感悟式之处，但这绝非全部。在某些西方汉学家眼中，中国古代的文论以至其他思想著作，是不重分析、缺乏体系的。文论杰构《文心雕龙》有分析有分类有体系，在他们眼中，成为了异数；他们且认为是因为刘勰受了印度佛教“三藏”中“论”的影响才这样有体系的。范氏似乎持有上述观点，虽然他并没有说《文心雕龙》因为受佛教影响才有体系。Victor Mair（梅维恒）和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则认为若非以佛教的“论”（sastra）为模型，则没有这样的一本《文心雕龙》(29)。梅和宇文之论，与较他们早的范文澜、饶宗颐、杨明照、马宏山之论，有近似之处。其实，中国先秦两汉的典籍，多有有分析、有分类、有体系、论证严密之作。方元珍、龚鹏程对范、饶等《文心雕龙》必定受佛教影响说，已严予批评；这里，笔者对方、龚的论证作一补充并发出呼吁：读读《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古书吧，刘勰必以“论”（sastra）为宗才有《文心雕龙》之说，可自我解构了。张少康对《文心雕龙》与佛教思想关系的论述，则较为中肯(30)。
20世纪中西文论的流动，根据上述种种事实看来，只是单向之流，而非双向之交流。汉学家是有研究中国文论的，但只限于狭窄的学术圈子；在西方的学术界、文学界、文化界，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毛诗序》、《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谁是刘勰、钱锺书——在美国教书、以英文著书的刘若愚是谁，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兴观群怨、赋比兴，更遑论意境和风骨了。风骨？the wind and the bone？
三、发扬中国文论，让雕龙成为飞龙
面对庞大的文论赤字，自许为泱泱大国的文论学者，在当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如春笋冒起的年代，应该有什么作为呢？大概就是翻译中国文论，向西方输出吧！这样的作为是对的。不过，在此之前，或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应该继续研究中国文论，对它作现代的诠释，并把理论应用于实际的作品析评。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必须先重视、诠释并应用中国的文论，证明它饶有价值和成效，而且成为一种风气，然后向外国输出，才可能有预期的效果。当然，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国力更强大的时候，中国文化包括文论，自然成为更多西方人注意、学习的对象，那时输出文论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十多年来大陆学者常常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用意与目的，和刚才说的诠释、应用以至输出中国文论并无不同。中国古代文论确然有其可转换、可转化、可采用之处。体大虑周、高明而中庸的《文心雕龙》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杰构，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笔者近年尝试通过与西方文论的比较，重新诠释它；尝试以中西文论合璧的方式，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一具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此体系具有大同性，有普世的价值；尝试把它的理论，用于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实际批评。(31)简要地说，这个具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笔者又称之为“情采通变体系”——内容如下：
一、情采
（1）诗言志
（A）文学的定义及其起源
（B）自然、社会、时代对作者情志的影响
（C）作品之情思与作品所写人事物的关系
（即主题与题材的关系）
（2）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A）“采”法自然，动植皆文
（B）采·辞采·修辞技巧（参看下面“割情析采”）
（a）作品的布局谋篇 （b）作品的遣词造句
（3）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A）内容思想（情）、形式技巧（采）的配合
（B）情与采的主次问题（附论想象［神思］的作用）
二、情采、风格、文类
（1）才、气、学、习影响作品的情采构成作品的风格
（2）风格的分类
（3）不同文体（文类）与情采的关系
（4）文体的分类
三、剖情析采（实际批评）
（1）文情难鉴，知音难逢
（A）披文入情的困难 （B）读者反应仁智不同
（2）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理想的批评态度
（3）“六观”中的“四观”
（A）观位体 （B）观事义 （C）观置辞 （D）观宫商
四、通变（通过比较，实际析评不同作家作品的情采）
（1）“六观”中的“二观”
（A）观奇正（B）观通变
（2）通变·演变·文学史·比较文学
（A）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影响文学演变的因素
（B）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学史
（C）分类文学史
（D）比较文学
五、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学的功用）
（1）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文学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2）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文学的个人价值
中西文化相同相通之处甚多，歌德和钱锺书是中西两个大贤，前者说德国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都一样，后者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当代学者张隆溪在反对中西文化简单二元化、对立化之际，认为二者乃“同工异曲”(32)。中西文化实在是大同的，其基本原理、核心价值殊无二致；因为如此，二者的交流、彼此的影响才有可能。害人是罪恶，助人是美德，这是普世公认的。如果有一种文化主张害人是美德，助人是罪恶，那么，其他文化怎么与它交流？文化迥然不同，则不相为谋！文学有感情有思想，诗人往往有丰富的想象，常常用比喻，这也是普世公认的。如果有一种文化主张文学没有感情思想，诗人不必有想象力，不能用比喻，那么，其他文化怎样与它交流？文论迥然不同，则不相为谋！
正因为大同，正因为有普世价值，文化的交流才有可能；文论的输入、输出以及中西互补、中西合璧才有可能。20世纪中国文论大大地入超，为求平衡赤字，我们应努力把中国文论向西方输出。要这样做，可从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应用开始；我们应优先考虑《文心雕龙》，让雕龙成为飞龙。
收稿日期：2008-01-12
注释：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
②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78页。
③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5、6、13页。
⑤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44页。
⑥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54、55页。
⑦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70、80、83页。
⑧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04、113页。
⑨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31页。
⑩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58、165页。
(11)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81页。
(12)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40页。
(13)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51、253页。
(14) 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15) 庄锡华：《中国现代文论家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16) 古远清著于2005年由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关于西方文论之进入中国，还可参考下列二书：Bonnie McDougall,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into China 1919—1925(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Marian Galik,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17－1930(London, Veda- Curron Press, 1980).Galik的书讨论的中国现代批评家有胡适、周作人、陈独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邓中夏、恽代英、蒋光赤、钱杏邨、茅盾、瞿秋白、鲁迅、梁实秋、冯乃超等。Galik认为胡适对短篇小说所下的定义，可能受了Clayton Hamilton和Brander Matthews 所界定的短篇小说意义的影响（第13页）。胡适在美国读书时，Hamilton任教于耶鲁大学。
(17)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8) 陈惠芬、马元曦：《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 钱氏语见其1980年致笔者的信件；句子的英文为Technical terms are pushed to and fro, but the investigation stands still. 夏志清说法见台北纯文学版《人的文学》第126—127页；此书也有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可参看。
(20) Douglas Bush 在1963年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一文。又：1977年：Hilton Kramer在《纽约时报》撰文，炮轰耶鲁四人帮，说他们玩弄华而不实、胡闹（pompous and nonsensical）的理论。
(21) 《批评探索》该期第352页。布扶此文原题为“T All Who Care about the Future of Criticism”。布扶曾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为《批评探索》创刊编委之一，是名著《小说修辞学》之作者，目前是芝大的荣休教授。
(22) Sokal内地译为索卡尔。蔡仲等译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即述论此事。台湾也出版了关于这事件的专著。又：笔者《期待文学强人》（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唉，艰难文论》一文也述及此事，可参阅。
(23) 笔者《期待文学强人》（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唉，艰难文论》一文。
(24) 引自香港出版的《香江文坛》2004年1月号第44页。
(25) 笔者《期待文学强人》一书中《唉，艰难文论》一文。
(26) 笔者《期待文学强人》一书中《唉，艰难文论》一文。
(27) 后现代主义的“故事”，请参阅拙文《两岸三地“恶性西化”举隅》，载香港《文学研究》2006年创刊号。
(28) 黄霖的话见其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写的《总前言》，第8页。
(29) 参阅Zong- qi Cai（蔡宗齐），ed., A Chinese Li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fy Press,2001) 第13页及第79—81页。又：此书第13、14页提出了问题：像《文心雕龙》那样严谨而有体系的文论著作，为什么后世不再出现？为什么在清朝以前它几乎籍籍无闻？编著者认为应该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提出解答。其实，龚鹏程已尝试解答了，参阅方元珍：《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之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以及龚鹏程：《文学批评的视野》（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中《〈文心雕龙〉的价值与结构问题》一文。关于张少康的见解，请参阅张著：《文心与书画乐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相关文章。
(30) 关于张少康的见解，请参阅张著：《文心与书画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相关文章。
(31) 近年笔者发表的《文心雕龙》论文关于其理论体系以及理论应用的约有十篇，包括《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功用——用〈文心雕龙〉六观法评析白先勇的〈骨灰〉》（收于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2006年10月14－16日南京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办“两岸三地人文社会论坛·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学术研讨会”论文）；《请刘勰来评论韩剧〈大长今〉》（2007年8月16－17日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32) 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