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毅：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来源： http://www.xj71.com/2011/1101/643443_4.shtml

　　我认为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学习党史、加强党性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它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留下了很多启示，值得深刻总结。今天主要谈三个问题：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基本过程和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包括起因和条件两个方面，起因指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条件指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

　　第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

　　这个原因很复杂，争论也很多。王明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就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回避权力斗争，因为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存在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关键是要看争来权力是干什么的，为公还是为私？谁掌权能领导好这个党？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有宏伟抱负、远大理想的人，他很清楚想干大事必须要有权力。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很坦白地讲：“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毛泽东掌权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为了推动整个党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什么毛泽东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主要是因为在整风之前，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很不顺利，这主要反应在三个方面。
   

　　一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起点是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进了政治局，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明却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却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政权。周恩来在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说：“王明在四中全会后，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者。向忠发还是总书记，实际上是不能管事的。”

　　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党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就是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又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的中央机密，特别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他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到现在仍然被称为我们中共党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好当时我们党的钱壮飞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及时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通报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从而避免一场灾难。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抓个正着，他被捕以后很快叛变，过了两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毙。这一系列事件使上海中央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转移。王明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去江西苏区，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当时还是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认为中央还是应该留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临时中央又由哪些人组成呢？主要就是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

　　在此之前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一方面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够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另一方面据我个人推测，王明是有私心的，他想避过这阵风头之后，迟早还是要回国的，到时候从博古这样的年轻人手里把权力拿回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换了一个资历比较深的人，恐怕就没那么顺利。

　　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临时中央经过选举成为正式中央，这就使苏区开始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共产国际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遭受惨重损失，最后不得不开始长征。二是政治上的关门主义。我们说反围剿失败虽然主要是军事指挥失误造成的，但跟政治路线错误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教条主义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王明在1932年3月31日《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中说：“国民党的任何派别及其高级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当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以后，派人跟红军谈判，准备共同对付蒋介石，我们却迟迟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我们跟十九路军合作，就可以利用福建的港口来获得苏联援助，这对于打破敌人围剿、巩固发展苏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博古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后来十九路军失败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写过一篇笔记，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写的非常尖锐，现在原件在中央档案馆，一直没有全文公开。在这篇笔记里，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他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毛主席还说：“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非常不客气批评了教条主义者。

　　我们知道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博古对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了，毛泽东重新参加了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现在仍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但遵义会议也留下来一个尾巴，就是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仍然肯定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政治路线怎么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呢？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为了万无一失，他非常明智地不去攻击中央的政治总路线，他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因为当时时间紧迫、军情紧急，军事问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其他的事可以到以后慢慢再商量，而且军事问题也是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那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但如果要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张闻天和王稼祥就有可能不干了，就有可能跟毛泽东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后来说：“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我三人团便会分化”。张闻天后来也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可见那时他们还是认为政治路线没有错，所以留下了这么个尾巴。

　　到陕北稳定下来以后，这个尾巴就应该解决了。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1940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毛泽东这个主张在这个会议上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反对，张闻天这个时候还是坚持认为，当年的错误只是策略和方法上的失误，不是路线的错误，路线没有错。最后为了团结同志，毛泽东做了让步，他在为中央起草这次会议决议的时候，就没有再提到路线错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努力去解决“左”倾错误路线问题，但时机不成熟，没有成功，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党内的阻力，思想路线有分歧。那些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路线，怎么可能错呢？而毛泽东则认为，这些人虽然自称国际路线，实际上搞的就是教条主义，为了今后不再重蹈覆辙，就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改变。”

　　二是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我们前面讲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就是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王明是我们党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人，比毛泽东都要早。其中最著名的是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叫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把统一战线扩大到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只要抗日我们都应该去团结，不再说他们是帝国主义走狗。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非常明确地评价：“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王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叫关门他就关门，共产国际说开门他就开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国了，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规格前所未有。毛泽东还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把王明比喻成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的天兵天将。应该说毛泽东对王明的回国是欢迎的，张国焘当时也在现场，他后来在《我的回忆》里说：“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延安以前从未有过。”王明回国以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所以他这次回来感觉非常好，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钦差大臣，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但最初的情况并不像张国焘预料的那样。王明回国之后，中央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都占了上风。

　　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是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这是王明回国后不久就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王明提出一个乐观口号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右倾的口号，因为他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服从于国民党，凡事都要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在这个会议上王明还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过于强调独立性。那时毛泽东也很赞成国共合作，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搞一切服从、一切经过。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圣旨”，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大多数人都倒向了他那一边，大家纷纷表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我们过去是把独立自主提的太高了。张闻天甚至承认：“这些错误我和毛是要负责任的。”

　　面对这种一边倒的情况，毛泽东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见，今后跟国民党要和为贵，其实他内心是很不情愿的。后来毛泽东在整风时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他甚至还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张国焘也看得很明白，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十二月会议以后，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四个人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负责跟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因为那时国民党把南京丢了，还没有搬到重庆。刚开始王明抱着满腔热情到武汉，准备和国民党好好合作一把，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个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是老党大党，现在已经在抗战了，共产党要想抗战的话，就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政党给取消了，合并到国民党中来。面对这种情况，王明不得不表示自己过去对国民党确实是太让步了，把国民党想象得太美好。那时斯大林出于苏联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使日本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同时他又认为中共的力量太弱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势力拖住日本。在抗战初期中共的力量确实很小，只有3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很明确地对当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你到中国去的任务就是援助国民党。崔可夫在《在华使命》中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在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给国民党，而不是给共产党，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的主要是少量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至于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斯大林为了让蒋介石帮他拖住日本，一再要求我们忍让，不要得罪蒋介石。在这情况下，王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但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去换取国民党的信任，还是要向国民党让步。所以后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言下之意就是说王明是站在苏联立场来看问题，而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
   

　　王明回国以后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是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七个统一”： 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客观来看有些提法对我们是有利的，比如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实质是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国民党。一共是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三人不同意王明的报告，而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四人都认为王明的报告是可行的，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在有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又附和王明。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是少数派，不得不对王明再次做出让步，本来毛泽东为了削弱王明对长江局的影响，想让王明在这次会议后留在延安不要去武汉了，但在开会之前，长江局就发电报说，开完会后王明仍然回武汉主持工作。
   

　　从以上两次会议情况来看，王明回国后，他的右倾思想在中央一度占了上风，这就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连周恩来也赞同他的观点，说明他的迷惑性有多大，这对抗战初期的局势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这虽然是翻彭德怀的旧账，是为了批彭德怀，但中央有点指挥不动这个情况在抗战初期确实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王明手中有共产国际的“圣旨”，而当时我们党内又弥漫着教条主义的气氛。为了克服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开展整风，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

　　三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的导火线。

　　在事变发生前国共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制定过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就是先下手为强，派15万精锐部队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以攻为守。但这个大胆的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那时苏联唯恐蒋介石不抗日，所以一再要求我们忍耐，不能首先挑起战争。崔可夫还安慰毛泽东说，蒋介石对新四军只是口头上吓唬一下而已，不会动真格的。没想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真的发生了，新四军损失惨重。

　　皖南事变给毛泽东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原本判断正确，认为蒋介石会动手，但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结果吃了大亏，这让他非常生气。事变发生后，他让周恩来去重庆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你们打算怎么办？他还让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以后不要再随便发表意见。

　　经过这件事毛泽东对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做了深刻反思，他认为今后再也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我们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了。而要保证这一点，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可以叫崔可夫不要再指手划脚，总不能叫斯大林也不再说话了吧，所以要想在根本上改变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关键在我们自己。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开展整风，使全党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毛泽东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

　　毛泽东能够发动整风运动的原因很多，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如果毛泽东一直是孤立的，他的命令出不了窑洞，怎么可能发动整风呢？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毛泽东提供了发动整风的条件，那就是在与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获得了最终胜利。

　　第一回合：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七大时将六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并称为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甚至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强调六中全会？因为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他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前面讲到王明是在1937年11月回国的，他回来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个职务就由王稼祥接任了，王稼祥待的时间不长，他回国后由任弼时来接任。王稼祥是1938年8月也就是六中全会前不久回到延安的，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口信：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解决。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抛弃了一贯听话的王明而选择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共产国际一直关注并且重视毛泽东。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国际是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1949年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这就使大家认为共产国际是始终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和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推翻了这种看法，证明了共产国际并没有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相反他们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马上把它翻译成俄文版和英文版，登在其官方刊物上，并且介绍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这种评价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另据统计，1929一1936年毛泽东的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出现了60多次。这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有些评价还相当高，比如把毛泽东称作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德。”
   

　　1930年外界传说毛泽东已经生病去世了，3月20日共产国际为此专门在《国际新闻通讯》发了一个讣告，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1930年共产国际就对毛泽东做了这样的“盖棺论定”，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即使是在毛泽东受排挤、打击的时候，共产国际也一直非常关注他，比如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权后，共产国际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把毛泽东请回来。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共产国际把毛泽东从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1934年1月的苏维埃二大，博古免去毛泽东原先担任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以张闻天代之。据王明说，莫斯科很不满意。

二是共产国际这时对王明有看法。王明尽管紧跟共产国际，但因为他常驻莫斯科，所以共产国际对他的缺点和毛病了解的一清二楚，如季米特洛夫刚开始对王明的印象还不错，两个人私交也很好，他还把王明的女儿认成干女儿。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印象越来越不好，认为他个人品质有问题。除了对王明的个人品质有看法之外，1938年苏联正好在大搞肃反，王明的后台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枪毙了，这就不仅使他失去了政治靠山，而且也使共产国际开始不信任他的立场。那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是专门负责考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他们给季米特洛夫写过一个书面报告里说，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而共产国际干部部认为，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因此，共产国际选择了毛泽东来当中共领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当大家听取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以后，都一致推举毛泽东当总书记，张闻天也提出让位，毛泽东当时推辞了一下，于是张闻天没有再坚持，他后来非常后悔，一再检讨这件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回合：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只是确立了毛泽东领袖地位，并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像王明这样的教条主义者还有可能卷土重来，但季米特洛夫指示，不要再纠缠历史问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忍耐下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3年。
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德国，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已经顾不上中共内部事务，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专门讨论过去10年的“左”倾错误路线问题。毛泽东首先做报告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博古、张闻天等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也都做了很深刻的自我批评。比如张闻天说：“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来，这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

　　在这个会议上王明也做了发言，但他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他说自己长期在莫斯科不在国内，所以跟苏区的错误没有关系，这其实是把博古推出来当替罪羊。当时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语气非常严厉，一口气提了15个问题，主要内容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共产党准备怎么改善跟国民党的关系，如果跟国民党破裂了，还可以跟哪些党派合作抗日。在得知季米特洛夫的这封电报以后，王明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开始对毛泽东表示不满，于是他说自己跟季米特洛夫的想法相同，毛泽东目前采取的政策太“左”了，不利于统一战线。他甚至表示要跟毛泽东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但王明最终还是失算了，他发言刚一结束，就遭到大家一致的批评，因为他做人太差了，把自己搞得非常孤立。其中任弼时的发言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任弼时在王稼祥回国以后也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跟季米特洛夫很熟悉，他向大家介绍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负面评价：滑头、拉帮结派、不够诚实、好出风头。大家都起来批评王明，这种情况下，王明因为太紧张，生病住院了，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也就一蹶不振。

　　延安整风的基本过程

　　延安整风有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整顿阶段和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第一，思想动员阶段是从1942年2月到4月。

　　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叫《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整风运动才广泛开展起来。这个报告后来在收入毛选的时候，题目改成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党校做整风的动员报告呢？主要是因为党校里有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而毛泽东说过，整风主要就是教育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他认为上面打通了，下面就好办了。
   

　　为了召开七大，很多根据地都选出七大代表，其中很多代表都到了延安。由于七大一再推迟，一直推到1945年才召开，这部分代表大多数被送到党校参加学习。七大召开时曾有过一个统计，出席七大的代表一共752人，其中来自中央党校的就有401人，由此可见中央党校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党校在整风之前的状况，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因为当时中央党校学员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简直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堡垒，必须首先攻破。毛泽东认为党校学员首先应该学习党史，所以1942年2月毛泽东改组了中央党校，下令停止所有课程，集中力量开展整风，并亲自在开学典礼上做动员报告。2月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延安整风就在全党广泛开展起来。

　　第二，整顿阶段是从1942年4月到1943年10月。

　　1942年4月到8月重点是整顿学风，1942年8月到12月重点整顿党风，1942年12月到1943年3月重点整顿文风，1943年3月到10月是审干运动阶段。

　　关于整风的内容，我们也做一些讲解。

　　首先，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

　　毛泽东非常痛恨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把主要矛头是指向了主观主义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他还说：“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

　　毛泽东痛恨主观主义简直到了一种深恶痛绝的程度。1942年4月，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叫《关于整顿党风》的报告，他提出，如果不能克服主观主义，“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的决心。

　　其次，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

　　毛泽东列举了很多表现形式，但他特别强调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这是针对王明。因为王明在武汉期间，曾经一再跟中央闹独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甚至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比如1937年12月2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1938年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递交了《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也发给延安一份，延安中央书记处觉得王明起草的这份文件不妥，另外发来了一份文件，要求他交给国民党，王明却说已经来不及了。

　　二是与延安分庭抗议，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我们前面说到王明回国后不久，中央召开一个十二月会议，他拿出一份名单，要求改选政治局，并且说这份名单是斯大林批准的。会议就通过了这份名单，一共选出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接下来的事情确实太出格了，在这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一段时间张国焘叛逃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又都还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山西，邓发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朱德、彭德怀、项英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经常去武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四个人常驻延安，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在武汉的长江局，所以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就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他还指责毛泽东、张闻天，说他们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这显然是公开向中央闹独立，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王明说武汉政治局委员多，就应该把书记处搬到武汉，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虽然武汉政治局委员有时比较多，但并不是始终都多。而且从中央书记处的构成来看，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一共有5个书记，跟后来的5大书记是不一样的。当时的5个书记中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4个书记都在延安，只有王明一个人在武汉，他反而是少数的，怎么可以反过来说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合法。
   

　　最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只强调一点，毛泽东个人在文风上是很有造诣的，他的文章写的生动、活泼，个性鲜明，一点都没有八股气，没有假话、空话、套话，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接下来不得不说的是延安整风也确实出现了一点偏差，那就是发生了审干运动扩大化，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当时国共虽然合作，但明争暗斗始终存在，所谓明争就是武装斗争、军事摩擦，所谓暗斗就是派特务潜伏、搞破坏，这就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于是在整风中加入了审查干部这项内容。客观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较短时间几万人涌入延安以后，对这些人尤其是对干部加以审查是必要的，问题就在于审干工作到后来明显扩大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专门负责反特工作，在他手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拯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群众抓特务，美其名曰是拯救失足者，这就把审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简称抢救运动。

　　后来抓的人越来越多，康生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原先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
   

　　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短短半个月，延安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理出1万5千名特务。延安警卫团，80%－90％的人被打成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幸免。晋西北师范学校，99％被打成特务，当地老百姓都不把它叫师范学校，叫做特务学校，专门培养特务的。

　　后来抢救运动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荒唐，被抓到的特务最小的据说只有6岁，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后来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道歉。他在中央党校道歉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给大家敬个礼，如果你们不表示态度，我的手就不放, 下来。

　　我们今天看审干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从原来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后来的暴风骤雨，这是由于过分夸大敌情而引起的。当时国民党确实派了特务来，到底是多少？现在数目都不是很清楚。有人说几十，有人说几百，我个人比较倾向于400多，但当时却估计至少有1万多特务，甚至说全国根据地的特务加起来有10万大军，这无疑是过分夸大了敌情，导致了抢救运动扩大化。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看，抢救运动之所以扩大化还有它更深一层的原因，这种盲目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本身是不妥当的。反特本来是一件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应该由专业部门负责。而且当时我们边区保卫部门的经验也很丰富，已经破获了一系列案件，把该抓的特务几乎都抓到了。以至于蒋介石身边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是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桥梁，戴笠死后唐纵担任了保密局的副局长，到台湾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是蒋介石的亲信。他这话是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里写的，说明那时该抓的特务基本上都抓了，但我们却在1943年搞了一个抢救运动，而且采取的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这样不可避免的要造成过激行为，并且容易失控。在抢救运动后期，毛主席和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立即停止逼供，却没有马上停止下来，这说明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很难控制。

　　第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是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

　　在这个阶段，大家围绕党史上的若干问题，尤其是那些若干重大错误路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仍存在一些疑惑，比如王明和博古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他们仍是同志还是已经变成了敌人？他们把持的中央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些问题光靠讨论是讨论不出结果的，需要中央来做结论。所以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会议反复讨论和修改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大的修改就有14遍，毛主席亲自改了7遍，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个历史决议是非常慎重的。这个历史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结论，比如王明和博古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而不是党外问题，他们仍然还是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临时中央虽然在组织程序上有问题，但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所以并不是非法的。

　　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至此，延安整风顺利结束。

　　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第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拿整风前后做一个对比。我们党在成立不久，就是在二大的时候宣布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那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我们党长期以来，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看成金科玉律，照搬照抄。比如博古说过：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搞革命，只有苏联一个样板，不得不抄他的。而且当时我们连根据地都没有，大家又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所以党的经费绝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不得不受制于人。
   

　　当时的共产国际不仅在经费上援助我们，有的指示也是对的。比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最早是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提出来的，还有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这些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共产国际也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共产国际对我们的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苏联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给不给援助、给谁援助、给多少援助都是由苏联对华政策决定的，取决于苏联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并不考虑我们的民族利益。比如，1929年东北张学良出动武力强行收回了长期被苏联占据的中东铁路，苏联出兵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东路事件。那时国内所有的舆论都支持张学良，认为他这是爱国之举，都谴责苏联入侵。苏联却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中共表态反对，还说不要让资产阶级以叛国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祖国，共产国际甚至还要求中共提出一个“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完全是瞎指挥！

　　因此，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苏联情报人员在1943年5月31日致季米特洛夫电中说：“在收到您的电报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共产国际没有理解中共活动的条件，因此起了阻碍作用。”“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曾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那时毛泽东地位还不高，说话分量不够，所以这个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毛泽东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修订毛选时，为了避免苏联老大哥不高兴，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在的毛选还是这样，但实际上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全党还没有经过整风，仍然笼罩在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中，所以毛泽东的话也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甚至还有人反对，比如王明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要想破除这种阻力，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开展整风，打破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开展整风运动以后，当苏联跟德国开战后，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这时斯大林担心日本趁机从东边进攻苏联，所以三番五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出动主力部队去进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日军，骚扰一下，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这要在过去就是“圣旨”，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要求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这等于明确拒绝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非常尖锐地讽刺道：“‘武装保卫苏联’的提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或者是神经衰弱病患者的感觉,如果不是完全胡扯，就是一大半胡扯。我们通共只有几万武装，如何保卫得这许多?”

　　第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理论领域、思想领域基本上都被教条主义者垄断，毛泽东在党内虽然以擅长军事著称，大家都没有把他看作是理论家，甚至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嘲笑他只看过《孙子兵法》。到了陕北以后，毛主席发奋学习，刻苦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构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但这种思想并没有马上成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

　　当时国民党方面有一个理论家叫叶青，他在1941年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批判》，他在这本书里说，王明只是米夫的一个“黄口小儿”，跟着共产国际走，没有自己的理论，但是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两年以后，看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但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那些教条主义者看来，毛泽东那些文章离马列主义还太远太远，同样是在1941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当着毛泽东的面说：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我们现在都把这本书看作是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当时由张闻天负责的中宣部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文件来看待，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宣传。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来成为延安的重要文件，但当时毛泽东做完这个报告以后毫无影响，延安的各大报纸也没有宣传报道，一年以后才发表。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现在公认是延安整风的发动标志，但当时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只在第三版的右下角简单报道了这个消息。

　　由此可见在整风之前，毛泽东理论家的地位是不被承认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而当时王明理论家的地位非常高，王明的口才很好，做起报告来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时很多人特别是新党员都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经过延安整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明的路线垮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在七大上被写入了党章，这对于我们后来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偏差，那就是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在整风之前，毛泽东一般都是被称作领袖之一，当时被称作领袖之一的还有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但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成了唯一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也是这时出现的，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文章中歌颂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比如张闻天在1945年5月2日七大上的发言中说：“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不难看出这种文字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这就对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后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就是这种造神运动的受害者。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歌颂，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尤其可贵的是，面对这种歌颂和赞美，毛主席当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1943年，当时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决定借毛主席五十岁生日搞一个庆祝活动，趁机宣传一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当时就给凯丰写了一封信：生日决定不做，做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在1945年讨论历史决议时他又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不会逾矩的。”这就说明当时毛主席是非常谦虚的，也正是这种谦虚，使他领导我们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党内斗争主要采取的是苏联搞肃反的那套做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这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很多人，其中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的很厉害，杀掉了一大批红军将领和几千名红军，结果把根据地弄丢了，只好跑到四川去。

　　毛泽东在七大时反思说，内战时期在肃反的问题上我们走过一段痛苦的弯路，搞错了很多人。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还多次提出我们的整风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保留下来。

　　正是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延安整风成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很多人后来都回忆，延安整风让他们终身受益。李维汉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也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蒋介石也从延安整风中受到启发，1947年9月国民党也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指出：“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内容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后来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更是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搞了改造运动，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鉴了延安整风。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报告人为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副主任　）